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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力
虽然对于GDP增长率的预期只是下调了0.7个百分点—由去年9.2%下调到今年8.5%，但2012年已被中央高层定性为“是中国经济最严峻的一年”。
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内需—同时进入“检修”期，在实体经济从整体上尚未实现转型升级之前，中国必需通过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释放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由于欧债危机以及发达国家市场萎缩的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幅度自去年9月份开始持续大幅下滑。中央实施弱化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转而将政策重心向支持经济实体化方面调整，与此相应，房地产相关联的几百个行业都需要在2012年以至于更长的一个周期内进行调整，内需增长由此进入结构调整期。
而在实施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向市场注入货币了，通胀的祸端早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最令中央决策者头痛的事。
阅读中国30余年的经济发展史，每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常规工具受困时，通常会通过深化改革，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月初，温家宝总理释放了准确的信号。他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近乎承诺地表示，今年上半年一定会制订《新36条》的实施细则。“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相适应，是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能够推进整个事业的发展。”温家宝说。
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在这份总计36条的意见中，基于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的关键领域，明确地表达了民间资本准入的态度，不过，《新36条》只是表达了行业准入的态度，而没有细化成用以执行的“实施细则”，以至于这份文件基本上没有“落地”，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垄断的领地
《实施细则》难产，因为它对准或连带的是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扎堆盘踞的“领地”。据国资委最新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36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3万亿，地方国有企业13万亿。
2011年12月，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一则发言曾引起了外界极大关注。邵宁在发言中将国有企业定义为两类：其一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这类企业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层面，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地铁等方面的企业；其二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中央企业占多数，包括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
邵宁的上述表示，令外界担心——是否这意味着国资委意图以此固化国企垄断范围。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时局中，以目前的117家央企为核心的国企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根异常敏感的神经：一部分人将其称为20年来未竟的改革，一部分人又将其视为国企复兴得以实现的标志。
在当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两种价格，一部分是放开而任由市场竞争的商品价格，另一部分是没有放开也没有形成市场的资源要素体格；前者充分实施市场化，是民营资本的聚居地，后者则没有市场化，由国企盘踞。而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商品过剩、资源要素紧张，使得市场化的行业利润越来越薄，而非市场化的行业存在暴利。
中国大规模实施国企改革始于1997年。当年的中共十五大是这场巨大变革的起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局面豁然开朗，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并由此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但是，当改革推进到更深的层次—涉及国有大型垄断企业集团时，改革的步伐毫无征兆地慢了下来，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自然也被束之高阁。
10年前，当某报记者发问经济学家周其仁：命脉行业的垄断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坚冰地带”。怎么样才能打破坚冰？周其仁是这样回答的：垄断行业定价很高，结果这些部门的高额利润全部变成了别人的成本。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会选择10多个省市自治区找150~200家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座谈。“垄断经济比计划经济危害性要大得多。”他说，垄断披着市场经济的光环和外衣，既没有效率，又扼杀公平，还阻碍创新。
事实上，在中国的垄断型国企当中，最受诟病的是那些居于中间商品领域的公司，比如三大石油集团、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各种路桥收费公司等，有资料表明，这些垄断企业一方面压低上游企业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抬高下游销售价格，最终酿成刚性通胀。
以路桥费为例：据辜胜阻测算，2011年路桥费在商品价格中间占比达到4%到10%，商品的物流成本占到物价的20%到40%，美国的这一比例只有8.7%。
辜胜阻进一步罗列了九大要素的高成本去证明他的判断—中国中小企业全面进入高成本的时代，这九大要素，除了汇率之外，其它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资源要素价格的放开及其市场化相关。“垄断型国企实际上对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起到了刚性抬高的作用，最终压制的是全社会的创新能力。”一位专家说。
国企“唯利”与“唯公”
事实上，在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表述中，一些经营资源要素的国企是充分地体现着“唯护社会公益”的属性的：其产品或服务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条件；在经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有些是寡头竞争、有些是独家经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企业并没有定价权；企业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常会承受政策性亏损等等。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投资大多给了国企，加上来自国有商业银行，总计10万亿的资金注入，令這些国企集体性崛起。
不过，以这类企业为核心的央企同时也在利润方面实现着飙升。数据显示，2004年~2006年，每年央企利润平均增长高达1500亿元。2007年央企利润猛升至9968.5亿元，2008年，受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影响回落至6652.9亿元，2009年，央企利润回升至7977.2亿元，2010年增长至8522.7亿元，2011年升至9000亿元。
有人说，在中国当下的商业时局里，国企吃的是豪门宴，民企用的却是街边席。国企有如一支支野战军团，但凡有暴利可图之地，它们纵意所如，无往不利，相较之下，民企的气势相较之前已然冰火两重天。很多地方政府对民企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地方官员更愿意携手银行，为央企铺上红地毯，其结果就是全社会的资源严重地倾斜到了国企和政府的一边。
以商业银行为例。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都是国有的，由于准入门槛高，利率没有市场化，国有银行因此可以坐享超额垄断利润。2012年2月21日，中国银监会公布数据，中国商业银行2011年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按此计算，商业银行去年平均每天赚得约28.5亿元，其“人均净利润是工业企业的12倍”。
现在的问题是，国资委以及其以出资人身份管理的国有企业真的可以实现“唯公”与“唯利”的平衡吗？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
如果说10余年前“走到最后是搁置”的国企改革是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利好烘托所致，当下的内外环境早已经今非昔比：西方经济体正在全面检讨之前以“过度消费”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等等比较优势已然消耗殆尽。中国又一次站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虽然对于GDP增长率的预期只是下调了0.7个百分点—由去年9.2%下调到今年8.5%，但2012年已被中央高层定性为“是中国经济最严峻的一年”。
