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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苏联模式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过深入的探讨，但时这一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却鲜有人关注，而资源过度消耗、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是这一发展模式的伴生后果，也是这一模式无法持续的一个表现。
[关键词]苏联模式 资源空心化 生态环境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5－0172－05
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我们熟知的苏联模式，对于这一模式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低效率和缺少民主更是久已为人们所诟病，但是对于苏联模式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却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对苏联发展模式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期对解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启迪。
一、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的自然条件
印度左翼学者萨拉·萨卡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拥有比苏联更好的资源条件了。的确，苏联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土面积，而且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其资源种类、储量及潜力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帝俄时代，尽管历代沙皇都雄心勃勃地向外扩张。但全国9／10的疆域未曾勘探过，丰富的天然财富并无人知晓，因此，对自己的自然财富挥霍不多。许多储量丰富本可以输出的工业原料，像铜、铅、锌、石墨、硫磺，甚至煤炭、铁和钢、棉花，制造氮、磷、钾肥用的硝石、磷酸盐、钾质原料，建筑用石料都从外国进口。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非常重视自然财富。列宁1919年起草的科学院工作规划就提出要对广大领土进行普查，搞清矿产资源储量及位置，勘探江河湖海的水文系统。此后，苏联有计划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持续的勘探。根据这些勘探结果，我们知道苏联维系人生存的各种资源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13年全俄耕地面积1.6亿英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的开垦，到1940年达到2.77亿英亩，人均占有耕地0.85公顷，折合12.8亩。苏联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8％，“东西广达3600英里，南北宽达600英里，整个的西伯利亚几乎全为森林所掩盖”，全国木材蓄积量1250亿立方米(1935年的森林普查结果)。它还有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淡水容量为27200立方公里，占世界淡水湖泊总蓄水量的1／5。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各种矿产资源种类多样，储量丰富。煤、石油、天然气、铁、锰、铜、铅、锌、镍、铬、金、铂族、石棉、云母、钾盐、磷矿、硫铁矿和硫磺等的探明储量均居世界前列。而且分布较集中，大型矿和共生矿床较多，开采的经济价值也较高。
帝俄时代，工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因此，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多。尽管资本家们滥掘了最易开采和最好的部分，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但毕竟生产规模很小。由于工业不发达，且畸形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对整体环境的破坏也不严重。旧俄全部工业的90％都集中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及唐河盆地附近。乌拉尔山至里海一线以东，直到一战前，才开始掘金、采煤，发展食品工业。但比重只占全俄产值的1.5％。整个说来，“沙皇统治下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依然是一片沉睡的大地”。在欧俄部分的北方，在各大河流的沿岸，由于借助河流就可以把伐下的木材漂到海边，因此，大片森林都被外国资本家砍伐尽了。国内市场则靠中部和西部森林砍伐来供应，距离城市较近地方的树木首先被砍伐，因为无需支出运费。斯莫棱斯克州瓦尔戴丘陵上的森林也遭到了任意砍伐，由于它是俄罗斯平原上河流的发源地，结果使河流的源头都干涸了。但是。苏联东部、北部人烟稀少、地域广大的地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接管时“几乎保持着上帝创造它时的原貌”。这就是苏联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的自然环境条件。
二、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
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长期把苏联社会渲染成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社会主义因其固有的优越性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因此，环境破坏这种可能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问题被视为国家机密，只是在苏联解体前后，有些问题才披露出来。
(一)不当的资源开发与管理造成资源严重耗减
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就其理念来讲，是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取得最大的发展成果。可在实践中却长期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现象。苏联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增长是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之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1913－1973年间，人均工业产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增长了113倍，哈萨克斯坦增长了181倍，吉尔吉斯增长了245倍。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如此高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特别是资源消耗量最大的重工业在工业内部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以后高达74％。1980年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比美国多20％，钢多90％，石油多100％，水泥多80％。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发展后就遭遇了资源的限制：易开采的富矿、地域上结合较好的矿藏都开采得差不多了，东部地区虽有大量矿藏，但开采条件差，开采成本高。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日益难以开发，而且越来越昂贵”，粗放发展的惰性“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止下来”。
