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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选取了沈从文以佛经故事改编而成的故事集为基础，从民间化立场，艺术特点，以及民间文化理想的回归等不同层面来阐释分析《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
关键词：民间化立场；叙事结构；叙事方式；民间文化理想
作者简介：叶一格（1994.2-），女，湖南常德人，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3
乡土中国的平民现实题材是京派创作最显实绩的一类，出于对政治化与商业化的规避，作家往往通过凡俗人生来进行文化探索，实现审美理想的救赎。《月下小景》是京派代表文人沈从文的一本短篇故事合集，是他与民间文化极力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保留了作家个人魅力的同时，还巧妙地透出了民间文化的立场。本文选取此视角进行切入，从民间故事题材，民间叙述方法以及民间文化理想这三个层面阐释解读《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模式以及其内蕴。
一、民间故事题材的身份特质
民间叙事有日常叙事和艺术叙事两种类型，在日常的生活里，出于生存，交往，安全等等需要，都离不开叙事这一行为方式，而民众的艺术叙事，则形成民间传承的精神产品，如传说，神话，民间谚语，民间寓言，叙事诗歌等等。这种艺术创造活动，能使人在凡俗庸常的人生之中，获得自我尊重与成就的满足感民间叙事研究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文化现象的整合，关注点不仅在内容分析，价值判断，还要从它的民间身份来追溯其根源。《月下小景》的民间身份特质可以从两个要点归纳，首先是故事的来源以及所蕴含的民间化立场，陈思和曾阐述“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势者形态存在着的，并以忍辱含垢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统治者不仅在权力，还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间，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遮蔽之中” [2]〔114〕当作家想摒弃政治的钳制，通过创作来构建自我理想世界之时，选择以广博精深的民间文化为依托是顺理成章的。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到《月下小景》收录的故事来源，“除《月下小景》外，全部分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1]〔2〕佛家教义含有一种万物有灵的神秘色彩，普度众生的大爱不会有脱离尘世的不真实感，民间化的立场赋予这本集子足够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渗透着能对芸芸众生进行精神洗礼的哲理智慧，源自于民间的种种故事，往往有着朴素而原始的姿态，承载着人们在不断的历练与经历中积累传承下来价值观念，凝结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唤起人们内心的深处的触动。每一个故事皆坦率或隐晦地给予听众启发，亦是讲述者对于世事锤炼后的感悟。以开头那个成衣匠所讲述的有关于一对年青人殉情的惨烈故事为例，可窥见凝聚在背后的泪与爱。“为了否认一些由于历史安排下来错误了的事情，应该在一分责任和一个理想上去死，当然毫不踌躇毫不怕！”[1]〔45〕炽热忠贞的爱情与古老习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当这份爱情越纯洁深刻，就愈发燃烧人们生命的希望。“为了同你接近，我应当同这个世界离开。”[1]〔25〕他们选择这样决绝的方式来对抗习俗的压制，展现出生命最原始的野性与冲动。动人之处在于其来源与背景都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不幸会让每个人都回忆起自己生活中的那一份，这是民间立场所赋予的独特而浓厚感染力，并使虚构的爱情拥有了一种更为真实的力量。尽管故事有着神秘难解的背景，但民间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很好地解释奇特民俗发生的可能，一切的神秘，悬念以及哲理化的感悟在这本集子中都呈现出十分融洽和谐的状态。
