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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文化培育。傅修延教授《江西生态读本》一书，让人看到富含生态智慧的赣鄱文化或可成为构建独特的地方生态文化的范本。赣鄱文化蕴含着回归大地、敬畏自然、顺应环境等生态思想，是世代江西人民在劳动实践中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以及谋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这样的生态智慧使江西成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宜居之地。运用生态批评理论解读江西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特有的文化传统，可以进一步挖掘其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同时考察其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贡献。
[关键词]生态文化;地域性叙述;赣鄱文化;《生态江西读本》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理念。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为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态文明建设呼吁生态文化的培育，不同的地域通常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江西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形成独一无二的赣鄱文化。赣鄱地区的先哲和劳动人民在长久的生存实践中构建了富含生态智慧的地方文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文化范式的参考;同时，赣鄱人民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模式借鉴。
一、赣鄱文化的生态批评视角解读
美国自然文学家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说：“自然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所有的成员都共同栖生于这个大家庭之中。现代文明应当重新唤起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并从中找出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①傅修延教授在其新著《生态江西读本》中指出，赣鄱大地在为人们提供栖息安顿之地的同时，也时常露出狰狞面目：鄱阳湖水春涨秋消、变幻莫测，水灾发生频繁，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赣鄱人民就是在与自然的联系和博弈中寻求一种平衡，形成既敬畏顺应又因势利导的生态智慧②。
独特的自然环境促使赣鄱人民努力认识自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性关系。但赣鄱人民不是盲目地利用自然，而是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怀有敬畏之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情感。他将这种情感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人们惧怕自然而产生的与自然之间非连续的情感，另一种是由于人们热爱自然而产生的与自然相连续的情感①。自然界中诸多互相对立的东西，给人类带来诸多助益的同时也造成很多伤害，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感情很矛盾，而对自然的惧怕与热爱都体现了生命的生物本质。
从唐宋以来，江西就有“与湖争田”的做法，用以扩大鄱阳湖地区的种植面积。雖然这种做法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同时也使得鄱阳湖湖岸线大幅缩短，人为地造成水灾“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范围广”②。由于水患频发，江西自古就有许逊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充分体现了江西先民与自然的破坏力相抗争进而战胜自然可怖一面的愿望。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寻求与自然和解的平衡点。正如罗尔斯顿所说，作为生物个体的人在面对给他不断施加压力的环境时也在努力地完善自己③。赣鄱地区的先民对于自然可怖和破坏的一面极力施展对抗手段，但在与自然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如果违背规律，一味向自然索取，一定会遭致洪水无情的惩罚。”④他们认识到“与湖争田”的恶果后，采取了顺应自然的“退田还湖”行动，且这一做法成效显著：1998年之后，大的洪水灾害再未困扰过赣鄱地区。敬畏自然、顺势而为的生态智慧指导着赣鄱人民尊重自然规律，努力实现回归大地、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活方式，进而发展出依附于赣鄱大地的地域文化。
生态批评中的处所理论强调“人对特定的、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place）、地域（region）的依附”⑤。处所就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它决定、影响和标记着人的生存特征、生态思想和生态身份，同时，这个自然区域也受到在其中生存的人的影响和呵护。”⑥特定的处所成为人独特的生存家园，而地球则是人类生存的大处所和家园，回归家园就意味着回归大地。进化使生物获得适应性，这既包括与环境的对立，也包括与环境的融合。人们需要一种“在家”的感觉。家园是靠文化建成的场所，但是家园也需要以自然为基础，即自然使我们有一种属于周围这块土地的感觉。然而自然并非随处便可为家，我们必须生活在心理学家所说的“建造的环境”中。不管这个环境是城市还是农村，它必须与大地的生命支撑系统紧密联系。这种与土地的联系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我们对自然的感情中既包含了与其相抵抗的因素，也包含了欣赏其中美好事物的方面。我们的情感有保护我们自身肌体的功能，同时也可将自我伸展开来，使之与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因此，处所理论强调人的生态身份即生态的自我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生态的自我认同考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自然处所，以特定的生态区域和整个地球生态位坐标，来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确认角色，以特定的处所和特定的景观来确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如何生存”⑦。由于将“我”与特定处所相联系，“我”便具备了独特的生态身份;而具有深刻区域烙印的生态身份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与区域的关系，使人能够从心理上依附于某一区域。如果这个区域即家园遭到破坏，个体的身份也将失去。
