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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电总局推出的国庆60周年献礼巨作《建国大业》（2009），是近年来红色影片的经典之作。《建国大业》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讲述从1946年抗战结束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建国大业》这一红色影视资源的扛鼎之作，不仅题材重大，而且采用了百余位华语影星零片酬出演的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电影业的实力和影视从业者的爱国热情，所以《建国大业》甫一上映，便受到影视界和公众的强烈关注。
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红色影片就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柳堡的故事》《苦菜花》《红旗谱》等一系列红色经典影片的诞生，组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系列专题，曾陪伴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成为他们永恒而难忘的青春记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现代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教育的需要，又一批如《建党伟业》《十月围城》《辛亥革命》《沂蒙六姐妹》《天安门》《萧华挺进冀鲁边》等一批优秀的红色影片相继出现，在继承红色影视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开拓着红色影片的德育维度与向度，对新一代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塑造爱国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 德育与红色影片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影视的内涵
在《新华字典》中，“红色”一词定义为“象征革命或觉悟高”，而在中华民族的风俗里，“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和种种正面含义，本文所论述的“红色影片”，是指具有革命思想和高度正能量的影片，这种“红色电影”中的“红色”，就是指始终流贯在影片中的饱含革命牺牲精神的血脉，是指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和英雄人物的高度褒扬。“红色影片”在真善美的基本审美特征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近代历程进行多角度的弘扬与阐释，进行正面的讴歌与颂扬。从上个世纪的红色影片来看，可大致分为表现某个历史时期（如《南征北战》《创业》《红旗谱》）、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西安事变》《四渡赤水》《长征组歌》）、表现战争年代的传奇人物（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三种类别，这些影片构成了红色影片的重要主题与多种向度，从而奠定了红色影片的教育体系与观众基础。
以高度商品化和媒介化为标志的21世纪的到来，使得影视媒介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更加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代场域与时代话语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念与传媒热点，当占据着强势传媒的电影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时，当更多的传媒介质与教育手段并轨之后，红色影片的教育场域亦随之辽阔。正如毛攀云所说：“在大众文化场域下，唯有将红色经典与影视契合，才能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建构中国现代核心价值体系。”[1]这种理念表明，电影是传递红色信息、普及红色理念的重要介质，是塑造中国现代道德风尚的便捷而实用的载体。这种理念，无疑是把红色影片的地位提高到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乃至重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标高上。
（二）德育与红色影片的内在关联
鲁洁教授认为，“在德育的社会性功能方面，除了我们过去强调的政治功能外，德育还具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自然性功能；在其个体性功能方面，除了一般的个体品德发展功能外，还具有享用性功能。”[2]德育的社会性指的是社会上的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对象，因此德育工作是一项具有全民普及性质的工作；其次，德育的经济功能是指德育可以教育青少年养成认真扎实、刻苦钻研、坚韧不拔的学习态度，进一步树立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品质，实现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同步协调发展的进取意识；最后，德育的文化功能是指德育具有的文化陶冶和心理培育功能。总之，正确的德育观念对于个体的成长具有持之以恒的引导效果，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所接受的思想品德教育，都会对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都将形成长久的个体发展优势。
因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与建设史的特有产物，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弘扬了革命先辈们的主流价值和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天然的具有重大的育人价值”[3]，所以，红色影片植根于这种深厚的革命传统中，占据着最大的传统教育资源，体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而具备了上述公众核心道德教育价值。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积淀而成的红色故事，正是每一个个体、特别是青少年需要汲取的道德修养方面的营养，也是产生群体的道德观并最终转化为群体自我约束能量的源泉。红色影片以“革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价值向度，在包含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科学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情节设计中，演绎出种种具有正面引导作用的人物和故事，展现出各种场合中的英雄人物的榜样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影片正是对每一个个体、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代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最佳素材与最好方法。而题材全面、风格各异、主题多样的红色影片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文化受众、不同的教育场合、不同的审美人群都有所契合，所以，红色影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进行全民道德培养的最佳选择。从上述意义来看，《建国大业》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深谋远虑和包容大度，以各民主党派的爱国情怀和合舟共济，以民主志士的慷慨激昂和自我牺牲，以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忧国忧民与深明大义，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坚定的民生理念和高度的协作精神之下的诞生过程，作为一部经典的红色影片，《建国大业》向观众准确地传递了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原貌。
