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交易费用理论来看，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企业集团是在解决企业成长中的大企业病应运而生的。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安排，它是市场与权威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文章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企业集团如何节约交易成本，以及我国现实中企业集团的“悖论”问题及产生原因。
【关键词】 企业集团 边界 交易成本
一、企业集团是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1、在企业规模扩大中产生大企业病
科斯认为：“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科斯看来，以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中的每一个交易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企业的组织管理也需要成本，当企业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人们就会以企业来替代一部分市场。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推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用某些权力或权威配置资源和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呈相互替代的关系，企业虽然具有不断扩大规模的倾向，但最多只能扩大到由于规模扩大所增加的组织成本等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之时。因为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官僚主义盛行和企业效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的激励、活力、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竞争能力。这种情况俗称大企业病，其原因有：第一，交通、通讯乃至后信息技术的革命，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交易费用大幅度降度，过去我们所依赖的价值链纵向集成，以达到规模经济，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受到严重挑战。第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委托代理链条被进一步延长，产生“变压器”效应，企业的激励与约束不够，权威机制导致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三，由于交易费用理论隐含的企业资源是同质的，可转移的假设不能成立，就表明权威机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如果忽视这种互补关系，就会造成低效率配置企业资源。
2、在解决大企业病中产生中间组织
在一体化大企业里，权威机制产生了高昂的组织成本，大大超过了价格机制的交易费用，出现了规模不经济，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有：第一，纵向分解紧缩规模，降低组织成本。即通过裁员、外包等手段变身，在“归核战略”指导下，整合资源；第二，划分业务单元，引入市场机制，在企业内部模拟市场化，以发挥市场机制长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上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实经济中，在分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存在通过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来提高市场反应速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契约寻求整个生产系统的有序性和协调性来获得高效率生产过程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其中，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不同的组织特征造成了大量的中间性组织的存在。这就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制度安排——中间性组织。表1显示了市场、一般企业与中间组织的比较。
3、企业集团是中间组织重要表现形式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或若干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为核心，以资本联结为主要纽带，并以产品、技术、经济和契约等多种纽带，把多个企业联结在一起，形成具有多层次结构的、以母子公司为主体的、在经济上统一控制、法律上各自独立的多法人一体化的经济联合体”。由这种定义可知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既不同于作为自由市场交易制度安排的市场，又不同于作为市场替代物的企业的制度安排，因此是符合威廉姆森的中间规制结构的概念的。企业集团是采用一种规制结构把若干交易往来和市场利益关系经济组织连结起来，通过这种联合体的作用降低市场风险，把不确定的市场交易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协调管理，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和获取信息成本，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所谓企业集团就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的制度性办法”。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使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替代具有了高度的灵活性，它是为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
二、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
1、边界分析的逻辑
科斯认为：企业的形成原因是通过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的结果。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组织管理的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而决定的，由此确定的企业边界即是企业与市场的一条线，但企业集团这种特殊的企业形式，强调采用“半市场化”的方式，将交易与管理两种资源配置方法同时引入企业内部的创新方式，其边界至少要包括两条线：一条是与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另一条便是与一体化企业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前者保证了企业集团与市场的平衡，解释了为什么企业集团不可能无限大，覆盖所有的市场；后者保证了企业集团这种特殊形式与一般形式的一体化企业的平衡，解释了为什么是企业集团这种多法人联合组织的特殊存在，而不是普通的单一法人的一体化大企业或多企业的简单加总。由于企业集团内部是即有市场关系又有组织管理关系的高级企业组织形态，企业集团的内部的交易分为“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和“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企业成员之间产品交易的关系而产生的成本，后者是指的是母子公司之间，企业成员之间通过科层结构管理而产生的成本，即科斯意义上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成本。两者之和等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集团的两条边界：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关键在于比较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之和。企业集团与一般性大型企业的边界，关键在于比较企业集团与一体化大型企业的内部两种交易成本之和大小。
2、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
