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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建国已经61周年，根据老友黄石霖同志的回忆录，我撰写了《破伪造人民币案》一文。之后，我看到朱俊等人发表的一些有关上海假币破获记的文章，深感大家对假币案的密切关注。但关于假币案的案发时间及其侦破过程的记载，还是不够完整和准确。2010年6月13日，我与老朋友邵庆华同志谈及此事，他也觉得：这不仅涉及历史真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对彩印工人英勇事迹的肯定问题。老邵也很热心，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与我一起东奔西跑，查阅有关资料，并再次拜望92岁高龄的黄石霖同志和瞿道文将军，以求更为客观、准确地还原历史……
察觉端倪 摸清情况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国民党军事主力被打垮，全国胜利即将到来。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并在全国统一流通。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长江边防总司令汤恩伯，预感到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但又不甘心失败。尽管他们军事上失败了，但在经济上搞阴谋破坏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们与亲信开始密谋印制假人民币。由于在武汉技术没过关，同年4月他们便唆使亲信黄浩、艾中孚携带大量黄金、银元，由南京来到上海，落脚在汾阳路150号的白公馆。他们拉拢流氓、勾结奸商、收买反动老板和反动工头，密谋制作印钞版子，展开破坏活动。
此时，中共地下印刷工委新成立的彩印支部接到上级通知，迎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上海，并要求支部党-员、工协会员带头发动工人，保护工厂收集情报，做好统战策反宣传工作。正当同志们夜以继日紧张工作时，中联印刷厂工协会会员钱某，向新亚橡皮印刷厂中共地下党员傅文江报告说：有几个彩印工人在一家旅社碰头，要去汉口制作印钞花边版子。傅文江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地下党支部书记黄石霖汇报。黄石霖当即分析：当时江南地区正待解放，印刷厂老板心神不定，业务比较清淡，生产都不正常，怎么还会来沪招工?再说制作印钞花边版子更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深感这是一个很重要“情报”，随即召集支部委员研究，通过彩印各厂有关组织联系人分头摸清情况。调查结果证实，彩印行业中有几个厂的技工在外做私生活，去汉口的技工正是去制作印钞票的花边版子，而制作印花版子便有印制假币的嫌疑，于是决定继续深入追查。
發现证据 咬定不放
据工协会员反映：提篮桥区昆明路昆明里金山橡皮印刷厂，生产任务特别忙，且周围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武装人员放哨站岗，情况异常。黄石霖得知后，亲自到金山橡皮印刷厂附近一姓魏的印刷工人家里，从楼板隙缝往下观察，发现的确是在印制钞票，而且是在印制假人民币。他随即找到昆山路建设橡皮印刷厂支部委员姚松林商量，并向金山印刷厂工协会员周振才进一步核实。据周提供的情况，5月10日金山橡皮印刷厂老板翁滋和，突然向工人宣布有一批紧急任务，要大家忙几天，完成后每人除发工资外，再发黄金银元。印制期间，三天三夜一律不准回家，谁走漏消息，谁就脑袋搬家。因厂内员工不能外出，所以周振才也未能及时向组织报告。印制假人民币问题被证实后，黄石霖即向市印刷工委钱杰同志汇报。5月16日工协会员周振才又报告，假人民币一部分已被运输出厂。当时解放上海战役正处紧张阶段，上海郊区杨行、月浦炮声隆隆，国民党在上海市区控制相当严密，到处抓人杀人，气氛极为恐怖。党支部研究后，根据领导指示，支部委员作了分工，对金山印刷厂咬住不放，分工联系对象，严密监控关键人物，防止敌人破坏。并明确金山厂的工协会员周振才，带领几个工人，缠住老板翁滋和，要他兑现发放黄金、银元的承诺，密切注意假人民币的去向，及时报告，听从上级指挥，配合人民解放军设法破案。最为紧张的是5月25日、26日、27日、28日这四天。当时上海中心城区已经解放，而金山厂所在地苏州河北面、提篮桥地区，还未解放。国民党军队闯入他们工厂，有的抢劫逃跑，有的搞破坏，秩序比较混乱。黄石霖与支部委员姚松林、任其昌研究后，将支部过去隐藏在环球印刷厂的七八支驳壳枪、手枪及弹药分发给工人纠察队，以保护自己和工厂财物。