二、《建国大业》所蕴涵的德育意义
首先，《建国大业》是一部具有强烈历史感的红色影片，影片留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历史的真实感。影片开头出现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同穿中山装出现在谈判会场的情景，表现的正是政治协商制度的初始状态与基本精神内核。在后来的120分钟的时间里，影片以顺叙与插叙相结合的叙事方略，铺陈了1946至1949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庆谈判、国共的政治协商会议、闻一多演讲、延安的多次会议、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各民主党派的讨论、国民党对民主根据地的多次进攻、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三大战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都北平、开国大典，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长链，清晰简洁地讲述了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共产党的带领下，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众以饱满的热情走向民主、和平的新时代的进程。立足于宏大叙事的同时，《建国大业》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细节：如闻一多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上的激情演说、爱国将领冯玉祥白天手提灯笼去见蒋介石、还有解放军攻进南京城后，躺在大街上熟睡的情形，这些都是真实历史的重演。这种完整而缜密的叙事风格，对于青少年观众来说，就相当于一部生动的革命回忆录，在观看《建国大业》之后，青少年观众心中会形成清晰的时代脉络，准确地记住建国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此基础上，才会清楚地、提纲挈领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其次，《建国大业》传递出共产党人坚定的民主信念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194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在此行动纲领之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不仅靠着“几十万条破枪”，在三年时间里打垮了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逼着蒋介石坐在了谈判桌前，又在重视民主与民生的理念下，努力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争取实现各界贤达共同治国的政治愿景。所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明确提出“只要找，总是有共同点的”“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是谈不拢的，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的观点，而共产党让步的具体措施就是——“我党原来要求的48个师已减为20个师，我们在江南的解放区也同意让出来，希望我党的妥协和让步，能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成立。”在筹备新中国成立时，影片又特意安排了毛泽东亲自邀请民盟主席张澜、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细节，以表现中央政府的高度民主化特征。对国徽国旗方案的讨论中，不但有毛泽东以普通政协代表亲自参与现场讨论、充分听取各界人士意见的细节，还要通过田汉之口特意指出有一个国徽方案的“设计者是上海普通的职员，第一轮被淘汰，这一次我又把她加上了，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激情”。这些情节以人性化、生活化的姿态重塑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也充分表现了《建国大业》中的民主意识和“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时代精神。
而《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全面腐败，更与共产党的民主化制度形成了鲜明反差。影片用进步民主人士遭到暗杀、国民党将士对内战的反感、蒋介石要开“一党国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政治分歧等情节来说明国民党内部的独裁专治，也用孔氏家族在上海囤积居奇、开国大典之前蒋介石仍要轰炸天安门广场的阴谋，说明国民党政府严重违反民意的一意孤行。所以，影片最后出现的蒋氏父子坐在门前台阶上，生动地诠释了“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真理，蒋氏父子落寞的身影就是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的象征。
再次，爱国激情一直是流淌在《建国大业》里的热血，在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之际，各界民众都被这种时代精神所挟裹，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建国大业》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为了体现爱国激情而设置的，如青年学生（包括傅作义的女儿）的街头演说和演戏（“放下你的鞭子”）、民众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的齐声呐喊，就是爱国热情的集体呈现。还有如闻一多的激情演说、张澜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斡旋、宋庆龄为争取美援在海外奔走，傅作义甘愿为毛泽东牵马的细节，均是在展现个人的爱国情怀。特别让人难忘的是在毛泽东在北平机场阅兵时，一位红二十八团的老兵用嘶哑的声音喊出：“我代表活着的和死了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久经沙场的老兵如同中华民族的国魂一般，彰显着群体的爱国主义与个人的爱国激情，最终汇合成完整的时代气场，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勇往直前、永远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府，一个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协议的政权。在《建国大业》的主题构建中，体现的正是消除分裂与独裁、制止战争与离乱、追求民主与协作的高尚精神。《建国大业》以一条清晰的线索向观众展示了和平的重要性、民主的必要性、爱国的永恒性，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大事件中挖掘着最核心的民族传统道德，以提升公众的民族归属感。在追求视觉感受的当下，电影媒介具有可以超越时空重新唤起群体记忆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影片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对重现历史、维护民族尊严、重塑道德标高起着重要作用。在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红色影片中，革命先辈向后人展现了他们的高尚情操，观众则通过影片完成了对先辈的缅怀与情感交流，因此，红色道德观在影视传播中的主流价值通过《建国大业》得以体现，该片在作为优秀的德育资源被观众充分认可与接受的同时，其德育意义也展现其中。