接下来的《女人》，也同样来自于为了追寻自己所需要的答案，一直漂泊着的有权有势的国王和才貌具全的青年人。他们甘愿抛下尊贵与财富，投入无尽的寻觅，想获得女人被尊敬的真正奥秘。这种追寻与上面所提到的流浪青年的追寻有着微妙的差异，虽也是漫无方向地前行着，但是这种探寻并不是为了探寻本身。除了上层贵族的尊贵生命体验之外，还有常人马贩或者商人所带来的故事，有些看起来难免浅俗，却代表了占据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与丰富情感。同是关于女人的讲述，马贩的态度与之前国王和青年人究其一生的寻觅迥然不同，他用殴打的暴力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妻子，以达到对女性的征服，并洋洋自得地表述了对女人的评价“不要害怕她们，女人完全不是值得男子害怕的东西”，[1]〔48〕而另一个巡行的商人表达了异议“他相信女人是世界上一种非凡的东西，相信女子降服男子的能力，在天下生物中当居首位。”[1]〔56〕随后，商人复述了自己在十七岁时听来关于一个名为扇陀的女人故事，不同于马贩子对女人的不屑一顾的轻视，这位商人认为女人所具备的能力是令人生畏的，女人甚至可以轻易毁灭强大的男性。这种差异解释起来也有迹可循，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平民与贵族面对同样的问题之时，有不同态度与追寻答案的方式；即使同样身处社会下层的商人和马贩，对待女人，也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或感受，这就是民间化与身份流动性的魅力，没有任何说法是永恒的，我们只要在这种多元化的世界中寻得自己所需，即是真理。这种身份的多元性可以帮助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获得自由拓展的空间，不仅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精英文化的立场来对世界对话。《月下小景》的讲述者往往将故事是什么场合听来或者干脆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交代给听众，具有着绝对性的权威，增强了其自身阅历，身份地位等因素对故事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讲述人身份的多元的民间化和流动性会对整个故事的思维走向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民间叙述方法的运用
叙述方法的民间化可从两方面呈现，首先是结构布局的巧妙，沈从文向来以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为人称道，有人曾这样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并不在他写过一部异常卓著的纪念碑式作品，而是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多样且具有广泛性” [4]〔3〕文体与风格上的多变可以体现他的创作拓展度和广阔可能性，而出现在具体文本中的各种结构布局，则极佳展现出作家的才情与整体掌控力。这本故事集区别于一般的小说集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于佛经故事的大胆借鉴与改写，对故事本身的生动趣味性给予了关注，沈从文在大量阅读《法苑珠林》《真诰》《云笈七签》等佛经典籍的过程中，仔细研究记载故事的各种方法，吸纳了佛教中优秀的叙事结构艺术。比如《寻觅》一文创作中，对佛经故事《树提伽经》里面“层层推进的叙事结构”有着非常恰当的借鉴，故事中的年轻人历经艰辛来到神往已久的朱雀国，在御前侍从的引领下去拜见公主的情节，借用这种结构模式，让这段描写分外精彩。分别躺在白银，黄金，琉璃塌上三个貌若天仙的女人，被年轻人误认为公主，而实际上皆只是守门宫婢，这样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冲动，不由得对于朱雀国的神美以及公主有更好的期待。最后在百二十重的金银帷帐，飘荡各种小巧香花，吹奏《鹿鸣之章》的内殿才终得目睹公主真容，描写华美精致，且引人入胜。除了逐层推进外，还有曲折委婉的“一波三折”式情节结构，故事发展与读者期待视野发生有趣多变的可能性。《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的王后所生下的肉球不是怪物，还成为了国家的英雄，按惯常的模式属于 “破镜重圆”结局，不过作者非常有智地让故事在最后发生转折，王后祈求去杀死仇人，却在芙蓉树下自刎，令人唏嘘，正是富有变化的情节让人在阅读中始终面对着一个未知世界。从整体结构来看，作家在这本被称为“新十日谈”的《月下小景》中十分巧妙地借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框架结构方式，使一个个故事铺排而来，南来北往的行者在这深夜里讲述着自己所听与人生，不让讲述的故事割裂开来，沦落为八个索然无趣的排列，而是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式，使故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开篇带有神秘民俗色彩的殉情故事不仅展示了那段凄美的爱情，还引出自己远行的原因是为追寻被拐逃的妻子。