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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雪城大学的亚瑟·C.布鲁克斯教授在其著作《谁会真正关心慈善?》中,提出慈善尤其是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不仅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使人更为健康快乐,并且也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之一,同时个人的慈善行为会使我们更加融入社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充分履行公民义务的人(见该书序言),这是比较标准的现代慈善价值观。事实上,人类文化中都有慈善存在,但是又有地域和种族的差异性。比如几乎所有宗教都将慈善视为美德。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耶稣告诫他的追随者,拒绝对贫困的人们行善就是拒绝基督耶稣。而伊斯兰教和佛教则将行善视为修行的途径之一。我国传统文化将行善视为“仁”的体现。谚语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行善积德,就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慈善价值观,即多行善就能积累个人和家庭(家族)的德行和福报,这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出发点的小农意识的慈善精神。
阅读中国古籍,我特别留意那些与慈善有关的人与事。在我看来,卜式,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较早的慈善人士。《史记》之《平准书》中记载了他的慈善举动。卜式,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当初,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卜式很照顾弟弟,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到山里做牧羊人,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而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面对破产的弟弟,显示出他的宽厚仁爱,他好几次将自己的家产分给弟弟。显然卜式是个具有管理经营天才的人,尽管经营畜牧业给他带来了财富,但他并不贪财爱财,乐于无偿给予他人帮助。
这时候汉朝廷正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所需的军费庞大,国家很吃力。而当时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财富惊人,却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急于筹措军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提拔任用了一批靠煮盐冶铁发迹的大户当财政大臣。“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都是搞经济的专家。总之,要群策群力增加国库收入,想办法圈钱。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卜式开始了他特立独行的慈善之路。他专门自费到京城,又托人上书天子说,愿意把一半家产交给朝廷作为边境作战的军费。按惯例,朝廷派使者来问他,下面便是使者与他的一段对话:
使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茍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看起来,卜式似乎具有超越时代的“公民意识”,认为国家危难之际,每个人应该尽其所能,有能力的人就上场杀敌,有财的人就该出钱。他不想获取任何回报,不想当官,没有事情要让政府为自己出头,是主动为国家分忧。如果个个臣民都有这样的觉悟,那不就达到天下大治了吗?
可是,卜式无偿捐献的行为完全不在使者的理解逻辑之中,因为像卜式这样高觉悟的人使者还从未遇到过,只好向天子汇报情况。天子觉得这人也奇怪,便转告丞相公孙弘,问他的意见。公孙弘是历史上有名的布衣丞相,是儒生为相的汉代第一人,作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高级官员,听说这样的事,他断然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
公孙弘认为,卜式的无偿捐助行为不合乎人情,不合乎所谓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普通的百姓做圣人的举动,这是不轨的行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肯定他的行为,就让他成了人人可以效法的榜样,就会扰乱法纪,影响风气。所以宁愿不要卜式的捐赠,也不能让他乱法不轨。他认为卜式有刻意获取民心的作秀嫌疑。彰显自己的道德高尚来获取民心是何居心?当年萧何为民请命请求将皇家林园——上林苑的地退耕还民,刘邦老大不高兴,认为他以此获取贤名,心怀不轨,把萧何下到大牢里去了。以此思维定势,卜式的无偿捐献自然让朝廷猜疑和不信任,总觉得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于是汉武帝虽然很差钱,却仍没接受卜式的捐赠。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再次出征,匈奴的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要解决投降的匈奴人的吃饭问题,花费很大,但仓库空虚。第二年,又遇上河南贫民大迁徙,都靠政府供给,政府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于是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河南太守向朝廷呈上富人资助贫人的籍账,博闻强记的汉武帝见到上面卜式的名字,尚能记得,说道:“这是先前要献一半家产助边的那个人啊。”于是赐给卜式免戍边徭役四百人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为卜式带来很大的财富,他可以把指标卖给别人谋利啊,但卜式却把它交给政府了。显然,卜式的慈善至少不是为了谋取更大的财富。
卜式的行为实在太特立独行了,当时富豪人家为了逃税争着隐匿家产,唯有卜式热衷于输资助官府,急王事。或许卜式三番两次的行为终于让汉武帝感到了诚意,而且汉武帝毕竟是识见高于常人的君主,他不担心卜式会“为化而乱法”,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长者,决定给他显官尊荣,以树立一个榜样,来教化百姓都为国家捐钱。
开始卜式不愿意为显宦,汉武帝便要他做个在上林苑牧羊的郎官。卜式于是就穿着老百姓的普通衣服牧羊去了。不消说,他牧羊效果很好,汉武帝非常满意。这时卜式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卜式以牧羊和治民类比,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管理方面的才能,他说管理羊群和管理人是一样的,这样的展示显然是有深意的。
汉武帝也就真让他当上地方官施展管理才能,果然政绩也不错。后又因表态父子一起参加平定南越之战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当上了御史大夫。只是任职期间,因反对盐铁官营和征收船税,刚直进谏,导致皇帝对其不满,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
