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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偶涉《中国文化的命运》,顺藤摸瓜拈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走马观花之后,又掩卷而思,顿觉相见恨晚,击节称叹。对于梁先生,在我看来,最好的赞扬方式就是四个字“起立,鼓掌”。饱含使命感和一代儒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风骨。思想之灵气,学问之贯通,宏阔视野、深厚学养、绵密思想、真挚情怀无不令人动容,治学态度又极为凌厉干脆。且梁老二十八岁完成之作品,为之一惊也实在汗颜无地,意犹未尽,温故而知新,推敲俯仰间,觉非落笔不可。
一、文化三路向
据说其“文化三路向”的概念一出,学术界就沸腾了,光是书稿信札就不下五千。因没有仔细研究过这方面的学术,所以不敢从学术角度对其妄加指摘,讲明孰优孰劣,只是单从梁老本书的论证分析而言,感慨其见识和思力实在惊人。略过枝节,直抵文化和人生的本源问题。新儒学开山之作,一把欲扬先抑算是用到了极致。前端对西洋科学的赞美有多重,后端对这种实用功利主义下精神匮乏的反蚀就有多重。只是本書前半对洋、中、印三方文宗哲繁琐严谨的学术解读和介绍追溯于我看的较为浅薄感触不深,纯粹拿来完善思想逻辑,倒是后面比较争鸣阶段的某些观点倒是看得人津津有味、颇有感触。
首先是关于宗教。在没有接触本专业以前,我一直觉得宗教是毒药,万万要不得,后来写论文的缘故,对巫术、宗教、神话和科学的渊源做了一番梳理后,才发现宗教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特别是再对基督天主佛三大教的信仰教义有些许了解之后,才知晓原来宗教实在博大精深。此番从世事实乃无常之角度解读宗教存在之意义与必要性,提出其乃发乎情志之行为及慈悲自律之勇敢,倒是让人对宗教耳目一新,觉得与己有所关联,得以重做考量。特别是印度纯正佛教中一些禅味着实值得笃思。
其次是关于孔子。认识到自己此前一提到孔子就想到封建伦理三纲五常这种认知是极为不对。梁老讲其思想“一以贯之”,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孔子之不通则成至通。属“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比能与宇宙契合”的思想尤为巧妙。生生不息之根,正穷生死蕴,恒转如流,异生所以在缠。中庸至诚无息之说,所为近乎天磨,而彼宗所执之性非无垢,净识明矣。孔儒中还有一天命的概念。以前总觉得天命即让大家顺命,否认努力的必要因而万万要不得,此番知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活动自如,日新不已;拘碍流行,淹滞生机。天命不是一种消极的借口,而是一种积极的引导,也正是这种源乎内里的力量,才是所谓“刚”的力量,远强大于系之于物。同时引出孔子“不计较厉害”及其“生活之乐”两重概念,放在今日也绝不过时,值得深思。“计较厉害”可视为如今琐事计较、凡事直奔目的性价比这种态度的一种变体,曾前觉得终日碌碌便可换得心安,经历匆忙繁复似乎就可带来利得,有朝一日派上大用,理智计较将生活之账目算到极处,且自以为聪明务实无比,却恰恰缘此使生活趣味枯竭殆尽,患得患失乃使情志动摇,更甚溃裂横决。而所谓“知命”,孔子的应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且其不可只是在理智计算者看来认为不可,却不知其为实则直觉使然也。知命而仍旧奋发,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之谓,私欲本阴滞,私欲不遂而活力馁竭,颓丧疲倦者有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梁漱溟先生从这个角度深刻认识着儒家文化特别是其孔家文化的精髓,却也深刻感受着当世之人对西洋文化崇拜的狂热,一味地批儒反孔,想来不外乎为自己的愚昧找一出气筒替罪羊。千年来真正得其意者鲜矣,而自以为是妄加修改者却不在少数,终使得流传下来的真正具有含金量的思想信条屈指可数难成主流,呆板训条之糟粕反成文化。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维护纲常亦或维护统治,最终的结果都是将昔日原本的智慧钉上了耻辱柱,在变局之时更引得人人喊灭。
最后是关于人生。年纪轻轻谈人生似乎总有些老气横秋少年老成,但某些观念看法,我却觉得早早感悟远远好过中年甚至老年醒悟。
二、旧学者的态度
最近我看了很多民国学者的书籍和访谈记录,学术上的感悟且不说,旧学者的态度是我感触很深的,借此文章我想把我看到和听到过的这些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记录下来,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但点滴处见宽阔,梁先生的著作读完,我就愈发觉得文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
清華首任校长罗家伦先生在一篇怀念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墙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到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可以说是看着中国从旧时代转向现时代的领军人物,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是真爱,不然不会轻易流下男儿泪。
