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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歌苓的小说以女性的视角关注女性的人生经历,小说的覆盖面非常广,从善良而轻信的乡村女性到聪慧而勇敢的城市女性,从文革时期被扭曲摧毁的女性到新时期追求新生活的女留学生和新移民女性,几乎无所不包。然而这些形象鲜活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却始终像困在网中的鱼儿,或顺从命运成为悲剧,或抗争命运暂时维持生存,很少能挣破命运的巨网,游向自由而欢乐的生命彼岸。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悲剧;抗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歌苓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其中多部作品荣获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多项大奖。同时,以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严歌苓研究”风靡海内外学界,而她本人也成为海外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陈思和认为“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1]。他还认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2]。
严歌苓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女性的视角来关注女性的人生遭际。在她的小说中,现实生活像一张无形的巨网,而书中的各色或美丽或聪慧或天真或执著的女性,都像困在网中的鱼儿,或顺从严酷的命运渐渐香消玉殒,成为一个个凄美绝艳的悲剧;或鼓起勇气抗争不公的现实,以换取一点点狭窄的生存空间。然而她们中却很少有人能够挣破宿命的巨网,游向自由而欢乐的生命彼岸,这多少让人感到无奈和痛惜。
严歌苓写作勤奋,多产多奖,而她的作品也深深烙印了她本人复杂而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按题材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描写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女性的人生经历为主,另一类以叙述中国移民女性的遭遇为主。
严歌苓描写中国大陆女性生活经历的小说有着非常清晰的时间线索,不同时期的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鲜明个性。按照这个线索,这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类型:
(一)战乱时期勇敢而聪慧的女性
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1937年的南京城,一座美国天主教堂闯进来一群避难的“窑姐”。“窑姐”们在死亡阴影下的活泼、风骚、狂欢引起了神父和唱诗班女孩的轻蔑与敌视。但是,当疯狂的日军找到了教堂要带走唱诗班的女孩们时,“窑姐”们却挺身而出冒充唱诗班女孩,并藏着武器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小说的最后写道:“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3]在这一瞬间,这些被视为下流、贱命的弱女子勇敢得让人心痛。
《无出路咖啡馆》则用赞叹的口吻讲述了另一类在战乱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女性——恬菁。16岁的恬菁带着一个包袱和十块光洋离家出走,凭着甜甜的小嘴哄得汽车司机把她免费捎到南京;接着靠聪明和谎言骗得刘先生载她到上海,为她租房、找事做,最后还深陷她的情网;而她则在解放军进驻上海时毅然抛弃刘先生,凭着自己的聪慧和美貌成功引诱到李师长,成为师长夫人。这样一个知道利用自己的美丽、青春和智慧去征服别人、抗争命运的奇女子,在征服书中人的同时也轻易地俘获了读者的心。
(二)文革时期被扭曲甚至被摧毁的女性
“文革”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许多作家笔下重要的文学题材。所不同的是,严歌苓对“文革”始终进行着一种异域视角下有距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最终以美被毁、人性被扼杀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在众多“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严歌苓小说中的那些被扭曲、以至于被摧毁的女性形象是最触目惊心和令人难忘的。
