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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社会体系经历着一个逐渐法制化、市场化的过程，企业经营与企业家道德伦理间的平衡，成了困扰杨卓舒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项目上了
这些年卓达损失最大的就是藁城项目。
这是我们的损失，同时也是藁城的损失，也是省会的损失，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损失。当时的藁城市委书记张绍国和市长郄英林来找我，他们说一定要抢在五一之前，哪怕是午夜12点也要见到我，他们带着图纸、土地卷宗和全部优惠的招商政策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四楼会议室和我坦诚相见，希望我们到那里大开发。第二天我带队去了，藁城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加上各个局的班子，一共60多个领导干部到场。我在那儿讲了将近三个小时，讲怎样打通从服装产业园到藁城这18公里的道路，然后将其两侧作为补偿给我们开发。当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但令我最痛心的就是张绍国这样一条汉子，竟然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后任班子就有后任班子的想法了，继任的时候，那两个文件依然没有下发，我们仍然有合作、仍然有把这个重大项目进行下去的条件和可能性，但是现在被中止了。
这是我这么多年最大的遗憾。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项目上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开发区现在已经是弹丸之地，挤得满满的。如果这个项目成了，就不至于有些项目来了在这儿徘徊，落不下来，没有土地，项目流失；如果这个项目成了，沿途的老百姓全部就业，而且是一个农业产业化的示范园出现了，因为那里有我们提前买下来的76平方公里地热。石家庄这里就像一个锅沿，越往东越接近锅底，地下只要你打井，越往东就都有地热水，到了藁城，水温就可以达到94摄氏度，我们可以把上万亩土地真正地用地热反季节生产瓜果蔬菜，实行无公害生产，供给北京。山东寿光经过780公里往北京送蔬菜有利润，我们这儿离北京才280公里，这600公里的成本就是利润，那样真正的产业化农业也就实现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一家一户二亩三分地，支个大棚，遍地白花花的，这也叫农业产业化？
这个项目如果上了，我们将在中国开创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凭借政治手段、舆论手段，有了这样一种成功的开发范例，而不是传统的房地产疯狂地占据土地，开发完了卖了了事，农民离开了土地，从此就失去了就业的机会，补偿的那点钱，不要说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就是自己经营亏损了，没有着落，就会成为流民，流民就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即暴民的前身。
最称职与最不称职的总裁
现在这个项目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根本原因，客观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改变不了，我只能是反省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最不称职的总裁。但是我又是最称职的总裁。
我称职，因为我永远不做昧良心的事情，永远不去和某些腐败官员勾结，从而永远保证我们企业的纯洁性、安全性，保证我们企业永远不惧怕任何人。我讲了，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天不能杀，地不能埋。但我也有不称职的地方，我深感自己不适应，我是真不适应，这个痛苦长时间地在折磨着我。我去陪客人，当我进入豪华餐厅的门那一瞬间，这个笑意就立刻上了脸。其实，谁都不知道我在那个楼道里想的是什么，而且笑得非常甜蜜，然后立刻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荤的、素的、雅的、俗的，所有人感觉都不错，都非常好，现在有些人不跟我吃饭感觉到是一种失落。
我把最贵的鲍鱼称为“脚后跟”，一个鲍鱼800元，够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点了以后，吃起来我怎么就感觉真跟脚后跟似的，而且是88岁老太太的脚后跟。有许多正式场合我是非常不愿意去的，我只要到机关去一次，就会反复地做着一个相同的梦：就是在一个工地，几根木杆，然后几片东西围起来，遍地是污秽之物，我憋得够呛，到这儿了，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你看看别的老板、企业家翻开那相册都是总书记、总理，你看我的那些照片，都是90岁往上的人，最大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还都是学者。我要一说跟哪个部长、省长吃饭，我夫人说不是下台的，就是行将就木的。我也有自己的应酬技巧，绝不谈业务，你看我请人吃饭去，我一句业务、一点正事都不提，就是瞎扯，然后效果还不错。要是去开政府会，我感觉就是要公审我，我就是盗贼、抢劫犯、走私犯、大烟鬼，反正是十恶不赦，游街示众，敲着锣，站在台上，撅着个屁股，寝食不安。一旦能找到人代替，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很爽、真舒服，觉得是逃亡了。于是当天晚上兴高采烈，吃也香，睡也香。
有人说手段是次要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手段和目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手段就是阶段性的目的，目的也是阶段性的手段，手段卑鄙必是目的卑鄙，从未见过有卑鄙手段最后实现了高尚目的。我还说，那样操作是万难持久的，像贼一般，只能不停地注册公司、消亡公司，只能不停地变换着执照。没有一个这样的企业敢提百年如何。我们难，但是我们能坚持；那样不难，但那样是无法坚持的。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不仅是阳光企业家，而且是星光企业家、月光企业家。我不亏对任何人，因此我不惧怕任何人。好多人都说有的企业领导人四五个手机频繁更换，怕被窃听，还有的绞尽脑汁用131防窃听，我说我的手机只怕我夫人看到，里面偶尔有个女孩通个电话，剩下的谁都不怕，怕什么？没有秘密。我曾经说过，你们如果不嫌难看，我可以赤条条脱光了，每天上天安门广场跑一圈，然后登上城楼，向行人招手示意，你不难看我就不怕，我受之于父母。里面什么样，外面就什么样，都可以给每个人看。■
