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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卿是湖北省黄梅县一名乡下教师的儿子，生于1978年。在2016年12月11日所写的诗《另一个我》中，他虚构了一个粗手大脚、穿着破衣烂衫的自己来寻找写诗的自己，“巨大的拥抱使彼此消失、升腾/好比水留下水渍。”在真实生活中，有非常多的湖北年轻人去广东打工，只有很少的像胡少卿这样考进北大，最终成为首都市民。“打工都是很惨的，像孙志刚这样的，尚且有大学文凭，也遭受如此对待，那些没大学文凭的呢？很多农村出去的都是小学、初中毕业，可能会受到非人的对待。”在和我聊天时胡少卿说。他承认自己努力读书，就是为了逃离这种不是务农就是打工的命运。可能是怕自己逃离得不够，故而本科毕业后，又读了硕博，在北大一共念了11年书。
孙志刚和胡少卿一样，是黄冈地区子弟，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2003年3月在被收容过程中身亡，年仅27岁，同年6月中国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我们江西和湖北相邻。我记得我的一位表姐和一位表哥各自参加过八年高考，他们之所以在机会渺茫的情况下一再坚持，纯粹是因为害怕即将展开的漫长的农村生活。表姐最后嫁给刑释老人，算是进入城市。我另有堂兄，至少参加六年高考，终于考中省水产学校，毕业后娶了外乡人。公司让他出差坐飞机，这件事被当成我们本地的新闻，因为它创造了我们整个村在这方面的纪录，同时它也具体化了我们对城市生活的想象。
我估计是对出身的敏感与焦虑，驱使胡少卿写下《“南方”与“江南”》一文，他对意义含糊的南方概念进行了重新厘定和命名，因为经济日渐发达并且与其他省份形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广东和江浙地区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政治意义上的核心（北京）平起平坐的光源，成为外省人蜂拥而入的冒险乐园或者谋生地。南方萎缩成两湖、皖赣、云贵川，担负着一个国家里附属、次要、在野、落后、传统、保守的身份，这种身份会追命似地进入当地人的意识，带给他们毕生的压抑。我对胡少卿的这种命名是有体会的，我听北京人的口语，就会觉得他们的忧虑要少好多。我自己在26岁时义无反顾地离开县城，驱动力就是对自己所处的南方闭塞环境心怀厌恶。
今天，在40岁的对外经贸大学文学教授胡少卿身上，我还能看见这种“农民—市民”、“南方—北方”、“农业粮—商品粮”奋斗进程所遗留的痕印。我们可以将他和京城出身的冯唐、高晓松作一想象上的对比，会发现在胡少卿身上，到处都带有一种客居者的拘谨和老实，仿佛随时准备着隐入那行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每次见面，我都感觉胡教授身上带有一股农民甚至是老鸦的气息。是因为他穿得太多，羽翼太重，而且皮肤近于黑黄。他落座的姿势、呼吸的方式以及举手抬足，也和我从警时见到的大队会计或农技站干部类似。我在格非先生那里也见过农民的气息。但是因为在上海、北京的高校工作已久，他已经对自己生活的异乡感到全然放松，而正是在他朗声大笑露出牙龈时，我突然看出那种农民才有的畅快酣然的性情和旺盛的力气。我一时惊呆了，分不清眼前霜雪满头的人是樵夫还是教授。
胡少卿目前在校执教中国当代文学。几乎和他外在形象一致的，是他在本业——分析、研究、批评——上固守着保守态度。我印象深刻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评价昌耀诗歌的三个误区》。这几乎是他目前所写不多的论文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开题不说是回避了个人对当代文坛的激情，回避了庞大叙事，就是对昌耀个人，也不作全面的册封和判断，仅仅只是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严肃考证因而也就算是有了把握的几个观点。