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社会性别视阙下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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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社会性别学说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将改写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产物的基本范畴。在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歌册为研究对象,选取东山歌册《寡妇村里的歌》中的代表作品《红头巾》进行分析,揭示东山妇女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并借此反映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 社会性别;东山歌册;《红头巾》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8)03 - 0075 - 05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8.03.012
  歌册形成于明代中叶,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发展到鼎盛。古时歌册表演者大多为女性,歌词用潮州和闽南方言编写,有唱词和独白。英国牛津大学汉学家龙彼得(Riet van der Loon,1920—2002)教授认为:“歌册——所谓歌仔簿,包括叙事性民歌和说教与谐谑小唱,其中有男女轮流对唱的。最早的歌仔簿传本是一八二六年,仅是印成几页的小册子,但到本世纪,福建(在台湾则直到三十年前)仍有人编述和出版。” {1}
  一、 东山歌册的起源
  明朝时期,歌册已发展到一定阶段。福建省东山乡贤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就曾说过:“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浆,妇女织网,皆能咏歌诗。” {2} 这歌诗便是东山歌册,可见歌册在当时东山民间接受程度高、流传范围广。据《东山县志》记载,“明代潮州歌册传入铜山(东山),经历代传唱,逐步形成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 {3} 该歌册与兴化、南词、秦腔相融合,经历史演变,形成独具铜山方言特色与音调的“东山歌册”。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歌册创作数量大、题材广泛,达到鼎盛阶段。当时有歌册《崔鸣凤》 《玉楼春》 《万花楼》等百余部,共计两千多册,约两千多万字。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往来频繁,大量歌册流传到海外。因此,歌册也是海外华人与祖国亲人联系的纽带,以歌册书写家书,寄托思乡之情。
  传统东山歌册只有唱本,没有乐谱,旋律唱词口口相传,并且无乐器伴奏,多为清唱,也有“一人唱,众人听”,或是几人齐唱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东山歌册传播形式多样、方式简单、途径广泛,结合东山传唱已久的“观姑调”等,形成唱腔独特的民间曲艺形式。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性和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在2006年初,东山歌册就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如此,东山歌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均留存有遗迹,这也是研究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闽南传统音乐在东南亚传播的重要历史依据。
  二、 东山歌册《寡妇村里的歌》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地处台湾海峡西岸、福建省南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的原因使东山妇女长期承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生活,因此传统东山歌册中常有苦旦的形象。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仅有200多户的铜钵村因战争原因被带走147名男性青壮年 {1} ,一夜之间,铜钵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东山歌册的非遗传承人谢溪天在年近古稀之时,走访了10余家兵灾家庭和20余位回乡老兵,以歌册的形式记载了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东山县的那一段历史,名为《寡妇村里的歌》。歌册中的每一個故事都是铜钵村的真人真事,共有《红头巾》(夫妻篇)、《亲生父子同姓名》(父子篇)、《孝子劫》(母子篇)、《寻弟找姐》(姐弟篇)和《情义》(兄弟篇)5个故事。《寡妇村里的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红头巾》即是讲述新娘润枝用一辈子等待丈夫揭红头巾的真人真事,该作品也成为表现女性形象的代表作品。
  三、《红头巾》中的女性形象特点