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的确定在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的交易成本的平衡点，即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之和。当“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二者之和小于外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之时，企业集团规模扩张以节省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集团规模扩张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交易成本”与“基于权威关系交易成本”之和上升。因为这时或是增加了管理的链条或是增加了内部竞争对手，或者二者同时增加，但一定是导致企业集团内部二种交易成本之和上升。直到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相等为止，企业集团停止扩张。这时便是企业集团的最优规模。
3、企业集团与一体化企业的边界
新時代的一体化企业内部同样具有“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和“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这两种交易成本。企业集团和一体化企业相比，“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要多一些，因其阶层的分级较一体化企业少一些，那么其“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较一体化企业少一些。企业集团与一体化企业之间的边界是两者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均衡点。当企业规模扩张，内部交易成本上升时，如果“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幅度大于企业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幅度，企业倾向于采取企业集团这样的组织形式扩张。反之则愿意采用一体化企业的形式扩张。当我们了解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的规律后，我们会发现，企业在规模经济的时候，这时暗含的假设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很有效，那么企业扩张，其内部的权威关系交易成本较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的速度要慢，这时企业倾向于采用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企业到达一定规模，即规模不经济的时候，这是暗含的假设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已经因为链条过长而失效，企业扩张，其内部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较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速度要快，企业倾向于采用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超大型企业都是企业集团的模式。
三、企业集团边界与交易成本节约
1、企业集团的出现扩大了人力资产，物质资产，品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的范围
一些资产诸如人力、物资、品牌、科技、声誉、还有诸如像分销体系、管理方法和企业家精神等等资产一旦投入就难以收回或转换其使用用途，这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资产的专用性。在企业集团出现以后，这些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范围扩大，从一个企业扩张到企业集团，进而专用性的利用率得以提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2、企业集团具有的信息优势降低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
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单个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获取的有关市场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因而在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很大。而企业集团则能从更广的范围获取信息，综合分析成员企业所提供的多种信息后，再传送给每个成员企业，从而可以降低单个企业因信息匮乏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节约了企业集团的交易成本。
3、企业集团集中生产某类产品降低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
集中生产某种（类）产品的企业集团，因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还容易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因其处于竞争中强势的一方，从而可以降低与处于弱势的一方竞争中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4、企业集团集中获取生产要素降低了外部交易频率
单个企业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易往往伴随较高的费用，要在搜寻交易对手、讨价还价等环节耗费较多的资源。如果把各成员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由企业集团统一进行大规模的购买，不但会节约各单个成员企业耗费在生产要素交易上的费用，而且还会降低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这些都导致成员企业获取生产要素的单位交易成本降低。此外，企业集团还能充分发挥其内部协调的功能，把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成员企业间进行调配，集中生产要素的使用，以盈补欠，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集团的整体实力。
5、企业集团所具有良好的政府关系
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往往受到政府的关注， 经常可以获得某种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原材料优先供应等等。政府的政策支持相当于一个信号，明确告诉与企业集团交易的相关交易者——供应商，买家。“政府做了口头上的担保”。减少了相关交易者与企业集团交易的相关风险，从而减少了企业集团的外部交易成本。因此，优惠政策带给企业集团的明显效益是单个企业所不易获得的。
6、企业集团的双边治理组织结构
持股企业可以以法人股东的身份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对被持股企业的内部事务实施有效控制。持股企业既可以基于股东权力对被持股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双方也可基于各自独立的利益讨价还价。企业通过建立以自己为核心企业的方式，把其它相关企业作为自己的外部组织，获得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及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
四、理论与现实启示
1、“悖论”的提出
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5 年，我国大企业集团的数目达到2845家。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虽有着可喜的骄人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虽然我国企业集团的规模很大，但暴露出规模扩大过快而忽略规模质量的粗放型增长的特点，甚至出现某些规模不经济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分析的企业集团“基于权威管理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集团的出现就是为了节约“基于权威管理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用“内部的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替代“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这种情况似乎和企业集团出现的实质相矛盾，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2、现实原因及启示
