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山水册(上)

来源 :音乐爱好者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ang55420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坐在从罗滕堡回慕尼黑的火车上,精神恍惚。
  昨夜教堂边酒馆小酌,怡然自得。怎知今日早起仍感微醺,头脑胀痛,于是杂念扰绪,幻觉袭思。黑夜刚“走”,此刻车窗外晨光初泄,巴伐利亚乡间小景如梦如幻。霎时,眼前惊现吴冠中笔下那样“皎洁”的东方楼台,耳边乍起拉威尔的钢琴组曲《镜子》——两重毫无关联的叠念无缝衔接。也怪这若有似无的悠意作祟,我竟不知深浅地写下几句小词:
  长夜离席,朱曦烁堤,碧瓦玉池纵游鱼。锦鲤鲛鳗说情怡,颦笑言语皆庸虑。
  琴阁如灵,画坊似缕,僻寥仙居徒幽闭。人闻青衫叹恃孤,何嗟此生多真理。
  也许,在我无知的悬想里,印象派的一帮子人有古代文人的意气,俨然一席青衫、不与世俗的精神贵族模样:在心底与周遭人群(池中游鱼)隔离,不与那种虚伪的人——表象友好,其实各自心怀鬼胎,满是庸俗的私虑——同流合污,但也不加以强烈的攻击与嘲讽,只是躲进自己的艺术院落,“幽居世外”,寻求人们不屑的孤独与真理。
  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语:
  一旦堕入笑骂由人的尘世,威猛有力的羽翼便寸步难行。
  这是非常现代的一句话,它代表着艺术家的“个性”——与“众”背离,甚至是带有对抗情绪的审美倾向。如今读之,习以为常:艺术家最重要的不就是“个性”吗?但对应脱胎于十八世纪的十九世纪,这些词汇便显得“大逆不道”,几乎偏离了历史。“幽居世外”对于东方文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逍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潜世人皆晓,大隐于山水的“竹林七贤”令一众玄学名士终身向往。然而,对于西方艺术家来说,自绝浮世的选择实在有些新颖大胆。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似乎预示了十九世纪文化走向的分水岭——艺术家开始与大众背道而驰。“威猛的羽翼”必须脱离“笑骂由人的尘世”才能自由地飞翔!
  如此思索也引出另一番疑问:为什么是印象派在绘画和音乐领域成了现代艺术的先驱?德彪西这位并不那么有斗争性格的印象派“大佬”,是如何成为现代音乐开拓者的?


吴冠中的画作

  翻找唱片,打开音响,怡然品聆,德彪西于1912年创作的《游戏》(Jeux)似乎是对《恶之花》轮回般的回应。耳旁响起的是布列兹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他们塑造出一种幻觉般的现代节奏,似是齿轮的转动。音律虚实交错,主题模糊,整曲听来,那些迷雾层叠的音色“光影”犹如架空心灵的摩登城市。《游戏》的妙处正在于此:乐音的走向不断向前,仿佛不再停止的态势,形成一种永动机般的机械运动的感觉。听者能有如上聆感,其实是源于作品结构的特殊性——在传统的管弦乐作品中,这样的结构只能算作是一个过渡段,但在德彪西笔下却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而存在。西蒙·拉特说,德彪西是在音乐中实现现代电影概念的探索者。许多音乐家和爱乐人也都认为《游戏》是德彪西最好的作品。可现实是,作为舞剧的《游戏》从问世至今从未成功过,对于任何一个演出团体来说,它都是永恒的灾难。这部作品走进了艺术的异度空间——像是大卫·林奇导演的悬疑剧《双峰》中扭曲时空的红幕房间——无法遁入凡世,人们找不到打开它的钥匙。它的“品格”太过“高尚”了,完全没有理会时代的变迁,在时代的夹层中一声不响地发呆。


01晨光初泄的巴伐利亚乡间景致(作者摄)


02布列兹与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游戏》专辑

  《游戏》的剧情极其无聊,甚至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述:一天黄昏,正在花园里打球的男孩和两个女孩弄丢了网球,于是便在灌木丛中翻来覆去地寻找,并随之玩起了捉迷藏。后来网球被找到了,三人开始愉悦地舞蹈。突然,一只神秘的手出现了,将另一个网球扔向花园。他们吓坏了,四散逃去……


