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修《明史》中的《奸臣传》列入10人，马士英即为其中之一。他到底做过什么，以致被定为“奸臣”，光看《明史》本传显然是不能完全释疑的。或许正是由于此，马士英与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等历史上的所谓“反面人物”一样，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其中尤以贵州本地的学者为多，由民国时期姚大荣作《马阁老洗冤录》肇始，之后时有成果出现，主要就马士英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交游、结局、评价等问题作了探讨，且多对马士英带有“洗冤”之意，体现了他们对乡土历史的热心及所谓“乡贤”的回护，相关论述也多发表在贵州本地的刊物上。基于此，想要把对马士英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搜集史料，就有关论题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探讨，并且在立论上要尽量力求客观。应该说，阳正伟博士的《善恶忠奸任评说——马士英政治行迹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达到了这些要求。
　　该书二十万字，分为绪论、四章和八个附录，正文主要探讨了马士英在入仕初期、凤阳总督任上、弘光时期、弘光朝廷灭亡后向南逃窜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及结局；附录是八篇论文，主要是对正文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详细论述。这些又都是放在晚明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党争下展开，把马士英与党争的关系作为主线，对本不是党局中人的马士英，如何因为结交“阉党”人物阮大铖而卷入党争，逐步与东林、复社走向决裂，并由此导致身败名裂的结局，论述得较为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而对马士英“奸臣”骂名的由来及是否允当作出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评判。对以往以东林为忠、与东林对立者为奸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提出了不同意见。此外，该书书名是研究马士英的“政治行迹”，但实际上还对其在诗文、绘画、书法、佛学上的成就及军事活动等有所涉及。由此看来，该书堪称目前研究马士英的最新力作，似乎并不为过。
　　概括来看，该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材料翔实，言必有据。书末所列众多的“征引文献”，即在书中被征引的文献才列入，不同于有些论著的参考文献，把一些本不相干、可能未曾读过的文献也拿来凑数，反映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夫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有些问题，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尚不足以将其论述清楚，便以注释的形式将材料及解读列出，可以为有意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如第26页注释1说马士英与张溥等部分复社人士的交谊；第25页注释2说复社对阮大铖起用与否的不同态度，表明复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诸多分歧；第25页注释2还提到周延儒与东林、复社和阉党的关系，对与马士英同列《明史·奸臣传》但研究更为不足的周延儒的研究有所提示，等等。而对有些问题，作者尚未找到材料来支撑，便予以存疑，如对马士英早年的情况未予谈及。作者并不强求面面俱到，把书写成马士英的传记，而是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只写其几个阶段的政治行迹。马士英虽在文学、艺术上颇有成就，材料也不可谓不多，但就大多材料的指向性来说，都是言其政治活动的。因此书名定为“政治行迹”，看似论域过窄，实则是因史料所限而致。
　　第二，擅长考证，探赜索隐。考据在该书中到处可见。作者擅长从常见的材料乃至一些只言片语中看出问题，理出线索。如马士英《永城纪略》和《永牍》、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袁崇焕资料集录》《史可法集》等均为较常见的史籍，作者对此却能善加利用，将马士英擒斩叛将刘超与处理黔兵被杀事件的基本情况梳理清楚；或从中找到新的论题，对袁崇焕与魏忠贤之关系、史可法在处理“顺案”态度上的变化及其原因等进行考述。还从夏完淳《续幸存录》记载的马士英排挤史可法外出督师、举荐阮大铖分别导致“天下皆斥为奸雄”、“举朝唾骂”两句话，厘清马士英在参与“定策”之争后，又由于这两件事情，逐渐与东林、复社走向决裂的大致经过；附录五由赵翼《廿二史札记》中的一篇文字，独辟蹊径地指出言路势力的发展演变是万历党争的起因。作者注重依据史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对一些史籍中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如《马阁老洗冤录》《幸存录》《弘光实录钞》《崇祯长编》《明史》等。这些无疑要归功于作者读书之广博和细致，以及常怀问题于心并勤于思考、敢于质疑的学术态度。
