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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春月，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元勋费孝通教授，因病辞世，享年95岁。由于他在为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特殊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称他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赞颂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评价他崇高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怀念。
费老是最早倡导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学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末期，费孝通先生在英国留学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被公认为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和理论发展上的里程碑。在这本书的结论里他就写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他还写道：“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之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这种历史的现实促使他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他后来一生“志在富民”扎下了根子。
但是农民如何致富？他的《江村经济》通过对开弦弓村（学名江村，属江苏省吴江县）的实地调查，真切的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而开始提出这个问题。1938年后，通过在云南农村的调查，使他进一步看到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1957年在《重访江村》中，他重新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的问题。此后20多年中由于他的言论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被划“右派”，失去了继续实地研究农民致富的条件。
80年代初，随着他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恢复，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第二次学术研究。1982年1月四访江村时，他调查的主题就是乡村工业在农村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年10月他又五访江村，1983年5月和10月又先后两次到江村做调查。在《九访江村》的文章中他写道：苏南的社队工业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为草根工业。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在许多人对兴办草根工业还处在犹豫观望状态、信心不足时，费孝通明确提出“无工不富”，而当一些地方一哄而上不注意产品质量时，他又及时提醒“有工不一定富”，关键在于提高素质，从设备、技术、人才、管理、质量等方面尽快适应经济的规律，不然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当时决策层对乡村工业的看法并不一致。费孝通顶着压力，凭借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草根工业的发展大声疾呼。终于邓小平说话了，赞扬“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的重要成果，是达到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从此，乡村工业赢得了一个天下皆知的响亮名称——乡镇企业，并迎来全国范围的更快发展，约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90年代初期，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超过1万亿元，与当时的国营工业平分秋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后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费老追踪研究“草根工业”的80年代，我当时正好在西安市长安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由于读了费老的大量作品，因此，对费老给予乡镇企业的呼吁支持感受特别深刻。当年我与有关同志调查撰写，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发的《社队企业在调整中也大有可为》的调研报告、被国家农业部以正式文件转发全国推广的《改革社办企业利润分配办法的调查》等，就是在费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果。所以说，他应该是我未见面的导师。
费老对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功绩卓著。早年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他就具体谈到“贸易区域和集镇”的问题。80年代初，当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他立即开始了对小城镇发展的调查研究。
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他首先在吴江县开始了调查工作。1983年9月，他以长篇调查报告提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论点，得出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接着通过对苏南、苏北数十个小城镇的扩大调查，又接连发表了《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 苏北初探》和《小城镇 新开拓》等系列调查报告。在为乡镇企业发展大声疾呼的同时，也为小城镇的发展鸣锣开道。通过一系列可靠数据，他形象地将小城镇比喻为“农村人口的蓄水池”，将为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出一条新路，也可以成为中国在世界上走出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他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引起广泛关注。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专写批语介绍。邓小平也感慨地说：“农村改革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大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段话富有深意地揭示了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迅速兴起与亿万农民加快致富的相互关系。
90年代中期，费孝通继续对浙江温州的龙港镇和广东东莞市的清溪镇等进行调查，以事实得出：持续多年的民工潮所以没有酿成大的社会动荡，是因为迅速兴起的千万个小城镇提供了足够有效的疏导渠道。据国家建设部统计80年代初全国建制镇为2200个。到1994年，建制镇增加到1.6万个，小城镇总数为5.5万个，10多年间，小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1.4亿人，真正成了海纳百川的农村人口蓄水池。
当年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介书生的主张，经过十五、六年的发展，进入90年代中期，小城镇的发展已列入中央政府整体规划和全面操作，出现全国性的发展热潮，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上成为执政党的明确主张。费孝通也因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获得号称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该奖基金会的授奖声明中称：费孝通为农村工业化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原则，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工业化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减轻大城市人口压力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中国空前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费老研究成果的启示下，我自己立足长安，30多年来也对小城镇的发展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跨世纪的伟业》、《为了长安的腾飞》、《小城建设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滦镇的启示：严把“生态关”更能促开发》的调研报告、论文、报告文学等30多篇，引起社会关注，不少成果被政府和有关方面采纳。2005年我自己还获得第二届中国百名管理科学杰出研究者称号，被邀请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会。对小城镇的研究，我将追随费老的足迹，与时俱进地深入坚持下去。
