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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家门口的一所部队里当文化干事。
一毕业就进机关，相当牛掰了。其他排长都住班里，我住团部大礼堂——二楼一间耳房改成的单身宿舍，享受着当时全团乃至全军最大的人均面积。一到了晚上，整个礼堂的寂静和空旷都往我耳朵里钻，没有呼噜，没有汗臭，没有熄灯上岗，没有紧急集合，偶有点名和出操。但是我却从未感到过安宁。
作为新人、下层军官、机关生物链的最末端，每天压力山大寂寞冷。凌晨四点多，我一准醒来，然后清醒地等着那些被睡眠遗忘的压抑和重量重新返回心脏。一忙就是一天。忙无所谓，关键是累。每天都像是在打仗。白天跟各种指示和脸色打仗，晚上还得跟自己打仗。国庆节前一个红霞满天的黄昏，我吃完晚饭从机关食堂回宿舍，实在不想上二楼，一个人在礼堂侧门前长长的台阶上坐下来抽烟。看见刚从食堂出来的我们的副主任，边抹着嘴巴边匆忙地往办公室一路快走，政委明天上午八点之前要一个汇报。他焦灼的步履和稀疏的头顶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尽头。我意识到部队这个环境也许不太适合我，它可以成就一个人的英雄梦，但无法成全我想要的安宁。要是能转业就好了，大不了就转业。
我天真了，还大不了呢。你才来几年，根本不配提转业。没资格。那就退而求其次，换换环境也好。可是换到哪里呢，换了汤换不了药。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军区有一个叫创作室的地方，那可能是唯一一个不用每天看脸色和指示的地方。但是高高在上。高高在上无所谓，事在人为。每天晚上九点从办公室回来之后，我开始写小说，反正也睡不着。窗帘紧闭，台灯弄影，感觉很好，像搞地下活动，像幽会。我的目的既明确又狭隘，那就是发表，发表，发表，发表到一定程度，然后调走。调动这种事，从来都是三分打拼七分天注定，很幸运，那七分又砸在了我头上。报到的那天创作室主任在一个临时借用的房间里跟我谈话，半是商量半是命令的口吻：单位刚搬家，条件很艰苦，千头萬绪各方面工作量很大，你看你，年轻，又刚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脏已经提起来了，主任瞅了我一眼，下决心似地，摊牌了：暂时不给你提供办公室了，你就在家写吧。
幸福来得太突然。
对，无限接近了，接近我的梦想。一个很没有出息的梦想，安宁。谢谢创作室。谢谢文学。关于安宁，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很直观的场景作为硬性标志：上午十点，乘坐一辆公交车去这个城市的随便一家图书馆，翻一翻最近的杂志，再借阅几本名著。必须是上午十点，必须是公交车。我把整个城市当做自己的摇篮，远离一切琐碎和束缚，所有的欲望都变得稀薄而抽象。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所理解的安宁，我自以为所拥有的安宁，那也许不叫安宁，叫安逸。
此安逸并非永逸，没错，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安逸。军改开始了。史无前例。是改革就会有阵痛。军队要在阵痛中从身体里挤出去一部分多余的东西。我就是这阵痛。我的安逸就是多余的那一部分。我早就说过的，部队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它是熔炉，是机器，每时每刻都在轰鸣、翻转、吞吐，它充满了律动，风行雷厉，直来直去，容不下太多的枝杈和拐角。能容我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换一个环境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它即将摧毁我的安宁。还不仅仅是一个上午十点该待在哪里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了“活法”，一个事关价值取向和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说到底，安宁其实是我的一个活法，是我的前提和必然，我在通往它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所有与之相关的选择和取舍都已经积重难返：世上最悲催的事莫过于此，连根拔起然后全部推倒重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得安宁的方式。长久以来，我一直努力试图通过文学来获得安宁，我自以为已经做到了，其实还差得远，一次军改就把它们全部打翻在地。安宁在强硬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现实很硬，很有力，除非你比它更硬，更有力。比如莫言。莫言当年也遭遇过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莫言没有问题，虽还未问鼎诺奖，但当时他在文学上已经足够强大，脱了军装照样去最高检当他的作家，照样可以每天上午十点想去哪就去哪。安宁是需要力量去维护和保障的。一种偏安一隅的安宁不是安宁，一种逆来顺受的安宁不是安宁，一种苟且、将就、惶惶不可终日的安宁不是安宁。这些年我所自以为是的安宁根本不是安宁，最多也就是安宁的初级水平。
四月份确定转业。然后是漫长的未知和等待，要去一个新单位，没有特殊原因，我将在那里度过余生。也许是工商、税务、学校、派出所，或者街道办什么的之类。因为未知，所以惶恐，所以焦虑。怀抱着被腰斩的安宁和文学，我的惶恐和焦虑之上还倍添了无尽伤感。我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一换呼吸的空气。对心情有好处。对心情有好处对未来就有好处。
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春暖花开。走出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看看生灵，看看山河。山河有现成的，父母家就住在山脚下。出门就是山，巍峨的，青翠的，荒凉的，喧嚣的，每一款都有。拾级而上，山风浩荡。每次出门回来在饭桌上好长时间我都一言不发。母亲看出了我的焦虑，可是我却无法向她传递我想要的“安宁”，我所怀抱的伤感和阵痛在她老人家看来也许过于奢侈了，奢侈到了莫名其妙。