二是开发管理不当造成资源浪费严重。在苏联，全部资源都是国家所有，国家通过行政机关用指令性计划来开发和管理，国有企业作为计划的执行者直接从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微观层面来说，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是企业的最高任务，因为它和报酬、奖金密切相关。由于完成的计划是以总产量计算的，“凡是花费劳动、材料、金钱越多的，就被认为是优秀工作人员或优秀企业”，所以，企业并不关心资源节约，于是就有了苏联生产的钢板、玻璃片、纸张都非常厚，其他产品莫不如此，致使大量资源被挥霍。木材资源在采伐和加工中浪费极大，加工成品所使用的木材还不到采伐量的1／3。输油管和输气管道由于铺设草率事故频繁发生，输油管道每年要发生几百次爆炸事故，损失的石油高达几千万吨，相当于全部开采石油的7％－20％。仅在秋明油田，每年烧掉的伴生天然气就有100亿立方米。由于设备和工艺落后，“大量金属被切成碎屑，致使每年全部金属的28％(数量达几千万吨)成为废料”。更不必说大量的不合格报废产品造成的浪费了。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1972－1973年，1／3的汽车拥有者使用的是盗窃来的汽油。结果，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不仅面临着消费品市场的全面紧张，而 且面临着工业原料的全面紧张，使得一些加工企业处于停工待料的境地。资源特别是现实能够利用的资源相对不足，成为苏联经济滑坡的重要原因。
(二)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恶化了生态环境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了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各种原料、农产品的需要，扩大可耕地面积特别是稳产高产的灌溉面积成为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一度满怀豪情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大自然开战，排干沼泽、清除灌木、开垦处女地、引水灌溉沙漠，要做大地的主人。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和尊重，这一系列征服自然的做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尽管在最初阶段带来了可见的成效，可是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就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围垦湿地导致气候土壤干化。排干沼泽造草场的做法在旧俄时代就有了，但庞大的填地工程始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单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排干的沼泽湿地就比旧俄在整个19世纪中所排干的还要多。而这仅仅是大规模造地的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排干了水的田地和草场，大大小小地横贯全国，从白俄罗斯和卡累利阿一芬兰共和国起，经过莫斯科州、乌拉尔区、巴拉宾斯卡雅草原和比罗比扬，直到科里马。远北的整个农业区差不多全是在排干了水的沼泽地上进行的”。但排干沼泽、改良土壤的做法结果令人失望，如常常使沙土干涸，形成沙尘暴，泥炭土上生长的植物则由于干燥而死亡，而改良后的土地由于土壤干化进而气候干化以及灌木丛被清除而频遭沙尘暴的袭击。
垦荒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为了弥补粮食不足，苏联从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荒地，10年间累计垦荒6000万公顷。开垦荒地在有些年份带来了粮食的大丰收，然而随后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垦荒地区原属半干旱与干旱地区，垦荒破坏了草原植被，再加上耕作方法不当，否定草田轮作等，在50年代末就出现了大面积风蚀，数千公顷可耕土层被风彻底卷走，以致地下的岩基都裸露出来。垦荒还加剧了水蚀的危害，仅1975年到1990年间，风蚀、水蚀造成的耕地表土流失就有约1.35亿英亩。根据国内专家的研究，苏联受水土流失危害的土地占整个农业用地的1／3。
沙漠调水招致咸海周边地区生态灾难。二战前，苏联就有组织地大规模修建引水工程，特别是在中亚，所有从大山流入沙漠的大河——锡尔河、阿姆河、吹河、穆尔哈伯河，都修建了灌溉系统，使得30年间灌溉面积增加了300万公顷以上。但是更大规模的改造大自然工程是在二战后。中亚的沙漠调水工程曾经是苏联改造大自然的一个壮举，后来却成为大自然报复人类的典型。阿姆河调水工程始于50年代，调水的目的是灌溉卡拉库姆沙漠南缘的新垦区，在热源充足的中亚扩大水浇地面积。沙漠调水工程(包括锡尔河调水)完工后，流域灌溉面积增加了几百万公顷。棉花、水稻、蔬菜、瓜果一度连年高产。短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益。然而，随后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调水工程前，阿姆河和锡尔河每年注入咸海的流量是560亿立方米，由于两大水源都被截走，下游的成海水量补给几若于无，致使水位急剧下降，咸海面积缩小了40％，水量减少了66％，湖里特有的24种鱼类已有20种消失了。湖岸线后退了几十公里。裸露的湖底盐碱被大风带到各处，致使咸海周边地区全都盐碱化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两岸的新垦区也有60％因盐碱化而报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外，地球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像成海周边地区这样生态灾害覆盖面如此之广、涉及的人数如此之多的地区。”苏联解体前，官方为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准备的环境报告认为，占全苏面积16％的约300个区域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还包括草场退化，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0％。其中有16个区域是生态毁灭。
(三)不计后果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