顺藤深挖 布网监控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5月28日黄石霖接到中共市印刷工委领导钱杰同志通知，去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办公室，向市军管会领导曾山同志汇报(曾山同志时任副市长兼任接管财政银行军代表负责人)。曾山听后当即决定，立即行动。并亲自写了一张字条，交给黄石霖等同志，关照他们凭条子到海南路10号(近乍浦路)军管会淞沪警备司令部找领导汇报。
5月29日军管会接管旧警察局，并改为公安局。当天一早，黄石霖同志向警备司令部领导汇报后，带领军管会同志前往提篮桥昆明路金山印刷厂。他们当场查获印钞机版子及假人民币样本、印假币纹纸一大卷，计200盒等实物证据。因老板翁滋和不在厂里，黄石霖等同志追到苏州河南面、威海路、陕西南路翁滋和的居住地。查获假人民币等实物后，有关方面立即对翁滋和、翁滋友采取拘捕措施。第二天5月30日，军管会提篮桥分局又把牵线搭桥的金山印刷厂工头李安庆等拘捕归案。上述案犯归案后，在事实面前即低头认罪，要求从宽处理，并交代揭发了要求印制假币的大来舞厅老板娘、女流氓犯周月英和国民党特务艾中孚等人的犯罪事实及伪造人民币的去向，还揭发卢湾分局二股警长冯伯钧(留用人员、地下党员)在汾阳路150号白公馆，参与制造假币的嫌疑。警备司令部(解放军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政委郭化若，听取汇报后极为重视，认为该案既是经济案件，又是潜伏特务案件，案情重大，当即决定：由保卫部长兼军法处长瞿道文亲自领导，直接负责侦破工作。
瞿道文将军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时解放上海，三野有第八兵团、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1949年5月28日，苏州河两边枪声还未停歇，淞沪警备区宣布成立。第九兵团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担任警备区司令和政委，同时任命我为警备区军法处处长。5月29日干部还未抽齐，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假币印制案，后由提篮桥地区的八兵团26军、卢湾区九兵团20军及区公安局协同办案。”
会后，瞿道文具体部署，要求军法处和26军提篮桥分局军管会同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继续认真做好审讯工作，不断深挖。经查证，特务艾中孚在解放军进入市区前夕已逃离汾阳路150号，白公馆国民党驻军九团五连200人，由上尉连长王如黎率领。在5月25日宣布起义，为我20军所控制。为放长线钓大鱼，军法处长瞿道文决定：指令20军卢湾分局军管会同志共同参与，对冯伯钧、周月英进行监控，暂时让他们照常活动。而捕“鱼”法网随之张开，在四川路大来舞厅周围，在大世界、淮海路等处进行布网监视，巡逻侦 察。此时，市人民银行5月30日挂牌成立当天，即开展兑换老百姓手中旧金圆券的业务，投放大量人民币。为防假币出笼，市银行根据曾山同志指示，在6月2日立即印制了250份此次发行通用的17种人民币正反两面票样及识别假币破绽的十条方法，张贴在全市交通要道。并通报各报社发布发现假币的消息，提醒人们注意识别和举报。
尽管翁犯等已被拘捕，上海各报亦在6月3日登载“沪市已发现伪造的一百元及五十元人民币各一种钞票，请全体市民注意识别追查”的消息。但敌特犯罪分子仍是利令智昏，活动猖獗。藏身在董家渡周月英家中的艾中孚，看到市场上开始流通人民币，即与周月英、冯伯钧密谋，通过陈宝玉、王汉民、黎明、金天云等在大世界活动的银元贩子，把假币抛了出来。这些敌对分子，一不做二不休，胆子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不仅兑换银元，还到商店抢购商品。奸商黎明等人的活动，逃不出被布网监视的侦查员视线，抓捕归案后，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供认了冯伯钧、周月英、艾中孚等主犯的下落及其印制假币的罪行。
卢湾除奸 一举突破
