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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人民日报》社论后意犹未满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在1版重要版面刊登毛泽东精心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部影片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下面这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篇社论的初稿是胡乔木奉命起草的。在构思社论的时候，胡乔木吩咐《人民日报》资料组，为他收集自本年初春以来，在各地主要报纸上刊发的讨论电影《武训传》的文章篇目。
这些篇目收集来以后，胡乔木列入文稿，然后展开评论，即形成初稿。
20世纪50年代初是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最密集、最驾轻就熟的时期，成稿数量很大，在党内甚有影响，深得领袖好评。有许多次，胡乔木向毛泽东送呈的社论稿，未改一字，即获同意见报。但是，这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却没有过关，这对熟悉了毛泽东的胡乔木来说，是少见的事情。
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保留了文稿中罗列的大量讨论文稿的题目，然后几乎重写了后面的部分。对此，已有专家袁晞等详加论述。
这篇社论不啻旱地惊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批判一部故事影片为由，掀起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来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问题。这篇社论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篇社论将历史人物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并列为批评目标，扩大了原先定调的批判范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还没有熟悉《人民日报》社论的分量。或者说，在当时，中央机关报的影响还不及后来一段时期那样强大。于是，按《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文所说：“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13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从第四名起，实际上都是山东省各级单位派来协助前述3人开展调查的辅助人员。
组成“调查团”的时间，和《人民日报》发表要重视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社论同步，按袁水拍的记录，他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即5月21日接到通知，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
袁水拍为什么参加调查团
如果没有更高的上级批准，《人民日报》和文化部是不会联合组团前往山东调查的，这只能是最高层领袖的决定。
这也是袁水拍第一次以一个调查组成员身份在《人民日报》上亮出名字。实际上，这13人的调查团，核心成员就是名列在前、从北京出发的3个人。这3人中，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名列第三的“李进”，即江青。这也是江青第一次以“李进”的名字公开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袁水拍和钟惦棐，都是江青指定参加调查组的。
当时，中宣部电影处尚在筹组之中，钟惦棐是唯一的干部，凡与电影有关的任务肯定会落到他头上。有文章说江青此时是电影处的副处长，至今未见足具说服力的文档证明。此时江青可以确认的社会职务是当年7月成立的“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担任电影处处长则是这年11月的事情，有毛泽东与胡乔木的书信为证。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组（相当于后来的部）组长，参加了自1951年3月以来中宣部、文化部主持召开的与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相关的一系列会议，还奉命组织了一批批评《武训传》的文章见报，洞晓此事来龙去脉。如果要从《人民日报》抽调一个人，则非他莫属。
