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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要基于“理论—历史—实践”的三重维度。相互影响的共存模式彰显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历史的经验揭示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实践的发展反映两者融合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方式具有“内涵—实质—目标”三位一体的功能，并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现两者融合的关键是协调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辩证关系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P171）。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教化与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继承发展。两者的高度契合有利于我们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要基于“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就理论维度而言，相互影响的共存模式彰显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就历史维度而言，历史经验彰显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就实践维度而言，现实需要反映两者融合的重要性。
（一）理论维度彰显融合的可能性
从理论渊源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都是从这一文化的固有土壤中孕育的，无不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
第一，“和谐”概念源于“天人合一”思想。《易传·文言》提出“與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切人事应该顺乎自然规律。“和谐”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建设“美丽中国”战略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人类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避免经济社会发展中破坏环境、污染环境，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造福子孙后代。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之儒家思想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源头。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政者为民”思想都是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了尊重人的生命存在和独立价值，肯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关键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礼治精神是新时代文明礼仪的基础。“礼”是指人与人或国与国间的交往礼节。儒家倡导的忠信和爱，“以礼待人、文明有序”的优秀传统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规范的理论源泉。
第四，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大一统”思想，是爱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大一统”思想及其在政治制度、政治实践、国家治理中的演进，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内在共生，深刻影响着民族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它不仅对民族国家延续起了重要作用，其现代性改造、转型也为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爱国主义理念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础。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家国情怀，虽然存在既有的历史局限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以天下为己任、追求民族独立、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大一统”思想作为贯通中国历史的思想治理纽带，同样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文化基因。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2]
（二）历史维度揭示融合的必然性
第一，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对于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抗御外辱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只有把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与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维护好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包含优秀民族传统和优秀革命传统两个部分”[4]。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5]（P102）。对于中国革命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P533-534）革命道德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积极吸收传统美德的精华而形成的新道德。基于此，新时代的伦理道德倡导“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道德要求与价值目标，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也是对中华传统美德与革命道德的继承与发展。 （三）实践维度反映融合的重要性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弯道超车”，这需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些西方学者和西方媒体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谬论。“中国威胁论”包括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文明与意识形态威胁论等，其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这些错误的言论和思潮给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潮、理论、观念，也在大规模、多层次、多领域，或隐蔽或公开地对我国进行渗透。其中，西方社会消极、腐化和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地阻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特别要高度防范青年一代出现价值迷失、责任弱化、道德缺失等现象。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特征。“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1]（P64）。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积极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治国理政与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维系好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开启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体现为三个方面：内涵的融合，即两者在理论内涵建构上具有相似性;实质的融合，即两者在精神实质上的相容性;目标的融合，即两者目标的相依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具有“内涵—实质—目标”三位一体的功能，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具有相似性，两者都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构建理论体系。对于传统文化中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8]。传统文化中把个人的“修身”理解为社会道德修养体系的起点，努力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个人道德修养的养成体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社会、国家层面的治理与规范。这一思想既强调“身修、家齐、国治”三者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又把“国治”视为“身修”和“家齐”的最终目标，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体现了价值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科学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P16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集中反映了国家、社会、个人三方的利益诉求，并汇集三方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上具有相容性。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为道德与伦理文化。传统文化处理矛盾和冲突时，主张“大义灭亲”和 “重义轻利”;对待集体利益时“忘私忘我”和“以和为贵”等。关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树立道德理想方面，习近平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要“止于至善”，有社会责任感，追求崇高理想和完美人格[9]。这些十分真切地表明，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追求“真、善、美”人生境界的美好道德[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新时代的美好道德。“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P168）“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的大德，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公德，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的私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大德、公德和私德三者的统一。“大德”就是个体对于国家的情感与责任;“公德”是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私德”是指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品德修养。培育和践行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和严私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7]。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标上具有相依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多种价值目标契合，如人与自然要实现天人合一的状态，伦理教化的最终目的是激发个体的家国情怀等。国家的“富强”目标，社会的“和谐”状态、公民的“爱国”情怀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契合的集中体现。
繁荣、富强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奋斗目标，传统文化中富强是指国家富足强盛，兴旺发达的状态。《管子形势解》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强调国家富强了，才能更好地征服敌人。富强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是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国势强弱的根本标准。富强既强调经济上的“硬实力”，又包含文化上的“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中国正在逐渐迈向民富国强。 “和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融合的重要体现。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体现为“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论语·中庸》）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彖》）的和合思想。这两者是优秀传统文化对“和谐”思想的解释。儒家倡导“和为贵”，渴望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现在“和谐”依然强调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多重内涵。
“爱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11]。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华儿女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生死不移的爱国之行等。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体现为：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统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立足于民族又面向世界。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需要协调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