1949年6月6日，上海市人民银行刚发行人民币一个星期，由于敌特的破坏，市场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一枚银元由原来兑换人民币600元，一下子涨到1800元。人民银行当天抛出银元10万枚，结果竟然如泥牛入海，很快被吸干。因此，6月7日在华东局会议上曾山同志提出：“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保卫人民币。”明10日军管会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带领200名便衣，会同解放军一个营，包围证券大楼。这次行动捕获238人，抄出黄金3000两，银元3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同时在淮海路、大世界等处，也对银元贩子进行冲击。倪槐庭、姚金范、王汉民、黎明、平仲秋等人，不仅用假人民币收兑银元，而且抢购商品，挥金如土，早已是巡逻侦察员的锁定目标和监视对象。被抓捕后，当即交代供认假人民币来自卢湾分局留用警察冯伯钧和大来舞厅老板娘周月英处。
此时，军法处长瞿道文同志坐镇卢湾分局，在对冯伯钧的审查过程中，把假币交给冯伯钧验证。冯与警士宋世珍称之为真币，但经另一个警员鉴别验证，得出结论确为假币。这时，瞿处长与分局军管会领导，把冯伯钧请到办公室，直接找冯谈话，并向他摊牌：王汉民、宋世珍都已认罪。冯知道隐瞒不下去了，才被迫承认，从艾中孚处领过假人民币200万元，并分摊给平仲秋、平根发、王汉民等人，兑换银元1400余元的事实。与此同时，军法处长瞿道文下令：对所有监控对象采取行动。6月16日在对周月英家突击搜查中，当场查获印制假币机两台、铜印版4套、假币号码16枚、假人民币上千万元、手枪3支、子弹150发。周月英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交代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等事实。7月10日，艾犯刚下火车，即被逮捕归案。经审理证实：假人民币案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1949年3月策划，他命令指派国防部二厅少校副官、谍报组长艾中孚和交际科长徐亚力、上校参谋兼第五特工组长黄浩，携银元5000枚、黄金50两前往上海，通过女流氓周月英、制版商林子道和張锡芳，购买四架印钞机，由冯伯钧搬运到白公馆，并收买照相师王兴贤等人，设计制作100元和50元面额两种人民币照相版子。因技术设备不足，4月底艾中孚又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由周月英出面。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刷厂老板翁滋和、翁滋友兄弟及该厂工头李安庆，承印假人民币。自5月10日起，在金山印刷厂，三天三夜内突击印制了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6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走27箱，每箱500万元，转投解放区。余下部分2500万元，由艾中孚、黄浩、周月英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金范等，将假人民币投入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物资。7月10日。主犯艾中孚捕获后，即供认上述犯罪事实。至此犯罪分子二十余人，先后悉数捉拿归案，外流假人民币也先后陆续追回。
乘胜追击 打扫干净
在侦破艾中孚假币一案中，承印假币的上海金山印刷厂老板翁滋和、翁滋友，为争取宽大处理，还交代揭发出案犯张永生曾向翁犯要求印假钞票之事。侦查员结合地下党在调查摸底时，发现个别彩印技工在厂外做私活的线索，又分别查获了“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及“施子良、周胜官”两个假币案。李星宇原是国民党东北辽、吉、察区第三军司令、忠救军八支队司令1948年为保密局特务。上海解放前夕他受汤恩伯委派为潜特二纵司令，在上海印制假人民币，从事破坏活动。该案于7月3日告破，当场查获印钞机2台、铜制版3套、印币纸18令。与此同时，7月13日查获的施子良、周胜官一案，在岳州路宝源坊马阿毛家，当场查获印钞机一台、铜制版一块、假币588万元。艾中孚、李星宇、施子良这三起伪造人民币案件，经过审讯查证，于同年11月结案。
