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5年年初，我们没有任何战场上的消息，也不知道美国人登陆后是否继续推进，不知道苏联人是朝我们挺进还是撤回。我们被困在漫天大雪中，忍受着没有尽头的冬天。
　　我的衰弱可以从自己身上体会到，也可以从与我同时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彼得身上看到。这个既高大又壮实的男孩现在变得老鼠般四肢纤瘦、面色灰白、轮廓僵硬、眼窝凹陷。他就是我的镜子。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干瘪的人还保留着一副洁白的好牙齿。我常常温柔地注视着它们，被这些白色釉质吸引，仿佛那是溺水者的救命稻草，因为我对自己说，当它们掉落时，我们所有人的死期就到了。
　　寒潮、狂风、雨雪侵入骨髓。尽管工厂还在运转，但我们感觉任务量有所减少，节奏有所放缓。
　　一天早上，我们被要求留在集中营。我们还残存的那点理智立刻警觉起来：要对我们动手了吗？
　　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一天后，第二天早晨我们得到同样的消息：今天不用去工厂。我们终于明白，订单减少，工厂停工了。
　　尽管天寒地冻，我们当中还是有人到户外去透气。我沿着木板房散步，走到尽头时，发现三个士兵正在逗弄一条狗，它隔着铁丝网围栏雀跃着。那些人朝远处扔雪球，每次它都奔跑着去抓雪球。它以为——或假装以为——雪球足够坚硬，可以叼在嘴里，当然，雪球每次都被它咬碎，它便惊讶地吠叫，仿佛别人跟它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三个德国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我躲在后面，被那狗的执拗，被它的敏捷、无忧无虑的快乐所吸引——尽管它一再失败，却从未想过放弃。
　　后来那三个士兵听到一阵提醒他们执行任务的铃声，转身离开。当他们从那条狗的视线中消失，铁丝网外面的它失望地哼哼着，坐了下来，显得很茫然。
　　于是我走上前去，为什么？我不知道……尤其是对一个囚犯来说，靠近集中营铁丝网是非常不谨慎的事。管它呢，我朝前走去。
　　那狗看到我，立即晃动尾巴，露出大大的笑脸。我越是走近，它越是欢快。现在它不住地抬脚。
　　我想都没想，抓起一把雪团扔过铁丝网。它兴奋地迎着雪球跳跃、奔跑。雪球在它的爪间碎成粉末。它抗议，吠叫着又转向我，眼睛里满是快乐。我继续扔雪球，它冲上前，仿佛臀部被一股无形的、不可遏止的力量推动着。它陶醉于奔跑的快乐，雀跃、旋转、栽跟头，完全沉浸在奔跑的热情中。
　　我跪倒在地，双膝陷进雪堆，身体压着大腿，滚烫的泪水噗噜噜地往下掉。这感觉多好啊……终于哭出来了——我已经多久没有哭过？已经多久没有产生过情感？已经多久没有像人那样做出反应？
　　我抬起头，那狗坐在它热烘烘的柔软皮毛上看着我，充满疑惑，满是担忧。我朝它笑笑，它竖起耳朵，寻求一种确认，似乎在问：“我是该担心，还是不用担心？”
　　我哭得更伤心了，但又努力保持微笑。这对一条狗来说，不构成清晰的回答。
　　我慢慢靠近它，它高兴地哼哼起来。
　　当我们彼此相距一米左右时，它急切地汪汪直叫，将口鼻从铁丝网的网眼中探过来。我俯身靠前，我的掌心能感觉到它呼出的温热气息、它湿润的鼻子。它亲吻我，我对着它说话，我从未对集中营里的任何人说过这么多话。
　　它在与士兵们玩耍之后迎向我，这深深打动了我。我以为它不会看见我，通常我是透明的，没人会注意到我。据纳粹所言，我属于低等种族，就该去死。当它向我表达它的喜悦时，我重新做回了人。是的，它用和对待士兵们同样的兴致勃勃、同样的迫不及待迎向我，它唤回了我的人性。在它眼里，我跟纳粹同样是人。这就是我哭泣的原因——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人，我已经不指望别人把我当人看，但它重新构建了我的尊严。
　　我定了定神后，发现它也是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它也缺吃的，尽管如此，它仍花时间寻找快乐……“你饿了吧，老伙计？我很想帮帮你，可我帮不了你。”
　　它把尾巴夹得更紧了，尽管失望，但没有责怪我，继续满怀信任地看着我。它在期待某件神奇的事情，坚信我可以实现这样的奇迹，它对我抱有信念。
　　这天中午，平时为了几片陈面包而与他人争抢的我，在死人身上翻找食物的我，在午餐时从自己那一份饭中省下一小撮干菜豆，用一块布包上，准备下午给它带去。
　　它看到我，立刻摇摆尾巴，扭动身体。在等待的那几个小时里，它一点没有怀疑过我。它的喜悦如此打动我，而且我也不会让它失望。我隔着铁丝网，把干菜豆倒出去，它一下子扑了上来，不到四秒，我的宝贝就全到它的肚子里了。它抬起头，似乎在问：“还有吗？”我向它解释我没有更多了。它用舌头舔了好几遍嘴，似乎接受了我的解释。
　　回到板屋，我的心仍在狂跳，我埋怨自己冒了太大的風险。作为一个像狗一样活着的人，把自己的食物分出去，还如此靠近铁丝网，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可是，我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囚犯们都很惊讶。
　　“你这是怎么了？”
　　我大笑起来。他们确信我发疯了，转过身继续忙手里的事。