对家园的依附、眷恋以及由家园带来的个体的生态身份认同，会让人产生一种怀旧情感。这在赣鄱文化中有具体体现。为了纪念治水降服孽龙的许真君，江西人民在省内各地建造了500多座祭祀许逊的场所——万寿宫，庙会时祭拜的盛况是人山人海。即使江西人离开赣鄱大地，他们依然为了“维系乡谊、交流感情、寄托故里之思”①而建造万寿宫。据统计，江西省外有600多座万寿宫，都为旅居外地的江西籍移民建造，同时成为供同乡聚会使用的江西会馆，这是对地域情感和个体生态身份最有力的诠释。
对于我们生存的最大处所和家园——地球，罗尔斯顿则明确指出：我们的遗传基因已为这种与自然的交流、结合做了准备。对此罗尔斯顿举例说，在一项对300个天才的自传的研究中，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天才一般都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中有一段时间里，“自然界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使他们产生自己与自然过程有一种深刻的联系的感觉”②。有了孩提时代与自然的遭遇，成年后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他们常在回忆中返回那个时代，并将其作为创造力与创造冲动的源头。他们将这一源头描述为一种经历：他们不仅获得了意识之光，而且感到自己与外界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作为小孩既体验到一种与自然断裂的感觉，即与自然分离开来并有自己独特的同一性;也体验到一种与自然相连续的感觉，即自己重新建立了与自然过程的关系。孩子会因重新发现人类所赖以进化的自主的能动性而兴奋，但他们主要的兴奋点还在于自己内在于自然过程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与自然的联系多于对抗，浪漫多于悲剧③。而这种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仅来自于童年时亲密的熟悉感，更来自于祖辈们的记忆、命名、言语和感觉流传下来的神秘的心灵深处的认知”④。由此可见，回归大地、回归家园成为获取心灵能量、建构生态身份的途径。 赣鄱文化中回归大地的诉求，具体体现在禅宗的“农禅并重”和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农禅并重”指的是“对农业生产和禅学修炼予以同样的重视”，让僧人参加农业劳动并使其制度化的做法，使得“禅宗凭借自耕自养实现了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避免了其他宗派因供养不济而消歇的命运”⑤。从事农业劳作可以使人与土地发生紧密联系，走进自然、建立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从而尊重自然，得到的回报是大地持续地给人以物质和精神的支持。陶渊明的归隐田园也是回归大地而受益的典型范例。诗人躬耕田垄，亲身体验农耕的辛苦和乐趣，发现了田园的魅力和劳动之美，最终写出不朽诗篇。回归大地加强了人们与处所的物理的和心理的联系，在确定了个体生态身份的同时，个人对地域产生割舍不断的眷恋之情，必然会用心守护，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二、生态文明时代赣鄱生态智慧与实践的文化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化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即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贯穿赣鄱文化的一条主线。”⑥蕴含着回归大地、敬畏自然、顺应环境等生态思想的赣鄱文化，是世代江西人民在劳动实践中走进自然、认识自然、谋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这样的生态智慧使江西成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宜居之地。富含生态智慧的赣鄱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化培育提供了最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例。
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是坚持一种“可承受的发展”，即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发展经济，同时又为后代留下“一湖清水”的鄱阳湖。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曾告诫人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建立在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的内容包括自然资源因素，应从长远的范围来看，而不能仅仅看产品的产量和流通量。一个国家如果夷平森林、抽干地下水并且冲走地表土壤，那么它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不稳定的未来，其最终代价是走向灭亡①。赣鄱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当今以牺牲环境换发展的模式提供了可操作、可借鉴的样本;同时，赣鄱地区前人积累下来的“宜陶则陶，宜稻则稻，宜纸则纸”的产业选择思路，是顺应自然的最好实例。这种地域发展经验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增加了实践经验。我们应该走出现代文明的樊篱，对不顾后果地追求增长和盲目发展的欲望加以控制。发展必须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的生活，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所有生物生存条件的持续存有，保证生态不再继续恶化。目前，人们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应当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
