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此时，电影《八佰》的上映全国瞩目。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的时间节点，又是疫情后影院复工上映的第一部国产大片，这部讲述“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电影来得恰逢其时。
　　去年此时，《环球人物》记者拜访了《八佰》导演管虎的工作室。工作室外是一片静谧有格调的文艺区，对面就是一家单向街书店。工作室里，陈列着管虎作品海报，还有各色奖杯，金鸡奖、金马奖、华表奖、飞天奖、金鹰奖……几乎涵盖了华语影视圈的所有大奖。
　　奖杯架对面，有一只大鸵鸟标本——没错，就是《老炮儿》里飞奔在马路上的那一只。2014年5月，管虎看到一则新闻，说北京亚运村有人开车拍到鸵鸟在大街上跑。这实在是过于黑色幽默，他兴奋地把桥段写进了剧本，于是诞生了电影里的经典一幕，至今仍有许多影迷饶有兴致地探究鸵鸟背后的隐喻。
　　隐喻是什么无人得知，但管虎那个阶段的心境可能就是有点黑色的。《老炮儿》之前，他本来要拍的电影是《八佰》，剧本修修改改，等资金、等技术、等场地曲曲折折，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占，拍不了。拍完《老炮儿》两年后，《八佰》重新提上日程。好不容易钱到位了，景搭完了，团队组成了，一线演员的时间也敲定了，结果连续几天大雨，场地全废了。
　　他用了一个词形容：“全盘崩溃。演员档期都不行了，你就会怀疑这事儿是否真有自己想象得那么有意义。唯一的办法就是万事往好的地方想，到最低谷总会好起来。”
　　2017年3月，《八佰》正式开机。接下来，拍摄、后期、上映，对管虎而言，每一项都是“路长人困蹇驴嘶”。以至于粉丝都心疼他，“导演太辛苦了，都瘦了！”
　　因为这部电影走过的路太慢太长，管虎总是不能放下悬着的心。采访结束后，他在院外抽着雪茄，一刻不停地安排上映工作。擦肩而过时，他突然转过头对记者说：“请一定多多支持我们《八佰》啊！”一米九的大高個儿，微微鞠躬，双手合十，轻轻说了句“拜托”。
　　一年过去了，如今，《八佰》终于来了。

把苦难忘却的民族，不会太进步

　　读高中的年纪，管虎第一次听到四行仓库的故事。年少的他是个近代历史迷，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但四行仓库的故事和画面一直在他记忆里挥散不去。在他看来，这是一场特别的战斗。
　　特别在两点。“首先，它发生在全世界瞩目的大都市上海，一个最不适合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地方，对岸就是租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挺奇特的战斗形式;其次，它还是一场有观众的战斗，有点像今天的直播似的，隔了50米的苏州河南岸有路透社、法新社的各国观察员，还有老百姓在吃饭、喝茶，看着真枪实弹打仗。所以我就想调查它、研究它。”
　　从热血少年到青涩导演再到影圈大咖，《八佰》一直是管虎的一个梦;从高中课本到历史资料再到实地采访，“只要跟它沾边的我都看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个故事在他心里逐渐成形。直到2012年， “八百壮士”里的最后一名老兵去世;2013年，酝酿剧本10年之久的管虎下定决心追梦。
　　可是，在中国电影尚未井喷式爆发的时候，谁都不相信中国电影人能拍这样一部巨制，以管虎当时的位置更不可能做到;而在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化大爆发的时期后，成本收益分析又成了投资者们的首要指标。“人家一跟你谈这种事都是它的票房天花板，它的票房占比和未来的收入。”管虎只能在和同行的聊天中，或者是小规模的拍摄中，过一把瘾。
　　在筹备《八佰》时，管虎有一个纪录片组，做了大量采访调查。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系列街头采访。组员们跑了10座城市，采访了四五百人，知道淞沪战役的年轻人已经不多，知道四行仓库和谢晋元的更少。很多人因为这个调查对《八佰》的受众广度心存担忧，但管虎愈发坚定要做这样一部电影。
　　“电影除了商业属性以外，它应该还有文化属性，更应该有个提醒功能。它提醒大家伙，别忘得太快了，一个过快把苦难忘却的民族不会太进步的。”
　　2015年，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给管虎提供了一块在苏州的空地，《八佰》正式上路。先是地貌勘察、场景复原、建筑搭建，1937年上海苏州河两岸的繁华场景拔地而起;然后是演员选角、动作训练、形象设计，一场场大群戏跃然纸上。管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把这一切当作一个奇迹了。”
　　然而，那个冬天，苏州罕见地连降暴雨，施工全部停止，大雨甚至造成了房屋塌陷，一切必须从打地基重新开始。管虎得到的回复是：还得再等一年。他突然有了一种马拉松跑到最后100米却被取消比赛资格的感觉。“我不知道最后还能不能拍了，像曹郁这样的一线摄影指导、林木这样的一线美术指导，还有那些演员，能不能再等我一年。”
　　曹郁和林木，是《八佰》筹备之初就进入团队的重要人物。早在2013年，管虎给林木打电话，表示想重启《八佰》时，林木第一反应便是：“意料之中，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放弃这件事的。”因此，当大雨把工期拖晚一年，他对管虎说：“只要你还做这部电影，我就会全力帮助你。”
　　管虎说：“好像我们几个就好这一口，愿意为了这部电影抛家舍业，磕磕巴巴地咬牙把这两年克服过去。”
　　2017年9月9日，《八佰》正式开机。