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内需—同时进入“检修”期，在实体经济从整体上尚未实现转型升级之前，中国必需通过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释放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由于欧债危机以及发达国家市场萎缩的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幅度自去年9月份开始持续大幅下滑。中央实施弱化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转而将政策重心向支持经济实体化方面调整，与此相应，房地产相关联的几百个行业都需要在2012年以至于更长的一个周期内进行调整，内需增长由此进入结构调整期。
而在实施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向市场注入货币了，通胀的祸端早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最令中央决策者头痛的事。
阅读中国30余年的经济发展史，每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常规工具受困时，通常会通过深化改革，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月初，温家宝总理释放了准确的信号。他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近乎承诺地表示，今年上半年一定会制订《新36条》的实施细则。“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相适应，是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不仅能缓解经济发展的困难，而且能够推进整个事业的发展。”温家宝说。
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在这份总计36条的意见中，基于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的关键领域，明确地表达了民间资本准入的态度，不过，《新36条》只是表达了行业准入的态度，而没有细化成用以执行的“实施细则”，以至于这份文件基本上没有“落地”，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垄断的领地
《实施细则》难产，因为它对准或连带的是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扎堆盘踞的“领地”。据国资委最新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年，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36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23万亿，地方国有企业13万亿。
2011年12月，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一则发言曾引起了外界极大关注。邵宁在发言中将国有企业定义为两类：其一是“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这类企业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在地方层面，包括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地铁等方面的企业；其二是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中央企业占多数，包括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
邵宁的上述表示，令外界担心——是否这意味着国资委意图以此固化国企垄断范围。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时局中，以目前的117家央企为核心的国企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根异常敏感的神经：一部分人将其称为20年来未竟的改革，一部分人又将其视为国企复兴得以实现的标志。
在当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两种价格，一部分是放开而任由市场竞争的商品价格，另一部分是没有放开也没有形成市场的资源要素体格；前者充分实施市场化，是民营资本的聚居地，后者则没有市场化，由国企盘踞。而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商品过剩、资源要素紧张，使得市场化的行业利润越来越薄，而非市场化的行业存在暴利。
中国大规模实施国企改革始于1997年。当年的中共十五大是这场巨大变革的起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局面豁然开朗，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并由此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但是，当改革推进到更深的层次—涉及国有大型垄断企业集团时，改革的步伐毫无征兆地慢了下来，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自然也被束之高阁。
10年前，当某报记者发问经济学家周其仁：命脉行业的垄断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坚冰地带”。怎么样才能打破坚冰？周其仁是这样回答的：垄断行业定价很高，结果这些部门的高额利润全部变成了别人的成本。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会选择10多个省市自治区找150~200家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座谈。“垄断经济比计划经济危害性要大得多。”他说，垄断披着市场经济的光环和外衣，既没有效率，又扼杀公平，还阻碍创新。
事实上，在中国的垄断型国企当中，最受诟病的是那些居于中间商品领域的公司，比如三大石油集团、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各种路桥收费公司等，有资料表明，这些垄断企业一方面压低上游企业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抬高下游销售价格，最终酿成刚性通胀。
以路桥费为例：据辜胜阻测算，2011年路桥费在商品价格中间占比达到4%到10%，商品的物流成本占到物价的20%到40%，美国的这一比例只有8.7%。
辜胜阻进一步罗列了九大要素的高成本去证明他的判断—中国中小企业全面进入高成本的时代，这九大要素，除了汇率之外，其它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资源要素价格的放开及其市场化相关。“垄断型国企实际上对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起到了刚性抬高的作用，最终压制的是全社会的创新能力。”一位专家说。
国企“唯利”与“唯公”
事实上，在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表述中，一些经营资源要素的国企是充分地体现着“唯护社会公益”的属性的：其产品或服务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条件；在经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有些是寡头竞争、有些是独家经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企业并没有定价权；企业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常会承受政策性亏损等等。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投资大多给了国企，加上来自国有商业银行，总计10万亿的资金注入，令這些国企集体性崛起。
不过，以这类企业为核心的央企同时也在利润方面实现着飙升。数据显示，2004年~2006年，每年央企利润平均增长高达1500亿元。2007年央企利润猛升至9968.5亿元，2008年，受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影响回落至6652.9亿元，2009年，央企利润回升至7977.2亿元，2010年增长至8522.7亿元，2011年升至9000亿元。
有人说，在中国当下的商业时局里，国企吃的是豪门宴，民企用的却是街边席。国企有如一支支野战军团，但凡有暴利可图之地，它们纵意所如，无往不利，相较之下，民企的气势相较之前已然冰火两重天。很多地方政府对民企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地方官员更愿意携手银行，为央企铺上红地毯，其结果就是全社会的资源严重地倾斜到了国企和政府的一边。
以商业银行为例。中国的商业银行目前都是国有的，由于准入门槛高，利率没有市场化，国有银行因此可以坐享超额垄断利润。2012年2月21日，中国银监会公布数据，中国商业银行2011年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按此计算，商业银行去年平均每天赚得约28.5亿元，其“人均净利润是工业企业的12倍”。
现在的问题是，国资委以及其以出资人身份管理的国有企业真的可以实现“唯公”与“唯利”的平衡吗？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
如果说10余年前“走到最后是搁置”的国企改革是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利好烘托所致，当下的内外环境早已经今非昔比：西方经济体正在全面检讨之前以“过度消费”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等等比较优势已然消耗殆尽。中国又一次站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