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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分别参与各代表团或政协各界的讨论，细心的媒体发现，国家领导人面对媒体时的谈话风格有了微妙的转变，“家常话”的频频出现引起广泛关注。有舆论称，这种上下良性互动、改变权力层级制下形成的刻板紧张的话语体系的现象，让政治充满了人情味。
现象：个性化表达受追捧
两会期间，不少领导人的个性化表达受到媒体的热捧。
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在与辽宁兴城市四家村党委书记张文成交流时说：“咱们俩是同一年当的，我是1974年1月当的大队书记。”
在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发言后，习近平插话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他那风趣的话语引得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在谈及雾霾天气的时候，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他指出，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要面对新的问题，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是同时存在的。
3月6日，李克强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在现场与代表积极互动，鼓励代表积极发言，并亲切地安慰基层代表说：“你我都是代表，不要紧张。”讨论现场气氛轻松而又热烈，甚至出现了代表抢话筒发言的一幕。听完代表发言后，李克强正在围绕着建议和意见谈自己感受之时，临时冒出思路的湖南团全国人大代表萧安江突然插话。“要得，要得，你说吧！让他把‘锦囊妙计’说完嘛。”看到工作人员提醒萧安江缩短发言时间，李克强一边模仿着湖南方言，一边笑着说。
“人的毛病如果积累时间长了，改起来挺难的。比如吧，我这人驼背，身边人老是提醒我挺起（腰）来，这样对身体好。那天在主席台坐着时，我也有意识地挺起来，可挺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有媒体注意到，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作了上述一番绘声绘色的“自我调侃”，引发一阵笑声。
香港《大公报》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舒畅心情。这种局面的形成，既需要最高领导人具备开阔胸襟、务实作风、亲民情怀、个人魅力，也需要有健全的制度并真正贯彻落实。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两点得到高度融合。新一届领导人敢于也善于表现自己的幽默风趣，而代表委员们受此鼓励，更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甚至是带刺儿的话。这种上下良性互动、打破了以往权力层级制下形成的刻板紧张的话语体系的现象，让政治充满了人情味。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如今，公共关系越来越受重视，官员也越来越按照公共关系的原则来打造自己和政府的形象。
原因：官场奉行“言多必失”
对官场盛行官话的原因，学者表示，中国不管是官场还是传统文化里面有一种思想，叫做“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这使得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官员在公开发表讲话时显得尤为谨慎。
以频频出镜的新闻发言人为例，2011年8月，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尴尬离职之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蓦然发现，在如今的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业群体已经从机构的摆设转变成了“高危职业”，越说越错、遭遇公众口诛笔伐似乎成了政府新闻官员无法避免的尴尬。官场上“言多必失”“只说正确废话”等潜规则使得很多新闻发言人成为政府部门的摆设。
由此而论，无论是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建立媒体黑名单”事件，还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动车事故”后的不当言行，抑或更早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等等，都不应仅仅归结于新闻发言人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而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瓶颈的表现。
真正需要反省的不是发言人，而是发言人制度。
更多的公众担心，个性新闻发言人的陆续离开让那些继任者更加谨慎、少言，不敢面对媒体。这对于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或许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公共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部门一旦遇到公关危机，“无可奉告”之类的拙劣应对话语必然不能满足公众对事件真相的需求。政府官员需要放下架子，从话语体系上接近大众，而社会大众对官员说错话要有一定的宽容度，正如王岐山所言，只要不是政治错误，不是老说错话，偶尔说错话要宽容他，甚至可以考虑建立道歉的机制。
深思：须从制度层面改变“体制性拘谨”现状
媒体选择大幅报道领导人，各级官员的谈笑风生，这些不应仅仅看作花絮，而需要在新媒体、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与体制变革一起来考量，提出进一步的制度化诉求。
“官话依赖症”源自官民之间的话语鸿沟，还源自“体制性拘谨”。体制在中文里的另一个称谓叫制度（institution），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教授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对于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制度，人们往往将其看作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但其实不然。
制度是会思维的，制度的思维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但是，制度的思维与制度中人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维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制度逻辑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觉察到的制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制度思维的结果。这样一来，制度的事情了。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产生误判，并在行动层面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比如，在某种拘谨的思维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作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发生的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关系。
“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理由。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难以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发展阶段，社会在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冲破虚荣所造成的种种心灵深处的限制，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过分的虚荣，思想的偏狭，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维方式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维拘谨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是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近来，一些官员和学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涵义是什么？或许，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仅由国家领导人带头进行个性化表达还不够，应该从根本的制度层面排除抑制官员自由表达的因素，让更多的官员不怕说错话。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而“拉家常”是开启讨论的好方式。拉近官民距离，不妨从不说官话开始，但要彻底摆脱“官话依赖症”，恐怕还需要从制度层面破除条条框框。