规模和态度近似于报刊的商榷类文字。然而就是其中一个小之又小的观点，揭穿了昌耀死后有意无意建造起来的假象：昌耀的早期诗歌超出了他所寄身的时代。在检阅昌耀全部作品、尽量多的出版物并且考察对比各种资料的前提下，胡少卿拎出一条又一条来源明确清晰、取样公平客观的证据，认定昌耀对早期诗歌进行过深度改写、重写，在往后的出版历程中，昌耀本人及其编者又有意无意地忽略改写、重写的事实，使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昌耀很早就是天才大诗人。此方面的揭示之前零星有过，胡少卿所起的作用是进一步将之勘定为事实。相信在未来的教科书和文学史里，“昌耀早期诗歌超越时代”这一不存在的事实将会得到逐除。实际上，昌耀是胡少卿最为热爱的五六位当代诗人之一（在评价昌耀时，胡少卿说他非常硬朗、非常硬气、非常成熟，并准备将他收入自己主编的一个20世纪15位优秀诗人系列里）。然而热爱是对真实的昌耀的热爱。这种热爱体现了自由。
胡少卿的批评追慕远遁香港的黄子平。他写论文的思路有一点逆势而行：总是从问题出发，写一篇文章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就不会写。然而要我说，这应该才算是正统。他对我说：“如果是从概念或者理论出发，文章就可能偏离正道。做批评，说到底是要从作品文本出发，从文本和实际生活的連接出发，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变成活知识。”他自己似乎也做到在没有将理论或概念消化前，不轻易去使用它。甚至即使消化了（在北大的十一年我相信他一定汲取了文学史太多的概念与理论），我也很少看见他运用。知道而不用，其中定然存在克制。胡少卿对文章存在的意义看得很重，即使是屑小的任务，其运营组织也十分小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词句打磨得十分精确。
胡少卿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也是他个人建立存在感的地方，是对顾城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后期诗歌的研究。论及评论者、研究者对顾城的忽视（“目前诗歌界对顾城的评价严重偏低，有些杂志举办20世纪十大诗人之类的评选，我看那些批评家投票，顾城要么只得一两票，要么不在名单里。这不公平。”）以及对其后期诗歌的草率定义（“要么将之归因于疯言疯语、精神失常，要么说诗句太过晦涩，缺乏进入的途径”），胡少卿显得颇为不平，由此也坚定了他做好顾诗阐释工作的意愿。顾城诗歌写作的发展脉络是通向晦涩、零碎、个人。面对这自造的迷宫，顾城说：“其实只需要一个读者，可能也就够了。”这种对他人的忘却以及对诗艺和语言的探索，使他留下这样的诗句——
泉水的台阶
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
……
我的火焰
大海的青色
晴空中最强的兵
出现在《来源》里的这几句诗有如死者留给我们的巫术般的谜题。而这些年，正是因为有一个黄梅农人的孩子，他用自己稳健的学术功底、细致的调查和多年习诗所获的灵性，深入进一个永远活在童年、活在庇护的城墙内的北京孩子的灵魂里，才带来完整的诗意。胡少卿这样阐释他在顾诗里的所见：
泉水流下台阶，明亮的阳光照在水流上，水的纹理像铁链，而潺潺流水、林间光影使人想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马轻轻踏过。
海水涌向天空的线条，像升腾的火焰的轮廓，不过，却是凝固的火焰。海水不停息地涌向天空，蕴含野蛮的精力和能量，变幻出各种形状的青铜武器，像一支强大的军队。