苏联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超西方，发展速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客观地说，这种快速增长的确迅速增强了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这种增长也使苏联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当然，有些污染的环境后果具有滞后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有些污染当时就感受到了，但认为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被予以容忍和忽视，结果使环境污染不断累积，以致积重难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许多河湖受到污染。苏联许多大河，如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叶尼塞河以及西伯利亚其他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1／7河水的污染物浓度是最大容许浓度的10倍。被称为俄罗斯母亲河的伏尔加河污染十分严重，1966年，每小时流入伏尔加河的未处理污水为30万立方米。河水中不仅含有严重超标的石油、重金属，上游诺夫哥罗德段的河底甚至有钴(Co)沉积层。“顿河所含铜元素化合物、亚硝酸盐、石油制品和苯酚的指数已超过极限浓度数十倍。”里海、黑海、亚速海、咸海以及伏尔加格勒市郊的人工湖——水面面积达132平方公里的水库都受到了严重污染，水库中所含的铜元素化合物、硝基氮和硝酸氨以及石油制品，已经使水体不能生长任何植物，除了生物变体。水库有害的水体进一步污染了里海水域。黑海和亚速海由于注入的淡水流量减少和污染物倾倒，大量有价值的鱼类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不复存在。直到1988年，据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仍有20％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湖，50％的污水净化不达标。在中亚许多地方，由于饮用水质量的恶化，死亡率骤然上升。1985年苏联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1958年。
城市空气中有害物质严重超标。1987年苏联104个大城市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是最大容许浓度的10倍多。所有重要工业区如煤炭基地顿巴斯、库兹巴斯、埃基巴斯图兹、卡拉干达及坎斯克－阿钦斯克，钢铁工业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克里沃罗格、新库兹涅茨克等污染都很严重。据俄罗斯《大城市快报》报道，贝加尔湖地区的企业，由于各种净化系统都已失去效用·经过滤后仍有95％的有毒气体被排放到大气层中。布拉茨克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出最高许可值的190倍。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指出，1988年，苏联排放了1850万吨的二氧化硫，在总量上接近美国，而就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则大大超过了美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硫排放是美国的2.5倍。
土壤污染较为严重。随着农业化学化的发展，苏联的化肥、农药、除莠剂使用量不断增大，加上大量有毒废弃物露天堆积或浅埋，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苏联的农产品产量虽然低于美国，但化肥的使用量却高出美国80％。1979年，苏联每公顷施用的化肥量高达341.4公斤。化肥、农药残留造成了严重的食品污染。1987年，一些地区近50％的食品受杀虫剂污染，42％的婴儿食品含有达到危险程度的杀虫剂。在高加索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过度使用杀虫剂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是如此 严重，以至于没有一个年轻男性能够服兵役。癌症已成为该地区一些村庄人口死亡的唯一原因!根据1984年最高苏维埃环境委员会引用的一份数据，“由于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年均损失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2.5％。如果再加上为了保护土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的话，损失将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世界观察研究所199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苏联，仅污染造成的卫生花费1987年就高达190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
放射性废物污染贻害无穷。在苏联的各种污染中，危害最大的恐怕要数放射性废物污染了。在冷战年代里，苏联生产了大量核武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废料。有些废料被就近排入河流和湖泊，像“灯塔”化学联合公司的放射性废料就直接排入了捷恰河和卡拉恰依湖，几十年来，仅卡拉恰依湖和邻近的沉淀槽里就积累了含有10亿多居里放射元素的废料。有些废料被装入集装箱运到临近的海域，在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在巴伦支海和喀拉海这两个海域就倾倒了1.7万个带放射性废料的集装箱和十多个废弃的船用核反应堆。据叶利钦的高级环境顾问雅勃洛科夫领导下的由46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的一份报告披露，苏联向海洋里倾倒的核废料高达250万居里。在叶尼塞河下游，由于它的河床下有两座生产钚的核反应堆，连续35年里，冷却核反应堆的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河水。不经任何净化直接排放到河里，致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某些地方，污染程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60居里。像切尔诺贝利灾难性核事故和一系列的核试验造成的严重污染就更不用说了。
简而言之，大量生产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和平利用核能过程中的核事故和产生的核废料、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废弃的核工厂等，都留下了许多放射性废料，致使苏联由于辐射而导致的血液病和肿瘤病人不断增加。放射性污染的恶果一直在延续，在有些地区，放射性污染引起的病变已经影响到第三代人。时至今日，血液循环系统疾病和肿瘤仍是俄罗斯人的两大杀手，在死亡原因中前者占了56.78％，后者占13.71％，两项加在一起占了70.49％。2007年，俄罗斯死亡人口是出生人口的1.3倍，其中有9个联邦主体死亡人口是出生人口的2—2.5倍。
三、对苏联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破坏的思考