江西的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原因之一是进行工业发展的同时不忽视对环境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体现“山是源，水是流，湖是库”科学生态观的“山江湖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为赣鄱地区的山林保护和生态保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江西人很早就认识到树木的益处，尤喜种樟树。茂盛的樟树林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净化了空气，这种自觉的环保意识逐渐发展成一种“带有约束性的刚性制度”②，也为经济适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人类盲目发展的危害还体现在人口无节制的、过度的增长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方面。马尔萨斯曾指出：人口呈指数增长，其后果必然是超过地球上有限资源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饥荒、骚乱和战争③。1999年10月12日前后，世界人口达到了60亿，并且还在以每年1.4%的速率增加，相当于每天增加20万人，即增加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这个速度虽然已经开始减缓，但由于基数太大，所以至今世界人口还在呈指数增长。戴斯·贾斯丁（Des Justin）在《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 Ethics）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增长成为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要为日益扩大的环境破坏负责，因为过度的人口会增加环境危害。人口越多，就需要更多的能源、房屋、食物、工作，并产生更多的垃圾和污染。若是追求更大的发展，就得忍受更多的污染带来的痛苦。甚至在21世纪之初，如干旱、侵蚀、城市扩大、农田丧失以及污染已经导致上千万的人成为“环境难民”，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无家可归的人群④。贾斯丁进一步指出，人口过量必然带来过度消费，而更大的灾难来自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为工业社会受消费驱动的生活方式比起人口规模来更是环境破坏的根源⑤。
人口的控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之下，赣鄱文化中很早就萌发了人类不应当盲目生育的宝贵思想”①。被称为“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记载了作者宋应星对人口盲目增长的担忧。早在1640年，宋应星就看到了人口按几何数字增加可能带来的恶果，“若是人口过快增加，必然导致有限的环境资源被消耗殆尽，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生存”②。赣鄱文化中超前的生态思想，为保持江西地区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平衡作出了贡献，也为生态文明时代控制经济的盲目增长，维持发展与生态平衡起到了警示作用。
赣鄱地区较好的自然环境为当地人们亲近自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赣鄱生态思想中回归大地、敬畏自然的理念恰恰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自然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土地、走进以灰色调为主的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在遠离自然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他们也被剥夺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其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的割裂。回归大地的生态理念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形成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观。在赣鄱文化中，回归大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其“耕读并重”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人们“在广袤大地上寻求到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安顿”③。这一人生实践为现代寻找灵魂的人类提供了易于操作的生活方式。自然为文学提供了原动力，又为诗人提供了心灵的归宿。江西特有的山水形态为陶渊明建构“桃花源”的意象提供了想象的基础，同时又赋予其生态敏感和超前意识。陶渊明不仅为自己寻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也为后人尤其是远离自然的现代人创造了一个精神故乡，使得“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在自己对大自然的想象中，添加了一个这样的‘乌托邦’”，人们可以开启一种“心灵逃逸模式——身体处在社会生活之中，心灵却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逸”④。陶渊明的诗文体现了“人类集体灵魂深处对于回归自然的渴望”，而渴望回归大地又“源于自然对人类心灵的早期影响，人类潜意识精神中始终有一部分内容是希望人类与自然相通”⑤。 借此，赣鄱地区的山水孕育出的生态文化，为现代人提供了回归自然的想象空间和途径指引。人们应该走进自然、感受自然，在自然当中找寻心灵的力量和持续生存下去的能量，这已经成为人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得以生存的需要。而赣鄱传统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也是对当今人们奢侈浮夸、浪费严重的生活习惯的一种纠正。