又比如在《德胜门》一诗里，胡少卿发现顾城所写“只有挖土做屋子”指向“挖坟”。随后的两句“竟有百十张床 去的人选一张/返回时 灯亮了”意味着“一个人打算返回人世”。要完整看清顾城如何将个人记忆及细小敏感的心灵寄诸那在物理上或消失或改造的地名上，还应该看胡少卿为此而写的论文《“层累式”北京的文学重建——顾城组诗<城>、<鬼进城>索解》。正是在此文里，胡少卿提出一个具有发现意义的观点：以“唯灵的浪漫主义”写作著称的顾城，其实具备带有“北京”意识的作品。顾城和北京城存在一种同构关系，随着北京城的丧失和现代化，顾城的精神王国变得越来越脆弱，组诗就是对这种刺激的回应，是一种强行的对童年的地理、经历的修复。
在胡少卿这里，顾城的后期非但不是走向衰弱和散乱，而是奔向高潮。
孙志刚和胡少卿一样，是黄冈地区子弟，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2003年3月在被收容过程中身亡，年仅27岁，同年6月中国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我们江西和湖北相邻。我记得我的一位表姐和一位表哥各自参加过八年高考，他们之所以在机会渺茫的情况下一再坚持，纯粹是因为害怕即将展开的漫长的农村生活。表姐最后嫁给刑释老人，算是进入城市。我另有堂兄，至少参加六年高考，终于考中省水产学校，毕业后娶了外乡人。公司让他出差坐飞机，这件事被当成我们本地的新闻，因为它创造了我们整个村在这方面的纪录，同时它也具体化了我们对城市生活的想象。
我估计是对出身的敏感与焦虑，驱使胡少卿写下《“南方”与“江南”》一文，他对意义含糊的南方概念进行了重新厘定和命名，因为经济日渐发达并且与其他省份形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广东和江浙地区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政治意义上的核心（北京）平起平坐的光源，成为外省人蜂拥而入的冒险乐园或者谋生地。南方萎缩成两湖、皖赣、云贵川，担负着一个国家里附属、次要、在野、落后、传统、保守的身份，这种身份会追命似地进入当地人的意识，带给他们毕生的压抑。我对胡少卿的这种命名是有体会的，我听北京人的口语，就会觉得他们的忧虑要少好多。我自己在26岁时义无反顾地离开县城，驱动力就是对自己所处的南方闭塞环境心怀厌恶。
今天，在40岁的对外经贸大学文学教授胡少卿身上，我还能看见这种“农民—市民”、“南方—北方”、“农业粮—商品粮”奋斗进程所遗留的痕印。我们可以将他和京城出身的冯唐、高晓松作一想象上的对比，会发现在胡少卿身上，到处都带有一种客居者的拘谨和老实，仿佛随时准备着隐入那行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每次见面，我都感觉胡教授身上带有一股农民甚至是老鸦的气息。是因为他穿得太多，羽翼太重，而且皮肤近于黑黄。他落座的姿势、呼吸的方式以及举手抬足，也和我从警时见到的大队会计或农技站干部类似。我在格非先生那里也见过农民的气息。但是因为在上海、北京的高校工作已久，他已经对自己生活的异乡感到全然放松，而正是在他朗声大笑露出牙龈时，我突然看出那种农民才有的畅快酣然的性情和旺盛的力气。我一时惊呆了，分不清眼前霜雪满头的人是樵夫还是教授。
胡少卿目前在校执教中国当代文学。几乎和他外在形象一致的，是他在本业——分析、研究、批评——上固守着保守态度。我印象深刻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评价昌耀诗歌的三个误区》。这几乎是他目前所写不多的论文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开题不说是回避了个人对当代文坛的激情，回避了庞大叙事，就是对昌耀个人，也不作全面的册封和判断，仅仅只是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严肃考证因而也就算是有了把握的几个观点。规模和态度近似于报刊的商榷类文字。然而就是其中一个小之又小的观点，揭穿了昌耀死后有意无意建造起来的假象：昌耀的早期诗歌超出了他所寄身的时代。在检阅昌耀全部作品、尽量多的出版物并且考察对比各种资料的前提下，胡少卿拎出一条又一条来源明确清晰、取样公平客观的证据，认定昌耀对早期诗歌进行过深度改写、重写，在往后的出版历程中，昌耀本人及其编者又有意无意地忽略改写、重写的事实，使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昌耀很早就是天才大诗人。此方面的揭示之前零星有过，胡少卿所起的作用是进一步将之勘定为事实。相信在未来的教科书和文学史里，“昌耀早期诗歌超越时代”这一不存在的事实将会得到逐除。实际上，昌耀是胡少卿最为热爱的五六位当代诗人之一（在评价昌耀时，胡少卿说他非常硬朗、非常硬气、非常成熟，并准备将他收入自己主编的一个20世纪15位优秀诗人系列里）。然而热爱是对真实的昌耀的热爱。这种热爱体现了自由。