从企业集团的形成乃至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来看，企业集团出现的过程一般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一部分人发现获利机会，便为之努力，自发的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引发了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出现。而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仅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更多地带有政府行政命令的色彩。政府意识到企业集团的种种好处，注意到企业集团在一些国家（日本，韩国）经济腾飞初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便迅速出台了一些政策推动了企业集团的发展。因此我国企业集团出现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过程。
这种变迁在迅速把企业集团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突出的问题。这种非企业自发形成的企业集团只具备企业集团的形式，却未有企业集团的实质，与超大型的一体化企业并无本质区别，并未体现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在排除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降低以后，因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带来的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引起的边界的扩张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就是企业集团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母公司对于子公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集权，什么时候该分权。集权过多，则“基于权威的交易成本”上升过快。分权过多，子公司则利用企业集团形态特有的市场竞争关系与母公司讨价还价，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过快，反而提高了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常常错用了权威关系来解决本该通过市场关系解决的问题，导致效率低下。再加上我国企业集团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习惯性的运用权威管理在企业内部进行资源配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能解决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的不匹配问题。在没有观念支持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集团是在企业内部有市场关系的形式，企业集团也不会使用内部的市场关系，也不知道如何运用内部的市场关系替代过高的权威关系交易成本。
此外，我国企业集团引入的竞争关系也值得怀疑，我国的权利租过大问题导致对于集权的人来说不愿意将本不适合他的权力下放到他人，对于分权的人却常常渴望得到更多的权利——无论此权利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否有效。因此二者因为权利租的不停讨价还价产生高额交易成本。而讨价还价的目的不是基于市场关系的资源的合理利用，而是基于各自利益的权利租再分配。此种基于权利租目的的交易成本并非我们想要的替代权威关系的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本想找个竞争者促进廉洁，却找个争权者共同分赃。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还没有解决过度集权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又产生了因分权关系而产生的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导致产生的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成本過高。
由于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集团还仍处于规模经济的阶段，即使没有认清企业集团的本质是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问题，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上升也被规模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幅度所掩盖。企业集团的规模仍要继续扩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当企业度过规模经济以后，企业深刻理解企业的边界扩张是交易成本的节约所致；或是企业家意识的自我觉醒，自发的利用企业集团这样的高级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来扩张我国企业集团的边界之时。
【参考文献】
[1]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2006．
[3] 今井贤一：企业集团[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 蓝海林：中国企业概念的演化：背离与回归[J].管理学报，2007（3）.
[5] 宋旭琴、蓝海林、向鑫：我国企业集团的演化与发展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7（4）.
【关键词】 企业集团 边界 交易成本
一、企业集团是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1、在企业规模扩大中产生大企业病
科斯认为：“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科斯看来，以价格机制构成的市场中的每一个交易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企业的组织管理也需要成本，当企业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人们就会以企业来替代一部分市场。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的推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用某些权力或权威配置资源和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呈相互替代的关系，企业虽然具有不断扩大规模的倾向，但最多只能扩大到由于规模扩大所增加的组织成本等于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之时。因为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官僚主义盛行和企业效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的激励、活力、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竞争能力。这种情况俗称大企业病，其原因有：第一，交通、通讯乃至后信息技术的革命，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交易费用大幅度降度，过去我们所依赖的价值链纵向集成，以达到规模经济，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纵向一体化战略受到严重挑战。第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委托代理链条被进一步延长，产生“变压器”效应，企业的激励与约束不够，权威机制导致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三，由于交易费用理论隐含的企业资源是同质的，可转移的假设不能成立，就表明权威机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如果忽视这种互补关系，就会造成低效率配置企业资源。
2、在解决大企业病中产生中间组织
在一体化大企业里，权威机制产生了高昂的组织成本，大大超过了价格机制的交易费用，出现了规模不经济，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有：第一，纵向分解紧缩规模，降低组织成本。即通过裁员、外包等手段变身，在“归核战略”指导下，整合资源；第二，划分业务单元，引入市场机制，在企业内部模拟市场化，以发挥市场机制长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上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现实经济中，在分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存在通过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来提高市场反应速度、通过形式多样的契约寻求整个生产系统的有序性和协调性来获得高效率生产过程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其中，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不同的组织特征造成了大量的中间性组织的存在。这就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制度安排——中间性组织。表1显示了市场、一般企业与中间组织的比较。
