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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法国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公认的导师和领袖。他比中国的儒学创始人孔子晚出生近两千年，但在思想观念上却不谋而合，主要体现在政治、哲学和文艺之上，将其和孔子的思想进行对比，对研究中西方政治和哲学发展有推动作用，也对中西方文艺思想溯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法国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后续活动，同样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文艺复兴是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封建制度和教会势力的挑战。随着近代技术的飞速运转，工商业蓬勃发展，加上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也就从根源上动摇了扎根于宗教神权的封建统治，有了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启蒙运动的三大领袖中，声望最煊赫的便是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平等与自由，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所提倡的自由并非无差别的自由，而是建立在对底层人民不信任的带有强烈阶级性的自由。
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最主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从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开始，意味着儒学的起源。单单四个字揭示出了儒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关系。其原意本是将古人的心得智慧加以叙述而不加入自己的思想，也合乎儒学本身“礼”基础。孔子开创儒学，奉信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君舟民水”是孔子重要的政治理念，儒学亦是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思想工具。
一、伏尔泰简介
伏尔泰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一名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从事法律行业，后来因其爱好文学，遂成为文学家。由于出生在中产阶级，伏尔泰离底层人民的生活颇有距离，更难以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和思想，所代表的自由也就有了阶级性。
1760年，伏尔泰被誉为“欧洲的诗人和哲人”。法国人常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见证了18世纪的兴与衰，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黑暗势力发起了挑战。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也有最大的影响力。《英国信札》里说，伏尔泰的思想明显受英国哲学和科学的影响，甚至风格和思想都被深深烙上了英语的痕迹，他所作的《哲学书简》是启蒙运动三书之一。在《哲学书简》中，他意识到封建统治的幕后力量是狂热的宗教和迷信。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旗帜鲜明，将矛头直指宗教狂热，倡导科学和理性。
伏尔泰一生从未创立过任何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他却是启蒙思想最杰出、最有成效的宣传者、普及者。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诸如狄德罗、达朗贝、卢梭等，无一不是从他的作品里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学会了怎样思索社会和人生。
二、伏尔泰的政治思想
伏尔泰在试图推广开明君主制的同时，一直在学习奉行儒学的中国。在他眼里，中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各种教派在中国都可以很好地传播。伏尔泰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在政治上，伏尔泰提倡开明君主专制，强调自由与和平，对人民群众持轻视态度。“由于各国工商业的发展不平衡，阶级力量的对比不一致，法国在17世纪中，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结成巩固的联盟，对‘第三等级’还占压倒性的优势。资产阶级的上层依附了封建专制君主，造成了妥协的局面。”其代表就是伏尔泰的开明君主专制。
伏尔泰在他的著作《理智史赞》中，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概念：“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幸福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建立的;这个国家曾经比我所认识的任何国家都来得更疯癫，更狂热，更残酷，更不幸;然而现在它竟建立了一个局势唯一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在战争中，在法律中，在艺术中，在商业中，它都是高超的。”
伏尔泰的政治思想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专制的根基，而是像他所陈述那样，他将保留政府中合理的部分，代表着资产阶级上层对封建专制的妥协。