费老在浦东开发的决策中起了建设性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是费孝通整个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从村庄到小城镇后，80年代中后期，他又破题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开阔学术领域。此后，从1988年到1995年的8年中，他陆续开展的专题调查研究包括“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研究”、“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关于加快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关于加快渤海湾地区开发的若干建议”、“关于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建议”、“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岩溶地区扶贫开发的建议”、“关于京九铁路沿线发展的思路”等24项。其中有关上海浦东开发的建议受到各方的重视。
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后，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加快发展提高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更是举世瞩目。费孝通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经过深思，及时提出了“上海走什么路子”的问题。
是建设深圳式的上海，还是建设香港式的上海，是当时讨论的焦点。费孝通经充分分析提出：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最需要的不是深圳那样的“窗口”，而是能带动整体起飞的“龙头”。因此，上海的发展应站在更高层次上，使其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也就是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1990年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费孝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上海、江苏、浙江等省的代表经过进一步商讨，写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4月9日提交中共中央。4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约见费孝通，当面就建议听取意见。费孝通连续谈了1个多小时，受到江泽民的当场赞同。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费孝通的建议在后来关于开发浦东的决策中起了建议性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评价他“代表民盟中央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但是费老却谦虚地认为他有关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只是一篇大文章的破题。此外，费老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少数民族问题”、“市场模式探索”、“乡镇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也硕果累累。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化自觉、文化对话、文化包容”的思想，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他以在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先后获得“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富岗市亚洲文化大奖”及“霍英东杰出奖”等诸多大奖。
费老不仅是个大学者，而且是个大记者，大时代的大记者。他很用心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有人评论说，“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志在富民”是他终生的追求，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殚精竭虑为此奋斗了70多年。特别是晚年以古稀之躯行行重行行地奔走于大江南北投身调查研究，更让人兴叹和起敬。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费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弹奏的“富民曲”却依然动听响亮。他将启示人们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更加关注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问题，他将激励人们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作者单位：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费老是最早倡导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学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末期，费孝通先生在英国留学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被公认为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和理论发展上的里程碑。在这本书的结论里他就写道：“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他还写道：“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之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这种历史的现实促使他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他后来一生“志在富民”扎下了根子。
但是农民如何致富？他的《江村经济》通过对开弦弓村（学名江村，属江苏省吴江县）的实地调查，真切的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而开始提出这个问题。1938年后，通过在云南农村的调查，使他进一步看到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1957年在《重访江村》中，他重新提出了发展“乡土工业”的问题。此后20多年中由于他的言论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被划“右派”，失去了继续实地研究农民致富的条件。
80年代初，随着他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恢复，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第二次学术研究。1982年1月四访江村时，他调查的主题就是乡村工业在农村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年10月他又五访江村，1983年5月和10月又先后两次到江村做调查。在《九访江村》的文章中他写道：苏南的社队工业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为草根工业。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在许多人对兴办草根工业还处在犹豫观望状态、信心不足时，费孝通明确提出“无工不富”，而当一些地方一哄而上不注意产品质量时，他又及时提醒“有工不一定富”，关键在于提高素质，从设备、技术、人才、管理、质量等方面尽快适应经济的规律，不然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当时决策层对乡村工业的看法并不一致。费孝通顶着压力，凭借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草根工业的发展大声疾呼。终于邓小平说话了，赞扬“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的重要成果，是达到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从此，乡村工业赢得了一个天下皆知的响亮名称——乡镇企业，并迎来全国范围的更快发展，约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90年代初期，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超过1万亿元，与当时的国营工业平分秋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后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费老追踪研究“草根工业”的80年代，我当时正好在西安市长安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由于读了费老的大量作品，因此，对费老给予乡镇企业的呼吁支持感受特别深刻。当年我与有关同志调查撰写，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发的《社队企业在调整中也大有可为》的调研报告、被国家农业部以正式文件转发全国推广的《改革社办企业利润分配办法的调查》等，就是在费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果。所以说，他应该是我未见面的导师。