3、企业集团是中间组织重要表现形式
“企业集团是以一个或若干个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为核心，以资本联结为主要纽带，并以产品、技术、经济和契约等多种纽带，把多个企业联结在一起，形成具有多层次结构的、以母子公司为主体的、在经济上统一控制、法律上各自独立的多法人一体化的经济联合体”。由这种定义可知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既不同于作为自由市场交易制度安排的市场，又不同于作为市场替代物的企业的制度安排，因此是符合威廉姆森的中间规制结构的概念的。企业集团是采用一种规制结构把若干交易往来和市场利益关系经济组织连结起来，通过这种联合体的作用降低市场风险，把不确定的市场交易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协调管理，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和获取信息成本，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所谓企业集团就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的制度性办法”。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使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替代具有了高度的灵活性，它是为有效利用组织和市场双重优势的一种组织创新。
二、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
1、边界分析的逻辑
科斯认为：企业的形成原因是通过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的结果。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组织管理的成本与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而决定的，由此确定的企业边界即是企业与市场的一条线，但企业集团这种特殊的企业形式，强调采用“半市场化”的方式，将交易与管理两种资源配置方法同时引入企业内部的创新方式，其边界至少要包括两条线：一条是与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另一条便是与一体化企业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边界。前者保证了企业集团与市场的平衡，解释了为什么企业集团不可能无限大，覆盖所有的市场；后者保证了企业集团这种特殊形式与一般形式的一体化企业的平衡，解释了为什么是企业集团这种多法人联合组织的特殊存在，而不是普通的单一法人的一体化大企业或多企业的简单加总。由于企业集团内部是即有市场关系又有组织管理关系的高级企业组织形态，企业集团的内部的交易分为“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和“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企业成员之间产品交易的关系而产生的成本，后者是指的是母子公司之间，企业成员之间通过科层结构管理而产生的成本，即科斯意义上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成本。两者之和等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集团的两条边界：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关键在于比较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之和。企业集团与一般性大型企业的边界，关键在于比较企业集团与一体化大型企业的内部两种交易成本之和大小。
2、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
企业集团与市场的边界的确定在于市场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的交易成本的平衡点，即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之和。当“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与“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二者之和小于外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之时，企业集团规模扩张以节省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集团规模扩张后，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市场关系交易成本”与“基于权威关系交易成本”之和上升。因为这时或是增加了管理的链条或是增加了内部竞争对手，或者二者同时增加，但一定是导致企业集团内部二种交易成本之和上升。直到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相等为止，企业集团停止扩张。这时便是企业集团的最优规模。
3、企业集团与一体化企业的边界
新時代的一体化企业内部同样具有“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和“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这两种交易成本。企业集团和一体化企业相比，“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要多一些，因其阶层的分级较一体化企业少一些，那么其“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较一体化企业少一些。企业集团与一体化企业之间的边界是两者内部交易成本之和均衡点。当企业规模扩张，内部交易成本上升时，如果“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幅度大于企业内部“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幅度，企业倾向于采取企业集团这样的组织形式扩张。反之则愿意采用一体化企业的形式扩张。当我们了解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的规律后，我们会发现，企业在规模经济的时候，这时暗含的假设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很有效，那么企业扩张，其内部的权威关系交易成本较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的速度要慢，这时企业倾向于采用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企业到达一定规模，即规模不经济的时候，这是暗含的假设是企业的组织管理已经因为链条过长而失效，企业扩张，其内部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较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速度要快，企业倾向于采用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超大型企业都是企业集团的模式。
三、企业集团边界与交易成本节约
1、企业集团的出现扩大了人力资产，物质资产，品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的范围
一些资产诸如人力、物资、品牌、科技、声誉、还有诸如像分销体系、管理方法和企业家精神等等资产一旦投入就难以收回或转换其使用用途，这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资产的专用性。在企业集团出现以后，这些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范围扩大，从一个企业扩张到企业集团，进而专用性的利用率得以提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2、企业集团具有的信息优势降低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
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单个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获取的有关市场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因而在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很大。而企业集团则能从更广的范围获取信息，综合分析成员企业所提供的多种信息后，再传送给每个成员企业，从而可以降低单个企业因信息匮乏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节约了企业集团的交易成本。
3、企业集团集中生产某类产品降低了外部交易的不确定性
