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澳大利亚“9号新闻”电视台的记者，但是每天早上醒来时，很少会知道当天要报道什么，这也正是电视新闻工作的迷人之处。然而，这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状况有时会一发不可收拾。2010年的6月1日就是如此，那天我原本正在休假。
耶路撒冷：两天没睡无报道
一支由6艘船舰组成的船队，准备运送援助物资前往加萨走廊，却在公海遭到以色列军方突袭，9位参与援助任务的人员死亡，其他则被以色列当局拘留，其中有5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包括《悉尼晨锋报》的文字记者保罗·麦吉欧夫与摄影记者凯特·葛瑞蒂。电视公司希望我赶到耶路撒冷进行现场连线报道，要在第二天晚间6点的新闻播出。这时刚过上午11点，我必须在3小时内赶到悉尼机场，和摄影师葛瑞格·马提尼会合。
以色列当地时间早上7点20分，我们抵达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我和以色列当地记者拉维德·迪佛合作过，他带我们直奔连线报道的地点。造访遥远的异国，昕起来是很美妙的经验，但我们一心只想着如何完成手上的工作。开车奔赴耶路撒冷途中，我没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忙着用黑莓机处理资讯，打电话回悉尼的办公室，分析各项最新信息的重要性。等我们终于抵达“连线地点”——耶路撒冷一幢大楼的屋顶时，距离设定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然而，离任务大功告成还早得很：5位澳大利亚人在这桩事件中被以色列当局扣留，我们得追查他们的下落。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得到消息，3架土耳其专机已经降落在特拉维夫，几个小时之内，所有被扣留的船队成员都将遣送到伊斯坦布尔。我们立刻赶回班古里昂机场，订了晚上8点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原本并不确定伊斯坦布尔就是遣送的目的地，不过后来各种迹象显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我们搭上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班机。
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们得知船队成员的飞机要再过7个小时，也就是凌晨3点才会降落。时间如此短暂，没有必要找旅馆，因此我们直接前往机场贵宾室，却发现已经有数百位记者等在里面。这起事件在全球各地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与各国媒体同行守在机场等待。算一算时间，我们已经超过两天没有好好睡觉。
凌晨2点一到，土耳其航空3架专机准时抵达，船队成员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澳大利亚籍记者麦吉欧夫与葛瑞蒂都平安无恙，我们一边录像，一边试图进行简短的专访，但麦吉欧夫说，他的上司不希望两人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悉尼展锋报》要保留独家报道权。这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我能谅解：如果易地而处，我也会遵守这个要求。
巴黎：送上一瓶法国香槟
伊斯坦布尔的报道工作告一段落，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这时悉尼应该是午餐时间。我倒头就睡，枕头的感觉无比美好。但是短短几个小时后，电视台的国际新闻主编大卫·麦康打电话找我：“老兄，看来莎曼珊·史托苏尔会拿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公司要你们赶到巴黎，越快越好。”
我们匆忙离开旅馆，赶到机场，搭乘最近一班飞往巴黎的飞机。谢天谢地，巴黎的采访工作没那么手忙脚乱。
史托苏尔是澳大利亚女子网球好手，一路挺进法国公开赛的冠亚军决赛，只可惜败给技高一筹的意大利女将法兰西丝卡·史琪雅弗妮。我和马提尼有幸亲临脱场观战，眼见史托苏尔功败垂成，实在万分惋惜。比赛结束，我见到了她，安慰鼓励之外也做了简短的专访，最后送上一瓶香槟——当然是法国香槟!虽然这并不是她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但还是让她绽放笑颜。
决赛是在早期六举行，我们订好星期一回悉尼的机票，周日则可以好好休息。然而电话再度晌起，又是麦康，他问我：“想不想去法国南部走一走?”