80多年过去，很多东西变了，很多东西没变

　　《八佰》之难，以小可见大。电影最后的高潮，是“八百壮士”撤退至租界，这个场景整整拍了45个大夜。正常夜戏，全组只有一台IMAX摄像机，军用照明弹只能维持两分钟。也就是说，在两分钟时间里，管虎和执行导演需要调度现场1500多人，完成人造雪、着弹点、炸点和拍摄的统一操作，在照明弹由明到暗，再由暗到明的节奏里一次完成。 　　“执行导演从没这么疯狂过，一共要喊13次口号，好没好？好没好？好没好？……一晚上嗓子就废了。”
　　《八佰》之新，同样出人意料。整部电影里，管虎没有让军队指挥者谢晋元成为主角，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几个小人物，有逃兵、有书生、有愤青，几乎全是不像军人的军人。四行仓库像一个容纳万千人性的堡垒，有人以身体为弹顽强以对，有人想大难临头各自飞，也有人蜷缩一隅颤抖落泪，但当看到冒着生命危险过桥为他们运送物资的普通百姓时，所有壮士的民族情怀和英雄主义都被激发，强大而纯粹。
　　“对于我们这代导演来讲，开始是这个人，结尾变成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好电影的前提。我们需要从一些普通的小人物着手，进入这场战争，描述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如何从一个畏缩怯懦的人变成一个英雄，这是我给自己的命题。”

　　管虎想在四行仓库的故事里，融入自己讲故事的哲学，以及拍故事的审美。男主角和女主角，故事的发生、发展和高潮，这些传统电影的创作经验并不能成为《八佰》的选择。不要努力设计一个主角，不要成心构建一个高潮，这是管虎给自己的第二个命题。
　　“我需要的是散点式的群像，要像《清明上河图》一样。”他说。
　　因此，《八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四天四夜的苏州河浮世绘，以及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色。北岸，炮火连天，血肉模糊;南岸，歌舞升平，锦衣华服。两个世界的画面在大银幕上来回穿梭，扣动扳机的声音和觥筹交错的声音重叠，牺牲战士带血的家书和酒馆里可口可乐红色海报鲜明对比，天空中还飞着当时并不存在的飞艇，里面坐着各国观察员……《八佰》除了动人的爱国情怀和震撼的战争场面外，还有一丝魔幻镜头。
　　管虎想要拍的，也不仅仅是那些军人的改变，还有目睹这场战斗的普通人的改变。南岸的人从照常喝酒唱歌到后来准备逃难，再到最后群情激愤，这种情绪的递进甚至比北岸的战斗更有震撼力。每一场群众戏，都是上千人调度，这是管虎给自己的第三个命题。
　　“这场战斗的一个特别性，就是它有观众，这些观众实际上也是主角，他们从盲目看客变成战斗的一员，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着意要表现的。”
　　“那么复杂的拍摄，那么多线索，这部电影究竟要探讨什么？”记者问道。
　　“这别让我说了，我能告诉你的是，《八佰》它不是个老电影，它用了很多手段，目的就是透过银幕跟今天的人对话，跟今天的年轻人交流。80多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东西在变，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没变，我希望跟观众探讨这件事。”
　　“什么东西一直没变？”
　　“当时我们的民族积贫积弱，我们是一盘散沙，各自为人，有人怯懦，有人畏战，有人贪婪。但是你看那些弱兵、哀兵，他们最终还是被逼出了人性光辉和民族气节，这是我们国人该有的铁血，男人该有的尊严。很多品格，只不过都淹没在平常生活里了;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在忘、在扔，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我相信中国人骨子里的气节是不会变的。”