小说《天浴》就讲述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知青的青春与命运覆灭的悲剧故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纯真漂亮的知青文秀从都市来到荒凉的西藏大草原牧马。可是当知青开始返城时,文秀却被遗忘在草原上。一心想回成都却毫无门路的文秀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与场部的众多男人交易,而这些男人却没有一个真心帮助她实现返城的愿望。绝望中的文秀选择了死亡,以决绝的方式对命运作最后的抗争。小说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讲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凄美。
而《白蛇》中美丽的舞蹈演员孙丽坤,在“文革”期间由之前惹人爱慕、受人尊敬的地位一下子跌落到谷底,变得普通、泼辣、寡廉鲜耻,就这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展示着个人的无奈与渺小。同样在“文革”中经受过这样落差的还有《拖鞋大队》中的那群“拖鞋大队”的女队员们,她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父亲都是“文革”中的“反面人物”。饱受欺凌的女孩们在现实无情的磨砺中变得粗野、丑陋、心理阴暗。小说中最让人揪心的一幕就是她们设计圈套用暴力来鉴别她们共同的“恩人”耿荻的性别——“耿荻明白中了圈套,正要夺门而逃,悬挂在门上的‘玛杜萨’突然坠落,砸在耿荻头上。……女孩们狞笑着围上来,撕开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4]这一刻,人性中最丑陋最不堪的一面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让人心底生寒。
(三)新时期虚荣而鲁莽的乡村女性
《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巧巧善良、大胆,却又虚荣、轻信。她为了过上向往中的城市生活轻信曾娘,结果被卖给铁路工人大宏做老婆;后来又因不堪忍受大宏、二宏兄弟俩共妻,激愤中杀死大宏、二宏后逃走,在山中的小兵站躲藏着,最终被告发并判了死刑。都市化进程中,如巧巧一样有理想有目标的乡村青年女性虽极力抗争命运,但因自身的虚荣和鲁莽,始终无法扳倒命运的大手。
如果说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故事是严歌苓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一抹色彩,那么新时期移民女性的生活经历则是她所熟知的、能够驾轻就熟的题材。阅读这类小说,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繁华异域生活环境下中国女性贫穷而坚韧的生活,以及她们在这种生活中的沉沦或抗争。
(一)神秘而温顺的唐人街名妓
扶桑是严歌苓小说中一个奇特而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她美丽、温顺、任劳任怨,却又显得愚昧、麻木、没心没肺;在她身上既充满温顺、宽恕、怜悯的母性光辉,又深藏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小说《扶桑》透过异国爱慕者克里斯的眼睛观察着饱受磨难的东方女子扶桑的人生。少女时的扶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出国淘金者,在一次出门洗衣的路上被诱拐到美国做妓女;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她坦然地面对人们无尽的蹂躏,没有丝毫的反抗和怨恨;她那柔弱而慷慨的怀抱承受并溶解了一切的苦痛和罪恶,留给人们的是她那神秘而温顺的脸庞上散发出来的对世人的宽恕和悲悯之情。
相对于扶桑生活的时代,现代的“新移民女性”(无论是穷困的女留学生,还是为了“绿卡”嫁到国外的家庭妇女)生活要丰富精彩得多,尽管她们这些微薄的“幸福”要建立在同物质匮乏或精神匮乏的抗争之上。
(二)穷困而坚韧的女留学生
严歌苓根据自己留学时的人生经历和所见所感塑造了一批弱势女性的人物群像。她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梦想中的异国打拼,然而现实的残酷和冷漠却不断地磨灭她们的理想和热情。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留学生就一直都在和物质的贫乏、生活的捉襟见肘相抗争。《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是一个美丽、乖巧的留学生,却陷入了离婚、失业、生活穷困潦倒、无法完成学业的窘境。她为了5万美元答应了“亚当”(一个富有、高雅、急需子嗣继承家业的西方同性戀者)借腹生子的要求,用试管注入的方式为他生下了女孩菲比。而《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也生活得异常困窘,整日为应付一堆堆的账单而疲于奔命,又因为与美国外交官谈恋爱而不停受到FBI的审查,生活被弄得一团糟。
尽管经济上的拮据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但这些外柔内刚的女子们仍然执著地寻找着出路,顽强而坚韧地生活着;并且在她们穷困的生活中恪守着自己的善良、自尊和自强。《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在得知菲比因为一场病变得又聋又哑又瞎时,毅然答应“亚当”去悉心照料菲比;为了照顾菲比,她不仅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更牺牲掉了和一个律师的美满婚姻。《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中意识到她和外交官安德烈之间的“强”、“弱”差距不可能产生平等的男女关系,因此,渴望获得真正平等爱情的她放弃了安德烈,以回归贫困和孤独的方式换得了生命的自尊和自由。这种在极“弱”处境下对善良和自尊的坚守不能不让人动容。