12月1日主犯艾中孚、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施子良、周胜官等六人，由军法处组织汽车队，在上海南京路、四川路、金陵路、外滩等地游行示众后，当即执行枪决。混进地下党的冯伯钧，参与印制假人民币—事，案发后于1949年9月1日被开除党籍。主犯黄浩和银元贩子倪槐庭等，以600万元假人民币兑换黄金60两、银元300枚，在案发前逃到香港，1950年4月又潜回上海，后被军法处捕获归案，同年7月被判死刑。
至此，国民党特务密谋破坏新中国金融秩序的假人民币阴谋活动，被彻底粉碎了。通过这场斗争，彩印工人受到教育，觉悟有所提高。同时政府根据彩印行业特点。采取管制措施并加强了管理。此后二十多年，谁也不敢再制作假币，金融市场从此平稳。
察觉端倪 摸清情况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国民党军事主力被打垮，全国胜利即将到来。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并在全国统一流通。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长江边防总司令汤恩伯，预感到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但又不甘心失败。尽管他们军事上失败了，但在经济上搞阴谋破坏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们与亲信开始密谋印制假人民币。由于在武汉技术没过关，同年4月他们便唆使亲信黄浩、艾中孚携带大量黄金、银元，由南京来到上海，落脚在汾阳路150号的白公馆。他们拉拢流氓、勾结奸商、收买反动老板和反动工头，密谋制作印钞版子，展开破坏活动。
此时，中共地下印刷工委新成立的彩印支部接到上级通知，迎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上海，并要求支部党-员、工协会员带头发动工人，保护工厂收集情报，做好统战策反宣传工作。正当同志们夜以继日紧张工作时，中联印刷厂工协会会员钱某，向新亚橡皮印刷厂中共地下党员傅文江报告说：有几个彩印工人在一家旅社碰头，要去汉口制作印钞花边版子。傅文江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地下党支部书记黄石霖汇报。黄石霖当即分析：当时江南地区正待解放，印刷厂老板心神不定，业务比较清淡，生产都不正常，怎么还会来沪招工?再说制作印钞花边版子更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深感这是一个很重要“情报”，随即召集支部委员研究，通过彩印各厂有关组织联系人分头摸清情况。调查结果证实，彩印行业中有几个厂的技工在外做私生活，去汉口的技工正是去制作印钞票的花边版子，而制作印花版子便有印制假币的嫌疑，于是决定继续深入追查。
發现证据 咬定不放
据工协会员反映：提篮桥区昆明路昆明里金山橡皮印刷厂，生产任务特别忙，且周围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武装人员放哨站岗，情况异常。黄石霖得知后，亲自到金山橡皮印刷厂附近一姓魏的印刷工人家里，从楼板隙缝往下观察，发现的确是在印制钞票，而且是在印制假人民币。他随即找到昆山路建设橡皮印刷厂支部委员姚松林商量，并向金山印刷厂工协会员周振才进一步核实。据周提供的情况，5月10日金山橡皮印刷厂老板翁滋和，突然向工人宣布有一批紧急任务，要大家忙几天，完成后每人除发工资外，再发黄金银元。印制期间，三天三夜一律不准回家，谁走漏消息，谁就脑袋搬家。因厂内员工不能外出，所以周振才也未能及时向组织报告。印制假人民币问题被证实后，黄石霖即向市印刷工委钱杰同志汇报。5月16日工协会员周振才又报告，假人民币一部分已被运输出厂。当时解放上海战役正处紧张阶段，上海郊区杨行、月浦炮声隆隆，国民党在上海市区控制相当严密，到处抓人杀人，气氛极为恐怖。党支部研究后，根据领导指示，支部委员作了分工，对金山印刷厂咬住不放，分工联系对象，严密监控关键人物，防止敌人破坏。并明确金山厂的工协会员周振才，带领几个工人，缠住老板翁滋和，要他兑现发放黄金、银元的承诺，密切注意假人民币的去向，及时报告，听从上级指挥，配合人民解放军设法破案。最为紧张的是5月25日、26日、27日、28日这四天。当时上海中心城区已经解放，而金山厂所在地苏州河北面、提篮桥地区，还未解放。国民党军队闯入他们工厂，有的抢劫逃跑，有的搞破坏，秩序比较混乱。黄石霖与支部委员姚松林、任其昌研究后，将支部过去隐藏在环球印刷厂的七八支驳壳枪、手枪及弹药分发给工人纠察队，以保护自己和工厂财物。
