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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不同历史的阶段,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对国外不同学派有关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中国有关经济周期驱动因素的研究进行总结评述,以期对未来中国新常态时期新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地识别和判断,进而合理预测未来经济周期的走向以及趋势,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波动;驱动因素
一、引言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体系运行中经济繁荣与经济衰退交替出现的一种周期性景象。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关经济周期原因,经济波动的驱动因素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对传统的经济周期的测度、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以及国际经济周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专门针对国内经济波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基于国外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内有关经济周期更迭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拓展中国研究经济周期的新方向。
二、国外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
经济学各个主要流派的形成发展伴随着经济波动相关理论的成型和深化。1929 年至 1933 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让推崇市场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派在危机面前无能无力,他们既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危机形成的成因,也无法从政策上提供意见建议。凯恩斯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他反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和总供给只在特定的实物经济体系才相等,而在引入货币的经济体系中这一结论不成立。提出总需求管理的模型,强调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有效需求不足是大萧条产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干预的理论体系,认为要想缓解经济萧条,仅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主张依靠政府的作用对经济进行审时度势的干预, 以此消除或抑制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影响。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只对特定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经济做出反应,因此是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不能解释一般的经济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icks (1937) ,Samuelson(1989)两位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主要运用乘数-加速数理论对经济周期进行解释说明,该理论注重数学化的表达方法,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强调投资在经济周期运行中的多倍扩张作用,解释了经济系统中一个小的因素变动便会引起整个经济周期造成擾动的之一现象,是典型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具体而言,该流派认为新技术的兴起会促使投资增加,投资增加会通过乘数作用引起产出增加,产出的增加反过来又会通过加速数效应带动投资的进一步增加,继而又会引起收入进一步增加,如此循环往复,促使经济不断扩张,进入繁荣阶段,但当经济增长触碰到资源环境所能够承载的极限时,投资便会停止增长,扩张过程也因此停止,从而使经济陷入周期的衰退阶段。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看法也随着改变。以 Friedman( 1962)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也借此对主张相机抉择型宏观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从外生因素入手,强调货币冲击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会促使经济走向繁荣,反之,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减少会引致经济衰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Kydland 和 Prescott,1982)。该理论强调随机的实际因素冲击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供给出发,认为大部分经济波动是随机性的技术冲击导致的,属于典型的外生冲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的创新浪潮的出现起初会促使经济高速发展,但之后技术创新的动力缺乏会使经济逐步脱离繁荣,进入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
三、国内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为我国研究经济周期奠定了基础,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探讨经济周期改变的驱动因素,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陈彦斌(2005)通过设定修正模型对卢卡斯有关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忽视经济稳定这样的主张进行否定。陈昆亭,龚六堂(2004)综合考察人力资本、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素,通过构建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分析了考察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同时将其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有显著影响。
毕振豫(2017)构建包含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 DSGE 模型,对我国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供给冲击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力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率也随之加大。欧阳志刚,彭放平(2018)分析了新常态下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二者对经济长期趋势变化和短期周期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轮驱动下,新常态经济时期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供给侧因素在当前经济下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提出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高度重视总供给管理政策的建议。
庄子罐,崔小勇等(2012),刘金全(2019)在构建DSGE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二部分的经济总量的波动能被预期冲击所解释,预期冲击是造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最主要的来源。
干春晖等(2011),刘刚(2015)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经济波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方向有显著差异,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涉及到产业的更新换代更易造成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有时甚至可以起到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产业类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强度也不同,第三产业由于自身的稳定性会对经济波动产生特殊作用,这种作用能的抑制经济的波动。 刘达禹,刘金全,赵婷婷(2016)基于TVP-VAR模型,研究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对我国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从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受成本约束的影响,广义货币政策减缓经济波动效果大打折扣,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另一种手段作用较为明显。
四、简评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们采用多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经济周期更迭进行研究,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主要从需求、供给、货币等方面论述了经济周期的成因。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周期研究逐步纳入了各种数学模型,也启发了此后经济研究中的数学工具的積极运用。近些年来,大部分研究者从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模型和方法研究了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常用模型主要包括RCK、VAR、DSGE等,不仅考察投资、技术、需求供给端,政府政策,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还从国际、世界观点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及特征,为探究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识别和判断中国新常态时期新经济周期的类型,预测或适当调整未来中国经济周期的走向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KEYNES,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Money,Interest and Employment[M].New York: Harcourt,1936.