“调查团”中袁水拍排名第一，其实他倒是这个小组前列三人中革命资历最浅的一位。除去主席夫人身份不说，37岁的江青毕竟是1933年入党的老资历党员，而且是电影演员出身，熟悉电影业务。钟惦棐比袁水拍小3岁，这年只有32岁，却是1937年春即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入党的标准“三八式”老革命。而袁水拍于1942年在桂林入党，是建国前长期工作于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这3个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钟惦棐为小组长。
从北京出发的这个三人小组里，资历最深的江青是拿主意的关键人物，袁水拍则是实际“干活”的人，主持会议，接待来客，查阅档案，出头露面的事情都由他牵头。
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初露头角
袁水拍（1916—1982），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原名袁光楣，笔名有袁水拍、马凡陀等30多个，1916年春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后又考入中国银行当练习生。
1938年起，他以袁水拍为笔名在《文艺阵地》等报刊上发表诗作，参加中共地下党员主持的读书会。1941年6月初他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工作。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袁水拍于1942年初撤离香港，经东江游击区，于4月到达桂林后加入中共。他从 1944年开始写政治讽刺诗，以笔名“马凡陀”著称。1946年1月随中国银行总行回上海，业余给《新民报晚刊》编辑“夜光杯”副刊，并继续写政治讽刺诗。他的诗作题材丰富，通俗易懂而风趣，广受市民欢迎。
上海解放后，袁水拍于 1949年6月底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期间，他与参会的即将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相识。邓拓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早就知道“马凡陀”诗名，恰好《人民日报》文艺组长出缺，即盛情邀请袁水拍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第二组长（当时第一组长是诗人王亚平）。 袁水拍赴京工作显然得到了胡乔木的批准。中央档案馆保存了一份胡乔木于1949年10月27日的短信：
华北局供给部：
人民日报自8月以后所吸收的作家骆宾基、袁水拍、袁静等同志的母亲、小孩共五人，请予暂按中灶待遇，至10月底止。
敬礼
胡乔木
（1949）十月廿七日
足见胡乔木对袁水拍来京进入《人民日报》工作也充满期待。
袁水拍到北京后不久，文艺组第一组长王亚平调北京市文联工作，袁即接任第一组长。
袁水拍长期在上海工作，熟悉大城市生活，文字功底深厚且英文极好，这对关照和协助有过上海生活经历的江青，到山东农村调查是颇为适宜的。虽然袁水拍不熟悉江青，但他对领袖的敬仰发自内心，对4月以来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态度了然于胸。这些，都成为袁水拍置身“调查团”的重要因素。
江青在调查团出发前的准备
“调查团”成员5月21日接到去山东的通知，5月29日出发。在这段日子里，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已经掀起潮头。社论发表后，文化部在5月26日和27日召开了关于批判《武训传》的座谈会，叶圣陶、柳青、严文井、艾青、丁玲、李伯钊，可能还有杨述（袁水拍的笔记中记有“杨”）参加了26日的会议并发言。叶以群、王朝闻、老舍、艾青、康濯、王子野、袁牧之、陈企霞参加了27日的会议并发言，袁水拍笔记还记录有“邓”的发言，是邓拓还是邓友梅？不得而知了。
这两天的会议，江青和袁水拍都参加了。袁水拍勤奋记录，但是江青在26日的会议上说话不多，袁水拍仅记录了江青的一句话，说电影《武训传》“其主题思想是大陆日沉”。
“大陆日沉”是电影《武训传》主题歌中的一句歌词。歌词原文是：“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苦操奇行，一囊一钵，仆仆风尘，一砖一瓦，累积成金，街头卖艺，市上售歌，为牛为马，舍命舍身，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歌词为导演孙瑜所写，概括了武训兴办义学的一生。
27日的座谈会就大不相同了，笔记在第一行就写道：“大张旗鼓镇压武训传。”江青作了较长时间发言，一开始就指出，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在目前说，确是思想问题。是党内拖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尾巴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原句记录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拖着尾巴的知识分子）
江青说：“不要把武训做教（育）材。掌握好这个地盘是艰巨（的任务）。”
江青说：“一部影片三本书，够隆重了，无数好评。《清宫秘史》也有数十篇（评论），多少有（点）批评。武训最易迷惑人。”
江青指出，现在批判《武训传》，“说服力很不够，（人民日报）社论只是给我们立场观点，我们各方面材料不足。《武训传》丑得不得了。”这段话当与“调查团”的任务有关。因为对武训其人了解不多，因此要去山东调查。