（一）促进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协调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需要处理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呈现出辩证统一关系，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着它自己的传统在内”[12]。
第一，充分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的特殊作用。从历史进程看，中华文明对于维护民族独立、抗御外辱，对于推动传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积极吸收和借鉴优秀思想精神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只有不断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支撑。
第二，辩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与现代性不相容的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中，这决定了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政治基础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调伦理道德，注重道德修养和人际和谐。从思想渊源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一元而又包含各种各样的相辅相成现象的文化，或者说，一元而多样的文化”[13]（P111）。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中需要克服和摒弃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时代局限性，体现文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今天，时代和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不相容的方面需要辩证分析。只有从实际需要出发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相联系，坚持批判与继承，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思想，才能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有效推动文化现代化。
（二）促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协调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根植于其固有的土壤和共同体生活中，带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和表现形式。新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的融合，需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第一，从意识形态维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意识形态维度，它在理论和实践中全面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
第二，从社会制度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从根本上体现和反映了人类的理性共识和共同价值”[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只有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价值支撑，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更具有世界意义，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5]。
第三，从国际环境看，面对文化霸权主义，需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性”。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为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世界性的物质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争夺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要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必须要有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气魄，积极吸收和广泛借鉴其他一切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致力于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三）促进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文化协调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P171）。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价值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逐渐上升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集中体现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6]（P207）因此，立足于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发挥其积极作用，增强其吸引力和感召力，在这一不断创新发展过程中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只有坚持有鉴别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N].人民日报，2015-12-31.
[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9-25.
[4]钱广荣.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1）.
[5]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
[8]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
[10]李昊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三重维度[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1）.
[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12]庞 朴.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识历程——兼论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J].教学与研究，1988，（1）.
[13]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4]竹立家.让世界更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J].人民论坛，2017，（6）.
[15]李合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N].光明日报，2018-11-28.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王 篆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辩证关系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P171）。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教化与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继承发展。两者的高度契合有利于我们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抵制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一、融合根据：基于“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要基于“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就理论维度而言，相互影响的共存模式彰显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就历史维度而言，历史经验彰显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就实践维度而言，现实需要反映两者融合的重要性。
（一）理论维度彰显融合的可能性
从理论渊源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都是从这一文化的固有土壤中孕育的，无不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
第一，“和谐”概念源于“天人合一”思想。《易传·文言》提出“與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切人事应该顺乎自然规律。“和谐”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建设“美丽中国”战略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人类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避免经济社会发展中破坏环境、污染环境，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造福子孙后代。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之儒家思想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源头。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政者为民”思想都是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了尊重人的生命存在和独立价值，肯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关键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礼治精神是新时代文明礼仪的基础。“礼”是指人与人或国与国间的交往礼节。儒家倡导的忠信和爱，“以礼待人、文明有序”的优秀传统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规范的理论源泉。
第四，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大一统”思想，是爱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大一统”思想及其在政治制度、政治实践、国家治理中的演进，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内在共生，深刻影响着民族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它不仅对民族国家延续起了重要作用，其现代性改造、转型也为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爱国主义理念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础。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家国情怀，虽然存在既有的历史局限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以天下为己任、追求民族独立、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大一统”思想作为贯通中国历史的思想治理纽带，同样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文化基因。爱国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2]
（二）历史维度揭示融合的必然性
第一，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对于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抗御外辱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只有把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与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维护好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有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继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包含优秀民族传统和优秀革命传统两个部分”[4]。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5]（P102）。对于中国革命道德的产生与发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P533-534）革命道德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积极吸收传统美德的精华而形成的新道德。基于此，新时代的伦理道德倡导“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道德要求与价值目标，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也是对中华传统美德与革命道德的继承与发展。 （三）实践维度反映融合的重要性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弯道超车”，这需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些西方学者和西方媒体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谬论。“中国威胁论”包括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文明与意识形态威胁论等，其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这些错误的言论和思潮给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潮、理论、观念，也在大规模、多层次、多领域，或隐蔽或公开地对我国进行渗透。其中，西方社会消极、腐化和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地阻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特别要高度防范青年一代出现价值迷失、责任弱化、道德缺失等现象。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特征。“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1]（P64）。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积极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为治国理政与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3]。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维系好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开启中华文化的新篇章。