01德彪西


02大卫·林奇


03恩斯特·贡布里希

  如今,歌剧、舞台剧、芭蕾舞剧的当代艺术化已是“兵家常事”,舞台上经常可见不明所以的布景、时代错乱的服装,甚至造型乖戾的妆容。数月前,我在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观看最新制作的《后宫诱逃》,亲眼看着一堆晃来晃去的沙发“演”完全程。可即便是这样,三个演员从头至尾地寻找网球、打网球,又被网球吓跑的“表演”还是让人们无法接受:德彪西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在他的创作“清单”里会突然出现这种让人看不懂的艺术?看不懂了,还有意义吗?
  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提出过一個观点,他认为由印象派引发的十九世纪艺术变革的源头是商品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传统供应关系的破裂。从前,音乐或绘画的创作就像其他工作一样,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功能,艺术工作者有与之对应的雇主——教堂、宫廷、贵族、商人等等,创作者的任务是按照雇主的要求订做“货品”。且这样的“生产”过程也并不是听起来的那么没有艺术性。贡布里希写道:   的确,他可以干得稀松平常,但也可以干得无比绝妙,使接手的差使不过是一件卓越佳作的来由而已。
  ……
  然而他一生中的职业多少还是安全的。而艺术家在十九世纪失去的恰恰是这种安全感。
  传统关系的破裂大大提升了艺术家创作的自由性。雇主消失了,他们开始自由支配自己的作品,赞助人也由自己选择。“订做时代”逐渐落幕,创作的手法和风格完全转由艺术家自我定夺。选择范围的扩大使艺术家的志趣逐渐与大众偏离,形成“有意”而为之的极端审美。其实,这种“有意”大部分来源于时代巨变的惯性,纵使德彪西、拉威尔的本意并非挑战公众趣味——印象派本质还是根植于浪漫主义的——亦会由于惯性的导引将才华抒发在具有挑战性的创作上,造成对大众“不友好”的作品的出现。
  与此同时,作为大众和艺术家连接媒介的赞助人或经纪人,其品位依然偏向大众一边,只不过大众在新时代换了个名称,叫作“市场”。而由于艺术家志趣的不断偏移,他们与赞助人之间的矛盾就愈发增大了。一旦艺术家因经济或者其他因素而不得不向赞助人的审美趋近,他就会认为自己没有遵从内心,是在向“市场”妥协,变成了没有个性、没有尊严的创作者。但显然,过往时代的艺术家绝对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创作结构相似的宗教音乐,抑或主题雷同的耶稣受难画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受众喜欢这些,雇主喜欢这些,他们自己也喜欢这些,况且这也并不阻碍自己才华的施展和审美的展现。从十九世纪的印象主义开始,这个逻辑已不再适用,个性的与众不同成了艺术的“真谛”,“艺术”与“个性”成了一对双胞胎。
  如果沿这个思路推索下去,大众似乎也沿着“破裂”的惯性,与愈发“高傲”的艺术领域逆流淌去,形成不断坐实既定审美,甚至厌恶极端审美的一种姿态。“噢,这幅画真难看,根本让人看不懂!”是我们在现(当)代美术馆里经常听到的评论。在大众看来,一切挑战其通俗易懂的既定审美的东西都是差劲且失败的,理所应当地将其看作是“故弄玄虚”的产物,这也是德彪西的芭蕾舞剧《游戏》至今无法成功的原因。艺术家和大众审美情趣从印象派时代的分离已然转化为当今时代的严重对立,且仍在加剧。
  “艺术”一词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具有一种不同的含义,而十九世纪的艺术史,永远不可能变成当时最出名、最赚钱的艺术家的历史。反之,我们却是把十九世纪的艺术史看作少数孤独者的历史,他们有胆魄、有决心独立思考,无畏地、批判地检验程式,从而给他们的艺术开辟了新的前景。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印象派艺术家被决心分裂的审美浪潮推到了最前列,德彪西也随着《大海》卷起洪波前的浪花。“现代音乐开拓者”的帽子算是给他戴上了,可他自己当真知道、当真情愿么?