[2]Hicks J R.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J]. Econometrica, 1937, Vol 5(2):147-159.
[3]Samuelson P A. Economics[M]. 13th Editions,New York: McGraw-Hill Inc.,1989.
[4]FRIEDMAN,M. and SCHWARTZ,A. J.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M].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2008.
[5]Kydland F E,Prescott E C.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J]. Econometrica, 1982,50(6):1345-70.
[6]Lerner A P,Friedman M.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62,57(297):211.
[7]刘金全,范剑青.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J].经济研究,2001(05):28-37+94.
[8]黄赜琳.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5(06):27-39.
[9]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10]丁纪岗.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脉络与经典学说回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06):105-106.
[11]宋清.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综述与评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6):59-60.
[12]黄桂田, 赵留彦. 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经济周期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0(6):1-16.
[13]欧阳志刚, 史焕平.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随机冲击效应[J]. 经济研究,2010(7):68-
[14]庄子罐,崔小勇,龚六堂,邹恒甫.预期与经济波动——预期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吗?[J].经济研究,2012,47(06):46-59.
[15]刘刚.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
[16]刘达禹,刘金全,赵婷婷.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基于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经验分析[J].经济学家,2016(10):13-21.
[17]毕振豫. 我国经济波动的驱动因素研究[D].吉林大学,2017.
[18]仝冰.混频数据、投资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7,52(06):60-76.
[19]刘金全,刘子玉.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周期更迭与驱动因素转换研究——兼论新周期的形成与识别[J].经济学家,2019(05):35-46.
[20]刘金全.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及其阶段性特征研究[C].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优秀成果汇编(2018年卷).: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2019:393-402.
[21]陈昆亭,龚六堂.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波动的研究——引入人力资本后的RBC模型[J].经济学(季刊),2004(03):803-818.
[22]李浩,胡永刚,马知遥.国际贸易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基于封闭与开放经济的RBC模型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7(05):17-26+41.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波动;驱动因素
一、引言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体系运行中经济繁荣与经济衰退交替出现的一种周期性景象。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关经济周期原因,经济波动的驱动因素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对传统的经济周期的测度、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以及国际经济周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专门针对国内经济波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基于国外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内有关经济周期更迭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拓展中国研究经济周期的新方向。
二、国外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
经济学各个主要流派的形成发展伴随着经济波动相关理论的成型和深化。1929 年至 1933 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让推崇市场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派在危机面前无能无力,他们既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危机形成的成因,也无法从政策上提供意见建议。凯恩斯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他反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和总供给只在特定的实物经济体系才相等,而在引入货币的经济体系中这一结论不成立。提出总需求管理的模型,强调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有效需求不足是大萧条产生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干预的理论体系,认为要想缓解经济萧条,仅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主张依靠政府的作用对经济进行审时度势的干预, 以此消除或抑制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影响。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只对特定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经济做出反应,因此是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不能解释一般的经济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icks (1937) ,Samuelson(1989)两位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主要运用乘数-加速数理论对经济周期进行解释说明,该理论注重数学化的表达方法,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强调投资在经济周期运行中的多倍扩张作用,解释了经济系统中一个小的因素变动便会引起整个经济周期造成擾动的之一现象,是典型的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具体而言,该流派认为新技术的兴起会促使投资增加,投资增加会通过乘数作用引起产出增加,产出的增加反过来又会通过加速数效应带动投资的进一步增加,继而又会引起收入进一步增加,如此循环往复,促使经济不断扩张,进入繁荣阶段,但当经济增长触碰到资源环境所能够承载的极限时,投资便会停止增长,扩张过程也因此停止,从而使经济陷入周期的衰退阶段。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看法也随着改变。以 Friedman( 1962)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也借此对主张相机抉择型宏观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从外生因素入手,强调货币冲击是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会促使经济走向繁荣,反之,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减少会引致经济衰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Kydland 和 Prescott,1982)。该理论强调随机的实际因素冲击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供给出发,认为大部分经济波动是随机性的技术冲击导致的,属于典型的外生冲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的创新浪潮的出现起初会促使经济高速发展,但之后技术创新的动力缺乏会使经济逐步脱离繁荣,进入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