在《哲学通信》第九封信《谈政府》的开头，伏尔泰就提到英国政府组成部分的复合性，其国王、贵族院、众议院的和谐性，绝非古来就有。当初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那些人在欧洲其他各地定居下来，同时带来了国会或议会的政府系统，尽管这套体制引发了很多争议，但伏尔泰认为他仍是具有合理性的。
“国王不专制，这是事实，可人民反倒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受着更深重的奴役。”在当时，贵族、主教、教皇等人把英格兰搅得天翻地覆，而法律研究者、科学探索者、商人、匠人等平民被认为是低贱的。欧洲经过了多个世纪，人民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地方强盗的势力，在法国被我们国王的合法权力所破，在英国则被国王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所废，这难道不是人类之福吗？”伏尔泰说道。
再者，伏尔泰本人并不想真正打破原有的机制，破坏因国王和贵族几个世纪争斗而为人民留下的零星的福利，他坚持英国的自由是从暴君们的纷争中诞生的。《大宪章》的背景是贵族强迫约翰王和亨利三世承认的，顺带也让人民沾了好处。即使《大宪章》本身只是国王和贵族政治斗争的成果，里面得到承认的自由是微乎其微的，但伏尔泰认为，保留革命成果非常有必要。
亨利七世在这里同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鼓励贵族在生活中大讲排场，二是对其土地征收高额赋税。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王领的租税至少提高了200%。这样人民通过劳动积累下财富，再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下贵族的田产和乡间邸宅，土地的所有者就更换了。赋税多少由各人收入或所持地产面积而定。伏尔泰认为依靠这样的手段人民收入得到增加，而且税收保持不变，最终的结果是两全其美的。
亨利七世的王位是在玫瑰战争中侥幸获得，他建立这类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政权和王位。而研究过14世纪王朝历史的亨利七世了解到，王朝弱小的主要原因就是贫困，为扩大财政收入，就要打破中世纪税收原则的束缚，绕過议会获得税收批准权，所有的手段都要回归到巩固政权和王位上来。
伏尔泰肯定且遵从这样的法则，目的就是提倡开明君主专制，让君主受到少量的监管，但决定仍由君主来做，从而令政权巩固，国家富饶。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与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宣传的“自由” “平等”的教义不谋而合，甚至被写入了1793年宪法附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5年宪法所附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的文件中。孔子与伏尔泰的思想都是通过道德或法律的约束，得到整个社会相对的自由。儒学在伏尔泰这里被理想化了，儒学的背后势力实际是专制、愚昧的代表，但反观伏尔泰本人“天赋人权”和开明君主制思想，无一不是带有专制和愚昧的烙印。
三、伏尔泰的哲学思想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他推崇洛克阐述理性的观点，但他也认为单靠人类理性很难证明灵魂永生，所以宗教中相信人有不朽的灵魂，是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伏尔泰相信灵魂，相信上帝赋予物质生命力和情感。
《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并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象数则代表着人的命运，义理是将其改变，为人提供了证道的理论与操作方法。在儒家这里，人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这是与伏尔泰理论的大相径庭之处，即儒家的理论具有客观有效性，不再需要单纯依靠上帝。
在1732年12月15日伏尔泰写给傅尔蒙的信中也阐述了他的理论：“我在信中唯一讨论的哲学话题，就是灵魂的非物质性这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可问题是世人把他看得太重，我不能严肃地去讨论它。我只能采取戏谑的手法，以防和我们的神学家、大主教发生正面冲突，这些人认为灵魂的灵性是毋庸置疑的，怀疑它的人统统得被烧死。”
由此，伏尔泰在不敢忤逆当初占上风的封建专制意愿的前提下提出了“天赋人权”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伏尔泰对笛卡尔和牛顿的物理学理论表示了认可。他指出笛卡尔抛弃了几何学的指南，接受了僵化思想的荼毒，所以，笛卡尔的哲学在伏尔泰看来只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在阐述灵魂的本质和上帝的存在、讨论物质和运动规律、探讨光的性质时，笛卡尔走了弯路，他承认观念天赋，发明了一些新元素，创立了一个新世界，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人。即便笛卡尔将形而上学的错误发挥到了极致，但伏尔泰仍旧肯定了笛卡尔是在摸索，是条理清晰且值得尊重的。而牛顿在每发现一个新的物质属性时，都管它称作造物主的秘密，“引力则恰恰相反，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它的效力，算出了它的比例。至于其原因，它在上帝身上。”
当时社会的一个角落，就是整个大环境仍旧笼罩在封建专制的阴云之下，无论是伏尔泰在神学家的眼皮底下想推动社会的进步，还是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意图投身于科学中，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披上唯心主义的外衣。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屈服下，才能为自己的事业谋求一个健康的环境。
西方的哲学追求的是揭示人生真相的最终奥义，所以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显得高深莫测。而儒家的哲学更偏向于证道，找到直指真理的方法，所以更为简易。
四、伏尔泰的文艺美学思想