从袁水拍笔记看，江青在当天引经据典说得很多而且比较快，以至袁的大段笔记潦草难以辨读。然而有几句还是记载清楚的，江青说：“我同意对影评、书评先下手（撰著或发表），要分开陶（行知）、武训，要写传（当指要写新的武训传记——本文作者注）。一句一句驳，学毛主席，先说后半（部分），武训有专祠。张曜（清朝山东巡抚——本文作者注）为有立场者（与有些同志不同）。捻子军是他打平的。” “电影画传为什么把刽子手豪绅都说成是开明绅士。是否能解释主观动机（是）好（的）？”
江青又一次提到了主题歌，说“主题歌在哀叫”。她还指责导演孙瑜“把一切藏起来，露出了磕头”，主演赵丹则是“把丑恶藏起来”。
她对武训表现厌恶说：“千古奇丐，可恶的是与无产阶级同穴。最可恶。”
讲话中，江青不止一次地强调，对陶行知要区别认识。她说陶行知在一二·九运动前是不参加救国运动的。袁笔记中记录江青的一句话为：“如陶行知遗嘱武训传？”似为江青指出陶行知提倡学习武训，是否在他的遗嘱中也提到了？
实际上陶行知是因脑溢血猝然辞世的，未必在绝笔中提及武训。但是他提倡学习武训从事“平民教育”却贯穿于自己的一生。这天，江青站在反面提出，陶行知学习武训，“也应否定批判。材料要摆得足足的。（现在）运动刚展开，主要是知识分子问题。劳动人民顶多看了哭，有一点坏影响。但知识分子，整个思想界甚至党员（问题就严重了）”。
调查小组出发前，毛泽东召见袁水拍
据袁水拍笔记记载，调查人员即将出发的1951年5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客厅会见了“调查团”成员袁水拍。另两位成员江青和钟惦棐是否参加？未见记录，此事也从未见江青和钟惦棐事后提及，看来只召见了袁水拍一人的可能性较大。201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此也没有记载。而袁水拍的笔记因是原始记录，可信度很高。
袁水拍笔记的页顶，写下了馆陶县、堂邑柳林镇两个地名，还有杨树芳（应为“坊”，是协助武训办学的当地举人）、张曜、袁树勋（都是褒奖武训的山东巡抚）等人名。
这些地名和人名下面，有“1838—1892”字样，这是武训的生卒年份。
毛泽东对调查武训一事向袁水拍进行了叮嘱，笔记上有四条：“一种人，孙瑜反动宣传，别有用心；二种人，马列主义不巩固，在这一问题上动摇了；三种人，老好人，哭，最多，上了大当。不知道武（训）为何人。四，反对下跪。看了，不喜欢，气愤。”（这是袁水拍当时所作笔记。后来，他对这四点有所归纳，增强了条理性——本文作者注）
说出四条基本指导原则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看武训是脱离群众的，为什么不加上一句，别有用意？”
此时的袁水拍第一次和领袖近距离接触，必定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情不自禁地在主席面前将初次看到毛泽东的感受写入笔记：“我自己觉得毛主席红润的面孔和身躯的壮健，都是健旺的，散发着革命的力量的。但立直则觉得他的背微驼。人民站立了起来，他自己却因辛苦而驼背，他的牙齿已黑，（是）烟抽得多。他的头发就不是像画中那样有鬓角。（他身着）灰色的制服，黄皮鞋。”
袁水拍还记录，他口误把鸦片战争发生的时间1840年说成了1940年。“主席哈哈地大笑。那笑容就像有些他的照片上那样，多肉的面颊隆起。”
会见之时主席的女儿李讷在场，袁水拍有记录：“孩子十岁，但很显高，替他抛掉烟，把他的手弯过来剥什么东西。他（主席）不动，替他弄领口。”
同一页上，袁水拍还记录了一行字：“陶行知有一些共产党弟子带改良主义色彩。”这句话当为毛泽东所说。
袁水拍的当日笔记记录了毛泽东另外几段表述：“袁树勋奏折，清朝做普及教育。武训即普及教育。张謇把武训与孔子放在一起。”“清宫秘史是反革命。” “蒋（介石）题词，（武训是）统治阶级的红人。”
笔记到此结束，因为“调查团”马上就要出发了。
主席谈话后，
调查团立即出发
毛泽东召见袁水拍谈话很简短。以袁水拍的勤奋，笔记只有1页多一点。由此推断，袁水拍赶到中南海，由主席召见后立即会同江青登车出发，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前往济南，再转道堂邑县。
令袁水拍深感惊讶的是，毛泽东亲自登车，将江青送到前门火车站。虽然他并没有下车，但送人上火车时直抵站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很少有的。
“调查团”出发时，护卫江青的警卫事务已经由汪东兴安排妥帖。从中南海警卫部队中抽调了几名卫士随同前去山东，由警卫处科长申虎臣带队，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主席警卫班战士李德华、朱德总司令警卫班战士杨守诚。出发前江青还对李家骥做了一番交代，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 （李家骥、杨庆旺《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见《百年潮》杂志2007年第6期）
毛泽东的车队直接开上了火车站台。毛泽东没有下车，目送江青等登车而去。据李家骥回忆，江青、钟惦棐和袁水拍乘坐了软卧车厢。
当天下午，江青一行到达济南，由《大众日报》有关负责人接待，当天即介绍了一些情况。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训调查就此开始。
（2015年3月1日于北京）
