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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善观念为例，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马克思主义重在实现善行为的现实条件，中国传统文化侧重对善观念的探讨，实质是基于人本身的多元规定性。基于人本身，是实现二者融合的一个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善;人本身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越来越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作为我国执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我国已近百年，经过多年的宣传学习，也在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因此，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融合就迫切成为了我们的任务。善，是所有文明的核心概念。以善观念为切入点，对于探讨二者的融合，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善观念
人类文明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教导人们之间要友善相待，所以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创造来源的思想家们的著作都充满了善意。相比于许多人类一流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则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作用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认为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马克思本人也对诸如善這样的观念，表现出了轻蔑之意。对于像当时的思想家摩西那样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同情，斥之为“廉价的感伤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善观念的轻视，那么马克思是不是反对善待他人呢？我们从马克思的两个思想去探讨。首先，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马克思认为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未来社会则是“自由个性”。从这里看出，马克思否认了人身依附的正当性，张扬了自由个性的正面价值。其次，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马克思在年轻时期所撰写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类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对象性本性。在这一过程中，人实现了自我确证，满足了自我的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个劳动过程异化为为了生存的忍耐过程。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理论。必然王国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自然进行的物质交换。在这个领域中，马克思提出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这种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生产过程，也浓郁着马克思对人类深沉的善。
可见，马克思不屑于抽象地谈论善观念，但是讴歌人类的善行为。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可以随意以理性的、意志的等各种角度规定人。但实际上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必须得首先吃喝才能生存下来。马克思的思想处处存在着对现实条件的关照。马克思是从现实出发，更高级地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并不关心善观念，但马克思揭示了善观念转化为善行为的前提和条件。
二、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善观念
人性论之争是儒家最为重视的主题之一，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孔子提出了“仁政”思想，劝导统治阶级要善待自己的百姓。所谓“仁”，孔子将其规定为“仁者爱人”，强调对他人的善心。孟子为孔子的仁学思想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孟子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论证了人之性善。在形而上的维度上，孟子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性是上天赋予的，而天一直是美好的象征，所以人性是善的。在形而下的维度上，孟子举了孺子掉到井里这个例子。我们救这个小孩并不是为了取悦小孩的父母，不是为了在乡邻中博取一个好的名声，也不是由于听见小孩的哭声难受所致，而是由于我们人性中的恻隐之心这个“善端”。人性之善端意义重大，在孟子看来这是人与动物区分的特质。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善端。荀子认为孟子混淆了人性，在《荀子·性恶》中批评孟子道：“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认为，不可学，不可事的都是人性，趋利避害当然是人的本性，所以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但是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野兽而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能“群”。而为了使人们能够群，必须用圣人所制定的“礼”来教导人们从善。可见，荀子也是主张善观念的。
道家和佛家的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人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被道家誉为首善之书的《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地讲到：“福祸无门，唯人自召。善恶有报，如影随形”。讲的是人的一生是福是祸，并不是由别的外在因素导致的，而是由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的，是有善的回报，还是恶的后果，都分毫无差。可见，一个人只有从善才能获得福报，一个人若是从恶则灾祸必定降临。道家的这种弃恶扬善之意表达的淋漓尽致。佛家的终极目的是脱离三界六道的轮回之苦，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功夫就体现在日常中的修，修首要的是从善。总所周知，佛家有十善业。分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语、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具体地向善男信女们指出了修行之途。地藏菩萨所发的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只有地狱空了，只有众生度尽了，才开始想到自己，确实将善的观念推演到了极致。
三、基于人本身的融合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所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紧紧抓住人本身是一个可能的解决出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本身善的行为受社会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对人本身的揭示，可以从其对人本质的定义去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理解的人摆脱了旧哲学从观念出发理解的人，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由此，也引申出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经济的人格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谈到，人的行为并不是由他自己的想法构成的，而是执行着经济发展的逻辑，实际表现为经济逻辑指导人的行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的观念包括善观念并不是最为关键的，而是他的社会属性，是现实状况决定了善行为的前提和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告诉我们人本身的精神是善观念的来源。通过对中國传统文化善观念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人本身确有精神这一维度。显而易见，我们的精神向往善这样美好的观念。意识有能动性，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必须重视精神的这一特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善观念，教育人们弃恶从善。