《哲学书简》中提到伏尔泰虽然对一部分英国喜剧抱有赞赏，但他并不愿意深究，并且认为翻译过来的喜剧就不再完整了。他认为唯一了解喜剧的方法是亲自去英国，了解英国的文化，进出剧院，试图去理解微妙的幽默、背后的含义和应景的台词。与此同时，他对悲剧持有高度的赞扬：“因为它涉及的只有高扬的激情、充满英雄气概的愚行，它们已被寓言或历史中的陈腐的谬误奉为神圣。”伏尔泰希望悲剧和喜剧有所区别，悲剧在他眼里是高贵的，是发人深省的，喜剧在他眼里是引人发笑的。而且他强烈抨击反映市民生活的叫作“流泪的喜剧”的新型剧种，批判拉肖赛推出的感伤喜剧。
伏尔泰赞同古典主义者的以下论点：美是能使人们愉快的理想化了的真理，而艺术则应该是对自然的理想化了的模仿。他在《哲学辞典》的一个条目中写道：“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只是使我们的感觉和精神充满愉快和喜悦的东西。”伏尔泰是最先向古典主义者美学发动进攻的人之一。他从根源上驳斥古典主义者关于美的理想的永恒性的理论，但新古典主义妨碍了伏尔泰思想上的进步。伏尔泰认为莎士比亚“具有雄强而丰富的天才，既自然，又雄伟，但是没有一点好的审美趣味，丝毫不懂得规则”，他推崇拉辛和高乃伊代表的“文明的艺术”，认为戏剧的理想境界在于拿莎士比亚的生动的人物和情节结合到拉辛的炉火纯青的诗的语言。
孔子的文艺美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实用性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但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根本、实在的。他说：“实用理性更有可能去调适情与理的关系，限制非理性的情感，使之不致对接受新事物构成大的障碍。实用理性更注重吸取历史经验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利益。”以乐感文化概括华夏美学的基质，这是李泽厚的卓识洞见，但是强调实用理性对乐感文化的塑造，是调适情理关系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显然指称儒家美学是一种实用理论。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总结道，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文艺界产生了一种极为消极的结果：它促使了根源上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古典主义运动，导致对权威的信仰以及传统教条的统治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巩固。即使理性主义的号召对资产阶级文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毕竟法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是封建统治制度日落之前的回光返照。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8世纪初期，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现象不断产生，改变现状的诉求一天比一天更为紧迫。
五、结语
作为启蒙运动的最高领袖，伏尔泰在思想上还是保守的。在哲学上他坚信自然神论，尚未摆脱唯心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他提倡开明君主专制，对人民群众持轻视的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仍旧留恋古典主义传统，不仅仅是创作实践方面，包括用古典形式写史诗和悲剧，都瞧不起反映市民生活的被称之为“流泪的喜剧”的新型剧种。他珍视天赋，“一个人年龄越大，他就越珍视自然的天赋，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努力去获得和加之于某人身上。”他捍卫言论自由，“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也认为法律和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可以看到伏尔泰思想中的挣扎和矛盾，但在启蒙运动的那个年代，过于超前的思想是得不到推崇和认可的。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它与孔子的诸多理念呈现出不谋而合的默契，在思想理念上有超越阶级的进步。所以，人们应對他思想中的局限性表示理解，更要肯定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为那个时代带来的卓越成就。
（湖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尹远（1995-），女，湖北武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法国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后续活动，同样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文艺复兴是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封建制度和教会势力的挑战。随着近代技术的飞速运转，工商业蓬勃发展，加上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也就从根源上动摇了扎根于宗教神权的封建统治，有了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启蒙运动的三大领袖中，声望最煊赫的便是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平等与自由，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所提倡的自由并非无差别的自由，而是建立在对底层人民不信任的带有强烈阶级性的自由。