  社会性别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是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将两性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及北美社会学者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女性研究中来,乔治·安普顿(George Upton)的《音乐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2} 就是这个阶段女性研究的代表。社会性别不仅代表男女的性别差异,它“为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楚表达和它们的正当性的确定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 {3} 社会性别也是两性在社会文化建构中形成的性别文化差异,也是在长期社会文化繁衍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性别“群体特征以及行为方式”。 {4} 传统中国被认为是男权社会,但是就在父权相对集中的封建社会,女性形象仍然存在并深深地影响着男性甚至整个社会。《红头巾》中的主人公润枝就是女性形象鲜明的代表之一。
  (一)乖巧新娘形象
  中国自古即有“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的习俗,即限制男女婚前自由见面,女子在婚前不能见到丈夫,只有行天地之拜,掀头巾之后,男女才能见面。封建聘娶婚是以家长包办婚姻为特点的婚姻制度,《礼记·曲礼》有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时认为男女有别,主张无媒不交,反对男女授受不亲,因此《红头巾》中的主人公润枝在嫁入阿区家之前没有见过丈夫阿区一面,“天地拜了拜高堂,踏入洞房坐上床,等待夫婿来揭巾,夫妻便可久长长”。 {1} 但润枝没有想到等待夫婿来揭头巾竟是等待了一辈子。封建礼教下的新娘就是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润枝是遵从封建婚俗的乖巧新娘形象。
  (二)痴情女子形象
  揭红头巾是中国旧式婚礼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仪式。红头巾(红盖头)古时也称面红、帨、幜、红幂等。新娘在娘家蒙上红头巾,行天地之拜礼后,入洞房由新郎揭开新娘的红头巾,预示着女子新旧身份的转换。对于女子来讲,揭红头巾的意义十分重要,意味着女子要结束其之前的社会关系,进入到一段新的关系中,社会角色由少女转变为妻子。
  新娘润枝是个痴情女子,认为只要和丈夫行了夫妻之礼,便要坚守为妻之德。任由众乡亲苦心相劝,但润枝依旧“守得寂寞守孤零,与夫从未见一面,恐夫归来没晓认,再穿红衫披红巾,犹如当年预成亲,年年如此三十年,阴晴风雨无误时,面向大海望东岸,新娘望到成老姨”。 {2} 每年三月十五日,润枝便穿上早已褪色破旧的嫁衣,披上红头巾,隔海相望从未谋面的夫君,只希望在台湾的夫君能够回来看她一眼。此情此景让人无不为之动容,此时的润枝是以夫为生的痴情女子形象。   (三)固守贞洁的烈女形象
  “三从四德”一直是古代女性的金科玉律。新娘润枝等了一晚上,却仍未见新郎进房揭红头巾。新娘预感新郎出事,便冲向海边寻夫,却“只见海水两茫茫,夫你一去单身离”, {3} 新娘嫁衣未脱,心中便想“不如就此归阴间,啼后步步溜落海”。 {4} 虽然仅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但在传统思想“三从四德”的影响下,润枝觉得新郎走了便不仅不能有自己的生活,还要采用十分激烈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以表示自己的忠贞。
  此后,街坊邻里劝润枝,古人乃孝为先,无后乃大,到处帮润枝找对象,然而,润枝却道:“我已拜堂天地知,轻易改嫁名声败。若不忠贞守节操,羞愧不如去跳海。” {5} 从未见过丈夫一面的润枝,认为虽未有夫妻之实,但是一旦结婚举行婚礼仪式之后,理应用生命守住贞节名分,即便为了给夫家传宗接代,也不能改变润枝为从未谋面的丈夫守一辈子活寡的决心。润枝还曾三次表示希望和未谋面的丈夫一起离开人世。润枝刚烈的行为将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展现地淋漓尽致。
  (四)坚强自立的女性形象
  润枝等待新郎回家未果,便日夜照顾新郎的父母及爷爷奶奶4位老人。“公嫲八十老苍苍,父母多病不离药,” {6} 新郎爷爷奶奶已年近80,并且新郎父母体弱多病,四位老人的衣食住行都得靠羸弱的润枝来承担。新郎阿区家中贫寒,“虽有几块瘦沙园、又咸又旱找无水” {7} ,多人劝说年轻貌美的润枝改嫁到家境好一些的人家,但是年轻的润枝并无怨言,她坚强地扛起了整个大家庭的生活的重担。
  四、特殊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
  (一)地理原因
  东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战火不断。从元末时期的群雄争战到明朱元璋为了抵御海上倭寇对沿海百姓的烧杀抢掠,从明嘉靖年间福建总兵戚继光设立铜山浙兵营到五百多名青壮年在郑成功的带领下赶走荷兰殖民统治者进驻台湾,铜山(东山)长期以来动荡不断、饱经磨难,东山妇女在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生活饱经折磨,因此东山歌册中有很多以女子歌唱为主,描述东山女子家人分离、生活艰难的悲戚故事。