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红色影片就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柳堡的故事》《苦菜花》《红旗谱》等一系列红色经典影片的诞生，组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系列专题，曾陪伴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成为他们永恒而难忘的青春记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以及现代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教育的需要，又一批如《建党伟业》《十月围城》《辛亥革命》《沂蒙六姐妹》《天安门》《萧华挺进冀鲁边》等一批优秀的红色影片相继出现，在继承红色影视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开拓着红色影片的德育维度与向度，对新一代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塑造爱国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 德育与红色影片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影视的内涵
在《新华字典》中，“红色”一词定义为“象征革命或觉悟高”，而在中华民族的风俗里，“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和种种正面含义，本文所论述的“红色影片”，是指具有革命思想和高度正能量的影片，这种“红色电影”中的“红色”，就是指始终流贯在影片中的饱含革命牺牲精神的血脉，是指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和英雄人物的高度褒扬。“红色影片”在真善美的基本审美特征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近代历程进行多角度的弘扬与阐释，进行正面的讴歌与颂扬。从上个世纪的红色影片来看，可大致分为表现某个历史时期（如《南征北战》《创业》《红旗谱》）、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西安事变》《四渡赤水》《长征组歌》）、表现战争年代的传奇人物（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三种类别，这些影片构成了红色影片的重要主题与多种向度，从而奠定了红色影片的教育体系与观众基础。
以高度商品化和媒介化为标志的21世纪的到来，使得影视媒介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更加受到公众的关注。时代场域与时代话语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念与传媒热点，当占据着强势传媒的电影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时，当更多的传媒介质与教育手段并轨之后，红色影片的教育场域亦随之辽阔。正如毛攀云所说：“在大众文化场域下，唯有将红色经典与影视契合，才能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建构中国现代核心价值体系。”[1]这种理念表明，电影是传递红色信息、普及红色理念的重要介质，是塑造中国现代道德风尚的便捷而实用的载体。这种理念，无疑是把红色影片的地位提高到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乃至重建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标高上。
（二）德育与红色影片的内在关联
鲁洁教授认为，“在德育的社会性功能方面，除了我们过去强调的政治功能外，德育还具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自然性功能；在其个体性功能方面，除了一般的个体品德发展功能外，还具有享用性功能。”[2]德育的社会性指的是社会上的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对象，因此德育工作是一项具有全民普及性质的工作；其次，德育的经济功能是指德育可以教育青少年养成认真扎实、刻苦钻研、坚韧不拔的学习态度，进一步树立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品质，实现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同步协调发展的进取意识；最后，德育的文化功能是指德育具有的文化陶冶和心理培育功能。总之，正确的德育观念对于个体的成长具有持之以恒的引导效果，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所接受的思想品德教育，都会对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都将形成长久的个体发展优势。
因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与建设史的特有产物，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继承了中华民族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弘扬了革命先辈们的主流价值和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天然的具有重大的育人价值”[3]，所以，红色影片植根于这种深厚的革命传统中，占据着最大的传统教育资源，体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而具备了上述公众核心道德教育价值。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积淀而成的红色故事，正是每一个个体、特别是青少年需要汲取的道德修养方面的营养，也是产生群体的道德观并最终转化为群体自我约束能量的源泉。红色影片以“革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价值向度，在包含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科学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情节设计中，演绎出种种具有正面引导作用的人物和故事，展现出各种场合中的英雄人物的榜样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影片正是对每一个个体、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代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最佳素材与最好方法。而题材全面、风格各异、主题多样的红色影片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文化受众、不同的教育场合、不同的审美人群都有所契合，所以，红色影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进行全民道德培养的最佳选择。从上述意义来看，《建国大业》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深谋远虑和包容大度，以各民主党派的爱国情怀和合舟共济，以民主志士的慷慨激昂和自我牺牲，以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忧国忧民与深明大义，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坚定的民生理念和高度的协作精神之下的诞生过程，作为一部经典的红色影片，《建国大业》向观众准确地传递了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原貌。