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这就消除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根源。在实践中，苏联也很早就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执政党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宪法把保护环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义务。政府通过了许多法规，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体系，甚至有投诉和起诉法规。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层次环境保护机构，1991年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升格为环境部。苏联还有一流的环境科学家，有数千万人参加的环境保护组织，光在国家环境保护监督部门就有几十万志愿者在工作。可是这一切为什么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呢?如果说这一切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该怎样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首先，通过建设生态文明探索出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的手段来。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资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既没有像资本主义那样作为成本核算，也不可能像共产主义时代那样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偿因素遭到毁灭性的开采，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甚至比资本主义生产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阶段，一方面因其资源太丰富，另一方面由于全世界对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有限性问题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20世纪70年代前后关注度大大提高，但正如安德烈’高兹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它始终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的。其结果就是尽管它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有效遏止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苏联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
其次，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转向“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反思苏联模式下工业化建设带来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苏联所处的特定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化阶段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赶超型发展战略所致。应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本来有可能避免它出现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然而由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二战后的冷战国际环境中，苏联走上了和西方同样的以资源环境换增长的工业化道路，最终没能超越资本主义。汲取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教训，中共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把工业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即“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在当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扩大投资、刺激消费进而拉动增长成为许多国家救市药方的情况下，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利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扶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项目，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三，从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的过程。苏联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对待大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态度有关。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征，但是苏联“在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后，对科技的飞速发展、无限制的进步、人类的无限能力等的迷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体现在能比资本主义更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开发改造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斯大林的改造大自然计划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夸大人的力量以及好大喜功的毛病，使苏联对大自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征服和改造，开凿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核电站、水库和武器库，还想使西伯利亚的主要河流改道，流向南方。结果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这种对大自然的征服自然很快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在苏联发生的这种情形在我国历史上甚至今天也还时有发生。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正深刻地侵蚀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必须摒弃盲目地征服和改造的政策，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四，从完善环境法规标准到配套改革政绩考评体制。苏联的实践表明，保护生态环境仅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环境保护法”和“最严格的环境标准”是不够的，制定相关法规标准甚至写入宪法只是表明国家想保护环境的良好愿望，但赶超西方的愿望更强、压力更大，因此，苏联在实践中环境指标、环境改革总是让位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单一目标，后者有层层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和与厂矿企业集体、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考评约束，报酬和奖金、企业领导以至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前程，最终看的是生产计划指标而不是环境指标的完成情况。于是就造成了前述分析的情况：经济是发展了，然而代价却过分沉重，进一步发展面临资源生态环境的制约。今日中国的情形虽然与苏联有别，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造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都是粗放型的快速增长。如果不能把追求快速增长的冲动变成深思熟虑的科学发展，单靠完善环保法规标准是不足以遏制环境恶化的。苏联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文义]