  几周前,纽伦堡的朋友来慕尼黑看我。可那时我正学业繁忙、工作扰身,一并出游根本是奢侈之谈。思来想去,最后只得相约“下馆子”了事。
  我与他相识不久,虽脾气相合,但并不知晓其个人志趣。当日饭局一聚,三言两语便发现两人同好古典音乐,可谓难得挚友,好不快活。
  “你经常写音乐文章,平时喜欢读什么音乐读物?”饭菜刚刚上桌,他随口问道。
  我语塞片刻。想来惭愧,近来我几乎不读音乐读物。它们之于我总有种诡异的特性——音乐读物从来没有“音乐”,读着它们,你其实听不到音乐本身。
  可人在饭局,笔墨律音总归闲聊之物,一桌子饭菜摆着,鼻子是等不了的。此刻双目无文,双耳也无乐,只嗅得满满的香气。我想起陈立写的2000年西诺波利(Giuseppe Sinopoli)携家人在北京吃饭时的场景——一桌子中国菜给指挥家端到跟前,老爷子立刻神采飞扬起来,那状态、精气神与指挥交响乐团时的样子无异:
  大师对“酥鲫鱼”下定义说道:“哦,这很像勃拉姆斯,味浓而柔和。”
  … …
  随后他又对使他七窍贯通的辛辣“芥末墩儿”做了个唱高音C的夸张手势说道:“罗西尼!罗西尼!很给劲,很通透。”当“谭家菜”最拿手的一道名菜,需要烹制七十多小时的“黄焖鲨鱼翅汤”端上来时,大师仅尝了一口便欢呼了起来:“Bravo!Bravo!实在是太甘美了,就像普契尼。”
  … …
  接下来,西诺波利将“清蒸桂鱼”称作拉威尔,“因为它柔和却不够浪漫”;称“酥乳鸽”像莫扎特,“因为它敏感而轻快”。当他品尝到“板栗野鸭”时,西诺波利沉思良久,稍许他猛然说道:“太棒了,这是贝多芬!”
  ——陈立《音乐家访谈录》
  一想到这,我就顾自感叹起来:怪不得人家是指挥大师,吃饭也能“听”到音乐。眼见巴伐利亚香肠装盘的我,脑子里的音乐家却只有“香肠”本肠。
  我从其他形式转换得来音乐感受的时候不多。有时猛然想听某个曲子,心里确也会默诵起一段,但总觉得不过瘾。唯有拾起耳机,打开音响,或者走进音乐厅,乐声真实入耳,这才算了事,好像完成了一个心愿。
  若要细致回溯,乐声“突袭”的经历确有二三。那是从赏中国山水诗词的少许经验得来——明明无乐,却总感有乐,“无为而为”的音律从天而降。其中尤以宋词为甚,读之、感之,耳边总能“响”起德彪西、拉威尔的音乐。
  柳永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妙有德彪西《大海》那种气壮的铺排感;秦观的“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好似德彪西《意象集》一般云烟雾绕;“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的李清照映照了拉威尔《达芙妮与克罗埃》的蜜恋情长;更有笔锋突转的辛棄疾,“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偶发情志,犹如拉威尔给孩子们作的《鹅妈妈》童稚“踏来”……若要细举,恐怕是一整章节也列不完的。看来,音乐上的中西“联谊”,不止饭菜。