费老对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功绩卓著。早年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他就具体谈到“贸易区域和集镇”的问题。80年代初，当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他立即开始了对小城镇发展的调查研究。
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他首先在吴江县开始了调查工作。1983年9月，他以长篇调查报告提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论点，得出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接着通过对苏南、苏北数十个小城镇的扩大调查，又接连发表了《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 苏北初探》和《小城镇 新开拓》等系列调查报告。在为乡镇企业发展大声疾呼的同时，也为小城镇的发展鸣锣开道。通过一系列可靠数据，他形象地将小城镇比喻为“农村人口的蓄水池”，将为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出一条新路，也可以成为中国在世界上走出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他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引起广泛关注。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专写批语介绍。邓小平也感慨地说：“农村改革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大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段话富有深意地揭示了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迅速兴起与亿万农民加快致富的相互关系。
90年代中期，费孝通继续对浙江温州的龙港镇和广东东莞市的清溪镇等进行调查，以事实得出：持续多年的民工潮所以没有酿成大的社会动荡，是因为迅速兴起的千万个小城镇提供了足够有效的疏导渠道。据国家建设部统计80年代初全国建制镇为2200个。到1994年，建制镇增加到1.6万个，小城镇总数为5.5万个，10多年间，小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1.4亿人，真正成了海纳百川的农村人口蓄水池。
当年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介书生的主张，经过十五、六年的发展，进入90年代中期，小城镇的发展已列入中央政府整体规划和全面操作，出现全国性的发展热潮，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上成为执政党的明确主张。费孝通也因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获得号称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该奖基金会的授奖声明中称：费孝通为农村工业化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原则，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工业化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减轻大城市人口压力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中国空前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费老研究成果的启示下，我自己立足长安，30多年来也对小城镇的发展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跨世纪的伟业》、《为了长安的腾飞》、《小城建设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滦镇的启示：严把“生态关”更能促开发》的调研报告、论文、报告文学等30多篇，引起社会关注，不少成果被政府和有关方面采纳。2005年我自己还获得第二届中国百名管理科学杰出研究者称号，被邀请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会。对小城镇的研究，我将追随费老的足迹，与时俱进地深入坚持下去。
费老在浦东开发的决策中起了建设性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是费孝通整个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从村庄到小城镇后，80年代中后期，他又破题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一步开阔学术领域。此后，从1988年到1995年的8年中，他陆续开展的专题调查研究包括“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研究”、“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关于加快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关于加快渤海湾地区开发的若干建议”、“关于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建议”、“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岩溶地区扶贫开发的建议”、“关于京九铁路沿线发展的思路”等24项。其中有关上海浦东开发的建议受到各方的重视。
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后，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加快发展提高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放开发更是举世瞩目。费孝通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经过深思，及时提出了“上海走什么路子”的问题。
是建设深圳式的上海，还是建设香港式的上海，是当时讨论的焦点。费孝通经充分分析提出：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期，最需要的不是深圳那样的“窗口”，而是能带动整体起飞的“龙头”。因此，上海的发展应站在更高层次上，使其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也就是说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1990年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费孝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上海、江苏、浙江等省的代表经过进一步商讨，写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4月9日提交中共中央。4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约见费孝通，当面就建议听取意见。费孝通连续谈了1个多小时，受到江泽民的当场赞同。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费孝通的建议在后来关于开发浦东的决策中起了建议性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评价他“代表民盟中央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但是费老却谦虚地认为他有关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只是一篇大文章的破题。此外，费老在“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少数民族问题”、“市场模式探索”、“乡镇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也硕果累累。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强调世界各民族“文化自觉、文化对话、文化包容”的思想，都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他以在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工作中的杰出贡献，先后获得“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富岗市亚洲文化大奖”及“霍英东杰出奖”等诸多大奖。
费老不仅是个大学者，而且是个大记者，大时代的大记者。他很用心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历史风云。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有人评论说，“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志在富民”是他终生的追求，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殚精竭虑为此奋斗了70多年。特别是晚年以古稀之躯行行重行行地奔走于大江南北投身调查研究，更让人兴叹和起敬。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费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弹奏的“富民曲”却依然动听响亮。他将启示人们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更加关注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问题，他将激励人们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作者单位：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