（本系列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钱江、朱悦华均为《人民日报》资深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在1版重要版面刊登毛泽东精心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这部影片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下面这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篇社论的初稿是胡乔木奉命起草的。在构思社论的时候，胡乔木吩咐《人民日报》资料组，为他收集自本年初春以来，在各地主要报纸上刊发的讨论电影《武训传》的文章篇目。
这些篇目收集来以后，胡乔木列入文稿，然后展开评论，即形成初稿。
20世纪50年代初是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最密集、最驾轻就熟的时期，成稿数量很大，在党内甚有影响，深得领袖好评。有许多次，胡乔木向毛泽东送呈的社论稿，未改一字，即获同意见报。但是，这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却没有过关，这对熟悉了毛泽东的胡乔木来说，是少见的事情。
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保留了文稿中罗列的大量讨论文稿的题目，然后几乎重写了后面的部分。对此，已有专家袁晞等详加论述。
这篇社论不啻旱地惊雷，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批判一部故事影片为由，掀起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来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问题。这篇社论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篇社论将历史人物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并列为批评目标，扩大了原先定调的批判范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还没有熟悉《人民日报》社论的分量。或者说，在当时，中央机关报的影响还不及后来一段时期那样强大。于是，按《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文所说：“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13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从第四名起，实际上都是山东省各级单位派来协助前述3人开展调查的辅助人员。
组成“调查团”的时间，和《人民日报》发表要重视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社论同步，按袁水拍的记录，他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即5月21日接到通知，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
袁水拍为什么参加调查团
如果没有更高的上级批准，《人民日报》和文化部是不会联合组团前往山东调查的，这只能是最高层领袖的决定。
这也是袁水拍第一次以一个调查组成员身份在《人民日报》上亮出名字。实际上，这13人的调查团，核心成员就是名列在前、从北京出发的3个人。这3人中，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名列第三的“李进”，即江青。这也是江青第一次以“李进”的名字公开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袁水拍和钟惦棐，都是江青指定参加调查组的。
当时，中宣部电影处尚在筹组之中，钟惦棐是唯一的干部，凡与电影有关的任务肯定会落到他头上。有文章说江青此时是电影处的副处长，至今未见足具说服力的文档证明。此时江青可以确认的社会职务是当年7月成立的“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她担任电影处处长则是这年11月的事情，有毛泽东与胡乔木的书信为证。
袁水拍，是当时《人民日报》文艺组（相当于后来的部）组长，参加了自1951年3月以来中宣部、文化部主持召开的与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相关的一系列会议，还奉命组织了一批批评《武训传》的文章见报，洞晓此事来龙去脉。如果要从《人民日报》抽调一个人，则非他莫属。
“调查团”中袁水拍排名第一，其实他倒是这个小组前列三人中革命资历最浅的一位。除去主席夫人身份不说，37岁的江青毕竟是1933年入党的老资历党员，而且是电影演员出身，熟悉电影业务。钟惦棐比袁水拍小3岁，这年只有32岁，却是1937年春即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入党的标准“三八式”老革命。而袁水拍于1942年在桂林入党，是建国前长期工作于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这3个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钟惦棐为小组长。