以身示意的讲述方法使虚幻故事有了强烈感染力，众人听后悒郁不欢，成衣匠对此感到抱歉，匆忙拜托另一个旅行者讲述他的故事。这种“拜托”是因前一个故事令人不悦，希望其他故事来冲淡这种压抑氛围，过渡过程显得自然。同时，这个被指定的大胡子恰是接下来寻觅故事的主人公，这种巧合让讲述者和故事产生一种内在关联性，而不是简单拼凑故事的模式。关于故事间的关联，有学者认为故事的起因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出于消磨时间的目的，但每个故事的生发，却常常和另一个未出场的叙述人的故事有所对抗。第二种是为补充或反对《月下小景》中已存在的故事[7]，这种讲述是对以往并列模式的一种创新，在传统小说创作中是较少见的。沈从文谈及在故事前后都刻意留下一个关节，预备到后来把它连缀起来，如《十日谈》的形式[5]〔216〕使得故事拥有无限可能性。好处還在于它始终都让人感受天方夜谭式的奇妙，又使得故事与现实不会轻易混淆，在虚妄与真实中找到平衡节点。听众可根据个人自身的理解去对待，使得故事具有了极高的自由度，这些好处都与巧妙的结构布局有密切联系。 第二个方面是民间叙述的话语特色，表现在叙述上淳朴性和艺术感的和谐共荣，使小说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特征。沈从文深入研究过湘西当地的方言，民间传说，宗教习俗以及人民所关心的种种事情，他对原始的野性与民间的艺术创造力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首先，民间叙述的接受者是人民群众，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审美需求，写作者会采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来描写，《月下小景》使用了一种民间故事家的口吻，借鉴了民间传统的说书技艺，如《弹筝者的爱》介绍寡妇的一段话，“副官宋式发，年纪轻轻死去时，留给他那妻子的，只是一个寡妇名分……愚蠢的诚实，聪明的狡猾，全动不了这个标致人儿的心。”[1]〔68〕娓娓介绍了这位寡妇的身份背景，以及对男人的吸引力，简洁而并不无趣地把所想交代的事情展示得清清楚楚。有讲述故事的直接功利目的，既能适应大众阅读习惯，又能对故事情节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其次，沈从文小说的浓郁民间色彩还常从人物语言中流露出来，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他在描写人物语言时，能得心应手地把握住情感脉搏，注意人物的身份与相应的话语情感。《月下小景》的故事是在民俗化传说的基础上展开的，看似不可思议的殉情在那个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中确是合理选择，沈从文在表现种族的特殊与地理的孤立的方面得心应手。“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在这世界的一隅”[6]〔88〕而这个故事其实是沈从文在罗黄寨从父辈口中所听来，他将湘西故事用另一种形式所表现出来，民间化的内质在这样的过程中显得熠熠生辉。沈从文的民间叙述还有不容忽视的艺术属性，虽无咬文嚼字，堆砌典故的习惯，但这并不代表停留在浅显阶段，应该说，作家善在简洁明净的字里行间透出文人的修养气质，不刻意地追求脱俗。即使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读得懂沈从文笔下的文字，甚为难得是在这种看似朴素的语言中依然充满了无尽的意趣和充分的艺术感。沈从文对于笔下的文字非常讲究“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成为作家条件之一。”[4]〔10〕追求小说生活化的同时，也不肯牺牲语言的艺术魅力，如《扇陀》中尤为明显的四字用语，描绘扇陀以及女子的美丽“单薄透明，肌肤色泽，纤悉毕见”。又如描写诸人来往林中的场景“采花捉蝶，或携手月下，微吟清歌。或傍溪涧”[1]〔43〕遣词用语都可爱雅致，如诗如画的描绘给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意境之美。在《慷慨的王子》中，太子所托“过去之事，疚心何益……今我布施，亦若吐呕，吐呕之物，终还不受！”[1]〔46〕这样的句式初读就能给人留下庄严之感，与故事想要传达哲理性经验的整体氛围相契合，隐隐透出佛经故事改编后留在深层的文化内核。这种雅致的艺术化的特色和之前阐述种所提到的淳朴的民间本味在小说中和谐共生，是小说叙述上不断探索成熟的体现。
三、民间文化理想的回归