  (二)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贞节观念是统治者通过对女性的思想控制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古代贞节观包含“夫妻之贞” “从一之贞”。所谓“从一之贞”,即女子从一而终,若该女子被夫所弃或丈夫先她而故,该女子不能重新婚配,只能独守其身。《礼记·郊特牲》亦说:“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即表明了丈夫死后,终身不改嫁。战国时期,有人更是提出了“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从而将女子的“从一之贞”与臣子对国家的赤胆忠心相提并论。
  自汉代始,许多思想家提出“贞节论”,如刘向《烈女传》中的《贞顺篇》和《节义篇》等都提倡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观念。到唐宋时期,贞节、忠孝成为此时期主张的女德标准,唐朝君主对女贞采用鼓励的态度。李世民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随事褒显旌表门闾。” {1}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就诏告天下家中有守节、贞洁的女子,要让天下百姓知道她们的德行,宣扬她们的品德,并挂匾额在她们家的门上,并给予嘉奖。至明清时期,女德对贞节有着更高的要求,节烈成了禁锢女性的牢笼。这时期封建官僚体制管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对女性的贞节推崇达到最高点。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2} 即说民间寡妇,三十岁之前守寡到五十岁之后没有改嫁的节烈女子,将表彰该女子的整个家族,并且免除女子家族的轮流供官府驱使的徭役。
  结 语
  (一)东山歌册的现状
  近二十年来,东山歌册受到现代社会娱乐媒体的冲击,濒临消亡。2006年,东山歌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东山县政府开始着手东山歌册的整理和保护的工作。被称为“歌册王”的黄武英老师在90岁高龄之际,凭着记忆用10多年的时间收集整理歌册《五美缘》《韩定美》等一千多万字。至今,东山县图书馆共已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剧目《狄青征西》 《双鹦鹉》 《望春风》等唱本两千多册,共计两千多万字。
  政府所做的关于东山歌册的保护工作集中在对传统册本的收集与整理,而这些传统歌册大部分保存于图书馆和文化馆中。如何使东山歌册“活”过来,“活”在人们口中,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是保护和传承势在必行的紧急要务。
  (二)社会性别视阙下的东山歌册保护与传承
  传统东山歌册大多讲述了王朝更替、官府断案、忠孝节义等事件,其中以女性为主题、从女性角度出发、歌唱女性生活的歌册却十分稀少。《寡妇村里的歌》的作者将创作视角转移到女性上来,在一个以父权为主的事件中,以弱势群体女性为研究对象,认为东山的这段历史不止是关乎男人的事件,其影响对女人更加深重。东山歌册传承人谢溪天在保存传统曲调的基础上再创造,以女性为主题,编撰寡妇村的歌。寡妇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东山在50年代初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性别构成群体,该群体的人民坚韧不拔,也形成那个时期特殊的女性形象。
  (三)社会性别视阙下《红头巾》的女性形象
  1988年,琼·W.斯科特在其著名的《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中,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是维护权力的方式。” {1} 斯科特提出概念之后的20年间,国际学者开始从性别视角对传统女性进行研究。在中国古代王朝中,道德文化是为统治阶级加强社会统治的功用之一,也是各朝皇室进行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正如琼·斯科特认为的那样:社会性别是一种维护权利的方式。Beverly Bossler {2} 指出,在元朝蒙古人征服中原后,表忠心的汉族官员们(男人们)征战至死,元朝统治者就是利用社会性别女德的道德规范,嘉奖和褒扬因守节自杀身亡的女子们,从而消减汉族的势力,更加维护并巩固他们的统治。因此《红头巾》的主人公润枝在等待丈夫无望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结束年轻生命,成为固守贞节的烈女。妇女守寡成为忠于统治者的一种方式,烈女们以死亡守卫着自己的“贞节”,表示对于统治者的忠诚,形成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
  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国女性逐漸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1945年的刊物《现代妇女》、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 {3} 等开始提倡男女平等,从而不断提高妇女地位。因此,《红头巾》中的润枝,虽然受千百年来传统思想影响,有几次预备跳海的经历,但是她仍然坚强地活下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这时候的女子开始审视自我,形成刚烈、坚强女子的形象。
  《寡妇村里的歌》中的《红头巾》的主人公润枝不仅有传统社会中接受父母指定婚姻的传统形象,也有社会性别视阙下受国家统治思想影响的贞洁烈女形象,更有新时代女性坚强独立的形象。因此,润枝不仅是中国传统妇女的一个缩影,也是新时代女性精神的标志。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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