从北京出发的这个三人小组里，资历最深的江青是拿主意的关键人物，袁水拍则是实际“干活”的人，主持会议，接待来客，查阅档案，出头露面的事情都由他牵头。
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初露头角
袁水拍（1916—1982），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原名袁光楣，笔名有袁水拍、马凡陀等30多个，1916年春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后又考入中国银行当练习生。
1938年起，他以袁水拍为笔名在《文艺阵地》等报刊上发表诗作，参加中共地下党员主持的读书会。1941年6月初他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工作。当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袁水拍于1942年初撤离香港，经东江游击区，于4月到达桂林后加入中共。他从 1944年开始写政治讽刺诗，以笔名“马凡陀”著称。1946年1月随中国银行总行回上海，业余给《新民报晚刊》编辑“夜光杯”副刊，并继续写政治讽刺诗。他的诗作题材丰富，通俗易懂而风趣，广受市民欢迎。
上海解放后，袁水拍于 1949年6月底到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期间，他与参会的即将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相识。邓拓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早就知道“马凡陀”诗名，恰好《人民日报》文艺组长出缺，即盛情邀请袁水拍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第二组长（当时第一组长是诗人王亚平）。 袁水拍赴京工作显然得到了胡乔木的批准。中央档案馆保存了一份胡乔木于1949年10月27日的短信：
华北局供给部：
人民日报自8月以后所吸收的作家骆宾基、袁水拍、袁静等同志的母亲、小孩共五人，请予暂按中灶待遇，至10月底止。
敬礼
胡乔木
（1949）十月廿七日
足见胡乔木对袁水拍来京进入《人民日报》工作也充满期待。
袁水拍到北京后不久，文艺组第一组长王亚平调北京市文联工作，袁即接任第一组长。
袁水拍长期在上海工作，熟悉大城市生活，文字功底深厚且英文极好，这对关照和协助有过上海生活经历的江青，到山东农村调查是颇为适宜的。虽然袁水拍不熟悉江青，但他对领袖的敬仰发自内心，对4月以来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态度了然于胸。这些，都成为袁水拍置身“调查团”的重要因素。
江青在调查团出发前的准备
“调查团”成员5月21日接到去山东的通知，5月29日出发。在这段日子里，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已经掀起潮头。社论发表后，文化部在5月26日和27日召开了关于批判《武训传》的座谈会，叶圣陶、柳青、严文井、艾青、丁玲、李伯钊，可能还有杨述（袁水拍的笔记中记有“杨”）参加了26日的会议并发言。叶以群、王朝闻、老舍、艾青、康濯、王子野、袁牧之、陈企霞参加了27日的会议并发言，袁水拍笔记还记录有“邓”的发言，是邓拓还是邓友梅？不得而知了。
这两天的会议，江青和袁水拍都参加了。袁水拍勤奋记录，但是江青在26日的会议上说话不多，袁水拍仅记录了江青的一句话，说电影《武训传》“其主题思想是大陆日沉”。
“大陆日沉”是电影《武训传》主题歌中的一句歌词。歌词原文是：“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苦操奇行，一囊一钵，仆仆风尘，一砖一瓦，累积成金，街头卖艺，市上售歌，为牛为马，舍命舍身，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谁启我愚，谁济我贫。”歌词为导演孙瑜所写，概括了武训兴办义学的一生。
27日的座谈会就大不相同了，笔记在第一行就写道：“大张旗鼓镇压武训传。”江青作了较长时间发言，一开始就指出，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在目前说，确是思想问题。是党内拖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尾巴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原句记录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拖着尾巴的知识分子）
江青说：“不要把武训做教（育）材。掌握好这个地盘是艰巨（的任务）。”
江青说：“一部影片三本书，够隆重了，无数好评。《清宫秘史》也有数十篇（评论），多少有（点）批评。武训最易迷惑人。”
江青指出，现在批判《武训传》，“说服力很不够，（人民日报）社论只是给我们立场观点，我们各方面材料不足。《武训传》丑得不得了。”这段话当与“调查团”的任务有关。因为对武训其人了解不多，因此要去山东调查。