　　此后，我常利用不用做工的时间溜出去喂它。
　　一周以后，苏联军队解放了集中营。
　　我承认，我们当中没人敢相信！其实，苏联人到来之前已经有一些迹象——士兵的撤退，工头之间的争吵，夜里搬动物品的嘈杂声和来来回回的汽车噪声——然而即使面对解放者，我们还是迟疑。这会是个陷阱吗？这又是纳粹发明的什么奸诈计谋吗？
　　没有人对苏联士兵微笑，也没人感激他们。我们没有动，我们什么表示都没有。感恩是一种被我们遗忘已久的美德。一直等到苏联人打开食品储藏室，招呼我们过去大快朵颐时，我们才感觉活了过来。
　　那场景很恐怖。我们撕咬着火腿片，吞咽着面包和面条，活像一群白蚁在进攻一块木头。我们眼睛里除了怕被打断的焦虑，看不到一丝快乐。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饱餐一顿的几小时后就死了，他们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无法消化食物。不过没关系，至少他们是吃饱了肚子才死的。
　　半夜，在吃饱喝足后，我向那个有着漂亮牙齿的男孩彼得道过晚安，就沿着围栏去找那条狗……在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奇迹后，我认定它是带来好消息的天使。它的突然出现让我扛过了被解救前的那几天。我的口袋里揣着为它准备的一小罐食物，我将会多么欣喜地看着它享用。
　　然而我没有找到它。我试着唱歌、说话，想让它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它一直没有出现。我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这非常荒谬，在这样一个刚被解救、重获自由的夜晚，我泣不成声……可我怜悯的是一条我仅仅认识了一个星期的流浪狗——我父母被抓走的时候我只是咬紧了牙关。
　　第二天，我跟着队伍离开了集中营。
　　我们再一次在皑皑白雪中几小时、几小时地行走，一切都没变。我们再次开始长途跋涉……像从前一样，有人倒下了;像从前一样，没有人停下脚步阻止他们在漫天飞雪中断气。
　　突然，在队伍左侧，我听到狗吠声。
　　那条狗狂奔过来。
　　我跪下张开双臂，它扑到我怀里，兴奋地舔我，它的舌头锉着我的脸，让我略感不适。但我由着它涂了我满脸的口水。这条带着爱意亲吻我的狗，是对我没有期盼的未婚妻，是我失去已久的家人，是唯一在寻找我的生灵。
　　囚犯们超过我们继续在雪地里行进，而狗和我，我们继续笑着、叫着，因喜悦而沉醉，为我们的重逢而高兴。
　　等到队伍末尾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时，我才抬起头来。
　　“快跑，狗狗，我们必须追上他们，否则会迷路。”它听懂了我的话，抬起扁扁的脑袋，咧嘴笑着，在我身边奔跑着追赶队伍。我们从哪里得来的这些力气？
　　这天晚上，我和狗度过了重逢后的第一夜，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将我们分开。
　　在我们的队伍临时歇脚的学校里，我的狗蜷缩在我的大腿边，我感觉没那么冷了。更妙的是，抚摸着它，我重新体验到触觉、温柔，感受到活着的重量，满心欢喜。我有多久没有主动触碰过一具温暖的身体了？一瞬间，我感觉流亡终于结束了。在我的狗身边，无论身处何方，我都占据着世界的中心。
　　子夜，当其他跋涉者沉沉睡去，当月亮挂在蒙上水汽的窗格后面时，我出神地凝视着我心满意足的同伴，它耳朵耷拉在脑袋两侧，完全放下警戒。我给它取名道：“你就叫阿尔戈吧。这是奥德修斯的狗的名字。”它皱皱眉头，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听懂了。
　　“阿尔戈……你知道阿尔戈吗？当年老的奥德修斯在漂泊二十年后回到伊塔卡岛时，阿尔戈是唯一认出他的生灵。”阿尔戈点头表示知道——更多是出于殷勤而非当真。以后的日子里，它很乐意听到从我嘴里叫出这个名字，然后通过对我的服从向我证明，这就是它的名字。
　　我们的回程十分漫长，断断续续。这一大群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在惨遭蹂躏、缺衣少食的欧洲大地上踉跄前行，加入不知该听命于谁的哀伤的流浪人群。对我们这些活着的骷髅，人们根据火车的运行和接纳能力，将我们从红十字会的临时收容站送往固定收容所，尽可能避开最后的战事。为了回到那慕尔，我穿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亞，来到伊斯坦布尔，中转到西西里，再从马赛上岸，坐火车经法国到布鲁塞尔。在整个行程中，阿尔戈紧紧地跟着我。当我端详一名美国大兵在临时营地为我们拍下的照片时，我发现在与饥饿、困苦、不确定、焦虑的抗争中，我们从彼此的陪伴中汲取力量，只有在对方的陪伴下才能活下去。
　　即便饿到极点，阿尔戈也会在我嚼面包时等待着。换作是人，早就扑上来争抢了。而它带着信任耐心地等待，相信我会分给它一块。我本不愿意把我那份分给任何人，是它的尊重让我变得善良。如果说人类天真地相信上帝，那么狗却天真地信任人类。在阿尔戈的注视下，也许我会找回人性。
　　（留 痕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看不见的爱》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