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能让人忘记一些东西，但有时也会无限放大疼痛。曾经有位年轻男诗人酒后倒在我怀里痛哭涕零，不断陈述他的悲惨遭遇，我差点也跟着泪流满面，因为觉得自己的遭遇恐怕还要比他悲惨十倍。第二天，这位年轻诗人果然风轻云淡，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回归生活。
　　还有位年轻诗人朋友，突然给我发来十几首诗，说以后再也不写诗了，很多事情都不想继续了，包括婚姻、工作等等。他说他想要毁掉一切重来。我很震惊，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和我说他的家事。或许是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吧，谁都有喜怒哀乐，谁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许说完会好受一点吧。我安慰他，凡事不要急躁，做决定更要慎重，但作为朋友我尊重他发自内心的选择。我向来不喜欢介入别人的家事，所以对他“想毁掉一切重来”的原因也毫不知情。奇怪的是，当天及接下来的几天，又看见他继续在朋友圈晒刚写的诗。不知道他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确实有那么一会儿很不舒服，毕竟谁都不喜欢反复无常。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我这样对自己说。我知道一个人内心极度困惑的时候，有多么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但像他这样的情况，是疼痛吗？真正的疼痛不可能说忘记就能忘得干干净净吧。
　　人这辈子撕心裂肺的疼痛应该不会太多，但总归会有那么几次，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有一个下雨天，一个人开车等候红灯时，看挡风玻璃上的雨水被风吹得往车顶蹿，看着看着突然我的情绪就失控了。那种突然泪崩的感觉，我至今也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是怎样的一种疼痛。
　　很多年前的某个黄昏，天空灰暗，在赣州贸易广场某家排档门口，我和同学柯搭了一张桌子，一边看着八一四大道车来车往，一边喝酒聊着心事。柯还没有回赣州的时候，我在这座城市没有一个同学，也没有什么真正交心的朋友，经常一个人到这马路的夜市喝啤酒，吃烧烤，周围人头攒动却没有一个能坐下陪我喝杯啤酒的人。我经常是一两瓶啤酒也能喝到深夜，等睡意浓了才返回出租屋蒙头大睡。柯的回归，让我的心事有了听众，让这条街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冷清。我们聊篮球聊工作当然也聊女人，但当话题指向家庭中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我胸中暗流涌动，嘴上语无伦次，泪水撕开眼皮冒出来。柯听着听着，突然就怒拍桌子，大声喊着什么。时至今日，很多东西都已变得模糊，那些矛盾也早就不复存在，但我依旧记得那个永不天黑的黄昏，闭上眼仿佛就能看见泪花闪烁在柯的眼里。
　　人最早的疼痛来自肉体，成长懂事以后才开始扩散到精神层面，像是慢慢具备了流浪气质。头痛脚痛肚子痛，或是皮肤上一道小小的伤口痛，只要人在大地行走抑或匍匐前行，都难免磕磕绊绊，蹭破点皮，流一点血。
　　在我们家乡，大人骂顽皮好动的孩子，经常会有这样一句口头禅：“跳跳通（动），总有一公（天）摔断你的左手右脚。”我的左手右脚，是在两个不同的日子里摔断的，它们都经历过伤筋动骨几十天的痛。左手是十岁左右从田埂一跃而下体验飞翔快感时骨折的，当时一根黄瓜藤绊住了我的右脚，尴尬地似“倒插葱”结束了飞翔。右脚是被潜伏在某个夜晚背后的长椅压伤的。露天电影还没开始时，我在三四米长的靠背椅上攀爬，长椅头重脚轻突然倒地，我听到右脚部位发出一声脆响，之后几十天几乎都是趴在母亲的背上完成走门串户的。左手的疼痛因为右手的动作如常有所抵消，而右脚的疼痛则让我尝尽苦头，每次触碰地面都感觉像被蜜蜂狠狠地蜇了一下。
　　肉体的疼痛扑面而来，从来不会拐弯抹角，就像我们呼啸而过的童年，来去如飞。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这歌声会从城市角落某家不起眼的小店飘出，我有时也会跟着哼唱，当然是五音不全的那种哼唱。长大以后的疼痛，九曲回环，更多的是出于精神的折磨，如果能跑起来，到远方去，或许就不会那么痛了吧。