从这些学者身上,结合了梁老的书,我一直在想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事实上民国时期很多旧学者都是满怀爱国的激情的,他们不仅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更是让人尊敬。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常见。这些旧学者及时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一条,读书人总是能分的清黑白的,好的东西会一直留在他们的骨子里,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我们现在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那旧学者的这些感情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喜欢从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渊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他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不免要问到,这些旧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我想这也是梁老想要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找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认识,反正于我而言,是很怀念那些失去了的东西的。我眼睛所看到的中国,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并没有全盘西化,我们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孔子的东西仍旧被敬重,中医仍然坚强的活在今天。我眼睛所看到的中国,对西方种种技术、思想、科学极其包容,努力的学习着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更好的种种能力,各个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全。有人说今日中国的种种状态都归功于改革的力量,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糊涂话,我是完全不信的,梁老在书中的话,正在逐渐实现。
三、先生的傲骨
回到本书感慨一下梁漱溟前辈强大的内心力量。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颇为执拗且有些自负的男人,但这种自负却是一种让人敬仰的自负。回想戴晴的报告文学“最后一个儒家”,还有梁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峙而立,一边是魁梧身躯且革命精英们崇拜的国家领袖,另一边是瘦弱书生,凭借着他的信仰。再忆到文化革命开始时,梁被围攻批斗,之后,革命群众责问:悔改吗?梁的回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解放前在延安和毛主席的八次交谈,两次通宵达旦。解放后在政协会议上和毛主席的激烈争吵,一边是打下江山的开国主席,一边是空有一身风骨的文弱书生,想想便觉得这大概才是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样子吧。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简介:董辉(1992—),女,江苏盐城人,学历:研究生,就读于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偶涉《中国文化的命运》,顺藤摸瓜拈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走马观花之后,又掩卷而思,顿觉相见恨晚,击节称叹。对于梁先生,在我看来,最好的赞扬方式就是四个字“起立,鼓掌”。饱含使命感和一代儒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风骨。思想之灵气,学问之贯通,宏阔视野、深厚学养、绵密思想、真挚情怀无不令人动容,治学态度又极为凌厉干脆。且梁老二十八岁完成之作品,为之一惊也实在汗颜无地,意犹未尽,温故而知新,推敲俯仰间,觉非落笔不可。
一、文化三路向
据说其“文化三路向”的概念一出,学术界就沸腾了,光是书稿信札就不下五千。因没有仔细研究过这方面的学术,所以不敢从学术角度对其妄加指摘,讲明孰优孰劣,只是单从梁老本书的论证分析而言,感慨其见识和思力实在惊人。略过枝节,直抵文化和人生的本源问题。新儒学开山之作,一把欲扬先抑算是用到了极致。前端对西洋科学的赞美有多重,后端对这种实用功利主义下精神匮乏的反蚀就有多重。只是本書前半对洋、中、印三方文宗哲繁琐严谨的学术解读和介绍追溯于我看的较为浅薄感触不深,纯粹拿来完善思想逻辑,倒是后面比较争鸣阶段的某些观点倒是看得人津津有味、颇有感触。
首先是关于宗教。在没有接触本专业以前,我一直觉得宗教是毒药,万万要不得,后来写论文的缘故,对巫术、宗教、神话和科学的渊源做了一番梳理后,才发现宗教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特别是再对基督天主佛三大教的信仰教义有些许了解之后,才知晓原来宗教实在博大精深。此番从世事实乃无常之角度解读宗教存在之意义与必要性,提出其乃发乎情志之行为及慈悲自律之勇敢,倒是让人对宗教耳目一新,觉得与己有所关联,得以重做考量。特别是印度纯正佛教中一些禅味着实值得笃思。
其次是关于孔子。认识到自己此前一提到孔子就想到封建伦理三纲五常这种认知是极为不对。梁老讲其思想“一以贯之”,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孔子之不通则成至通。属“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比能与宇宙契合”的思想尤为巧妙。生生不息之根,正穷生死蕴,恒转如流,异生所以在缠。中庸至诚无息之说,所为近乎天磨,而彼宗所执之性非无垢,净识明矣。孔儒中还有一天命的概念。以前总觉得天命即让大家顺命,否认努力的必要因而万万要不得,此番知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活动自如,日新不已;拘碍流行,淹滞生机。天命不是一种消极的借口,而是一种积极的引导,也正是这种源乎内里的力量,才是所谓“刚”的力量,远强大于系之于物。同时引出孔子“不计较厉害”及其“生活之乐”两重概念,放在今日也绝不过时,值得深思。“计较厉害”可视为如今琐事计较、凡事直奔目的性价比这种态度的一种变体,曾前觉得终日碌碌便可换得心安,经历匆忙繁复似乎就可带来利得,有朝一日派上大用,理智计较将生活之账目算到极处,且自以为聪明务实无比,却恰恰缘此使生活趣味枯竭殆尽,患得患失乃使情志动摇,更甚溃裂横决。