[关键词]苏联模式 资源空心化 生态环境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5－0172－05
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我们熟知的苏联模式，对于这一模式已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低效率和缺少民主更是久已为人们所诟病，但是对于苏联模式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却关注不够。本文试图对苏联发展模式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期对解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所启迪。
一、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的自然条件
印度左翼学者萨拉·萨卡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拥有比苏联更好的资源条件了。的确，苏联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土面积，而且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其资源种类、储量及潜力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帝俄时代，尽管历代沙皇都雄心勃勃地向外扩张。但全国9／10的疆域未曾勘探过，丰富的天然财富并无人知晓，因此，对自己的自然财富挥霍不多。许多储量丰富本可以输出的工业原料，像铜、铅、锌、石墨、硫磺，甚至煤炭、铁和钢、棉花，制造氮、磷、钾肥用的硝石、磷酸盐、钾质原料，建筑用石料都从外国进口。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非常重视自然财富。列宁1919年起草的科学院工作规划就提出要对广大领土进行普查，搞清矿产资源储量及位置，勘探江河湖海的水文系统。此后，苏联有计划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持续的勘探。根据这些勘探结果，我们知道苏联维系人生存的各种资源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13年全俄耕地面积1.6亿英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的开垦，到1940年达到2.77亿英亩，人均占有耕地0.85公顷，折合12.8亩。苏联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8％，“东西广达3600英里，南北宽达600英里，整个的西伯利亚几乎全为森林所掩盖”，全国木材蓄积量1250亿立方米(1935年的森林普查结果)。它还有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淡水容量为27200立方公里，占世界淡水湖泊总蓄水量的1／5。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各种矿产资源种类多样，储量丰富。煤、石油、天然气、铁、锰、铜、铅、锌、镍、铬、金、铂族、石棉、云母、钾盐、磷矿、硫铁矿和硫磺等的探明储量均居世界前列。而且分布较集中，大型矿和共生矿床较多，开采的经济价值也较高。
帝俄时代，工农业生产都比较落后，因此，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多。尽管资本家们滥掘了最易开采和最好的部分，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但毕竟生产规模很小。由于工业不发达，且畸形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对整体环境的破坏也不严重。旧俄全部工业的90％都集中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及唐河盆地附近。乌拉尔山至里海一线以东，直到一战前，才开始掘金、采煤，发展食品工业。但比重只占全俄产值的1.5％。整个说来，“沙皇统治下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依然是一片沉睡的大地”。在欧俄部分的北方，在各大河流的沿岸，由于借助河流就可以把伐下的木材漂到海边，因此，大片森林都被外国资本家砍伐尽了。国内市场则靠中部和西部森林砍伐来供应，距离城市较近地方的树木首先被砍伐，因为无需支出运费。斯莫棱斯克州瓦尔戴丘陵上的森林也遭到了任意砍伐，由于它是俄罗斯平原上河流的发源地，结果使河流的源头都干涸了。但是。苏联东部、北部人烟稀少、地域广大的地区，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接管时“几乎保持着上帝创造它时的原貌”。这就是苏联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的自然环境条件。
二、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
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长期把苏联社会渲染成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社会主义因其固有的优越性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因此，环境破坏这种可能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问题被视为国家机密，只是在苏联解体前后，有些问题才披露出来。
(一)不当的资源开发与管理造成资源严重耗减
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就其理念来讲，是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最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取得最大的发展成果。可在实践中却长期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现象。苏联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增长是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之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1913－1973年间，人均工业产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增长了113倍，哈萨克斯坦增长了181倍，吉尔吉斯增长了245倍。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情况下实现如此高的增长，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特别是资源消耗量最大的重工业在工业内部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以后高达74％。1980年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比美国多20％，钢多90％，石油多100％，水泥多80％。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发展后就遭遇了资源的限制：易开采的富矿、地域上结合较好的矿藏都开采得差不多了，东部地区虽有大量矿藏，但开采条件差，开采成本高。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日益难以开发，而且越来越昂贵”，粗放发展的惰性“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止下来”。