　　这些时候，适当的情感宣泄和倾诉就很有必要，但如果倾诉的对象选错了，也往往酿成一场灾难。我尝试过将苦闷向最亲密的朋友倾诉，事后却被人当成笑柄，有些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撕破那张诉过苦的嘴。
　　真实能说出口的痛，都不是真正的疼痛，它们像是倒出身体的一摊苦水，一旦离开肉体便显得面目可憎，与灵魂不再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在我上班的地方，窗外黄花槐开得旺盛，风一吹就成群飘落，留下一地金黄。但第二天推开窗，感觉黄花槐依旧开得热烈。它们用新的金黄去弥合旧的伤口，用日复一日的沉默去阻击我们这些凡尘俗子的傷感。
　　五年前，爸安静地躺在老屋厅堂，我也许喊过最后一声爸，也许只在心里默念过这个字吧。那天从早到晚都像黄昏，天空阴沉沉，大地阴沉沉，空气也是阴沉沉。我迎来又送走了好几拨要债的，他们是杂货店老板、五金店老板，还有街上的屠夫，心里也变得阴沉沉。我听见了奶奶的叹息，母亲、姑姑和姐姐的哭泣，伴着唢呐的声音。
　　凌晨两三点，守灵的亲戚踩灭烟头，在走廊架起一张圆桌，在圆桌上摆好扑克牌，精气神顿时得到质的提升。我好像看见自己怒不可遏地冲向他们，掀翻桌子，发疯地破口大骂——时空突然静止，像录像突然卡带，不再更新画面——我看错了，我什么也没做，只是靠着家里的石灰墙壁发呆。亲戚们安静有序地摸牌、出牌、洗牌，偶尔会传来经过克制的那种细声细气、若有若无的说笑。每隔一段时间，亲戚们就会暂停一会儿，派人跑进厅堂查看香烛的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坐到那张圆桌旁的，先是看亲戚们打牌，后来干脆加入他们，陪打了好几圈。我无法描述靠近圆桌前身体里的两个自己经历了怎样一番厮杀，但我的确目睹了其中一个倒在了石灰墙壁下。
　　生，有时特别沉重，就像死会突然变轻。重不会拐弯抹角，轻却需要九曲回肠的经验和智慧。不过，一些人可能在“轻”的一端走得太远了。
　　前年，村里一名八十多岁的邻居生病去世，我们这些同族宗亲接到她儿子的电话后，都赶回去送别。这是几百年形成的一种默契，关于我们都要共同面对的“死”的默契。只是，回去后，我并没有看到悲伤的眼泪，没有深陷悲伤的氛围，一切都像例行的公事。人年纪大了，活着未必就是最佳选择，何况已逝的人哭也哭不回来。她的儿子儿媳没有熬过“头七”就收拾行李回去继续打工了。他们说在家一天就一天没有收入，人总得吃喝嘛。
　　“要是都像他们那样想，我们这些宗亲也不用回去了，来回车费也是钱啊！”
　　“人老惹人嫌！”
　　……
　　我觉得村人的议论自有道理，可农村的田地留不住人，农村的房屋留不住人，指望农村亲人的逝去留住人也难。现在农村人讨生活，还是要去大城市。
　　随着时代变迁，“死生事大”的“大”不再被条条框框束缚，但依旧能从中感受到某个底线的存在，尽管谁也不会知道逝去的人到底希望生者遵循哪一种法则——重或是轻。
　　我原本认为，所有奔腾的河流，都是用来治愈疼痛的河流，所有空旷的山谷，都是用来治愈疼痛的山谷，所有河流与山谷的回响，都是用来慰藉心灵的回响。这种回响，有时比松针坠落还要轻微。那些跟着心脏跟着脉搏跳动的疼痛，经过河流、山谷的清洗和净化后，会奇迹般的消失。后来才发现，有些人对疼痛是没有免疫力的，他们必须借助其他的事物才能让自己挺过去。
　　每个人抵抗疼痛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体质不同，人对疼痛的定义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有些疼痛在你身上也许微不足道，可在别人身上或许就能让他痛不欲生。一个“体质差”的人面对疼痛，可以倾诉、宣泄，也可以从别人那里求得帮助，但不应选择逃避，那是一条急速滑向深渊的陡坡。
　　我再次想起那位在我怀中痛哭的年轻男诗人，他能向我倾诉，倾倒干净体内的“垃圾”，然后继续愉快地写诗，没有因为害怕被人讥笑而毫不抵抗地滑向逃避深渊，这是好事。
　　从小到大懒散惯了，我不大懂得关心体贴人，在外工作很少给母亲打电话。不过，我很乐意帮她充话费，毕竟她眼睛不好使，使用智能手机也不熟练。前不久给她充了一百元话费，没几天便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那头很快传来母亲急切而略带责备的声音：“是不是又忘了帮我充话费？让你做点事怎么那么难？我手机都停机了，现在是用公用电话打给你的。”
　　“充了啊！”我一时蒙住，云里雾里，但在电话里仍坚持温和地对她说好每一句话，因为我和母亲身体里藏着相同的伤怀和疼痛——我还有我的河流、山谷，她却只有一个她的儿子。
　　我很快搞清了原委，今年3月，母亲去广州后改用了当地的号码，而我为她充值的，依旧是原来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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