二、《建国大业》所蕴涵的德育意义
首先，《建国大业》是一部具有强烈历史感的红色影片，影片留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历史的真实感。影片开头出现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同穿中山装出现在谈判会场的情景，表现的正是政治协商制度的初始状态与基本精神内核。在后来的120分钟的时间里，影片以顺叙与插叙相结合的叙事方略，铺陈了1946至1949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庆谈判、国共的政治协商会议、闻一多演讲、延安的多次会议、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各民主党派的讨论、国民党对民主根据地的多次进攻、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三大战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都北平、开国大典，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时间长链，清晰简洁地讲述了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共产党的带领下，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众以饱满的热情走向民主、和平的新时代的进程。立足于宏大叙事的同时，《建国大业》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细节：如闻一多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上的激情演说、爱国将领冯玉祥白天手提灯笼去见蒋介石、还有解放军攻进南京城后，躺在大街上熟睡的情形，这些都是真实历史的重演。这种完整而缜密的叙事风格，对于青少年观众来说，就相当于一部生动的革命回忆录，在观看《建国大业》之后，青少年观众心中会形成清晰的时代脉络，准确地记住建国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此基础上，才会清楚地、提纲挈领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其次，《建国大业》传递出共产党人坚定的民主信念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194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在此行动纲领之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不仅靠着“几十万条破枪”，在三年时间里打垮了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逼着蒋介石坐在了谈判桌前，又在重视民主与民生的理念下，努力与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争取实现各界贤达共同治国的政治愿景。所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明确提出“只要找，总是有共同点的”“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是谈不拢的，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的观点，而共产党让步的具体措施就是——“我党原来要求的48个师已减为20个师，我们在江南的解放区也同意让出来，希望我党的妥协和让步，能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成立。”在筹备新中国成立时，影片又特意安排了毛泽东亲自邀请民盟主席张澜、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细节，以表现中央政府的高度民主化特征。对国徽国旗方案的讨论中，不但有毛泽东以普通政协代表亲自参与现场讨论、充分听取各界人士意见的细节，还要通过田汉之口特意指出有一个国徽方案的“设计者是上海普通的职员，第一轮被淘汰，这一次我又把她加上了，是因为这个设计充满激情”。这些情节以人性化、生活化的姿态重塑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也充分表现了《建国大业》中的民主意识和“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时代精神。
而《建国大业》中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全面腐败，更与共产党的民主化制度形成了鲜明反差。影片用进步民主人士遭到暗杀、国民党将士对内战的反感、蒋介石要开“一党国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政治分歧等情节来说明国民党内部的独裁专治，也用孔氏家族在上海囤积居奇、开国大典之前蒋介石仍要轰炸天安门广场的阴谋，说明国民党政府严重违反民意的一意孤行。所以，影片最后出现的蒋氏父子坐在门前台阶上，生动地诠释了“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真理，蒋氏父子落寞的身影就是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的象征。
再次，爱国激情一直是流淌在《建国大业》里的热血，在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之际，各界民众都被这种时代精神所挟裹，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建国大业》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为了体现爱国激情而设置的，如青年学生（包括傅作义的女儿）的街头演说和演戏（“放下你的鞭子”）、民众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的齐声呐喊，就是爱国热情的集体呈现。还有如闻一多的激情演说、张澜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斡旋、宋庆龄为争取美援在海外奔走，傅作义甘愿为毛泽东牵马的细节，均是在展现个人的爱国情怀。特别让人难忘的是在毛泽东在北平机场阅兵时，一位红二十八团的老兵用嘶哑的声音喊出：“我代表活着的和死了的红军老战士，向毛委员敬礼！”久经沙场的老兵如同中华民族的国魂一般，彰显着群体的爱国主义与个人的爱国激情，最终汇合成完整的时代气场，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勇往直前、永远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府，一个通过政治协商达成协议的政权。在《建国大业》的主题构建中，体现的正是消除分裂与独裁、制止战争与离乱、追求民主与协作的高尚精神。《建国大业》以一条清晰的线索向观众展示了和平的重要性、民主的必要性、爱国的永恒性，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重大事件中挖掘着最核心的民族传统道德，以提升公众的民族归属感。在追求视觉感受的当下，电影媒介具有可以超越时空重新唤起群体记忆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影片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对重现历史、维护民族尊严、重塑道德标高起着重要作用。在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红色影片中，革命先辈向后人展现了他们的高尚情操，观众则通过影片完成了对先辈的缅怀与情感交流，因此，红色道德观在影视传播中的主流价值通过《建国大业》得以体现，该片在作为优秀的德育资源被观众充分认可与接受的同时，其德育意义也展现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