(三)为“绿卡”献身却“水土不服”的移民女性
现实中的中国总有这样一群人,她们为拿到发达国家的“绿卡”(即永久居住权)而不惜付出一切,等真正到达那陌生的、礼貌却冰冷的异国,却往往陷入迷惘或空虚之中。
《少女小漁》就是一部描写海外华人“绿卡婚姻”的经典之作。善良纯真的大陆少女小渔随未婚男友江伟来到美国,为了获得“绿卡”,江伟以交易的形式安排了小渔和一个濒临死亡的意大利老人假结婚。在维持这段假婚姻的过程中,小渔用自己的善良温厚感化了萎缩失意的老人,让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同时也用近乎母性的宽容和关爱来容忍男友的抱怨和发泄。这里的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秽以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5]。《密语者》中的乔红梅抛弃丈夫建军去追求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美国人格兰,只为了前往一个遥远而未知的世界。然而,和格兰一起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她,却因为网上陌生追求者的来信,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孤独和对异国婚姻的失望,从此陷入深深的迷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覆盖面非常广,几乎涉及现代中国女性所在的各个时期和各行各业:从善良而轻信的乡村女性到聪慧而勇敢的城市女性;从文革时被扭曲摧毁的女性到新时期追求新生活的女留学生和新移民女性。涉及的角色也从女学生、女军人、女演员到妓女,几乎无所不包。更难能可贵的是,严歌苓始终站在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这些女性的生活悲剧,在揭露人性的丑恶和凶残时,也不会忽略她们心底所潜藏的善良和宽容。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使得她的作品在让人感动的同时也给人启迪。
注释:
[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 陈思和:《第九个寡妇·跋语》,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3] 严歌苓:《密语者》,台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4] 严歌苓:《拖鞋大队》,王安忆等著《月月小说》(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5] 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王安忆等著《月月小说》(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悲剧;抗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歌苓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其中多部作品荣获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多项大奖。同时,以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严歌苓研究”风靡海内外学界,而她本人也成为海外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陈思和认为“90年代以后,海外题材创作的代表当之无愧是严歌苓。她的一系列作品在海外华人文坛上获得了巨大成功”[1]。他还认为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2]。
严歌苓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女性的视角来关注女性的人生遭际。在她的小说中,现实生活像一张无形的巨网,而书中的各色或美丽或聪慧或天真或执著的女性,都像困在网中的鱼儿,或顺从严酷的命运渐渐香消玉殒,成为一个个凄美绝艳的悲剧;或鼓起勇气抗争不公的现实,以换取一点点狭窄的生存空间。然而她们中却很少有人能够挣破宿命的巨网,游向自由而欢乐的生命彼岸,这多少让人感到无奈和痛惜。
严歌苓写作勤奋,多产多奖,而她的作品也深深烙印了她本人复杂而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按题材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描写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女性的人生经历为主,另一类以叙述中国移民女性的遭遇为主。
严歌苓描写中国大陆女性生活经历的小说有着非常清晰的时间线索,不同时期的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鲜明个性。按照这个线索,这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类型:
(一)战乱时期勇敢而聪慧的女性
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在1937年的南京城,一座美国天主教堂闯进来一群避难的“窑姐”。“窑姐”们在死亡阴影下的活泼、风骚、狂欢引起了神父和唱诗班女孩的轻蔑与敌视。但是,当疯狂的日军找到了教堂要带走唱诗班的女孩们时,“窑姐”们却挺身而出冒充唱诗班女孩,并藏着武器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小说的最后写道:“日本人给她那纯真脸容弄得一晕。他们怎样也不会把她和一个刺客联系到一起了。”[3]在这一瞬间,这些被视为下流、贱命的弱女子勇敢得让人心痛。
《无出路咖啡馆》则用赞叹的口吻讲述了另一类在战乱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女性——恬菁。16岁的恬菁带着一个包袱和十块光洋离家出走,凭着甜甜的小嘴哄得汽车司机把她免费捎到南京;接着靠聪明和谎言骗得刘先生载她到上海,为她租房、找事做,最后还深陷她的情网;而她则在解放军进驻上海时毅然抛弃刘先生,凭着自己的聪慧和美貌成功引诱到李师长,成为师长夫人。这样一个知道利用自己的美丽、青春和智慧去征服别人、抗争命运的奇女子,在征服书中人的同时也轻易地俘获了读者的心。
(二)文革时期被扭曲甚至被摧毁的女性
“文革”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许多作家笔下重要的文学题材。所不同的是,严歌苓对“文革”始终进行着一种异域视角下有距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最终以美被毁、人性被扼杀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在众多“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严歌苓小说中的那些被扭曲、以至于被摧毁的女性形象是最触目惊心和令人难忘的。
小说《天浴》就讲述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知青的青春与命运覆灭的悲剧故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纯真漂亮的知青文秀从都市来到荒凉的西藏大草原牧马。可是当知青开始返城时,文秀却被遗忘在草原上。一心想回成都却毫无门路的文秀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与场部的众多男人交易,而这些男人却没有一个真心帮助她实现返城的愿望。绝望中的文秀选择了死亡,以决绝的方式对命运作最后的抗争。小说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讲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凄美。
而《白蛇》中美丽的舞蹈演员孙丽坤,在“文革”期间由之前惹人爱慕、受人尊敬的地位一下子跌落到谷底,变得普通、泼辣、寡廉鲜耻,就这样在历史的洪流中展示着个人的无奈与渺小。同样在“文革”中经受过这样落差的还有《拖鞋大队》中的那群“拖鞋大队”的女队员们,她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父亲都是“文革”中的“反面人物”。饱受欺凌的女孩们在现实无情的磨砺中变得粗野、丑陋、心理阴暗。小说中最让人揪心的一幕就是她们设计圈套用暴力来鉴别她们共同的“恩人”耿荻的性别——“耿荻明白中了圈套,正要夺门而逃,悬挂在门上的‘玛杜萨’突然坠落,砸在耿荻头上。……女孩们狞笑着围上来,撕开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4]这一刻,人性中最丑陋最不堪的一面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让人心底生寒。
(三)新时期虚荣而鲁莽的乡村女性
《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巧巧善良、大胆,却又虚荣、轻信。她为了过上向往中的城市生活轻信曾娘,结果被卖给铁路工人大宏做老婆;后来又因不堪忍受大宏、二宏兄弟俩共妻,激愤中杀死大宏、二宏后逃走,在山中的小兵站躲藏着,最终被告发并判了死刑。都市化进程中,如巧巧一样有理想有目标的乡村青年女性虽极力抗争命运,但因自身的虚荣和鲁莽,始终无法扳倒命运的大手。
如果说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故事是严歌苓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一抹色彩,那么新时期移民女性的生活经历则是她所熟知的、能够驾轻就熟的题材。阅读这类小说,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繁华异域生活环境下中国女性贫穷而坚韧的生活,以及她们在这种生活中的沉沦或抗争。
(一)神秘而温顺的唐人街名妓
扶桑是严歌苓小说中一个奇特而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她美丽、温顺、任劳任怨,却又显得愚昧、麻木、没心没肺;在她身上既充满温顺、宽恕、怜悯的母性光辉,又深藏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小说《扶桑》透过异国爱慕者克里斯的眼睛观察着饱受磨难的东方女子扶桑的人生。少女时的扶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出国淘金者,在一次出门洗衣的路上被诱拐到美国做妓女;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她坦然地面对人们无尽的蹂躏,没有丝毫的反抗和怨恨;她那柔弱而慷慨的怀抱承受并溶解了一切的苦痛和罪恶,留给人们的是她那神秘而温顺的脸庞上散发出来的对世人的宽恕和悲悯之情。