《游戏》首演的三位芭蕾演员

  1851年5月1日,首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召开。早期,世博会开办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举办国的工业革命成果,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其实,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文化交流。指挥家西蒙·拉特曾提及一支来自巴厘岛的加美兰乐队在1855年巴黎世博会上的演出对整个西方音乐界的影响:
  对于那些曾经看到、听到这支乐队的所有艺术家来说,这都是一个转折点。
  东方曲式的多变性、灵活性和未知性令音乐家们着迷。德彪西是第一位对此产生极大兴趣后就立即着手探索的音乐家。他毫不掩饰地将在当时能够听到、见到的所有东方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加之他对虚实不定且色彩强烈的日本版画的偏爱(这些绘画也直接影响了印象派画家),使他的探索不仅是在风格和元素上简单的“混合”,还有在音乐逻辑上的“东方性”思考。
  由此可见,印象派音乐的“东方性”绝非空想,读古代词文遥想至德彪西、拉威尔亦不是乱谈。
  然而,两种艺术的“隔世联谊”不应只体现在西方。回看东方的维度,宋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出现和成熟,与印象派音乐在十九世纪的立场似乎是可以大肆比对一番的。
  唐诗到宋词的转向,有点浪漫主义借由印象派转入现代主义的意思。词脱胎于诗,是诗的余绪,就好像印象派脱胎于浪漫主义。诗经过一批唐人的发展,至李白、杜甫、李商隐把诗推到无上的高度,其层次之高、语言之雅逐渐令人觉得难以企及了。于是,词作为一种民间百姓的文学形式,开始映入士大夫的眼帘。这种文人墨客原本看不上的“低劣”形式,慢慢地被“雅”所接受。
  词的最早传世之作很可能是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写得真是好极了。李太白把酒言欢,把诗的雅致带入歌,一种既高雅又不羁的快感跃然纸上。但在唐代,这首词还是被当作诗的意境去体会的。根据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的观点来看,真正逆转词生态的文学家其实是南唐后主李煜,虽未有主观意向,但却由于个人喜好和才气,加之境遇突变的影响,终以一人之力巧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李煜的原为一国之君,腰缠万贯,一呼百应,整日荒淫无度,写词乃是他享乐主义的玩物。后来,宋军南下,王朝幻灭,后主也沦为俘虏,成了亡国之君,词便成了他抒发愁绪的载体,一下子提升了高度。要知道,此前没有人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深刻的思考。但反思之,李煜可能从未在意过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词只不过是他最自在的表达方式,无论狂喜或哀愁,词都是他理所应当的选择。从这点来看,李后主的“境遇”很像深陷浪漫主义却引领了现代主义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他们的创作都仅是一厢情愿的个人爱好,却被艺术的“怪力”推到了先驱的位置。而这些历史地位的定论之言都是后人说的而已。
  另外,赏词听音的通感也有形式上的理据。其一,词作为一种体裁,本就是民间歌曲,是有音律性的。诗与词最大的不同是,诗的标题是诗人自己取的,是诗文立意的总括;但词的标题并非词的名字,而是已有的词牌。词牌代表了曲调,“虞美人”“长相思”“浣溪沙”“满江红”……每个词牌都有其固定的旋律,词人的创作是把自己笔下的语句按照词牌要求的“韵”套进词牌里,有点像给流行歌曲填词的意思。与西方音乐的艺术歌曲不同,舒伯特或施特劳斯等人的歌曲创作往往是为诗歌谱曲,先有诗后有曲。而中国古代的词是反过来的,是给曲填词,用不同的词唱类似的曲。因此,在词里我们经常能够找到重复的字句,例如李白《忆秦娥·箫声咽》的上阕: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念着它们,我們总能不自觉地体会到音乐性。但因史料无据,今天的阅读者并不知道原本词牌的曲调如何,所以往往会有虚幻隔世却又逻辑可循的音律联想。
  其二,较于唐诗,词的叙事性大大削弱。故事和记录的功能在词中已不重要,作词者更在乎的是意境的营造。一首词的主题也许并不清晰,但那种或凄凉、或迷茫、或炙热的心境是周身可感的。词人试图用对语言和文字的高度把握营造出能够引发读者通感的情绪气氛,这也是与早期印象派音乐非常接近的地方——音乐的结构不再重要了,色彩和节奏的变化才是主要的追求。
  其实,梦回大宋,还是有许多墨客雅士坚持以诗名身,就像二十世纪仍然追随浪漫主义的作曲家们一样,但是时代已经走入词的天下,现代主义也已成为西方艺术的主流。那些依然坚守传统的“执拗者”被新世纪的河流淹没,很难在时光中寻觅了。
  宋词与印象派音乐悬隔中西,但却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达到了和解。只是不知道鄙人乱谈一气冗长至此,是否是一厢情愿的遐想。欲知“词”“音”二者“婚姻”美满幸福与否,还请各位看官自我定夺了。
其他文献
久闻国家一级作曲家、上海大众乐团团长沈传薪的大名,但缘悭一面,未能“识荆”。近日,我终于在上海徐家汇文化中心为他专设的“音乐名家工作室”见到了他。拜师名门之内,广摘作曲硕果  沈传薪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为父亲喜爱音乐,所以他自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恰好家里有一架钢琴,于是他五岁便被父亲抱上了琴凳学习弹琴。  1953年,沈传薪凭借自学的钢琴弹奏和初学的乐理知识,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一
期刊