《月下小景》渗透了沈从文对人生的哲理化阐述与感悟，集中呈现了深邃而繁复的文化理想。由于沈从文独特的人生经历，在创作中，始终贯穿与狂躁都市文明迥然不同的乡土化情结与迷人的民间文化理想，其根源是一种来自生命的野性。民间文化的魅力源于对生命与人性本真的尊重，不受过多的政治或者其他强制性因素的干预，读者可以透过文字读到作者的爱憎，这种自由化追求往往是作品的灵魂。有学者就曾探讨过文本形体结构与主体文化心理的两相契合，沈从文从自在状态的同时代的一般“乡下人”中脱离出来走向自觉自为的人生历程，得益于佛教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以一种隐形的，沉潜的方式来思索湘西世界所历经的人生[2]〔187〕沈从文的内在精神理想始终都在他的创作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月下小景》就是如同在佛教文化依托之下的一次世界观念的大胆探索，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对于人性的崇敬都已透露出来，这里的世界浸透着作者对过去以及未来的思考与希望。在乡土民间生活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常常对民间文化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认同感。《月下小景》就体现民间文化的丰富价值，极为大胆地化用佛经道理的内涵意蕴，糅合浪漫的想象力，通过人物的悲欢来阐释人生的诸多问题。虽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讲述来传达给读者，实际可以看成是沈从文以一种特别方式来分享生命的真实经验。在这种文化立场的引导下，让文明与本真生命在碰撞中擦出火花，塑造出了一个充满了自然人性和原始生命欲望的世界，作者在其中表现了自己关于爱与恨，生与死，寻找与失去等等人生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月下小景》的创作中，沈从文以独特的现代性思想去认同民间社会的种种理念，道德以及自由的生命本真精神，可贵之处在于面对现代文明笼罩下人性的虚伪冷漠之时，仍将一腔深情倾注。对现实的愤懑和自由渴望衍生了复归过去的民间文化理想，与存在着的精英文化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注定会发生激烈交锋。《月下小景》始终以一种真正的同情，认可，关怀的姿态去容纳不同阶层的多种声音，最有训诫意味的故事也能被写成平凡俗世中一曲爱恨情欲颂歌，可以读出作者对于人世的态度，关于爱情，婚姻，追求等凡俗人生里的价值判断。爱情俨然成为人生存在的方式，诚挚鲜活且庄严神圣，当古老习俗和社会既定标准与其发生碰撞时，作出不违悖人性的选择是沈从文在写作中一直传达的观念。正如《爱欲》篇里的那些女人，被高度评价为像真正的人一样按心中所想去选择，毫不畏缩，也不含糊。《被刖刑者的爱》为例，陷入荒凉沙漠的绝境的几个人，将生存的希望留给自己的爱人，爱情能激发出内心深处的伟大与善良。这个故事还有女人与一个可怜人的爱情，女人对爱情的痴处并不亚于男子，即使总督不计前嫌，她仍选择与残废爱人共担苦痛。这种爱情“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庄严敬畏的情绪”[6]〔57〕小说还涉及婚姻道德，理想追求以及价值判断等诸多方面，沈从文深受传统文化的生命意识的熏染，世间存在太多比永生更加值得追寻的东西。抗争陈旧族规对于人性的残害之时，同世界告别并不是逃避，反而承載了年青人的信仰与希冀，“这种寂寞的死，比起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是有意义得多。”[1]〔269〕民间文化理想的复归，体现为对本真生命的欣赏尊重，在他所希冀的世界里，人们所展现的是自然状态下不受压抑的人性。沈从文所推崇的从不是脱离尘世的独善其身，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带有悲悯价值的社会关怀，平淡而超然的文字之下，包藏着赤子之心，一步步构建心中的伊甸园并达到了一个文学普遍性命题的高度，表达出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无限渴望与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第五卷[M].广州： 花城出版社，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
[2]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3]龚敏律. 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2）.
[4]旷新年.解读沈从文——边城的田园牧歌[M].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5]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九卷[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金介甫. 沈从文传[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2004.