相对于扶桑生活的时代,现代的“新移民女性”(无论是穷困的女留学生,还是为了“绿卡”嫁到国外的家庭妇女)生活要丰富精彩得多,尽管她们这些微薄的“幸福”要建立在同物质匮乏或精神匮乏的抗争之上。
(二)穷困而坚韧的女留学生
严歌苓根据自己留学时的人生经历和所见所感塑造了一批弱势女性的人物群像。她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梦想中的异国打拼,然而现实的残酷和冷漠却不断地磨灭她们的理想和热情。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留学生就一直都在和物质的贫乏、生活的捉襟见肘相抗争。《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是一个美丽、乖巧的留学生,却陷入了离婚、失业、生活穷困潦倒、无法完成学业的窘境。她为了5万美元答应了“亚当”(一个富有、高雅、急需子嗣继承家业的西方同性戀者)借腹生子的要求,用试管注入的方式为他生下了女孩菲比。而《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也生活得异常困窘,整日为应付一堆堆的账单而疲于奔命,又因为与美国外交官谈恋爱而不停受到FBI的审查,生活被弄得一团糟。
尽管经济上的拮据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但这些外柔内刚的女子们仍然执著地寻找着出路,顽强而坚韧地生活着;并且在她们穷困的生活中恪守着自己的善良、自尊和自强。《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在得知菲比因为一场病变得又聋又哑又瞎时,毅然答应“亚当”去悉心照料菲比;为了照顾菲比,她不仅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更牺牲掉了和一个律师的美满婚姻。《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中意识到她和外交官安德烈之间的“强”、“弱”差距不可能产生平等的男女关系,因此,渴望获得真正平等爱情的她放弃了安德烈,以回归贫困和孤独的方式换得了生命的自尊和自由。这种在极“弱”处境下对善良和自尊的坚守不能不让人动容。
(三)为“绿卡”献身却“水土不服”的移民女性
现实中的中国总有这样一群人,她们为拿到发达国家的“绿卡”(即永久居住权)而不惜付出一切,等真正到达那陌生的、礼貌却冰冷的异国,却往往陷入迷惘或空虚之中。
《少女小漁》就是一部描写海外华人“绿卡婚姻”的经典之作。善良纯真的大陆少女小渔随未婚男友江伟来到美国,为了获得“绿卡”,江伟以交易的形式安排了小渔和一个濒临死亡的意大利老人假结婚。在维持这段假婚姻的过程中,小渔用自己的善良温厚感化了萎缩失意的老人,让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同时也用近乎母性的宽容和关爱来容忍男友的抱怨和发泄。这里的小渔“成为一种性格,她像一块抹布,包藏了各种肮脏污秽以后自身却发出了一道粼粼的光泽”[5]。《密语者》中的乔红梅抛弃丈夫建军去追求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美国人格兰,只为了前往一个遥远而未知的世界。然而,和格兰一起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她,却因为网上陌生追求者的来信,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孤独和对异国婚姻的失望,从此陷入深深的迷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覆盖面非常广,几乎涉及现代中国女性所在的各个时期和各行各业:从善良而轻信的乡村女性到聪慧而勇敢的城市女性;从文革时被扭曲摧毁的女性到新时期追求新生活的女留学生和新移民女性。涉及的角色也从女学生、女军人、女演员到妓女,几乎无所不包。更难能可贵的是,严歌苓始终站在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这些女性的生活悲剧,在揭露人性的丑恶和凶残时,也不会忽略她们心底所潜藏的善良和宽容。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使得她的作品在让人感动的同时也给人启迪。
注释:
[1]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2] 陈思和:《第九个寡妇·跋语》,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3] 严歌苓:《密语者》,台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4] 严歌苓:《拖鞋大队》,王安忆等著《月月小说》(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5] 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王安忆等著《月月小说》(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