集中生产某种（类）产品的企业集团，因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还容易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因其处于竞争中强势的一方，从而可以降低与处于弱势的一方竞争中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4、企业集团集中获取生产要素降低了外部交易频率
单个企业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易往往伴随较高的费用，要在搜寻交易对手、讨价还价等环节耗费较多的资源。如果把各成员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由企业集团统一进行大规模的购买，不但会节约各单个成员企业耗费在生产要素交易上的费用，而且还会降低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这些都导致成员企业获取生产要素的单位交易成本降低。此外，企业集团还能充分发挥其内部协调的功能，把生产要素在不同的成员企业间进行调配，集中生产要素的使用，以盈补欠，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企业集团的整体实力。
5、企业集团所具有良好的政府关系
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往往受到政府的关注， 经常可以获得某种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原材料优先供应等等。政府的政策支持相当于一个信号，明确告诉与企业集团交易的相关交易者——供应商，买家。“政府做了口头上的担保”。减少了相关交易者与企业集团交易的相关风险，从而减少了企业集团的外部交易成本。因此，优惠政策带给企业集团的明显效益是单个企业所不易获得的。
6、企业集团的双边治理组织结构
持股企业可以以法人股东的身份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对被持股企业的内部事务实施有效控制。持股企业既可以基于股东权力对被持股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双方也可基于各自独立的利益讨价还价。企业通过建立以自己为核心企业的方式，把其它相关企业作为自己的外部组织，获得了交易成本的降低及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
四、理论与现实启示
1、“悖论”的提出
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5 年，我国大企业集团的数目达到2845家。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虽有着可喜的骄人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虽然我国企业集团的规模很大，但暴露出规模扩大过快而忽略规模质量的粗放型增长的特点，甚至出现某些规模不经济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分析的企业集团“基于权威管理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集团的出现就是为了节约“基于权威管理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用“内部的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替代“基于权威关系的交易成本”，这种情况似乎和企业集团出现的实质相矛盾，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2、现实原因及启示
从企业集团的形成乃至企业集团边界的确定来看，企业集团出现的过程一般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即一部分人发现获利机会，便为之努力，自发的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引发了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出现。而我国的企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仅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更多地带有政府行政命令的色彩。政府意识到企业集团的种种好处，注意到企业集团在一些国家（日本，韩国）经济腾飞初期发挥的重要作用，便迅速出台了一些政策推动了企业集团的发展。因此我国企业集团出现的过程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过程。
这种变迁在迅速把企业集团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的同时，带来了一些突出的问题。这种非企业自发形成的企业集团只具备企业集团的形式，却未有企业集团的实质，与超大型的一体化企业并无本质区别，并未体现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在排除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降低以后，因为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带来的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引起的边界的扩张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就是企业集团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母公司对于子公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集权，什么时候该分权。集权过多，则“基于权威的交易成本”上升过快。分权过多，子公司则利用企业集团形态特有的市场竞争关系与母公司讨价还价，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上升过快，反而提高了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常常错用了权威关系来解决本该通过市场关系解决的问题，导致效率低下。再加上我国企业集团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习惯性的运用权威管理在企业内部进行资源配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能解决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的不匹配问题。在没有观念支持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集团是在企业内部有市场关系的形式，企业集团也不会使用内部的市场关系，也不知道如何运用内部的市场关系替代过高的权威关系交易成本。
此外，我国企业集团引入的竞争关系也值得怀疑，我国的权利租过大问题导致对于集权的人来说不愿意将本不适合他的权力下放到他人，对于分权的人却常常渴望得到更多的权利——无论此权利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否有效。因此二者因为权利租的不停讨价还价产生高额交易成本。而讨价还价的目的不是基于市场关系的资源的合理利用，而是基于各自利益的权利租再分配。此种基于权利租目的的交易成本并非我们想要的替代权威关系的基于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本想找个竞争者促进廉洁，却找个争权者共同分赃。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还没有解决过度集权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又产生了因分权关系而产生的市场关系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导致产生的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成本過高。
由于我国大多数的企业集团还仍处于规模经济的阶段，即使没有认清企业集团的本质是进一步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问题，企业集团的内部交易成本上升也被规模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幅度所掩盖。企业集团的规模仍要继续扩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当企业度过规模经济以后，企业深刻理解企业的边界扩张是交易成本的节约所致；或是企业家意识的自我觉醒，自发的利用企业集团这样的高级组织形式降低交易成本，来扩张我国企业集团的边界之时。
【参考文献】
[1]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 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2006．
[3] 今井贤一：企业集团[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 蓝海林：中国企业概念的演化：背离与回归[J].管理学报，2007（3）.
[5] 宋旭琴、蓝海林、向鑫：我国企业集团的演化与发展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