[7]包薇. 论《月下小景》说故事的方式[J].2010，11.
关键词：民间化立场；叙事结构；叙事方式；民间文化理想
作者简介：叶一格（1994.2-），女，湖南常德人，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03
乡土中国的平民现实题材是京派创作最显实绩的一类，出于对政治化与商业化的规避，作家往往通过凡俗人生来进行文化探索，实现审美理想的救赎。《月下小景》是京派代表文人沈从文的一本短篇故事合集，是他与民间文化极力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保留了作家个人魅力的同时，还巧妙地透出了民间文化的立场。本文选取此视角进行切入，从民间故事题材，民间叙述方法以及民间文化理想这三个层面阐释解读《月下小景》的民间叙事模式以及其内蕴。
一、民间故事题材的身份特质
民间叙事有日常叙事和艺术叙事两种类型，在日常的生活里，出于生存，交往，安全等等需要，都离不开叙事这一行为方式，而民众的艺术叙事，则形成民间传承的精神产品，如传说，神话，民间谚语，民间寓言，叙事诗歌等等。这种艺术创造活动，能使人在凡俗庸常的人生之中，获得自我尊重与成就的满足感民间叙事研究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文化现象的整合，关注点不仅在内容分析，价值判断，还要从它的民间身份来追溯其根源。《月下小景》的民间身份特质可以从两个要点归纳，首先是故事的来源以及所蕴含的民间化立场，陈思和曾阐述“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势者形态存在着的，并以忍辱含垢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统治者不仅在权力，还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间，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遮蔽之中” [2]〔114〕当作家想摒弃政治的钳制，通过创作来构建自我理想世界之时，选择以广博精深的民间文化为依托是顺理成章的。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到《月下小景》收录的故事来源，“除《月下小景》外，全部分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诸经”[1]〔2〕佛家教义含有一种万物有灵的神秘色彩，普度众生的大爱不会有脱离尘世的不真实感，民间化的立场赋予这本集子足够的神秘感和吸引力，渗透着能对芸芸众生进行精神洗礼的哲理智慧，源自于民间的种种故事，往往有着朴素而原始的姿态，承载着人们在不断的历练与经历中积累传承下来价值观念，凝结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唤起人们内心的深处的触动。每一个故事皆坦率或隐晦地给予听众启发，亦是讲述者对于世事锤炼后的感悟。以开头那个成衣匠所讲述的有关于一对年青人殉情的惨烈故事为例，可窥见凝聚在背后的泪与爱。“为了否认一些由于历史安排下来错误了的事情，应该在一分责任和一个理想上去死，当然毫不踌躇毫不怕！”[1]〔45〕炽热忠贞的爱情与古老习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当这份爱情越纯洁深刻，就愈发燃烧人们生命的希望。“为了同你接近，我应当同这个世界离开。”[1]〔25〕他们选择这样决绝的方式来对抗习俗的压制，展现出生命最原始的野性与冲动。动人之处在于其来源与背景都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不幸会让每个人都回忆起自己生活中的那一份，这是民间立场所赋予的独特而浓厚感染力，并使虚构的爱情拥有了一种更为真实的力量。尽管故事有着神秘难解的背景，但民间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很好地解释奇特民俗发生的可能，一切的神秘，悬念以及哲理化的感悟在这本集子中都呈现出十分融洽和谐的状态。
接下来的《女人》，也同样来自于为了追寻自己所需要的答案，一直漂泊着的有权有势的国王和才貌具全的青年人。他们甘愿抛下尊贵与财富，投入无尽的寻觅，想获得女人被尊敬的真正奥秘。这种追寻与上面所提到的流浪青年的追寻有着微妙的差异，虽也是漫无方向地前行着，但是这种探寻并不是为了探寻本身。除了上层贵族的尊贵生命体验之外，还有常人马贩或者商人所带来的故事，有些看起来难免浅俗，却代表了占据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与丰富情感。同是关于女人的讲述，马贩的态度与之前国王和青年人究其一生的寻觅迥然不同，他用殴打的暴力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妻子，以达到对女性的征服，并洋洋自得地表述了对女人的评价“不要害怕她们，女人完全不是值得男子害怕的东西”，[1]〔48〕而另一个巡行的商人表达了异议“他相信女人是世界上一种非凡的东西，相信女子降服男子的能力，在天下生物中当居首位。”