二是开发管理不当造成资源浪费严重。在苏联，全部资源都是国家所有，国家通过行政机关用指令性计划来开发和管理，国有企业作为计划的执行者直接从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微观层面来说，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是企业的最高任务，因为它和报酬、奖金密切相关。由于完成的计划是以总产量计算的，“凡是花费劳动、材料、金钱越多的，就被认为是优秀工作人员或优秀企业”，所以，企业并不关心资源节约，于是就有了苏联生产的钢板、玻璃片、纸张都非常厚，其他产品莫不如此，致使大量资源被挥霍。木材资源在采伐和加工中浪费极大，加工成品所使用的木材还不到采伐量的1／3。输油管和输气管道由于铺设草率事故频繁发生，输油管道每年要发生几百次爆炸事故，损失的石油高达几千万吨，相当于全部开采石油的7％－20％。仅在秋明油田，每年烧掉的伴生天然气就有100亿立方米。由于设备和工艺落后，“大量金属被切成碎屑，致使每年全部金属的28％(数量达几千万吨)成为废料”。更不必说大量的不合格报废产品造成的浪费了。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1972－1973年，1／3的汽车拥有者使用的是盗窃来的汽油。结果，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不仅面临着消费品市场的全面紧张，而 且面临着工业原料的全面紧张，使得一些加工企业处于停工待料的境地。资源特别是现实能够利用的资源相对不足，成为苏联经济滑坡的重要原因。
(二)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恶化了生态环境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为了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各种原料、农产品的需要，扩大可耕地面积特别是稳产高产的灌溉面积成为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一度满怀豪情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大自然开战，排干沼泽、清除灌木、开垦处女地、引水灌溉沙漠，要做大地的主人。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和尊重，这一系列征服自然的做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尽管在最初阶段带来了可见的成效，可是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就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围垦湿地导致气候土壤干化。排干沼泽造草场的做法在旧俄时代就有了，但庞大的填地工程始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单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排干的沼泽湿地就比旧俄在整个19世纪中所排干的还要多。而这仅仅是大规模造地的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排干了水的田地和草场，大大小小地横贯全国，从白俄罗斯和卡累利阿一芬兰共和国起，经过莫斯科州、乌拉尔区、巴拉宾斯卡雅草原和比罗比扬，直到科里马。远北的整个农业区差不多全是在排干了水的沼泽地上进行的”。但排干沼泽、改良土壤的做法结果令人失望，如常常使沙土干涸，形成沙尘暴，泥炭土上生长的植物则由于干燥而死亡，而改良后的土地由于土壤干化进而气候干化以及灌木丛被清除而频遭沙尘暴的袭击。
垦荒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为了弥补粮食不足，苏联从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荒地，10年间累计垦荒6000万公顷。开垦荒地在有些年份带来了粮食的大丰收，然而随后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垦荒地区原属半干旱与干旱地区，垦荒破坏了草原植被，再加上耕作方法不当，否定草田轮作等，在50年代末就出现了大面积风蚀，数千公顷可耕土层被风彻底卷走，以致地下的岩基都裸露出来。垦荒还加剧了水蚀的危害，仅1975年到1990年间，风蚀、水蚀造成的耕地表土流失就有约1.35亿英亩。根据国内专家的研究，苏联受水土流失危害的土地占整个农业用地的1／3。
沙漠调水招致咸海周边地区生态灾难。二战前，苏联就有组织地大规模修建引水工程，特别是在中亚，所有从大山流入沙漠的大河——锡尔河、阿姆河、吹河、穆尔哈伯河，都修建了灌溉系统，使得30年间灌溉面积增加了300万公顷以上。但是更大规模的改造大自然工程是在二战后。中亚的沙漠调水工程曾经是苏联改造大自然的一个壮举，后来却成为大自然报复人类的典型。阿姆河调水工程始于50年代，调水的目的是灌溉卡拉库姆沙漠南缘的新垦区，在热源充足的中亚扩大水浇地面积。沙漠调水工程(包括锡尔河调水)完工后，流域灌溉面积增加了几百万公顷。棉花、水稻、蔬菜、瓜果一度连年高产。短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益。然而，随后却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调水工程前，阿姆河和锡尔河每年注入咸海的流量是560亿立方米，由于两大水源都被截走，下游的成海水量补给几若于无，致使水位急剧下降，咸海面积缩小了40％，水量减少了66％，湖里特有的24种鱼类已有20种消失了。湖岸线后退了几十公里。裸露的湖底盐碱被大风带到各处，致使咸海周边地区全都盐碱化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两岸的新垦区也有60％因盐碱化而报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外，地球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像成海周边地区这样生态灾害覆盖面如此之广、涉及的人数如此之多的地区。”苏联解体前，官方为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准备的环境报告认为，占全苏面积16％的约300个区域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还包括草场退化，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0％。其中有16个区域是生态毁灭。
(三)不计后果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