现象：个性化表达受追捧
两会期间，不少领导人的个性化表达受到媒体的热捧。
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在与辽宁兴城市四家村党委书记张文成交流时说：“咱们俩是同一年当的，我是1974年1月当的大队书记。”
在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发言后，习近平插话说：“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他那风趣的话语引得代表们都笑了起来。
在谈及雾霾天气的时候，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他指出，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要面对新的问题，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是同时存在的。
3月6日，李克强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在现场与代表积极互动，鼓励代表积极发言，并亲切地安慰基层代表说：“你我都是代表，不要紧张。”讨论现场气氛轻松而又热烈，甚至出现了代表抢话筒发言的一幕。听完代表发言后，李克强正在围绕着建议和意见谈自己感受之时，临时冒出思路的湖南团全国人大代表萧安江突然插话。“要得，要得，你说吧！让他把‘锦囊妙计’说完嘛。”看到工作人员提醒萧安江缩短发言时间，李克强一边模仿着湖南方言，一边笑着说。
“人的毛病如果积累时间长了，改起来挺难的。比如吧，我这人驼背，身边人老是提醒我挺起（腰）来，这样对身体好。那天在主席台坐着时，我也有意识地挺起来，可挺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有媒体注意到，王岐山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作了上述一番绘声绘色的“自我调侃”，引发一阵笑声。
香港《大公报》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舒畅心情。这种局面的形成，既需要最高领导人具备开阔胸襟、务实作风、亲民情怀、个人魅力，也需要有健全的制度并真正贯彻落实。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两点得到高度融合。新一届领导人敢于也善于表现自己的幽默风趣，而代表委员们受此鼓励，更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甚至是带刺儿的话。这种上下良性互动、打破了以往权力层级制下形成的刻板紧张的话语体系的现象，让政治充满了人情味。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如今，公共关系越来越受重视，官员也越来越按照公共关系的原则来打造自己和政府的形象。
原因：官场奉行“言多必失”
对官场盛行官话的原因，学者表示，中国不管是官场还是传统文化里面有一种思想，叫做“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这使得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官员在公开发表讲话时显得尤为谨慎。
以频频出镜的新闻发言人为例，2011年8月，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尴尬离职之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蓦然发现，在如今的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业群体已经从机构的摆设转变成了“高危职业”，越说越错、遭遇公众口诛笔伐似乎成了政府新闻官员无法避免的尴尬。官场上“言多必失”“只说正确废话”等潜规则使得很多新闻发言人成为政府部门的摆设。
由此而论，无论是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建立媒体黑名单”事件，还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动车事故”后的不当言行，抑或更早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等等，都不应仅仅归结于新闻发言人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而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瓶颈的表现。
真正需要反省的不是发言人，而是发言人制度。
更多的公众担心，个性新闻发言人的陆续离开让那些继任者更加谨慎、少言，不敢面对媒体。这对于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或许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公共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部门一旦遇到公关危机，“无可奉告”之类的拙劣应对话语必然不能满足公众对事件真相的需求。政府官员需要放下架子，从话语体系上接近大众，而社会大众对官员说错话要有一定的宽容度，正如王岐山所言，只要不是政治错误，不是老说错话，偶尔说错话要宽容他，甚至可以考虑建立道歉的机制。
深思：须从制度层面改变“体制性拘谨”现状
媒体选择大幅报道领导人，各级官员的谈笑风生，这些不应仅仅看作花絮，而需要在新媒体、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与体制变革一起来考量，提出进一步的制度化诉求。
“官话依赖症”源自官民之间的话语鸿沟，还源自“体制性拘谨”。体制在中文里的另一个称谓叫制度（institution），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教授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对于这样一种外在于人的制度，人们往往将其看作是一种完全客观的东西，但其实不然。
制度是会思维的，制度的思维是通过人来进行的，但是，制度的思维与制度中人的思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制度的思维往往是通过一种特有的制度逻辑体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觉察到的制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制度思维的结果。这样一来，制度的事情了。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相对轻松的体制性思维，而“体制性拘谨”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产生误判，并在行动层面表现为举止失措或失当。比如，在某种拘谨的思维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中，仿佛重要的会议都应当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负面事情发生的祥和气氛中召开；但实际上，一个会议作出的决定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能起的作用，与那些偶然发生的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关系。
“体制性拘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过分的敏感。在这样一种拘谨的体制性思维所造成的过分敏感中，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理由。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难以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发展阶段，社会在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遭遇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冲破虚荣所造成的种种心灵深处的限制，用一种自信而坦荡的胸怀来面对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过分的虚荣，思想的偏狭，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思维方式的僵硬等，都是造成思维拘谨的重要原因，最终的结果是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近来，一些官员和学者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但在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解放思想的涵义是什么？或许，从“体制性拘谨”中走出来，形成一种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是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仅由国家领导人带头进行个性化表达还不够，应该从根本的制度层面排除抑制官员自由表达的因素，让更多的官员不怕说错话。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而“拉家常”是开启讨论的好方式。拉近官民距离，不妨从不说官话开始，但要彻底摆脱“官话依赖症”，恐怕还需要从制度层面破除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