[1]〔56〕随后，商人复述了自己在十七岁时听来关于一个名为扇陀的女人故事，不同于马贩子对女人的不屑一顾的轻视，这位商人认为女人所具备的能力是令人生畏的，女人甚至可以轻易毁灭强大的男性。这种差异解释起来也有迹可循，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平民与贵族面对同样的问题之时，有不同态度与追寻答案的方式；即使同样身处社会下层的商人和马贩，对待女人，也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或感受，这就是民间化与身份流动性的魅力，没有任何说法是永恒的，我们只要在这种多元化的世界中寻得自己所需，即是真理。这种身份的多元性可以帮助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获得自由拓展的空间，不仅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精英文化的立场来对世界对话。《月下小景》的讲述者往往将故事是什么场合听来或者干脆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交代给听众，具有着绝对性的权威，增强了其自身阅历，身份地位等因素对故事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讲述人身份的多元的民间化和流动性会对整个故事的思维走向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民间叙述方法的运用
叙述方法的民间化可从两方面呈现，首先是结构布局的巧妙，沈从文向来以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为人称道，有人曾这样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并不在他写过一部异常卓著的纪念碑式作品，而是在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非常多样且具有广泛性” [4]〔3〕文体与风格上的多变可以体现他的创作拓展度和广阔可能性，而出现在具体文本中的各种结构布局，则极佳展现出作家的才情与整体掌控力。这本故事集区别于一般的小说集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于佛经故事的大胆借鉴与改写，对故事本身的生动趣味性给予了关注，沈从文在大量阅读《法苑珠林》《真诰》《云笈七签》等佛经典籍的过程中，仔细研究记载故事的各种方法，吸纳了佛教中优秀的叙事结构艺术。比如《寻觅》一文创作中，对佛经故事《树提伽经》里面“层层推进的叙事结构”有着非常恰当的借鉴，故事中的年轻人历经艰辛来到神往已久的朱雀国，在御前侍从的引领下去拜见公主的情节，借用这种结构模式，让这段描写分外精彩。分别躺在白银，黄金，琉璃塌上三个貌若天仙的女人，被年轻人误认为公主，而实际上皆只是守门宫婢，这样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与阅读冲动，不由得对于朱雀国的神美以及公主有更好的期待。最后在百二十重的金银帷帐，飘荡各种小巧香花，吹奏《鹿鸣之章》的内殿才终得目睹公主真容，描写华美精致，且引人入胜。除了逐层推进外，还有曲折委婉的“一波三折”式情节结构，故事发展与读者期待视野发生有趣多变的可能性。《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的王后所生下的肉球不是怪物，还成为了国家的英雄，按惯常的模式属于 “破镜重圆”结局，不过作者非常有智地让故事在最后发生转折，王后祈求去杀死仇人，却在芙蓉树下自刎，令人唏嘘，正是富有变化的情节让人在阅读中始终面对着一个未知世界。从整体结构来看，作家在这本被称为“新十日谈”的《月下小景》中十分巧妙地借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框架结构方式，使一个个故事铺排而来，南来北往的行者在这深夜里讲述着自己所听与人生，不让讲述的故事割裂开来，沦落为八个索然无趣的排列，而是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式，使故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开篇带有神秘民俗色彩的殉情故事不仅展示了那段凄美的爱情，还引出自己远行的原因是为追寻被拐逃的妻子。以身示意的讲述方法使虚幻故事有了强烈感染力，众人听后悒郁不欢，成衣匠对此感到抱歉，匆忙拜托另一个旅行者讲述他的故事。这种“拜托”是因前一个故事令人不悦，希望其他故事来冲淡这种压抑氛围，过渡过程显得自然。