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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起先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与修辞手段存在，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和诗歌创作原则的变化，“兴”的含义也不断丰富起来。它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对其美学演变的探析颇有意义。
【关键词】：“兴”；美学演变；政教功用；审美
“兴”的含义是随着时代发展和诗歌创作原则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的，从《诗经》“赋比兴”开始初识“兴”，“兴”就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与修辞手段，往往与“比兴”并称。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室其家。”诗的开头以桃花起兴，比喻新妇美丽的颜容，祈祝新妇婚姻幸福美满，桃花与新妇之间也就是起兴与所咏之辞之间存在着比喻的关系。
孔子也曾多次提到“兴”，“兴”在孔子的诗学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此处的“兴”虽是指直抒胸臆，但是也突出强调了诗的社会功用。因此，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是政教之“兴”。
后来《毛诗序》分“诗有六类”，《毛诗序》释“兴”，从创作角度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兴起、发动。《毛诗》对“兴”的看法还体现在它对《诗经》的注释与题解中，通过对《诗经》文本的解释，表现出两汉儒人对传统“兴”的看法是继承发展的。他们认为《毛诗》所谓的“兴”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对“兴”的这两点要求，使得它与“比”有了明显的不同，除了更为功利化以外，内涵更为丰富；从欣赏的角度来说，也更为启人深思，韵味无穷，后来钟嵘《诗品序》中论“兴”为“文已尽而意有馀”，即是从这一方向出发的。
到魏晋六朝时期是审美之“兴”。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兴”的作用，兴能体现一个诗人的气质，兴，韵味最浓，最有情趣，也最见功力。
刘勰也强调“兴”的作用，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比兴篇》，对比兴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文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他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指“兴”是发端，引起情感。若仅观这些，刘勰对赋比兴的讨论似乎新意不多；但刘勰绝没仅仅停留在对前人意见的归纳上，他为比兴充实了不少新内容：一，交代了怎样具体实施比兴。他认为“比”应“切类以指事”，即要按照喻体与被喻体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兴”要“依微以拟议”，即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二，揭示了运用比兴手法的动因和社会作用。“比则畜愤以斥言”，即运用“比”的方法，是因作者内心有愤懑蓄积，运用“比”能宣泄对社会的抨击；“兴则环譬以托讽”，即运用“兴”的方法更便于作者委婉曲折地寄托对社会的批判。三，就比兴来说，刘勰重视兴。他认为“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即“兴”体委婉曲折，能因小喻大，含意深厚，较之比体有更强的感染力。这种见解也颇深刻。
陆机《文赋》论创作的缘起时突出了“以情起兴”的特点。虽然他没有直接用“兴”这个概念，但是其中已经蕴含着对“兴”的理解和運用。西晋泰始年间的挚虞所作的《文章流别志论》，对传统比兴的解说作了一定的发展，他释“兴”为“兴者，有感之辞也。”所谓“有感之辞”，就是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的话语。他把汉儒眼里的动词“兴”解成了名词，而且转移到了诗的内容层面，这样就给诗灌输了真情实感和审美抒情的天然本质；对推动诗人作诗从感物、感事而不从教化目的出发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符合时人对“兴”的一般理解。
到了唐代，“兴”就成了审美与政教相结合的产物了。陈子昂对“兴寄”的呼唤，是对六朝几百年间久违了的托物言志文学观的恢复。他在《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有文献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他的“兴寄”说建立在文学特有的审美规律之上，将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将建安与正始年代兴托深远、情兼雅怨的文学精神发扬光大，以适应初唐年代中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生感喟与文学表达。
中唐时期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明确指出：“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在此，皎然很明确地把“比”和“兴”的界线分开了。“比”主要是着眼于物象的外部特征，“興”则主要着眼于物象潜在的寓意和感发作用。同时他还特别论述了运用兴法作诗，要“情多兴远”，“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不要拘于物象表层而要重“文外之旨”、“言外之意”。这显然是对钟嵘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宋代诗论家严羽作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沧浪诗话》中，就标举“兴趣说”，“兴”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方法，在“兴趣说”中具有特殊地位。“趣”是指可以“兴”的诗歌激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之后，读者所创造的以作品为基础而又高于作品的审美体认的境界。即诗人对于外界事物所触发起的某种情思，用意味隽永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来，一面抒发自己的感受，一面引起读者的审美趣味。总之，《沧浪诗话》中的“兴”是指诗歌具有的可能触发感动读者的审美特点，与“趣”连在一起就变得意蕴深厚，韵味持久
参考文献：