苏联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超西方，发展速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客观地说，这种快速增长的确迅速增强了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这种增长也使苏联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当然，有些污染的环境后果具有滞后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有些污染当时就感受到了，但认为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被予以容忍和忽视，结果使环境污染不断累积，以致积重难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许多河湖受到污染。苏联许多大河，如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叶尼塞河以及西伯利亚其他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1／7河水的污染物浓度是最大容许浓度的10倍。被称为俄罗斯母亲河的伏尔加河污染十分严重，1966年，每小时流入伏尔加河的未处理污水为30万立方米。河水中不仅含有严重超标的石油、重金属，上游诺夫哥罗德段的河底甚至有钴(Co)沉积层。“顿河所含铜元素化合物、亚硝酸盐、石油制品和苯酚的指数已超过极限浓度数十倍。”里海、黑海、亚速海、咸海以及伏尔加格勒市郊的人工湖——水面面积达132平方公里的水库都受到了严重污染，水库中所含的铜元素化合物、硝基氮和硝酸氨以及石油制品，已经使水体不能生长任何植物，除了生物变体。水库有害的水体进一步污染了里海水域。黑海和亚速海由于注入的淡水流量减少和污染物倾倒，大量有价值的鱼类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不复存在。直到1988年，据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仍有20％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湖，50％的污水净化不达标。在中亚许多地方，由于饮用水质量的恶化，死亡率骤然上升。1985年苏联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1958年。
城市空气中有害物质严重超标。1987年苏联104个大城市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是最大容许浓度的10倍多。所有重要工业区如煤炭基地顿巴斯、库兹巴斯、埃基巴斯图兹、卡拉干达及坎斯克－阿钦斯克，钢铁工业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车里雅宾斯克、克里沃罗格、新库兹涅茨克等污染都很严重。据俄罗斯《大城市快报》报道，贝加尔湖地区的企业，由于各种净化系统都已失去效用·经过滤后仍有95％的有毒气体被排放到大气层中。布拉茨克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出最高许可值的190倍。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指出，1988年，苏联排放了1850万吨的二氧化硫，在总量上接近美国，而就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则大大超过了美国，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硫排放是美国的2.5倍。
土壤污染较为严重。随着农业化学化的发展，苏联的化肥、农药、除莠剂使用量不断增大，加上大量有毒废弃物露天堆积或浅埋，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苏联的农产品产量虽然低于美国，但化肥的使用量却高出美国80％。1979年，苏联每公顷施用的化肥量高达341.4公斤。化肥、农药残留造成了严重的食品污染。1987年，一些地区近50％的食品受杀虫剂污染，42％的婴儿食品含有达到危险程度的杀虫剂。在高加索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过度使用杀虫剂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是如此 严重，以至于没有一个年轻男性能够服兵役。癌症已成为该地区一些村庄人口死亡的唯一原因!根据1984年最高苏维埃环境委员会引用的一份数据，“由于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年均损失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2.5％。如果再加上为了保护土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的话，损失将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世界观察研究所199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苏联，仅污染造成的卫生花费1987年就高达190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
放射性废物污染贻害无穷。在苏联的各种污染中，危害最大的恐怕要数放射性废物污染了。在冷战年代里，苏联生产了大量核武器，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废料。有些废料被就近排入河流和湖泊，像“灯塔”化学联合公司的放射性废料就直接排入了捷恰河和卡拉恰依湖，几十年来，仅卡拉恰依湖和邻近的沉淀槽里就积累了含有10亿多居里放射元素的废料。有些废料被装入集装箱运到临近的海域，在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在巴伦支海和喀拉海这两个海域就倾倒了1.7万个带放射性废料的集装箱和十多个废弃的船用核反应堆。据叶利钦的高级环境顾问雅勃洛科夫领导下的由46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的一份报告披露，苏联向海洋里倾倒的核废料高达250万居里。在叶尼塞河下游，由于它的河床下有两座生产钚的核反应堆，连续35年里，冷却核反应堆的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河水。不经任何净化直接排放到河里，致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某些地方，污染程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60居里。像切尔诺贝利灾难性核事故和一系列的核试验造成的严重污染就更不用说了。
简而言之，大量生产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和平利用核能过程中的核事故和产生的核废料、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废弃的核工厂等，都留下了许多放射性废料，致使苏联由于辐射而导致的血液病和肿瘤病人不断增加。放射性污染的恶果一直在延续，在有些地区，放射性污染引起的病变已经影响到第三代人。时至今日，血液循环系统疾病和肿瘤仍是俄罗斯人的两大杀手，在死亡原因中前者占了56.78％，后者占13.71％，两项加在一起占了70.49％。2007年，俄罗斯死亡人口是出生人口的1.3倍，其中有9个联邦主体死亡人口是出生人口的2—2.5倍。
三、对苏联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破坏的思考
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这就消除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根源。在实践中，苏联也很早就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执政党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宪法把保护环境规定为国家和公民的一项义务。政府通过了许多法规，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体系，甚至有投诉和起诉法规。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层次环境保护机构，1991年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升格为环境部。苏联还有一流的环境科学家，有数千万人参加的环境保护组织，光在国家环境保护监督部门就有几十万志愿者在工作。可是这一切为什么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呢?