同时，这个被指定的大胡子恰是接下来寻觅故事的主人公，这种巧合让讲述者和故事产生一种内在关联性，而不是简单拼凑故事的模式。关于故事间的关联，有学者认为故事的起因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出于消磨时间的目的，但每个故事的生发，却常常和另一个未出场的叙述人的故事有所对抗。第二种是为补充或反对《月下小景》中已存在的故事[7]，这种讲述是对以往并列模式的一种创新，在传统小说创作中是较少见的。沈从文谈及在故事前后都刻意留下一个关节，预备到后来把它连缀起来，如《十日谈》的形式[5]〔216〕使得故事拥有无限可能性。好处還在于它始终都让人感受天方夜谭式的奇妙，又使得故事与现实不会轻易混淆，在虚妄与真实中找到平衡节点。听众可根据个人自身的理解去对待，使得故事具有了极高的自由度，这些好处都与巧妙的结构布局有密切联系。 第二个方面是民间叙述的话语特色，表现在叙述上淳朴性和艺术感的和谐共荣，使小说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特征。沈从文深入研究过湘西当地的方言，民间传说，宗教习俗以及人民所关心的种种事情，他对原始的野性与民间的艺术创造力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首先，民间叙述的接受者是人民群众，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审美需求，写作者会采用通俗平实的语言来描写，《月下小景》使用了一种民间故事家的口吻，借鉴了民间传统的说书技艺，如《弹筝者的爱》介绍寡妇的一段话，“副官宋式发，年纪轻轻死去时，留给他那妻子的，只是一个寡妇名分……愚蠢的诚实，聪明的狡猾，全动不了这个标致人儿的心。”[1]〔68〕娓娓介绍了这位寡妇的身份背景，以及对男人的吸引力，简洁而并不无趣地把所想交代的事情展示得清清楚楚。有讲述故事的直接功利目的，既能适应大众阅读习惯，又能对故事情节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其次，沈从文小说的浓郁民间色彩还常从人物语言中流露出来，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他在描写人物语言时，能得心应手地把握住情感脉搏，注意人物的身份与相应的话语情感。《月下小景》的故事是在民俗化传说的基础上展开的，看似不可思议的殉情在那个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中确是合理选择，沈从文在表现种族的特殊与地理的孤立的方面得心应手。“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在这世界的一隅”[6]〔88〕而这个故事其实是沈从文在罗黄寨从父辈口中所听来，他将湘西故事用另一种形式所表现出来，民间化的内质在这样的过程中显得熠熠生辉。沈从文的民间叙述还有不容忽视的艺术属性，虽无咬文嚼字，堆砌典故的习惯，但这并不代表停留在浅显阶段，应该说，作家善在简洁明净的字里行间透出文人的修养气质，不刻意地追求脱俗。即使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读得懂沈从文笔下的文字，甚为难得是在这种看似朴素的语言中依然充满了无尽的意趣和充分的艺术感。沈从文对于笔下的文字非常讲究“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成为作家条件之一。”[4]〔10〕追求小说生活化的同时，也不肯牺牲语言的艺术魅力，如《扇陀》中尤为明显的四字用语，描绘扇陀以及女子的美丽“单薄透明，肌肤色泽，纤悉毕见”。又如描写诸人来往林中的场景“采花捉蝶，或携手月下，微吟清歌。或傍溪涧”[1]〔43〕遣词用语都可爱雅致，如诗如画的描绘给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意境之美。在《慷慨的王子》中，太子所托“过去之事，疚心何益……今我布施，亦若吐呕，吐呕之物，终还不受！”[1]〔46〕这样的句式初读就能给人留下庄严之感，与故事想要传达哲理性经验的整体氛围相契合，隐隐透出佛经故事改编后留在深层的文化内核。这种雅致的艺术化的特色和之前阐述种所提到的淳朴的民间本味在小说中和谐共生，是小说叙述上不断探索成熟的体现。
三、民间文化理想的回归