综上可见，“绿色生态是江西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⑥，富有生态智慧的赣鄱文化使得江西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中国的样板。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生态文化;地域性叙述;赣鄱文化;《生态江西读本》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理念。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为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态文明建设呼吁生态文化的培育，不同的地域通常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江西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形成独一无二的赣鄱文化。赣鄱地区的先哲和劳动人民在长久的生存实践中构建了富含生态智慧的地方文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文化范式的参考;同时，赣鄱人民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模式借鉴。
一、赣鄱文化的生态批评视角解读
美国自然文学家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说：“自然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所有的成员都共同栖生于这个大家庭之中。现代文明应当重新唤起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并从中找出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①傅修延教授在其新著《生态江西读本》中指出，赣鄱大地在为人们提供栖息安顿之地的同时，也时常露出狰狞面目：鄱阳湖水春涨秋消、变幻莫测，水灾发生频繁，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赣鄱人民就是在与自然的联系和博弈中寻求一种平衡，形成既敬畏顺应又因势利导的生态智慧②。
独特的自然环境促使赣鄱人民努力认识自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性关系。但赣鄱人民不是盲目地利用自然，而是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怀有敬畏之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情感。他将这种情感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人们惧怕自然而产生的与自然之间非连续的情感，另一种是由于人们热爱自然而产生的与自然相连续的情感①。自然界中诸多互相对立的东西，给人类带来诸多助益的同时也造成很多伤害，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感情很矛盾，而对自然的惧怕与热爱都体现了生命的生物本质。
从唐宋以来，江西就有“与湖争田”的做法，用以扩大鄱阳湖地区的种植面积。雖然这种做法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同时也使得鄱阳湖湖岸线大幅缩短，人为地造成水灾“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范围广”②。由于水患频发，江西自古就有许逊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充分体现了江西先民与自然的破坏力相抗争进而战胜自然可怖一面的愿望。在这个抵抗的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寻求与自然和解的平衡点。正如罗尔斯顿所说，作为生物个体的人在面对给他不断施加压力的环境时也在努力地完善自己③。赣鄱地区的先民对于自然可怖和破坏的一面极力施展对抗手段，但在与自然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如果违背规律，一味向自然索取，一定会遭致洪水无情的惩罚。”④他们认识到“与湖争田”的恶果后，采取了顺应自然的“退田还湖”行动，且这一做法成效显著：1998年之后，大的洪水灾害再未困扰过赣鄱地区。敬畏自然、顺势而为的生态智慧指导着赣鄱人民尊重自然规律，努力实现回归大地、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活方式，进而发展出依附于赣鄱大地的地域文化。
生态批评中的处所理论强调“人对特定的、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place）、地域（region）的依附”⑤。处所就是指：“人所依附的特定自然区域，它决定、影响和标记着人的生存特征、生态思想和生态身份，同时，这个自然区域也受到在其中生存的人的影响和呵护。”⑥特定的处所成为人独特的生存家园，而地球则是人类生存的大处所和家园，回归家园就意味着回归大地。进化使生物获得适应性，这既包括与环境的对立，也包括与环境的融合。人们需要一种“在家”的感觉。家园是靠文化建成的场所，但是家园也需要以自然为基础，即自然使我们有一种属于周围这块土地的感觉。然而自然并非随处便可为家，我们必须生活在心理学家所说的“建造的环境”中。不管这个环境是城市还是农村，它必须与大地的生命支撑系统紧密联系。这种与土地的联系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我们对自然的感情中既包含了与其相抵抗的因素，也包含了欣赏其中美好事物的方面。我们的情感有保护我们自身肌体的功能，同时也可将自我伸展开来，使之与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因此，处所理论强调人的生态身份即生态的自我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生态的自我认同考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自然处所，以特定的生态区域和整个地球生态位坐标，来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确认角色，以特定的处所和特定的景观来确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如何生存”⑦。由于将“我”与特定处所相联系，“我”便具备了独特的生态身份;而具有深刻区域烙印的生态身份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与区域的关系，使人能够从心理上依附于某一区域。如果这个区域即家园遭到破坏，个体的身份也将失去。