圣托佩兹：采访病患儿
澳大利亚国家足球代表队的门将布拉德·琼斯原本随队远征南非，备战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后来接到噩耗，他住在法国东南部圣托佩兹的4岁儿子路卡罹患血癌。我的最新任务是要找到琼斯，设法进行专访。刚开始我们毫无头绪，不知琼斯人在何方，也不知道他前妻(路卡的母亲)的名字。我们甚至不是很清楚琼斯的长相。手边只有一张从悉尼以电子邮件寄过来的照片。
我们决定前往法国最好的儿童医院，地点就在距离圣托佩兹不远的马赛。好不容易穿越马赛混乱的交通来到医院，我们走进大厅，四处张望。如果找到琼斯，我们会先关掉摄影机，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专访。如果他拒绝，我们会说声谢谢，立刻离开。马提尼和我都有子女，如果琼斯要我们走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走过大厅，马提尼轻拍我的肩膀，指着一位站在几米外的男子：“那个人是琼斯吗?”我只看得到对方的背影，于是高声叫道：“琼斯先生?”太神奇了，那位男子真的转过身来。我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问他是否愿意对着摄影机谈谈儿子的病情。琼斯打量了我一阵子，我想他一定会要我们离开，但他却表示要先到楼上的病房征询前妻的意见，待会儿再下来。
如果他一去不回，我也不会吃惊。但他还是回来了，接受我们的专访。他敞开心扉，娓娓道来儿子目前的状况，以及未来对抗病魔的苦战。
隔天，我们终于踏上回家的路程，这趟任务一共花了8天时间。毫无疑问，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新闻，等着我们去采访。
(编辑 王克峰)
耶路撒冷：两天没睡无报道
一支由6艘船舰组成的船队，准备运送援助物资前往加萨走廊，却在公海遭到以色列军方突袭，9位参与援助任务的人员死亡，其他则被以色列当局拘留，其中有5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包括《悉尼晨锋报》的文字记者保罗·麦吉欧夫与摄影记者凯特·葛瑞蒂。电视公司希望我赶到耶路撒冷进行现场连线报道，要在第二天晚间6点的新闻播出。这时刚过上午11点，我必须在3小时内赶到悉尼机场，和摄影师葛瑞格·马提尼会合。
以色列当地时间早上7点20分，我们抵达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我和以色列当地记者拉维德·迪佛合作过，他带我们直奔连线报道的地点。造访遥远的异国，昕起来是很美妙的经验，但我们一心只想着如何完成手上的工作。开车奔赴耶路撒冷途中，我没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忙着用黑莓机处理资讯，打电话回悉尼的办公室，分析各项最新信息的重要性。等我们终于抵达“连线地点”——耶路撒冷一幢大楼的屋顶时，距离设定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然而，离任务大功告成还早得很：5位澳大利亚人在这桩事件中被以色列当局扣留，我们得追查他们的下落。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得到消息，3架土耳其专机已经降落在特拉维夫，几个小时之内，所有被扣留的船队成员都将遣送到伊斯坦布尔。我们立刻赶回班古里昂机场，订了晚上8点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原本并不确定伊斯坦布尔就是遣送的目的地，不过后来各种迹象显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我们搭上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的班机。
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们得知船队成员的飞机要再过7个小时，也就是凌晨3点才会降落。时间如此短暂，没有必要找旅馆，因此我们直接前往机场贵宾室，却发现已经有数百位记者等在里面。这起事件在全球各地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与各国媒体同行守在机场等待。算一算时间，我们已经超过两天没有好好睡觉。
凌晨2点一到，土耳其航空3架专机准时抵达，船队成员受到英雄式的欢迎。澳大利亚籍记者麦吉欧夫与葛瑞蒂都平安无恙，我们一边录像，一边试图进行简短的专访，但麦吉欧夫说，他的上司不希望两人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悉尼展锋报》要保留独家报道权。这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我能谅解：如果易地而处，我也会遵守这个要求。
巴黎：送上一瓶法国香槟
伊斯坦布尔的报道工作告一段落，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这时悉尼应该是午餐时间。我倒头就睡，枕头的感觉无比美好。但是短短几个小时后，电视台的国际新闻主编大卫·麦康打电话找我：“老兄，看来莎曼珊·史托苏尔会拿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公司要你们赶到巴黎，越快越好。”
我们匆忙离开旅馆，赶到机场，搭乘最近一班飞往巴黎的飞机。谢天谢地，巴黎的采访工作没那么手忙脚乱。
史托苏尔是澳大利亚女子网球好手，一路挺进法国公开赛的冠亚军决赛，只可惜败给技高一筹的意大利女将法兰西丝卡·史琪雅弗妮。我和马提尼有幸亲临脱场观战，眼见史托苏尔功败垂成，实在万分惋惜。比赛结束，我见到了她，安慰鼓励之外也做了简短的专访，最后送上一瓶香槟——当然是法国香槟!虽然这并不是她梦寐以求的冠军奖杯，但还是让她绽放笑颜。
决赛是在早期六举行，我们订好星期一回悉尼的机票，周日则可以好好休息。然而电话再度晌起，又是麦康，他问我：“想不想去法国南部走一走?”
圣托佩兹：采访病患儿
澳大利亚国家足球代表队的门将布拉德·琼斯原本随队远征南非，备战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后来接到噩耗，他住在法国东南部圣托佩兹的4岁儿子路卡罹患血癌。我的最新任务是要找到琼斯，设法进行专访。刚开始我们毫无头绪，不知琼斯人在何方，也不知道他前妻(路卡的母亲)的名字。我们甚至不是很清楚琼斯的长相。手边只有一张从悉尼以电子邮件寄过来的照片。
我们决定前往法国最好的儿童医院，地点就在距离圣托佩兹不远的马赛。好不容易穿越马赛混乱的交通来到医院，我们走进大厅，四处张望。如果找到琼斯，我们会先关掉摄影机，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专访。如果他拒绝，我们会说声谢谢，立刻离开。马提尼和我都有子女，如果琼斯要我们走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走过大厅，马提尼轻拍我的肩膀，指着一位站在几米外的男子：“那个人是琼斯吗?”我只看得到对方的背影，于是高声叫道：“琼斯先生?”太神奇了，那位男子真的转过身来。我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问他是否愿意对着摄影机谈谈儿子的病情。琼斯打量了我一阵子，我想他一定会要我们离开，但他却表示要先到楼上的病房征询前妻的意见，待会儿再下来。
如果他一去不回，我也不会吃惊。但他还是回来了，接受我们的专访。他敞开心扉，娓娓道来儿子目前的状况，以及未来对抗病魔的苦战。
隔天，我们终于踏上回家的路程，这趟任务一共花了8天时间。毫无疑问，未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新闻，等着我们去采访。
(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