顺藤深挖 布网监控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5月28日黄石霖接到中共市印刷工委领导钱杰同志通知，去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办公室，向市军管会领导曾山同志汇报(曾山同志时任副市长兼任接管财政银行军代表负责人)。曾山听后当即决定，立即行动。并亲自写了一张字条，交给黄石霖等同志，关照他们凭条子到海南路10号(近乍浦路)军管会淞沪警备司令部找领导汇报。
5月29日军管会接管旧警察局，并改为公安局。当天一早，黄石霖同志向警备司令部领导汇报后，带领军管会同志前往提篮桥昆明路金山印刷厂。他们当场查获印钞机版子及假人民币样本、印假币纹纸一大卷，计200盒等实物证据。因老板翁滋和不在厂里，黄石霖等同志追到苏州河南面、威海路、陕西南路翁滋和的居住地。查获假人民币等实物后，有关方面立即对翁滋和、翁滋友采取拘捕措施。第二天5月30日，军管会提篮桥分局又把牵线搭桥的金山印刷厂工头李安庆等拘捕归案。上述案犯归案后，在事实面前即低头认罪，要求从宽处理，并交代揭发了要求印制假币的大来舞厅老板娘、女流氓犯周月英和国民党特务艾中孚等人的犯罪事实及伪造人民币的去向，还揭发卢湾分局二股警长冯伯钧(留用人员、地下党员)在汾阳路150号白公馆，参与制造假币的嫌疑。警备司令部(解放军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和政委郭化若，听取汇报后极为重视，认为该案既是经济案件，又是潜伏特务案件，案情重大，当即决定：由保卫部长兼军法处长瞿道文亲自领导，直接负责侦破工作。
瞿道文将军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时解放上海，三野有第八兵团、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1949年5月28日，苏州河两边枪声还未停歇，淞沪警备区宣布成立。第九兵团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担任警备区司令和政委，同时任命我为警备区军法处处长。5月29日干部还未抽齐，我们就接受了这个假币印制案，后由提篮桥地区的八兵团26军、卢湾区九兵团20军及区公安局协同办案。”
会后，瞿道文具体部署，要求军法处和26军提篮桥分局军管会同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继续认真做好审讯工作，不断深挖。经查证，特务艾中孚在解放军进入市区前夕已逃离汾阳路150号，白公馆国民党驻军九团五连200人，由上尉连长王如黎率领。在5月25日宣布起义，为我20军所控制。为放长线钓大鱼，军法处长瞿道文决定：指令20军卢湾分局军管会同志共同参与，对冯伯钧、周月英进行监控，暂时让他们照常活动。而捕“鱼”法网随之张开，在四川路大来舞厅周围，在大世界、淮海路等处进行布网监视，巡逻侦 察。此时，市人民银行5月30日挂牌成立当天，即开展兑换老百姓手中旧金圆券的业务，投放大量人民币。为防假币出笼，市银行根据曾山同志指示，在6月2日立即印制了250份此次发行通用的17种人民币正反两面票样及识别假币破绽的十条方法，张贴在全市交通要道。并通报各报社发布发现假币的消息，提醒人们注意识别和举报。
尽管翁犯等已被拘捕，上海各报亦在6月3日登载“沪市已发现伪造的一百元及五十元人民币各一种钞票，请全体市民注意识别追查”的消息。但敌特犯罪分子仍是利令智昏，活动猖獗。藏身在董家渡周月英家中的艾中孚，看到市场上开始流通人民币，即与周月英、冯伯钧密谋，通过陈宝玉、王汉民、黎明、金天云等在大世界活动的银元贩子，把假币抛了出来。这些敌对分子，一不做二不休，胆子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不仅兑换银元，还到商店抢购商品。奸商黎明等人的活动，逃不出被布网监视的侦查员视线，抓捕归案后，在证据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供认了冯伯钧、周月英、艾中孚等主犯的下落及其印制假币的罪行。
卢湾除奸 一举突破
1949年6月6日，上海市人民银行刚发行人民币一个星期，由于敌特的破坏，市场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一枚银元由原来兑换人民币600元，一下子涨到1800元。人民银行当天抛出银元10万枚，结果竟然如泥牛入海，很快被吸干。因此，6月7日在华东局会议上曾山同志提出：“必须采取强硬措施，保卫人民币。”明10日军管会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带领200名便衣，会同解放军一个营，包围证券大楼。这次行动捕获238人，抄出黄金3000两，银元3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同时在淮海路、大世界等处，也对银元贩子进行冲击。倪槐庭、姚金范、王汉民、黎明、平仲秋等人，不仅用假人民币收兑银元，而且抢购商品，挥金如土，早已是巡逻侦察员的锁定目标和监视对象。被抓捕后，当即交代供认假人民币来自卢湾分局留用警察冯伯钧和大来舞厅老板娘周月英处。