对家园的依附、眷恋以及由家园带来的个体的生态身份认同，会让人产生一种怀旧情感。这在赣鄱文化中有具体体现。为了纪念治水降服孽龙的许真君，江西人民在省内各地建造了500多座祭祀许逊的场所——万寿宫，庙会时祭拜的盛况是人山人海。即使江西人离开赣鄱大地，他们依然为了“维系乡谊、交流感情、寄托故里之思”①而建造万寿宫。据统计，江西省外有600多座万寿宫，都为旅居外地的江西籍移民建造，同时成为供同乡聚会使用的江西会馆，这是对地域情感和个体生态身份最有力的诠释。
对于我们生存的最大处所和家园——地球，罗尔斯顿则明确指出：我们的遗传基因已为这种与自然的交流、结合做了准备。对此罗尔斯顿举例说，在一项对300个天才的自传的研究中，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天才一般都回忆起自己孩提时代中有一段时间里，“自然界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使他们产生自己与自然过程有一种深刻的联系的感觉”②。有了孩提时代与自然的遭遇，成年后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他们常在回忆中返回那个时代，并将其作为创造力与创造冲动的源头。他们将这一源头描述为一种经历：他们不仅获得了意识之光，而且感到自己与外界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作为小孩既体验到一种与自然断裂的感觉，即与自然分离开来并有自己独特的同一性;也体验到一种与自然相连续的感觉，即自己重新建立了与自然过程的关系。孩子会因重新发现人类所赖以进化的自主的能动性而兴奋，但他们主要的兴奋点还在于自己内在于自然过程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与自然的联系多于对抗，浪漫多于悲剧③。而这种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仅来自于童年时亲密的熟悉感，更来自于祖辈们的记忆、命名、言语和感觉流传下来的神秘的心灵深处的认知”④。由此可见，回归大地、回归家园成为获取心灵能量、建构生态身份的途径。 赣鄱文化中回归大地的诉求，具体体现在禅宗的“农禅并重”和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农禅并重”指的是“对农业生产和禅学修炼予以同样的重视”，让僧人参加农业劳动并使其制度化的做法，使得“禅宗凭借自耕自养实现了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避免了其他宗派因供养不济而消歇的命运”⑤。从事农业劳作可以使人与土地发生紧密联系，走进自然、建立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从而尊重自然，得到的回报是大地持续地给人以物质和精神的支持。陶渊明的归隐田园也是回归大地而受益的典型范例。诗人躬耕田垄，亲身体验农耕的辛苦和乐趣，发现了田园的魅力和劳动之美，最终写出不朽诗篇。回归大地加强了人们与处所的物理的和心理的联系，在确定了个体生态身份的同时，个人对地域产生割舍不断的眷恋之情，必然会用心守护，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二、生态文明时代赣鄱生态智慧与实践的文化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化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即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贯穿赣鄱文化的一条主线。”⑥蕴含着回归大地、敬畏自然、顺应环境等生态思想的赣鄱文化，是世代江西人民在劳动实践中走进自然、认识自然、谋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这样的生态智慧使江西成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宜居之地。富含生态智慧的赣鄱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化培育提供了最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例。
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是坚持一种“可承受的发展”，即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发展经济，同时又为后代留下“一湖清水”的鄱阳湖。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曾告诫人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建立在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的内容包括自然资源因素，应从长远的范围来看，而不能仅仅看产品的产量和流通量。一个国家如果夷平森林、抽干地下水并且冲走地表土壤，那么它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不稳定的未来，其最终代价是走向灭亡①。赣鄱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当今以牺牲环境换发展的模式提供了可操作、可借鉴的样本;同时，赣鄱地区前人积累下来的“宜陶则陶，宜稻则稻，宜纸则纸”的产业选择思路，是顺应自然的最好实例。这种地域发展经验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增加了实践经验。我们应该走出现代文明的樊篱，对不顾后果地追求增长和盲目发展的欲望加以控制。发展必须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的生活，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保证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所有生物生存条件的持续存有，保证生态不再继续恶化。目前，人们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应当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