尽管莫名其妙但是她也理解了，因为我是她的儿子。母亲无所谓的，什么军改，什么转业，什么伤感，什么阵痛，在她那里统统云淡风轻。她说，该来的就让它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一刻我看出来了，母亲是安宁的，即便是我的伤感和阵痛也动摇不了她的安宁。母亲一生并不安逸，也没什么力量，但她却一直拥有着我所梦寐以求的安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母亲是在晨风中对我说这句话的，一天当中最清凉的空气从她脸上流淌而过，所有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我第一次发现安宁原来是有形状的，像水。
王玉珏，1983年生。在《江南》《芙蓉》《长江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获第四届泉城文艺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济南市文联专业作家。
王玉珏的小说，具有一种超出题材界限的包含和广阔。他的思考重在表现人性世界里的幽深和曲折，因为人物的立体，不但故事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品的深意也获得了切实可信的依托。总之，王玉珏对创作保持了自己足够的警醒，他要成为一个把人放在关乎题材、主题之前的小说家。他的创作前景大可令人期待。
王方晨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玉珏的军旅小说，辨识度明显。他擅于在螺狮壳里做道场，从一个个执拗的个体起笔，掌控叙事节奏、塑造人物形象的层次感及流动性。行文看似无事，却暗流涌动，在不经意间巧妙地编织了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诱得你不觉间就走进了他设置的迷宫。
文清丽 《解放军文艺》副编审
作为一位如此年轻的作家，王玉珏小说的情感温度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小说情节中多含有对生活残酷性的体认，但并不妨碍小说作者以深刻的悲悯情怀和温暖深湛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并反思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命运变迁。青年作家有如此的叙事自觉和情感深度，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一个地域中，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变化、命运冲击和精神重构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王玉珏的小说能够为这个重要过程留存下更多、更深的精神痕迹，能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美学的双重价值。
刘永春 鲁东大学教授
一毕业就进机关，相当牛掰了。其他排长都住班里，我住团部大礼堂——二楼一间耳房改成的单身宿舍，享受着当时全团乃至全军最大的人均面积。一到了晚上，整个礼堂的寂静和空旷都往我耳朵里钻，没有呼噜，没有汗臭，没有熄灯上岗，没有紧急集合，偶有点名和出操。但是我却从未感到过安宁。
作为新人、下层军官、机关生物链的最末端，每天压力山大寂寞冷。凌晨四点多，我一准醒来，然后清醒地等着那些被睡眠遗忘的压抑和重量重新返回心脏。一忙就是一天。忙无所谓，关键是累。每天都像是在打仗。白天跟各种指示和脸色打仗，晚上还得跟自己打仗。国庆节前一个红霞满天的黄昏，我吃完晚饭从机关食堂回宿舍，实在不想上二楼，一个人在礼堂侧门前长长的台阶上坐下来抽烟。看见刚从食堂出来的我们的副主任，边抹着嘴巴边匆忙地往办公室一路快走，政委明天上午八点之前要一个汇报。他焦灼的步履和稀疏的头顶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尽头。我意识到部队这个环境也许不太适合我，它可以成就一个人的英雄梦，但无法成全我想要的安宁。要是能转业就好了，大不了就转业。
我天真了，还大不了呢。你才来几年，根本不配提转业。没资格。那就退而求其次，换换环境也好。可是换到哪里呢，换了汤换不了药。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军区有一个叫创作室的地方，那可能是唯一一个不用每天看脸色和指示的地方。但是高高在上。高高在上无所谓，事在人为。每天晚上九点从办公室回来之后，我开始写小说，反正也睡不着。窗帘紧闭，台灯弄影，感觉很好，像搞地下活动，像幽会。我的目的既明确又狭隘，那就是发表，发表，发表，发表到一定程度，然后调走。调动这种事，从来都是三分打拼七分天注定，很幸运，那七分又砸在了我头上。报到的那天创作室主任在一个临时借用的房间里跟我谈话，半是商量半是命令的口吻：单位刚搬家，条件很艰苦，千头萬绪各方面工作量很大，你看你，年轻，又刚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脏已经提起来了，主任瞅了我一眼，下决心似地，摊牌了：暂时不给你提供办公室了，你就在家写吧。
幸福来得太突然。
对，无限接近了，接近我的梦想。一个很没有出息的梦想，安宁。谢谢创作室。谢谢文学。关于安宁，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很直观的场景作为硬性标志：上午十点，乘坐一辆公交车去这个城市的随便一家图书馆，翻一翻最近的杂志，再借阅几本名著。必须是上午十点，必须是公交车。我把整个城市当做自己的摇篮，远离一切琐碎和束缚，所有的欲望都变得稀薄而抽象。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所理解的安宁，我自以为所拥有的安宁，那也许不叫安宁，叫安逸。