卜式本为一介布衣,他具有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也有强烈的参政意愿,但参政并非仅仅想当官,而是渴望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有所贡献,捐赠就是他所能够表达这种愿望的方式。公孙弘看出他的行为超越常理的一面,所以加以抑制。
汉武帝毕竟是君王中少有的英明君主,他干脆将卜式这样关心国事的普通人擢升为在朝的官员,给予了他参与政事、为朝廷效力的机会,卜式政绩非常出色。只是他遵循他一贯的参与政事的原则而与汉武帝的意图相悖时,便立刻遭贬降职。所幸还没有更惨的结局,能得终老。
因此,慈善从根本上讲,它不是单纯的一个道德行为,而且还是一门政治艺术。公孙弘作为王权的捍卫者,敏感意识到卜式的行为有与君主分恩的危险,所以他拒绝民间慈善。汉武帝比他高明多了,既接受民间捐赠,又将慈善者纳入官僚群体为己所用。
阅读中国古籍,我特别留意那些与慈善有关的人与事。在我看来,卜式,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较早的慈善人士。《史记》之《平准书》中记载了他的慈善举动。卜式,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当初,父母去世后,留下一个年少的弟弟。弟弟长大成人,就与他分了家。卜式很照顾弟弟,自己只要了百余只羊,其余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从此卜式到山里做牧羊人,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羊繁育到一千多只,买了田地宅舍。而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面对破产的弟弟,显示出他的宽厚仁爱,他好几次将自己的家产分给弟弟。显然卜式是个具有管理经营天才的人,尽管经营畜牧业给他带来了财富,但他并不贪财爱财,乐于无偿给予他人帮助。
这时候汉朝廷正遣将出兵对匈奴作战,所需的军费庞大,国家很吃力。而当时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财富惊人,却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急于筹措军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提拔任用了一批靠煮盐冶铁发迹的大户当财政大臣。“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都是搞经济的专家。总之,要群策群力增加国库收入,想办法圈钱。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卜式开始了他特立独行的慈善之路。他专门自费到京城,又托人上书天子说,愿意把一半家产交给朝廷作为边境作战的军费。按惯例,朝廷派使者来问他,下面便是使者与他的一段对话:
使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茍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看起来,卜式似乎具有超越时代的“公民意识”,认为国家危难之际,每个人应该尽其所能,有能力的人就上场杀敌,有财的人就该出钱。他不想获取任何回报,不想当官,没有事情要让政府为自己出头,是主动为国家分忧。如果个个臣民都有这样的觉悟,那不就达到天下大治了吗?
可是,卜式无偿捐献的行为完全不在使者的理解逻辑之中,因为像卜式这样高觉悟的人使者还从未遇到过,只好向天子汇报情况。天子觉得这人也奇怪,便转告丞相公孙弘,问他的意见。公孙弘是历史上有名的布衣丞相,是儒生为相的汉代第一人,作为“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高级官员,听说这样的事,他断然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
公孙弘认为,卜式的无偿捐助行为不合乎人情,不合乎所谓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普通的百姓做圣人的举动,这是不轨的行为,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肯定他的行为,就让他成了人人可以效法的榜样,就会扰乱法纪,影响风气。所以宁愿不要卜式的捐赠,也不能让他乱法不轨。他认为卜式有刻意获取民心的作秀嫌疑。彰显自己的道德高尚来获取民心是何居心?当年萧何为民请命请求将皇家林园——上林苑的地退耕还民,刘邦老大不高兴,认为他以此获取贤名,心怀不轨,把萧何下到大牢里去了。以此思维定势,卜式的无偿捐献自然让朝廷猜疑和不信任,总觉得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于是汉武帝虽然很差钱,却仍没接受卜式的捐赠。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汉军再次出征,匈奴的浑邪王等人投降,县官要解决投降的匈奴人的吃饭问题,花费很大,但仓库空虚。第二年,又遇上河南贫民大迁徙,都靠政府供给,政府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卜式于是拿着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河南太守向朝廷呈上富人资助贫人的籍账,博闻强记的汉武帝见到上面卜式的名字,尚能记得,说道:“这是先前要献一半家产助边的那个人啊。”于是赐给卜式免戍边徭役四百人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为卜式带来很大的财富,他可以把指标卖给别人谋利啊,但卜式却把它交给政府了。显然,卜式的慈善至少不是为了谋取更大的财富。
卜式的行为实在太特立独行了,当时富豪人家为了逃税争着隐匿家产,唯有卜式热衷于输资助官府,急王事。或许卜式三番两次的行为终于让汉武帝感到了诚意,而且汉武帝毕竟是识见高于常人的君主,他不担心卜式会“为化而乱法”,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长者,决定给他显官尊荣,以树立一个榜样,来教化百姓都为国家捐钱。
开始卜式不愿意为显宦,汉武帝便要他做个在上林苑牧羊的郎官。卜式于是就穿着老百姓的普通衣服牧羊去了。不消说,他牧羊效果很好,汉武帝非常满意。这时卜式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卜式以牧羊和治民类比,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管理方面的才能,他说管理羊群和管理人是一样的,这样的展示显然是有深意的。
汉武帝也就真让他当上地方官施展管理才能,果然政绩也不错。后又因表态父子一起参加平定南越之战而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当上了御史大夫。只是任职期间,因反对盐铁官营和征收船税,刚直进谏,导致皇帝对其不满,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
卜式本为一介布衣,他具有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也有强烈的参政意愿,但参政并非仅仅想当官,而是渴望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有所贡献,捐赠就是他所能够表达这种愿望的方式。公孙弘看出他的行为超越常理的一面,所以加以抑制。
汉武帝毕竟是君王中少有的英明君主,他干脆将卜式这样关心国事的普通人擢升为在朝的官员,给予了他参与政事、为朝廷效力的机会,卜式政绩非常出色。只是他遵循他一贯的参与政事的原则而与汉武帝的意图相悖时,便立刻遭贬降职。所幸还没有更惨的结局,能得终老。
因此,慈善从根本上讲,它不是单纯的一个道德行为,而且还是一门政治艺术。公孙弘作为王权的捍卫者,敏感意识到卜式的行为有与君主分恩的危险,所以他拒绝民间慈善。汉武帝比他高明多了,既接受民间捐赠,又将慈善者纳入官僚群体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