江西的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原因之一是进行工业发展的同时不忽视对环境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体现“山是源，水是流，湖是库”科学生态观的“山江湖工程”发挥了巨大作用，为赣鄱地区的山林保护和生态保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江西人很早就认识到树木的益处，尤喜种樟树。茂盛的樟树林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净化了空气，这种自觉的环保意识逐渐发展成一种“带有约束性的刚性制度”②，也为经济适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人类盲目发展的危害还体现在人口无节制的、过度的增长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方面。马尔萨斯曾指出：人口呈指数增长，其后果必然是超过地球上有限资源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饥荒、骚乱和战争③。1999年10月12日前后，世界人口达到了60亿，并且还在以每年1.4%的速率增加，相当于每天增加20万人，即增加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这个速度虽然已经开始减缓，但由于基数太大，所以至今世界人口还在呈指数增长。戴斯·贾斯丁（Des Justin）在《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 Ethics）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增长成为环境问题关注的焦点，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要为日益扩大的环境破坏负责，因为过度的人口会增加环境危害。人口越多，就需要更多的能源、房屋、食物、工作，并产生更多的垃圾和污染。若是追求更大的发展，就得忍受更多的污染带来的痛苦。甚至在21世纪之初，如干旱、侵蚀、城市扩大、农田丧失以及污染已经导致上千万的人成为“环境难民”，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无家可归的人群④。贾斯丁进一步指出，人口过量必然带来过度消费，而更大的灾难来自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为工业社会受消费驱动的生活方式比起人口规模来更是环境破坏的根源⑤。
人口的控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之下，赣鄱文化中很早就萌发了人类不应当盲目生育的宝贵思想”①。被称为“17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记载了作者宋应星对人口盲目增长的担忧。早在1640年，宋应星就看到了人口按几何数字增加可能带来的恶果，“若是人口过快增加，必然导致有限的环境资源被消耗殆尽，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生存”②。赣鄱文化中超前的生态思想，为保持江西地区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平衡作出了贡献，也为生态文明时代控制经济的盲目增长，维持发展与生态平衡起到了警示作用。
赣鄱地区较好的自然环境为当地人们亲近自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赣鄱生态思想中回归大地、敬畏自然的理念恰恰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自然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土地、走进以灰色调为主的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在遠离自然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他们也被剥夺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其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的割裂。回归大地的生态理念可以帮助人们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形成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观。在赣鄱文化中，回归大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其“耕读并重”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人们“在广袤大地上寻求到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安顿”③。这一人生实践为现代寻找灵魂的人类提供了易于操作的生活方式。自然为文学提供了原动力，又为诗人提供了心灵的归宿。江西特有的山水形态为陶渊明建构“桃花源”的意象提供了想象的基础，同时又赋予其生态敏感和超前意识。陶渊明不仅为自己寻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也为后人尤其是远离自然的现代人创造了一个精神故乡，使得“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在自己对大自然的想象中，添加了一个这样的‘乌托邦’”，人们可以开启一种“心灵逃逸模式——身体处在社会生活之中，心灵却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逸”④。陶渊明的诗文体现了“人类集体灵魂深处对于回归自然的渴望”，而渴望回归大地又“源于自然对人类心灵的早期影响，人类潜意识精神中始终有一部分内容是希望人类与自然相通”⑤。 借此，赣鄱地区的山水孕育出的生态文化，为现代人提供了回归自然的想象空间和途径指引。人们应该走进自然、感受自然，在自然当中找寻心灵的力量和持续生存下去的能量，这已经成为人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得以生存的需要。而赣鄱传统中“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也是对当今人们奢侈浮夸、浪费严重的生活习惯的一种纠正。
综上可见，“绿色生态是江西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⑥，富有生态智慧的赣鄱文化使得江西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中国的样板。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