从袁水拍笔记看，江青在当天引经据典说得很多而且比较快，以至袁的大段笔记潦草难以辨读。然而有几句还是记载清楚的，江青说：“我同意对影评、书评先下手（撰著或发表），要分开陶（行知）、武训，要写传（当指要写新的武训传记——本文作者注）。一句一句驳，学毛主席，先说后半（部分），武训有专祠。张曜（清朝山东巡抚——本文作者注）为有立场者（与有些同志不同）。捻子军是他打平的。” “电影画传为什么把刽子手豪绅都说成是开明绅士。是否能解释主观动机（是）好（的）？”
江青又一次提到了主题歌，说“主题歌在哀叫”。她还指责导演孙瑜“把一切藏起来，露出了磕头”，主演赵丹则是“把丑恶藏起来”。
她对武训表现厌恶说：“千古奇丐，可恶的是与无产阶级同穴。最可恶。”
讲话中，江青不止一次地强调，对陶行知要区别认识。她说陶行知在一二·九运动前是不参加救国运动的。袁笔记中记录江青的一句话为：“如陶行知遗嘱武训传？”似为江青指出陶行知提倡学习武训，是否在他的遗嘱中也提到了？
实际上陶行知是因脑溢血猝然辞世的，未必在绝笔中提及武训。但是他提倡学习武训从事“平民教育”却贯穿于自己的一生。这天，江青站在反面提出，陶行知学习武训，“也应否定批判。材料要摆得足足的。（现在）运动刚展开，主要是知识分子问题。劳动人民顶多看了哭，有一点坏影响。但知识分子，整个思想界甚至党员（问题就严重了）”。
调查小组出发前，毛泽东召见袁水拍
据袁水拍笔记记载，调查人员即将出发的1951年5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客厅会见了“调查团”成员袁水拍。另两位成员江青和钟惦棐是否参加？未见记录，此事也从未见江青和钟惦棐事后提及，看来只召见了袁水拍一人的可能性较大。201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此也没有记载。而袁水拍的笔记因是原始记录，可信度很高。
袁水拍笔记的页顶，写下了馆陶县、堂邑柳林镇两个地名，还有杨树芳（应为“坊”，是协助武训办学的当地举人）、张曜、袁树勋（都是褒奖武训的山东巡抚）等人名。
这些地名和人名下面，有“1838—1892”字样，这是武训的生卒年份。
毛泽东对调查武训一事向袁水拍进行了叮嘱，笔记上有四条：“一种人，孙瑜反动宣传，别有用心；二种人，马列主义不巩固，在这一问题上动摇了；三种人，老好人，哭，最多，上了大当。不知道武（训）为何人。四，反对下跪。看了，不喜欢，气愤。”（这是袁水拍当时所作笔记。后来，他对这四点有所归纳，增强了条理性——本文作者注）
说出四条基本指导原则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看武训是脱离群众的，为什么不加上一句，别有用意？”
此时的袁水拍第一次和领袖近距离接触，必定心情激动，难以自持，他情不自禁地在主席面前将初次看到毛泽东的感受写入笔记：“我自己觉得毛主席红润的面孔和身躯的壮健，都是健旺的，散发着革命的力量的。但立直则觉得他的背微驼。人民站立了起来，他自己却因辛苦而驼背，他的牙齿已黑，（是）烟抽得多。他的头发就不是像画中那样有鬓角。（他身着）灰色的制服，黄皮鞋。”
袁水拍还记录，他口误把鸦片战争发生的时间1840年说成了1940年。“主席哈哈地大笑。那笑容就像有些他的照片上那样，多肉的面颊隆起。”
会见之时主席的女儿李讷在场，袁水拍有记录：“孩子十岁，但很显高，替他抛掉烟，把他的手弯过来剥什么东西。他（主席）不动，替他弄领口。”
同一页上，袁水拍还记录了一行字：“陶行知有一些共产党弟子带改良主义色彩。”这句话当为毛泽东所说。
袁水拍的当日笔记记录了毛泽东另外几段表述：“袁树勋奏折，清朝做普及教育。武训即普及教育。张謇把武训与孔子放在一起。”“清宫秘史是反革命。” “蒋（介石）题词，（武训是）统治阶级的红人。”
笔记到此结束，因为“调查团”马上就要出发了。
主席谈话后，
调查团立即出发
毛泽东召见袁水拍谈话很简短。以袁水拍的勤奋，笔记只有1页多一点。由此推断，袁水拍赶到中南海，由主席召见后立即会同江青登车出发，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前往济南，再转道堂邑县。
令袁水拍深感惊讶的是，毛泽东亲自登车，将江青送到前门火车站。虽然他并没有下车，但送人上火车时直抵站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很少有的。
“调查团”出发时，护卫江青的警卫事务已经由汪东兴安排妥帖。从中南海警卫部队中抽调了几名卫士随同前去山东，由警卫处科长申虎臣带队，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主席警卫班战士李德华、朱德总司令警卫班战士杨守诚。出发前江青还对李家骥做了一番交代，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 （李家骥、杨庆旺《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见《百年潮》杂志2007年第6期）
毛泽东的车队直接开上了火车站台。毛泽东没有下车，目送江青等登车而去。据李家骥回忆，江青、钟惦棐和袁水拍乘坐了软卧车厢。
当天下午，江青一行到达济南，由《大众日报》有关负责人接待，当天即介绍了一些情况。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训调查就此开始。
（2015年3月1日于北京）
（本系列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钱江、朱悦华均为《人民日报》资深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