此时，军法处长瞿道文同志坐镇卢湾分局，在对冯伯钧的审查过程中，把假币交给冯伯钧验证。冯与警士宋世珍称之为真币，但经另一个警员鉴别验证，得出结论确为假币。这时，瞿处长与分局军管会领导，把冯伯钧请到办公室，直接找冯谈话，并向他摊牌：王汉民、宋世珍都已认罪。冯知道隐瞒不下去了，才被迫承认，从艾中孚处领过假人民币200万元，并分摊给平仲秋、平根发、王汉民等人，兑换银元1400余元的事实。与此同时，军法处长瞿道文下令：对所有监控对象采取行动。6月16日在对周月英家突击搜查中，当场查获印制假币机两台、铜印版4套、假币号码16枚、假人民币上千万元、手枪3支、子弹150发。周月英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交代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等事实。7月10日，艾犯刚下火车，即被逮捕归案。经审理证实：假人民币案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1949年3月策划，他命令指派国防部二厅少校副官、谍报组长艾中孚和交际科长徐亚力、上校参谋兼第五特工组长黄浩，携银元5000枚、黄金50两前往上海，通过女流氓周月英、制版商林子道和張锡芳，购买四架印钞机，由冯伯钧搬运到白公馆，并收买照相师王兴贤等人，设计制作100元和50元面额两种人民币照相版子。因技术设备不足，4月底艾中孚又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由周月英出面。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刷厂老板翁滋和、翁滋友兄弟及该厂工头李安庆，承印假人民币。自5月10日起，在金山印刷厂，三天三夜内突击印制了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6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走27箱，每箱500万元，转投解放区。余下部分2500万元，由艾中孚、黄浩、周月英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金范等，将假人民币投入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物资。7月10日。主犯艾中孚捕获后，即供认上述犯罪事实。至此犯罪分子二十余人，先后悉数捉拿归案，外流假人民币也先后陆续追回。
乘胜追击 打扫干净
在侦破艾中孚假币一案中，承印假币的上海金山印刷厂老板翁滋和、翁滋友，为争取宽大处理，还交代揭发出案犯张永生曾向翁犯要求印假钞票之事。侦查员结合地下党在调查摸底时，发现个别彩印技工在厂外做私活的线索，又分别查获了“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及“施子良、周胜官”两个假币案。李星宇原是国民党东北辽、吉、察区第三军司令、忠救军八支队司令1948年为保密局特务。上海解放前夕他受汤恩伯委派为潜特二纵司令，在上海印制假人民币，从事破坏活动。该案于7月3日告破，当场查获印钞机2台、铜制版3套、印币纸18令。与此同时，7月13日查获的施子良、周胜官一案，在岳州路宝源坊马阿毛家，当场查获印钞机一台、铜制版一块、假币588万元。艾中孚、李星宇、施子良这三起伪造人民币案件，经过审讯查证，于同年11月结案。
12月1日主犯艾中孚、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施子良、周胜官等六人，由军法处组织汽车队，在上海南京路、四川路、金陵路、外滩等地游行示众后，当即执行枪决。混进地下党的冯伯钧，参与印制假人民币—事，案发后于1949年9月1日被开除党籍。主犯黄浩和银元贩子倪槐庭等，以600万元假人民币兑换黄金60两、银元300枚，在案发前逃到香港，1950年4月又潜回上海，后被军法处捕获归案，同年7月被判死刑。
至此，国民党特务密谋破坏新中国金融秩序的假人民币阴谋活动，被彻底粉碎了。通过这场斗争，彩印工人受到教育，觉悟有所提高。同时政府根据彩印行业特点。采取管制措施并加强了管理。此后二十多年，谁也不敢再制作假币，金融市场从此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