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大陆与香港的摩擦，纷纷扰扰，有理说不清，其实有理也说不通。香港身份属于中国国籍，可是基于政治、社会，主要是历史文化因素，“中”、“港”又截然有别。殖民统治的分离，令港人既难以从祖国寻找共同感，在地域上亦难以联系英国，身份非驴非马。虽说港人身份表现在港人与大陆人的文化差异之上，但差异又是构成身份的重要因素，表面上是异中有同，里面却是千丝万缕。
　　不过，无论分析得多仔细，都比不上日常生活经验的冲击。《北漂十记》和《港漂十味》，分别记载北漂港人和港漂大陆人的生活体验和旅居印象，这些体验和印象往往来自北漂港人重新发现港人特质，或重新理解大陆人心理及行为的过程。不一定每个经验都符合惯常的定见，因为人会从经验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
　　如果有大陆的朋友想了解香港人对事物的看法，我会建议他先阅读《北漂十记》的港人北漂经验（虽然书中作者的视角仅能反映专业人士的审美观）。一个人对异地的印象往往最能反映出他的成长背景，也会立刻注意到那里的人习以为常却令他惊讶的事物，比如说，抛开语言的问题，在大陆工作的港人得经常接受“酒宴”的洗礼，这与其说是新中国文化，不如说是传统社会的生活习惯，或说得精准些，是传统混杂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活习惯。香港基本上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人们心里有一套“经济理性”、“工作伦理”和“公德心”等道德标准，这些个人化的道德标准会将个人从社会中抽离。
　　而中国大陆恰好相反，一切个人的行为甚至法律不能优先于传统的社会习俗，在乡村地区，由于传统习俗对法律和个人意愿的制约，所以往往更易激起个人、法律和习俗之间的冲突。李浩然在《行走在基层的法治思考者》中记载了贵州一宗乡民违法进行土葬的事件，作者清楚地描绘出法律与习俗的冲突，继而指出这种冲突往往在改革开放以后更趋白热化，因为社会制度和法律没有配合高速的经济进步，于是产生种种问题。
　　在进步过程中，人们往往看见很多社会问题浮现出来，这些问题看来或许是现代价值对传统的冲击，但更多时候是传统恶习遗留下来的阴影。在周雅婷写的《苹果的比喻》里，作者思考common sense（常识）这个问题，她发现虽然香港人在行为上大都习惯于一套常识，例如你付五百元买一支正牌灯，对方往往给你一支五百元的正牌灯，但在大陆却可以给你一支三百元的山寨货﹔有趣的是，发现后，对方还给你减价，故此作者发现对方不一定存心欺骗，只是觉得，如果你出三百元，我减价至二百五，你一定会接受。这再具体不过地解释了香港人的“经济理性”了。
　　香港是一个海港，她既向世界开放，同时又呈现出狭隘、渺小的面貌﹔相比之下，在大陆的经验似乎就是在一个广阔无垠而封闭的世界里生活。对于习惯于说一是一、事事规规距距的香港人来说，中国大陆社会有太多他们不明白的事情，一切看来井然有序的表象背后，似乎有一重重复杂的关系，就像景观里总有一片连绵不绝的山水，没有截然分明的海岸线，没有运输发达的马路来联系。《港怂与北漂》的作者徐天成，是一位在二十一世纪初到北京公干的律师，他亲身经历了港人在开放之初经常遇到的停水停电体验，原因却与迟缴电费水费有关。这位律师在大陆体验了法制的落后，尤其是法律程序以及产权法等方面尚未发展成熟。
　　可是这位律师也很明白，如果大陆在法制方面成熟完善的话，就不需要北漂的港人了，这正是即使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仍需要北漂港人的原因。这些港人大多是专业人士，他们在商业、设计、会计、法律、电影等领域上的专业知识，正好就是他们仍在大陆工作的原因，正如大陆在经贸、金融、法制方面，仍需倚重香港。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令中港两地的人，既视对方为对手，又需要对方的奥援。
　　然而，所谓大陆者，其实只是一种概括的印象，港人在内地北漂越久，就越发现其实来自不同省份和城市的人各有不同的性格，相比之下，凡事谨小慎微的香港人就变得很“怂”（胆小）。其实，如果有专属于某一地域的族群特性存在，这些特性也是周遭环境长期影响的结果，又或者，周遭环境往往是某些政策的长期作用，比如香港人在公众场所规规距距，通常是政府广告教谕的作用，还有经济起飞对大众心理的影响。香港人往往会认为所谓“大陆人”的不文明举动，与几十年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但其实近两百年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动荡之中，三十年经济发展实在无法立即抵消这百年来的乱局。而香港，在作为国际港口以致经济起飞的二十年间，早已吸收并熟习了西方甚至现代世界的品味、行事习惯、法律精神和经济理性。
　　就如舞蹈艺术家郑志锐说，大陆的生活品味在开始改变，例如家具摆设方面回溯民国风，走不崇洋亦不俗套的路线。如果从艺术和生活品味开始，能够酝酿出一种普罗大众的意识革命，也许会改变国民的素质也说不定。这也许是旅居大陆各大城市、感觉格格不入却试图融入各地生活的港人在生活和赚钱以外的共同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