卡内基音乐厅这座百年音乐圣殿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殿堂,而且还拥有着深厚的爵士渊源。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至今,卡内基音乐厅已举办了超过一千五百场爵士音乐会:1912年,詹姆斯·里斯·欧罗佩(James Reese Europe)及他的克里夫俱乐部乐团(Clef Club Orchestra)首次将爵士乐带到了卡内基的舞台;1938年,美国著名单簧管演奏家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乐团将摇
期刊
2019年9月11日至14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俄罗斯国立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简称斯坦尼剧院)受邀来到上海,带来三场柴科夫斯基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启了上海大剧院2019/2020演出季,这也是该制作在上海的首演。除了歌剧团、独唱演员及舞美布景以外,剧院旗下的交响乐团、合唱团也随之而来,近两百名演职人员的阵容带来了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歌剧。演出前,我们采访了此次歌剧
期刊
一个人扎进大众之后,就像一个装备着意识的万花筒。密集的人群、拥挤的交通、移情商品、生产机械、流浪汉……总有人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在商场闲逛,只是为了四处瞧瞧,实际上不过是想找一个买主。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游荡者”,他们是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按照本雅明的理解,他们是置身于十九世纪巴黎都市的一种群像。在巴黎拱廊街,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而在拱廊街消失以后,他们也逐渐消失。“游荡者”随后被理解为工业文明和传统文
期刊
“施特劳斯家族”是十九世纪奥地利赫赫有名的音乐世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圆舞曲之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  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Ⅱ,1825—1899),奧地利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作为老约翰·施特劳斯的长子,从六岁开始学习作曲的他对“圆舞曲”体裁颇有兴趣,十九岁时便组建管乐团演奏父亲的音乐作品。  小约
期刊
大学时期看电影《钢琴课》(The Piano),十分喜欢霍利·亨特(Holly Hunter)扮演的哑巴艾达(Ada)。电影讲的是爱恨,因一架钢琴而起,又因这架钢琴而终。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电影中的配乐,被钢琴释放出的灵魂。  艾达与外界交流的唯一工具就是钢琴。她被父亲远嫁他乡,无论路程多艰难,也要带着自己的钢琴作为陪嫁。钢琴跟着艾达一起漂洋过海,从滔天的巨浪中被工人们搬下来,拖到沙滩
期刊
提到中世纪,人们往往都会用“禁锢的黑暗时代”来修饰它。从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的消亡至十四世纪末文艺复兴到来之前的整整一千年间,这个战火连绵、教权至上的时期,宗教教会思想占据了主要的统治地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以宗教为大前提,因此科技生产力与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人们始终在暗无天日的世界中苟且生存,思想也逐渐衰退。在这样一个看似萧条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仔细挖掘,可以发现这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一个历史大倒退,中世
期刊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地理意义上,新英格兰地区都可以被视作早期美国的代表。这里作为“美国文化的摇篮”,在宗教、科学、文学等方面日渐繁荣,不仅孕育了多样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潮,还培养出了许多深受其影响的作曲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便是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 01愛默生 02梭罗 03霍桑  查尔斯·艾夫斯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被视作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古典
期刊
朱光潜先生说:“一生都在喝坏酒,不会觉得酒的坏,喝过一些好酒以后,坏酒一进口就不对味,一切方面的趣味大抵如此。”这些年里我也“喝”过不少原创歌剧、音乐剧、交响作品的新“酒”,而还想去品二回的却很少。  这次由厦门爱乐乐团“开启”的崔炳元交响作品音乐会,并不是每曲都能算上“好酒”,因为他有三部交响曲都只演奏了选段,我没那种能力去臆想它们的完整效果。但当晚确有不少曲子和乐章勾起了我想再听更细腻演奏版本
期刊
大概十年前,节目主持人蔡康永的一本《说话之道》一度引起热议。它让人猛然意识到,“说话”原来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但其实,“对话”要比“说话”更需要智慧。“对话”的媒介不局限于语言或文字,“对话”的对象也不限于人。  2019年12月9日晚,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办的“中国旋律·二胡与交响的对话”,便是由青年二胡演奏家陆轶文发起,力邀青年指挥家林大叶与杭州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一场有趣“对话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