　　第三，矢志求新，自成其说。在充分占有材料并对其加以精微考辨的基础上，作者大胆突破成见，对不少聚讼不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第一章第二节探讨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的交恶因由，在运用较翔实可靠材料以及所谓“恰如其分的揆诸情理”的基础上，对东林、复社的门户之见和过激之举有所批评，而对以往众矢之的阮大铖则有所辩护。如第三章论述马士英与东林、复社逐渐走向决裂，是非褒贬也不同于已有成说。再如附录七、八讨论袁崇焕与魏忠贤的关系、史可法在处理“顺案”态度上的变化及其原因，对袁、史两位向来备受高评的历史人物也指出了一些瑕疵。虽然如此，该书在运用较确凿论据提出自己见解的同时，也不废他人之说，体现出对前人成果的尊重。如对阮大铖与东林、复社的交恶，作者是持上述观点，但也不否定高阳的阮大铖是多行不义、咎由自取的观点；再如该书认为马士英最终是抗清而死，但也列出吴之邨的马士英禅隐为僧的说法。
　　第四，有些章节独立成文，合起来又连缀成书。除了八篇论文形式的附录以外，还有上述阮大铖、马士英与东林、复社的交恶、决裂，以及第三章第一节“定策”之争，都是如此。这种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的研究方法，应是借鉴于一些前辈学者。
　　然而，本书的某些地方也仍有可议之处。笔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供该书作者及学界高人参考。
　　本书的正标题为“善恶忠奸任评说”，这个“任”字颇让人费解。乍一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如该书给马士英“亦正亦邪”的评价，即“奸臣”并非完全无据，但也有些善迹可寻，都努力做到有理有据，并不是对其任意涂抹，却不知为何又说“任评说”？窃以为将“任”改为“怎”，换以探究的语气，似乎更妥。
　　作者称因无材料，故未写马士英的早期情况。就各种馆藏纸质历史文献来说，确是如此，但作者似乎没有去马士英出生、仕宦的贵阳、凤阳等地作实地调查，因此称无材料可能言之过早，失于武断。笔者听说马士英之后人现在仍居贵阳，作者供职于昆明，距离贵阳并不远，实应该抽出时间赴此地一探究竟，或可获得碑刻、家谱等材料裨补该书也未可知。 　　前已言之，作者非常强调用材料说话，但有些“问题”的出现却不一定有材料佐证，这种情况在史学研究中常能遇到，作者对此是辅以一定的主观推测。如崇祯帝在“钦定逆案”时支持东林，打击阉党，而不久又对东林不满，加以防范，则为何不干脆在“钦定逆案”前的“贤奸之辩”中，就采纳阉党杨维垣的“并指东林、崔魏为邪党”即把朝中朋党一并铲除的建议？这个问题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确有探清的必要，但也可能没有材料记载，因为崇祯帝当时的内心活动无人能得知。作者对此作了一些推测（见该书第20页注释3、第55页）。但笔者认为，崇祯帝当时年仅十八岁，又没有贤能之人辅佐，故可能对党争的认识和解决并没有进行全盘的考虑，在党争问题上前后乖违，反受其制，所以笔者认为作者的推测可能有些“过度解读”了。
　　另外，夏维中教授在《序》中提出的《明史·奸臣传·马士英》的形成问题，确是作者应该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对此，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马士英传》初稿出于谁手，之后是否有所修改，若有，如何修改、出自谁手，初稿、修改稿取材于什么；二是清修《明史》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在康熙时期就有《奸臣传》的体例，但是后来传主却有进退，如雍正时期史官汪由敦把崇祯时期的首辅周延儒加进《奸臣传》（汪由敦《松泉文集》卷二十《史裁蠡说》）；昭梿《啸亭续录》说王鸿绪《明史稿·奸臣传》列有顾秉谦（昭梿《啸亭续录》卷三《明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第437页），但乾隆四年刊行之《明史》又将其撤出。这样一来马士英到底是康熙时期即已入《奸臣传》，还是后来被加上的，需要进行探讨。但汪由敦只言加周延儒于《奸臣传》而不言马士英，后加马士英之说也不见于其他史籍，则马士英很可能是康熙时期即已入《奸臣传》。以上两点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不知是否对作者处理以上问题有所裨益？该书在文字校对上也存在一些错误，如再版，需要认真加以订正。
　　作者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将当初的硕士论文扩展成此书，其所下的功夫可以想见。该书涉及众多的晚明人物，除马士英外，还有阮大铖、弘光帝、黄宗羲、袁崇焕、史可法等，在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上，作者所奉行的是明末思想家李贽的观念，“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不为人认同，可作进一步讨论，但其取材之丰赡、观点之新颖，都使该书值得一读。
　　[作者单位：胡运宏，南京林业大学科技处，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