[1]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徐中玉.意境·典型·比兴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孟静，江苏连云港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16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摘要】：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起先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与修辞手段存在，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和诗歌创作原则的变化，“兴”的含义也不断丰富起来。它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对其美学演变的探析颇有意义。
【关键词】：“兴”；美学演变；政教功用；审美
“兴”的含义是随着时代发展和诗歌创作原则的变化而不断丰富的，从《诗经》“赋比兴”开始初识“兴”，“兴”就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与修辞手段，往往与“比兴”并称。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室其家。”诗的开头以桃花起兴，比喻新妇美丽的颜容，祈祝新妇婚姻幸福美满，桃花与新妇之间也就是起兴与所咏之辞之间存在着比喻的关系。
孔子也曾多次提到“兴”，“兴”在孔子的诗学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提出了“兴、观、群、怨”说，此处的“兴”虽是指直抒胸臆，但是也突出强调了诗的社会功用。因此，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是政教之“兴”。
后来《毛诗序》分“诗有六类”，《毛诗序》释“兴”，从创作角度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兴起、发动。《毛诗》对“兴”的看法还体现在它对《诗经》的注释与题解中，通过对《诗经》文本的解释，表现出两汉儒人对传统“兴”的看法是继承发展的。他们认为《毛诗》所谓的“兴”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对“兴”的这两点要求，使得它与“比”有了明显的不同，除了更为功利化以外，内涵更为丰富；从欣赏的角度来说，也更为启人深思，韵味无穷，后来钟嵘《诗品序》中论“兴”为“文已尽而意有馀”，即是从这一方向出发的。
到魏晋六朝时期是审美之“兴”。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兴”的作用，兴能体现一个诗人的气质，兴，韵味最浓，最有情趣，也最见功力。
刘勰也强调“兴”的作用，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比兴篇》，对比兴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文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他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指“兴”是发端，引起情感。若仅观这些，刘勰对赋比兴的讨论似乎新意不多；但刘勰绝没仅仅停留在对前人意见的归纳上，他为比兴充实了不少新内容：一，交代了怎样具体实施比兴。他认为“比”应“切类以指事”，即要按照喻体与被喻体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兴”要“依微以拟议”，即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二，揭示了运用比兴手法的动因和社会作用。“比则畜愤以斥言”，即运用“比”的方法，是因作者内心有愤懑蓄积，运用“比”能宣泄对社会的抨击；“兴则环譬以托讽”，即运用“兴”的方法更便于作者委婉曲折地寄托对社会的批判。三，就比兴来说，刘勰重视兴。他认为“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即“兴”体委婉曲折，能因小喻大，含意深厚，较之比体有更强的感染力。这种见解也颇深刻。
陆机《文赋》论创作的缘起时突出了“以情起兴”的特点。虽然他没有直接用“兴”这个概念，但是其中已经蕴含着对“兴”的理解和運用。西晋泰始年间的挚虞所作的《文章流别志论》，对传统比兴的解说作了一定的发展，他释“兴”为“兴者，有感之辞也。”所谓“有感之辞”，就是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的话语。他把汉儒眼里的动词“兴”解成了名词，而且转移到了诗的内容层面，这样就给诗灌输了真情实感和审美抒情的天然本质；对推动诗人作诗从感物、感事而不从教化目的出发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符合时人对“兴”的一般理解。
到了唐代，“兴”就成了审美与政教相结合的产物了。陈子昂对“兴寄”的呼唤，是对六朝几百年间久违了的托物言志文学观的恢复。他在《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有文献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他的“兴寄”说建立在文学特有的审美规律之上，将个人的深沉体验与社会人生意蕴凝为一体，将建安与正始年代兴托深远、情兼雅怨的文学精神发扬光大，以适应初唐年代中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生感喟与文学表达。
中唐时期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明确指出：“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在此，皎然很明确地把“比”和“兴”的界线分开了。“比”主要是着眼于物象的外部特征，“興”则主要着眼于物象潜在的寓意和感发作用。同时他还特别论述了运用兴法作诗，要“情多兴远”，“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不要拘于物象表层而要重“文外之旨”、“言外之意”。这显然是对钟嵘观点的继承与发展。
宋代诗论家严羽作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著作《沧浪诗话》中，就标举“兴趣说”，“兴”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方法，在“兴趣说”中具有特殊地位。“趣”是指可以“兴”的诗歌激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之后，读者所创造的以作品为基础而又高于作品的审美体认的境界。即诗人对于外界事物所触发起的某种情思，用意味隽永的语言形象地表达出来，一面抒发自己的感受，一面引起读者的审美趣味。总之，《沧浪诗话》中的“兴”是指诗歌具有的可能触发感动读者的审美特点，与“趣”连在一起就变得意蕴深厚，韵味持久
参考文献：
[1]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徐中玉.意境·典型·比兴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孟静，江苏连云港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16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