而所谓“知命”,孔子的应对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且其不可只是在理智计算者看来认为不可,却不知其为实则直觉使然也。知命而仍旧奋发,永远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之谓,私欲本阴滞,私欲不遂而活力馁竭,颓丧疲倦者有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梁漱溟先生从这个角度深刻认识着儒家文化特别是其孔家文化的精髓,却也深刻感受着当世之人对西洋文化崇拜的狂热,一味地批儒反孔,想来不外乎为自己的愚昧找一出气筒替罪羊。千年来真正得其意者鲜矣,而自以为是妄加修改者却不在少数,终使得流传下来的真正具有含金量的思想信条屈指可数难成主流,呆板训条之糟粕反成文化。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维护纲常亦或维护统治,最终的结果都是将昔日原本的智慧钉上了耻辱柱,在变局之时更引得人人喊灭。
最后是关于人生。年纪轻轻谈人生似乎总有些老气横秋少年老成,但某些观念看法,我却觉得早早感悟远远好过中年甚至老年醒悟。
二、旧学者的态度
最近我看了很多民国学者的书籍和访谈记录,学术上的感悟且不说,旧学者的态度是我感触很深的,借此文章我想把我看到和听到过的这些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记录下来,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但点滴处见宽阔,梁先生的著作读完,我就愈发觉得文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
清華首任校长罗家伦先生在一篇怀念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墙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到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可以说是看着中国从旧时代转向现时代的领军人物,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是真爱,不然不会轻易流下男儿泪。
从这些学者身上,结合了梁老的书,我一直在想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事实上民国时期很多旧学者都是满怀爱国的激情的,他们不仅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更是让人尊敬。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常见。这些旧学者及时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一条,读书人总是能分的清黑白的,好的东西会一直留在他们的骨子里,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我们现在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那旧学者的这些感情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喜欢从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渊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他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不免要问到,这些旧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我想这也是梁老想要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找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认识,反正于我而言,是很怀念那些失去了的东西的。我眼睛所看到的中国,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并没有全盘西化,我们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孔子的东西仍旧被敬重,中医仍然坚强的活在今天。我眼睛所看到的中国,对西方种种技术、思想、科学极其包容,努力的学习着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更好的种种能力,各个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全。有人说今日中国的种种状态都归功于改革的力量,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糊涂话,我是完全不信的,梁老在书中的话,正在逐渐实现。
三、先生的傲骨
回到本书感慨一下梁漱溟前辈强大的内心力量。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颇为执拗且有些自负的男人,但这种自负却是一种让人敬仰的自负。回想戴晴的报告文学“最后一个儒家”,还有梁与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峙而立,一边是魁梧身躯且革命精英们崇拜的国家领袖,另一边是瘦弱书生,凭借着他的信仰。再忆到文化革命开始时,梁被围攻批斗,之后,革命群众责问:悔改吗?梁的回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解放前在延安和毛主席的八次交谈,两次通宵达旦。解放后在政协会议上和毛主席的激烈争吵,一边是打下江山的开国主席,一边是空有一身风骨的文弱书生,想想便觉得这大概才是知识分子理应具有的样子吧。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简介:董辉(1992—),女,江苏盐城人,学历:研究生,就读于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