综上所述，通过基于人本身对善观念的论述，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路径，即所有优秀的文明都可以站在人本身这个基点上得到汇通融合。人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规定，从不同纬度出发就会导致理论路径的差异，但也正是通过这一多元路径，我们更加丰富全面地理解了人本身，由此劝人起善念，行善事，会取得更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善;人本身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越来越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作为我国执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我国已近百年，经过多年的宣传学习，也在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因此，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融合就迫切成为了我们的任务。善，是所有文明的核心概念。以善观念为切入点，对于探讨二者的融合，或许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善观念
人类文明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教导人们之间要友善相待，所以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创造来源的思想家们的著作都充满了善意。相比于许多人类一流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则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作用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认为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马克思本人也对诸如善這样的观念，表现出了轻蔑之意。对于像当时的思想家摩西那样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同情，斥之为“廉价的感伤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善观念的轻视，那么马克思是不是反对善待他人呢？我们从马克思的两个思想去探讨。首先，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马克思认为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未来社会则是“自由个性”。从这里看出，马克思否认了人身依附的正当性，张扬了自由个性的正面价值。其次，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马克思在年轻时期所撰写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理论。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类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对象性本性。在这一过程中，人实现了自我确证，满足了自我的需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个劳动过程异化为为了生存的忍耐过程。马克思晚年提出了“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理论。必然王国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必须与自然进行的物质交换。在这个领域中，马克思提出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这种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生产过程，也浓郁着马克思对人类深沉的善。
可见，马克思不屑于抽象地谈论善观念，但是讴歌人类的善行为。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可以随意以理性的、意志的等各种角度规定人。但实际上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必须得首先吃喝才能生存下来。马克思的思想处处存在着对现实条件的关照。马克思是从现实出发，更高级地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马克思并不关心善观念，但马克思揭示了善观念转化为善行为的前提和条件。
二、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善观念
人性论之争是儒家最为重视的主题之一，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孔子提出了“仁政”思想，劝导统治阶级要善待自己的百姓。所谓“仁”，孔子将其规定为“仁者爱人”，强调对他人的善心。孟子为孔子的仁学思想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孟子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论证了人之性善。在形而上的维度上，孟子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性是上天赋予的，而天一直是美好的象征，所以人性是善的。在形而下的维度上，孟子举了孺子掉到井里这个例子。我们救这个小孩并不是为了取悦小孩的父母，不是为了在乡邻中博取一个好的名声，也不是由于听见小孩的哭声难受所致，而是由于我们人性中的恻隐之心这个“善端”。人性之善端意义重大，在孟子看来这是人与动物区分的特质。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善端。荀子认为孟子混淆了人性，在《荀子·性恶》中批评孟子道：“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认为，不可学，不可事的都是人性，趋利避害当然是人的本性，所以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但是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野兽而生存下来，是因为我们能“群”。而为了使人们能够群，必须用圣人所制定的“礼”来教导人们从善。可见，荀子也是主张善观念的。
道家和佛家的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人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被道家誉为首善之书的《太上感应篇》开宗明义地讲到：“福祸无门，唯人自召。善恶有报，如影随形”。讲的是人的一生是福是祸，并不是由别的外在因素导致的，而是由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的，是有善的回报，还是恶的后果，都分毫无差。可见，一个人只有从善才能获得福报，一个人若是从恶则灾祸必定降临。道家的这种弃恶扬善之意表达的淋漓尽致。佛家的终极目的是脱离三界六道的轮回之苦，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功夫就体现在日常中的修，修首要的是从善。总所周知，佛家有十善业。分别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语、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具体地向善男信女们指出了修行之途。地藏菩萨所发的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只有地狱空了，只有众生度尽了，才开始想到自己，确实将善的观念推演到了极致。
三、基于人本身的融合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所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紧紧抓住人本身是一个可能的解决出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本身善的行为受社会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对人本身的揭示，可以从其对人本质的定义去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理解的人摆脱了旧哲学从观念出发理解的人，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由此，也引申出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经济的人格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谈到，人的行为并不是由他自己的想法构成的，而是执行着经济发展的逻辑，实际表现为经济逻辑指导人的行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的观念包括善观念并不是最为关键的，而是他的社会属性，是现实状况决定了善行为的前提和条件。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告诉我们人本身的精神是善观念的来源。通过对中國传统文化善观念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人本身确有精神这一维度。显而易见，我们的精神向往善这样美好的观念。意识有能动性，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必须重视精神的这一特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善观念，教育人们弃恶从善。
综上所述，通过基于人本身对善观念的论述，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路径，即所有优秀的文明都可以站在人本身这个基点上得到汇通融合。人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规定，从不同纬度出发就会导致理论路径的差异，但也正是通过这一多元路径，我们更加丰富全面地理解了人本身，由此劝人起善念，行善事，会取得更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