如果说这一切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该怎样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首先，通过建设生态文明探索出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的手段来。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资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既没有像资本主义那样作为成本核算，也不可能像共产主义时代那样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偿因素遭到毁灭性的开采，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甚至比资本主义生产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阶段，一方面因其资源太丰富，另一方面由于全世界对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有限性问题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20世纪70年代前后关注度大大提高，但正如安德烈’高兹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它始终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的。其结果就是尽管它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有效遏止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苏联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
其次，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转向“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反思苏联模式下工业化建设带来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苏联所处的特定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化阶段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赶超型发展战略所致。应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价值理念本来有可能避免它出现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然而由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二战后的冷战国际环境中，苏联走上了和西方同样的以资源环境换增长的工业化道路，最终没能超越资本主义。汲取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教训，中共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把工业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即“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在当今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扩大投资、刺激消费进而拉动增长成为许多国家救市药方的情况下，我们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利用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扶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项目，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三，从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的过程。苏联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对待大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态度有关。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征，但是苏联“在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后，对科技的飞速发展、无限制的进步、人类的无限能力等的迷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体现在能比资本主义更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开发改造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斯大林的改造大自然计划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夸大人的力量以及好大喜功的毛病，使苏联对大自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征服和改造，开凿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核电站、水库和武器库，还想使西伯利亚的主要河流改道，流向南方。结果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这种对大自然的征服自然很快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在苏联发生的这种情形在我国历史上甚至今天也还时有发生。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正深刻地侵蚀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必须摒弃盲目地征服和改造的政策，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第四，从完善环境法规标准到配套改革政绩考评体制。苏联的实践表明，保护生态环境仅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环境保护法”和“最严格的环境标准”是不够的，制定相关法规标准甚至写入宪法只是表明国家想保护环境的良好愿望，但赶超西方的愿望更强、压力更大，因此，苏联在实践中环境指标、环境改革总是让位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单一目标，后者有层层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和与厂矿企业集体、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考评约束，报酬和奖金、企业领导以至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前程，最终看的是生产计划指标而不是环境指标的完成情况。于是就造成了前述分析的情况：经济是发展了，然而代价却过分沉重，进一步发展面临资源生态环境的制约。今日中国的情形虽然与苏联有别，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造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都是粗放型的快速增长。如果不能把追求快速增长的冲动变成深思熟虑的科学发展，单靠完善环保法规标准是不足以遏制环境恶化的。苏联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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