胡少卿的批评追慕远遁香港的黄子平。他写论文的思路有一点逆势而行：总是从问题出发，写一篇文章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就不会写。然而要我说，这应该才算是正统。他对我说：“如果是从概念或者理论出发，文章就可能偏离正道。做批评，说到底是要从作品文本出发，从文本和实际生活的連接出发，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变成活知识。”他自己似乎也做到在没有将理论或概念消化前，不轻易去使用它。甚至即使消化了（在北大的十一年我相信他一定汲取了文学史太多的概念与理论），我也很少看见他运用。知道而不用，其中定然存在克制。胡少卿对文章存在的意义看得很重，即使是屑小的任务，其运营组织也十分小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词句打磨得十分精确。
胡少卿另一个重要的使命，也是他个人建立存在感的地方，是对顾城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后期诗歌的研究。论及评论者、研究者对顾城的忽视（“目前诗歌界对顾城的评价严重偏低，有些杂志举办20世纪十大诗人之类的评选，我看那些批评家投票，顾城要么只得一两票，要么不在名单里。这不公平。”）以及对其后期诗歌的草率定义（“要么将之归因于疯言疯语、精神失常，要么说诗句太过晦涩，缺乏进入的途径”），胡少卿显得颇为不平，由此也坚定了他做好顾诗阐释工作的意愿。顾城诗歌写作的发展脉络是通向晦涩、零碎、个人。面对这自造的迷宫，顾城说：“其实只需要一个读者，可能也就够了。”这种对他人的忘却以及对诗艺和语言的探索，使他留下这样的诗句——
泉水的台阶
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
……
我的火焰
大海的青色
晴空中最强的兵
出现在《来源》里的这几句诗有如死者留给我们的巫术般的谜题。而这些年，正是因为有一个黄梅农人的孩子，他用自己稳健的学术功底、细致的调查和多年习诗所获的灵性，深入进一个永远活在童年、活在庇护的城墙内的北京孩子的灵魂里，才带来完整的诗意。胡少卿这样阐释他在顾诗里的所见：
泉水流下台阶，明亮的阳光照在水流上，水的纹理像铁链，而潺潺流水、林间光影使人想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马轻轻踏过。
海水涌向天空的线条，像升腾的火焰的轮廓，不过，却是凝固的火焰。海水不停息地涌向天空，蕴含野蛮的精力和能量，变幻出各种形状的青铜武器，像一支强大的军队。
又比如在《德胜门》一诗里，胡少卿发现顾城所写“只有挖土做屋子”指向“挖坟”。随后的两句“竟有百十张床 去的人选一张/返回时 灯亮了”意味着“一个人打算返回人世”。要完整看清顾城如何将个人记忆及细小敏感的心灵寄诸那在物理上或消失或改造的地名上，还应该看胡少卿为此而写的论文《“层累式”北京的文学重建——顾城组诗<城>、<鬼进城>索解》。正是在此文里，胡少卿提出一个具有发现意义的观点：以“唯灵的浪漫主义”写作著称的顾城，其实具备带有“北京”意识的作品。顾城和北京城存在一种同构关系，随着北京城的丧失和现代化，顾城的精神王国变得越来越脆弱，组诗就是对这种刺激的回应，是一种强行的对童年的地理、经历的修复。
在胡少卿这里，顾城的后期非但不是走向衰弱和散乱，而是奔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