此安逸并非永逸，没错，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安逸。军改开始了。史无前例。是改革就会有阵痛。军队要在阵痛中从身体里挤出去一部分多余的东西。我就是这阵痛。我的安逸就是多余的那一部分。我早就说过的，部队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它是熔炉，是机器，每时每刻都在轰鸣、翻转、吞吐，它充满了律动，风行雷厉，直来直去，容不下太多的枝杈和拐角。能容我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了。换一个环境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它即将摧毁我的安宁。还不仅仅是一个上午十点该待在哪里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到了“活法”，一个事关价值取向和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说到底，安宁其实是我的一个活法，是我的前提和必然，我在通往它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所有与之相关的选择和取舍都已经积重难返：世上最悲催的事莫过于此，连根拔起然后全部推倒重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获得安宁的方式。长久以来，我一直努力试图通过文学来获得安宁，我自以为已经做到了，其实还差得远，一次军改就把它们全部打翻在地。安宁在强硬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现实很硬，很有力，除非你比它更硬，更有力。比如莫言。莫言当年也遭遇过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莫言没有问题，虽还未问鼎诺奖，但当时他在文学上已经足够强大，脱了军装照样去最高检当他的作家，照样可以每天上午十点想去哪就去哪。安宁是需要力量去维护和保障的。一种偏安一隅的安宁不是安宁，一种逆来顺受的安宁不是安宁，一种苟且、将就、惶惶不可终日的安宁不是安宁。这些年我所自以为是的安宁根本不是安宁，最多也就是安宁的初级水平。
四月份确定转业。然后是漫长的未知和等待，要去一个新单位，没有特殊原因，我将在那里度过余生。也许是工商、税务、学校、派出所，或者街道办什么的之类。因为未知，所以惶恐，所以焦虑。怀抱着被腰斩的安宁和文学，我的惶恐和焦虑之上还倍添了无尽伤感。我觉得自己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一换呼吸的空气。对心情有好处。对心情有好处对未来就有好处。
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春暖花开。走出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看看生灵，看看山河。山河有现成的，父母家就住在山脚下。出门就是山，巍峨的，青翠的，荒凉的，喧嚣的，每一款都有。拾级而上，山风浩荡。每次出门回来在饭桌上好长时间我都一言不发。母亲看出了我的焦虑，可是我却无法向她传递我想要的“安宁”，我所怀抱的伤感和阵痛在她老人家看来也许过于奢侈了，奢侈到了莫名其妙。
尽管莫名其妙但是她也理解了，因为我是她的儿子。母亲无所谓的，什么军改，什么转业，什么伤感，什么阵痛，在她那里统统云淡风轻。她说，该来的就让它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一刻我看出来了，母亲是安宁的，即便是我的伤感和阵痛也动摇不了她的安宁。母亲一生并不安逸，也没什么力量，但她却一直拥有着我所梦寐以求的安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母亲是在晨风中对我说这句话的，一天当中最清凉的空气从她脸上流淌而过，所有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我第一次发现安宁原来是有形状的，像水。
王玉珏，1983年生。在《江南》《芙蓉》《长江文艺》《解放军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获第四届泉城文艺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济南市文联专业作家。
王玉珏的小说，具有一种超出题材界限的包含和广阔。他的思考重在表现人性世界里的幽深和曲折，因为人物的立体，不但故事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品的深意也获得了切实可信的依托。总之，王玉珏对创作保持了自己足够的警醒，他要成为一个把人放在关乎题材、主题之前的小说家。他的创作前景大可令人期待。
王方晨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玉珏的军旅小说，辨识度明显。他擅于在螺狮壳里做道场，从一个个执拗的个体起笔，掌控叙事节奏、塑造人物形象的层次感及流动性。行文看似无事，却暗流涌动，在不经意间巧妙地编织了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诱得你不觉间就走进了他设置的迷宫。
文清丽 《解放军文艺》副编审
作为一位如此年轻的作家，王玉珏小说的情感温度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小说情节中多含有对生活残酷性的体认，但并不妨碍小说作者以深刻的悲悯情怀和温暖深湛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并反思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命运变迁。青年作家有如此的叙事自觉和情感深度，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一个地域中，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变化、命运冲击和精神重构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王玉珏的小说能够为这个重要过程留存下更多、更深的精神痕迹，能够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美学的双重价值。
刘永春 鲁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