如果这个项目上了
这些年卓达损失最大的就是藁城项目。
这是我们的损失，同时也是藁城的损失，也是省会的损失，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损失。当时的藁城市委书记张绍国和市长郄英林来找我，他们说一定要抢在五一之前，哪怕是午夜12点也要见到我，他们带着图纸、土地卷宗和全部优惠的招商政策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四楼会议室和我坦诚相见，希望我们到那里大开发。第二天我带队去了，藁城的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加上各个局的班子，一共60多个领导干部到场。我在那儿讲了将近三个小时，讲怎样打通从服装产业园到藁城这18公里的道路，然后将其两侧作为补偿给我们开发。当时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但令我最痛心的就是张绍国这样一条汉子，竟然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后任班子就有后任班子的想法了，继任的时候，那两个文件依然没有下发，我们仍然有合作、仍然有把这个重大项目进行下去的条件和可能性，但是现在被中止了。
这是我这么多年最大的遗憾。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项目上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开发区现在已经是弹丸之地，挤得满满的。如果这个项目成了，就不至于有些项目来了在这儿徘徊，落不下来，没有土地，项目流失；如果这个项目成了，沿途的老百姓全部就业，而且是一个农业产业化的示范园出现了，因为那里有我们提前买下来的76平方公里地热。石家庄这里就像一个锅沿，越往东越接近锅底，地下只要你打井，越往东就都有地热水，到了藁城，水温就可以达到94摄氏度，我们可以把上万亩土地真正地用地热反季节生产瓜果蔬菜，实行无公害生产，供给北京。山东寿光经过780公里往北京送蔬菜有利润，我们这儿离北京才280公里，这600公里的成本就是利润，那样真正的产业化农业也就实现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一家一户二亩三分地，支个大棚，遍地白花花的，这也叫农业产业化？
这个项目如果上了，我们将在中国开创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凭借政治手段、舆论手段，有了这样一种成功的开发范例，而不是传统的房地产疯狂地占据土地，开发完了卖了了事，农民离开了土地，从此就失去了就业的机会，补偿的那点钱，不要说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就是自己经营亏损了，没有着落，就会成为流民，流民就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即暴民的前身。
最称职与最不称职的总裁
现在这个项目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根本原因，客观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改变不了，我只能是反省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最不称职的总裁。但是我又是最称职的总裁。
我称职，因为我永远不做昧良心的事情，永远不去和某些腐败官员勾结，从而永远保证我们企业的纯洁性、安全性，保证我们企业永远不惧怕任何人。我讲了，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天不能杀，地不能埋。但我也有不称职的地方，我深感自己不适应，我是真不适应，这个痛苦长时间地在折磨着我。我去陪客人，当我进入豪华餐厅的门那一瞬间，这个笑意就立刻上了脸。其实，谁都不知道我在那个楼道里想的是什么，而且笑得非常甜蜜，然后立刻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荤的、素的、雅的、俗的，所有人感觉都不错，都非常好，现在有些人不跟我吃饭感觉到是一种失落。
我把最贵的鲍鱼称为“脚后跟”，一个鲍鱼800元，够我好几个月的生活费了，点了以后，吃起来我怎么就感觉真跟脚后跟似的，而且是88岁老太太的脚后跟。有许多正式场合我是非常不愿意去的，我只要到机关去一次，就会反复地做着一个相同的梦：就是在一个工地，几根木杆，然后几片东西围起来，遍地是污秽之物，我憋得够呛，到这儿了，找不到下脚的地方。
你看看别的老板、企业家翻开那相册都是总书记、总理，你看我的那些照片，都是90岁往上的人，最大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还都是学者。我要一说跟哪个部长、省长吃饭，我夫人说不是下台的，就是行将就木的。我也有自己的应酬技巧，绝不谈业务，你看我请人吃饭去，我一句业务、一点正事都不提，就是瞎扯，然后效果还不错。要是去开政府会，我感觉就是要公审我，我就是盗贼、抢劫犯、走私犯、大烟鬼，反正是十恶不赦，游街示众，敲着锣，站在台上，撅着个屁股，寝食不安。一旦能找到人代替，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很爽、真舒服，觉得是逃亡了。于是当天晚上兴高采烈，吃也香，睡也香。
有人说手段是次要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手段和目的没有本质的区别，手段就是阶段性的目的，目的也是阶段性的手段，手段卑鄙必是目的卑鄙，从未见过有卑鄙手段最后实现了高尚目的。我还说，那样操作是万难持久的，像贼一般，只能不停地注册公司、消亡公司，只能不停地变换着执照。没有一个这样的企业敢提百年如何。我们难，但是我们能坚持；那样不难，但那样是无法坚持的。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我不仅是阳光企业家，而且是星光企业家、月光企业家。我不亏对任何人，因此我不惧怕任何人。好多人都说有的企业领导人四五个手机频繁更换，怕被窃听，还有的绞尽脑汁用131防窃听，我说我的手机只怕我夫人看到，里面偶尔有个女孩通个电话，剩下的谁都不怕，怕什么？没有秘密。我曾经说过，你们如果不嫌难看，我可以赤条条脱光了，每天上天安门广场跑一圈，然后登上城楼，向行人招手示意，你不难看我就不怕，我受之于父母。里面什么样，外面就什么样，都可以给每个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