拍电影苦是苦，但乐在其中

　　《八佰》讲以小撼大的故事，而这一直是管虎作品重要的主题：《斗牛》是一个人对抗战乱命运，《杀生》是一个人对抗可怖村落，《老炮儿》是一个人对抗时代洪流……
　　管虎生在文艺之家，父亲是著名演员管宗祥。从小，父母一个在北大荒，一个在青海，管虎在邻居照看下长到12岁。“小时候天天胡同里野跑，个子又高，也融不到集体里去，一直到中学好像都是这样。”
　　电影学院毕业后，管虎自己筹钱拍了处女作，也拿过金鸡百花奖提名，但就是出不了头。那年头电影不像如今红火，人人都劝他去拍电视剧，他总觉得不行：“我电影学院毕业的，电视剧不能干，就是再没钱、再没机会，我也等着拍电影。”
　　可真没钱生活了，还是妥协了。2000年，管虎接拍了电视剧《黑洞》，“觉得自己跟叛徒似的”。

　　那年管虎32歲，《黑洞》是一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他年少气盛，决定就当电影来拍。剧本不成熟，改;演员全是大牌不敢得罪，死撑;拍摄时间拖到团队质疑，硬扛。一顿大酒过去第二天继续拍。“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别让人给开了，别卷铺盖走人就行。”那些拍惯了电视剧的演员不干了，管虎就两手一摊：“我只会这样拍，别的我也不会啊！”
　　《黑洞》成为管虎在电视剧行业的成名之作。采访开始前半小时，负责视频拍摄的摄像师、一名“90后”，特地对记者说：“你一定要问他《黑洞》，那是我觉得最好的电视剧，比《人民的名义》还要好。”
　　有趣的是，以前管虎每天拿着剧本敲人家房门，做小伏低地问：“给我点钱行么？您看这剧本行么？”但是，“《黑洞》之后，一夜之间，我坐家里，人敲门来了，捧着钱说：您看您拍这个行吗？”
　　电视剧拍了五六年，钱挣到了，但内心的不甘一点没减。2007年，管虎拍完一部电视剧后还剩下一小拨预算，就跑去找投资方争取，想用这笔资金拍一个小电影出来，拉扯许久，终于得以回到了电影片场。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他1995年听过的一个故事。“那时候常跟朋友喝酒，大家都说自己认为很牛的事儿，其中有一个朋友说，他老家有人，在1937年到1946年那段时间，跟一头牛待在一起，竟然活下来了，村里其他人都死光了。”
　　因为这么一句话，管虎就决定拍了。“首先因为它有趣，第二是它能反映出我要的一些东西，比如我所感到的我们社会人缺失的一些动物性品质，像是忠诚、忍耐、坚守等。我就想把战争、人性、民族感，从一个普通生命的角度讲述出来。”
　　这部戏叫《斗牛》，管虎凭借此片获得第四十六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黄渤获得最佳男主角，两人就此声名大振。
　　2013年《厨子戏子痞子》之后，管虎经历了一次瓶颈期。那是中国电影票房翻番的时代，管虎从类型片导演转型为商业片导演，并且能卖座、能挣钱。“所有人都觉得你赚了钱了，你应该沿着这个走下去拍第二部，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再往下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很长的痛苦期。”
　　他成天迷茫，也不知道自己拍的东西对不对，对得起自己可能就对不起票房，对得起市场可能就对不起灵魂。“我的优势可能在于又有创作者属性，又有主流可能性，把它结合得好了当然最好，结合不好可能两头都不靠。但我必须得有勇气挑战这事儿，往这条路上走。这么想心里就会不那么拧巴。拍《老炮儿》是这样，拍《八佰》同样如此。”
　　12岁那年，管虎的父亲回到北影厂，心里除了缺席孩子童年的愧疚，剩下的就是加倍溺爱。但唯独一件事情，父亲怎么也不同意管虎干——拍电影。父亲说：“因为这个行业就是吃一辈子苦。”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到自己筹钱拍处女作，从不甘心拍电视剧到拿电影大奖，从10年写《八佰》到终于上映，父亲的话，管虎是完全理解了。
　　但他同意了一半，也不同意一半：“苦是苦，但足以让我乐在其中。50年后，如果人们回过头来看《八佰》，一定也会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应该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