三、国内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为我国研究经济周期奠定了基础,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外两个角度进行探讨经济周期改变的驱动因素,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陈彦斌(2005)通过设定修正模型对卢卡斯有关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忽视经济稳定这样的主张进行否定。陈昆亭,龚六堂(2004)综合考察人力资本、内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素,通过构建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分析了考察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同时将其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有显著影响。
毕振豫(2017)构建包含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 DSGE 模型,对我国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供给冲击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力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率也随之加大。欧阳志刚,彭放平(2018)分析了新常态下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二者对经济长期趋势变化和短期周期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轮驱动下,新常态经济时期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供给侧因素在当前经济下行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提出政府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高度重视总供给管理政策的建议。
庄子罐,崔小勇等(2012),刘金全(2019)在构建DSGE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二部分的经济总量的波动能被预期冲击所解释,预期冲击是造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最主要的来源。
干春晖等(2011),刘刚(2015)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经济波动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方向有显著差异,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涉及到产业的更新换代更易造成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有时甚至可以起到抑制经济波动的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产业类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强度也不同,第三产业由于自身的稳定性会对经济波动产生特殊作用,这种作用能的抑制经济的波动。 刘达禹,刘金全,赵婷婷(2016)基于TVP-VAR模型,研究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但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对我国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从政策调控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受成本约束的影响,广义货币政策减缓经济波动效果大打折扣,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另一种手段作用较为明显。
四、简评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们采用多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经济周期更迭进行研究,并对其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主要从需求、供给、货币等方面论述了经济周期的成因。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周期研究逐步纳入了各种数学模型,也启发了此后经济研究中的数学工具的積极运用。近些年来,大部分研究者从多个角度采用多种模型和方法研究了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常用模型主要包括RCK、VAR、DSGE等,不仅考察投资、技术、需求供给端,政府政策,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还从国际、世界观点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及特征,为探究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识别和判断中国新常态时期新经济周期的类型,预测或适当调整未来中国经济周期的走向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KEYNES,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Money,Interest and Employment[M].New York: Harcourt,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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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ydland F E,Prescott E C. 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J]. Econometrica, 1982,50(6):13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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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金全,范剑青.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J].经济研究,2001(05):28-37+94.
[8]黄赜琳.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5(06):27-39.
[9]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10]丁纪岗.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脉络与经典学说回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06):105-106.
[11]宋清.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综述与评析[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6):59-60.
[12]黄桂田, 赵留彦. 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经济周期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0(6):1-16.
[13]欧阳志刚, 史焕平. 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随机冲击效应[J]. 经济研究,2010(7):68-
[14]庄子罐,崔小勇,龚六堂,邹恒甫.预期与经济波动——预期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吗?[J].经济研究,2012,47(06):46-59.
[15]刘刚.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5.
[16]刘达禹,刘金全,赵婷婷.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基于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经验分析[J].经济学家,2016(10):13-21.
[17]毕振豫. 我国经济波动的驱动因素研究[D].吉林大学,2017.
[18]仝冰.混频数据、投资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7,52(06):60-76.
[19]刘金全,刘子玉.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周期更迭与驱动因素转换研究——兼论新周期的形成与识别[J].经济学家,2019(05):35-46.
[20]刘金全.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及其阶段性特征研究[C].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优秀成果汇编(2018年卷).: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2019:393-402.
[21]陈昆亭,龚六堂.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波动的研究——引入人力资本后的RBC模型[J].经济学(季刊),2004(03):803-818.
[22]李浩,胡永刚,马知遥.国际贸易与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基于封闭与开放经济的RBC模型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7(05):17-2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