《月下小景》渗透了沈从文对人生的哲理化阐述与感悟，集中呈现了深邃而繁复的文化理想。由于沈从文独特的人生经历，在创作中，始终贯穿与狂躁都市文明迥然不同的乡土化情结与迷人的民间文化理想，其根源是一种来自生命的野性。民间文化的魅力源于对生命与人性本真的尊重，不受过多的政治或者其他强制性因素的干预，读者可以透过文字读到作者的爱憎，这种自由化追求往往是作品的灵魂。有学者就曾探讨过文本形体结构与主体文化心理的两相契合，沈从文从自在状态的同时代的一般“乡下人”中脱离出来走向自觉自为的人生历程，得益于佛教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以一种隐形的，沉潜的方式来思索湘西世界所历经的人生[2]〔187〕沈从文的内在精神理想始终都在他的创作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月下小景》就是如同在佛教文化依托之下的一次世界观念的大胆探索，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对于人性的崇敬都已透露出来，这里的世界浸透着作者对过去以及未来的思考与希望。在乡土民间生活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常常对民间文化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认同感。《月下小景》就体现民间文化的丰富价值，极为大胆地化用佛经道理的内涵意蕴，糅合浪漫的想象力，通过人物的悲欢来阐释人生的诸多问题。虽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讲述来传达给读者，实际可以看成是沈从文以一种特别方式来分享生命的真实经验。在这种文化立场的引导下，让文明与本真生命在碰撞中擦出火花，塑造出了一个充满了自然人性和原始生命欲望的世界，作者在其中表现了自己关于爱与恨，生与死，寻找与失去等等人生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月下小景》的创作中，沈从文以独特的现代性思想去认同民间社会的种种理念，道德以及自由的生命本真精神，可贵之处在于面对现代文明笼罩下人性的虚伪冷漠之时，仍将一腔深情倾注。对现实的愤懑和自由渴望衍生了复归过去的民间文化理想，与存在着的精英文化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注定会发生激烈交锋。《月下小景》始终以一种真正的同情，认可，关怀的姿态去容纳不同阶层的多种声音，最有训诫意味的故事也能被写成平凡俗世中一曲爱恨情欲颂歌，可以读出作者对于人世的态度，关于爱情，婚姻，追求等凡俗人生里的价值判断。爱情俨然成为人生存在的方式，诚挚鲜活且庄严神圣，当古老习俗和社会既定标准与其发生碰撞时，作出不违悖人性的选择是沈从文在写作中一直传达的观念。正如《爱欲》篇里的那些女人，被高度评价为像真正的人一样按心中所想去选择，毫不畏缩，也不含糊。《被刖刑者的爱》为例，陷入荒凉沙漠的绝境的几个人，将生存的希望留给自己的爱人，爱情能激发出内心深处的伟大与善良。这个故事还有女人与一个可怜人的爱情，女人对爱情的痴处并不亚于男子，即使总督不计前嫌，她仍选择与残废爱人共担苦痛。这种爱情“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庄严敬畏的情绪”[6]〔57〕小说还涉及婚姻道德，理想追求以及价值判断等诸多方面，沈从文深受传统文化的生命意识的熏染，世间存在太多比永生更加值得追寻的东西。抗争陈旧族规对于人性的残害之时，同世界告别并不是逃避，反而承載了年青人的信仰与希冀，“这种寂寞的死，比起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是有意义得多。”[1]〔269〕民间文化理想的复归，体现为对本真生命的欣赏尊重，在他所希冀的世界里，人们所展现的是自然状态下不受压抑的人性。沈从文所推崇的从不是脱离尘世的独善其身，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带有悲悯价值的社会关怀，平淡而超然的文字之下，包藏着赤子之心，一步步构建心中的伊甸园并达到了一个文学普遍性命题的高度，表达出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无限渴望与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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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3]龚敏律. 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2）.
[4]旷新年.解读沈从文——边城的田园牧歌[M].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
[5]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九卷[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金介甫. 沈从文传[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2004.
[7]包薇. 论《月下小景》说故事的方式[J].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