二、融合方式：具有“内涵—实质—目标”三位一体的功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体现为三个方面：内涵的融合，即两者在理论内涵建构上具有相似性;实质的融合，即两者在精神实质上的相容性;目标的融合，即两者目标的相依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具有“内涵—实质—目标”三位一体的功能，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具有相似性，两者都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构建理论体系。对于传统文化中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8]。传统文化中把个人的“修身”理解为社会道德修养体系的起点，努力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个人道德修养的养成体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社会、国家层面的治理与规范。这一思想既强调“身修、家齐、国治”三者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又把“国治”视为“身修”和“家齐”的最终目标，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体现了价值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科学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P16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集中反映了国家、社会、个人三方的利益诉求，并汇集三方合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上具有相容性。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为道德与伦理文化。传统文化处理矛盾和冲突时，主张“大义灭亲”和 “重义轻利”;对待集体利益时“忘私忘我”和“以和为贵”等。关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树立道德理想方面，习近平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要“止于至善”，有社会责任感，追求崇高理想和完美人格[9]。这些十分真切地表明，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追求“真、善、美”人生境界的美好道德[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新时代的美好道德。“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P168）“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的大德，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公德，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的私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大德、公德和私德三者的统一。“大德”就是个体对于国家的情感与责任;“公德”是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私德”是指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品德修养。培育和践行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和严私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7]。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标上具有相依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多种价值目标契合，如人与自然要实现天人合一的状态，伦理教化的最终目的是激发个体的家国情怀等。国家的“富强”目标，社会的“和谐”状态、公民的“爱国”情怀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契合的集中体现。
繁荣、富强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奋斗目标，传统文化中富强是指国家富足强盛，兴旺发达的状态。《管子形势解》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强调国家富强了，才能更好地征服敌人。富强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是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国势强弱的根本标准。富强既强调经济上的“硬实力”，又包含文化上的“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中国正在逐渐迈向民富国强。 “和谐”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融合的重要体现。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体现为“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论语·中庸》）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彖》）的和合思想。这两者是优秀传统文化对“和谐”思想的解释。儒家倡导“和为贵”，渴望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现在“和谐”依然强调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多重内涵。
“爱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11]。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爱国主义是激励中华儿女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如“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生死不移的爱国之行等。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体现为：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统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立足于民族又面向世界。
三、融合路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需要协调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
（一）促进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协调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需要处理好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呈现出辩证统一关系，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着它自己的传统在内”[12]。
第一，充分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中的特殊作用。从历史进程看，中华文明对于维护民族独立、抗御外辱，对于推动传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发展是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积极吸收和借鉴优秀思想精神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只有不断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支撑。
第二，辩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与现代性不相容的部分。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中，这决定了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政治基础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调伦理道德，注重道德修养和人际和谐。从思想渊源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一元而又包含各种各样的相辅相成现象的文化，或者说，一元而多样的文化”[13]（P111）。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中需要克服和摒弃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时代局限性，体现文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今天，时代和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不相容的方面需要辩证分析。只有从实际需要出发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相联系，坚持批判与继承，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思想，才能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有效推动文化现代化。
（二）促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文化协调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根植于其固有的土壤和共同体生活中，带有鲜明的民族属性和表现形式。新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的融合，需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第一，从意识形态维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意识形态维度，它在理论和实践中全面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
第二，从社会制度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从根本上体现和反映了人类的理性共识和共同价值”[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只有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价值支撑，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更具有世界意义，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5]。
第三，从国际环境看，面对文化霸权主义，需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性”。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为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世界性的物质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争夺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要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必须要有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气魄，积极吸收和广泛借鉴其他一切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致力于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三）促进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文化协调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P171）。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价值渊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逐渐上升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集中体现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6]（P207）因此，立足于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发挥其积极作用，增强其吸引力和感召力，在这一不断创新发展过程中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只有坚持有鉴别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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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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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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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4]竹立家.让世界更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J].人民论坛，2017，（6）.
[15]李合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N].光明日报，2018-11-28.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王 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