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最主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从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开始，意味着儒学的起源。单单四个字揭示出了儒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关系。其原意本是将古人的心得智慧加以叙述而不加入自己的思想，也合乎儒学本身“礼”基础。孔子开创儒学，奉信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君舟民水”是孔子重要的政治理念，儒学亦是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思想工具。
一、伏尔泰简介
伏尔泰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一名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从事法律行业，后来因其爱好文学，遂成为文学家。由于出生在中产阶级，伏尔泰离底层人民的生活颇有距离，更难以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和思想，所代表的自由也就有了阶级性。
1760年，伏尔泰被誉为“欧洲的诗人和哲人”。法国人常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见证了18世纪的兴与衰，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黑暗势力发起了挑战。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也有最大的影响力。《英国信札》里说，伏尔泰的思想明显受英国哲学和科学的影响，甚至风格和思想都被深深烙上了英语的痕迹，他所作的《哲学书简》是启蒙运动三书之一。在《哲学书简》中，他意识到封建统治的幕后力量是狂热的宗教和迷信。在启蒙运动中，伏尔泰旗帜鲜明，将矛头直指宗教狂热，倡导科学和理性。
伏尔泰一生从未创立过任何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他却是启蒙思想最杰出、最有成效的宣传者、普及者。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诸如狄德罗、达朗贝、卢梭等，无一不是从他的作品里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学会了怎样思索社会和人生。
二、伏尔泰的政治思想
伏尔泰在试图推广开明君主制的同时，一直在学习奉行儒学的中国。在他眼里，中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各种教派在中国都可以很好地传播。伏尔泰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在政治上，伏尔泰提倡开明君主专制，强调自由与和平，对人民群众持轻视态度。“由于各国工商业的发展不平衡，阶级力量的对比不一致，法国在17世纪中，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结成巩固的联盟，对‘第三等级’还占压倒性的优势。资产阶级的上层依附了封建专制君主，造成了妥协的局面。”其代表就是伏尔泰的开明君主专制。
伏尔泰在他的著作《理智史赞》中，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概念：“我认为这个国家的幸福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建立的;这个国家曾经比我所认识的任何国家都来得更疯癫，更狂热，更残酷，更不幸;然而现在它竟建立了一个局势唯一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在战争中，在法律中，在艺术中，在商业中，它都是高超的。”
伏尔泰的政治思想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专制的根基，而是像他所陈述那样，他将保留政府中合理的部分，代表着资产阶级上层对封建专制的妥协。
在《哲学通信》第九封信《谈政府》的开头，伏尔泰就提到英国政府组成部分的复合性，其国王、贵族院、众议院的和谐性，绝非古来就有。当初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那些人在欧洲其他各地定居下来，同时带来了国会或议会的政府系统，尽管这套体制引发了很多争议，但伏尔泰认为他仍是具有合理性的。
“国王不专制，这是事实，可人民反倒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受着更深重的奴役。”在当时，贵族、主教、教皇等人把英格兰搅得天翻地覆，而法律研究者、科学探索者、商人、匠人等平民被认为是低贱的。欧洲经过了多个世纪，人民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地方强盗的势力，在法国被我们国王的合法权力所破，在英国则被国王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所废，这难道不是人类之福吗？”伏尔泰说道。
再者，伏尔泰本人并不想真正打破原有的机制，破坏因国王和贵族几个世纪争斗而为人民留下的零星的福利，他坚持英国的自由是从暴君们的纷争中诞生的。《大宪章》的背景是贵族强迫约翰王和亨利三世承认的，顺带也让人民沾了好处。即使《大宪章》本身只是国王和贵族政治斗争的成果，里面得到承认的自由是微乎其微的，但伏尔泰认为，保留革命成果非常有必要。
亨利七世在这里同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鼓励贵族在生活中大讲排场，二是对其土地征收高额赋税。在亨利七世统治期间，王领的租税至少提高了200%。这样人民通过劳动积累下财富，再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下贵族的田产和乡间邸宅，土地的所有者就更换了。赋税多少由各人收入或所持地产面积而定。伏尔泰认为依靠这样的手段人民收入得到增加，而且税收保持不变，最终的结果是两全其美的。
亨利七世的王位是在玫瑰战争中侥幸获得，他建立这类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政权和王位。而研究过14世纪王朝历史的亨利七世了解到，王朝弱小的主要原因就是贫困，为扩大财政收入，就要打破中世纪税收原则的束缚，绕過议会获得税收批准权，所有的手段都要回归到巩固政权和王位上来。
伏尔泰肯定且遵从这样的法则，目的就是提倡开明君主专制，让君主受到少量的监管，但决定仍由君主来做，从而令政权巩固，国家富饶。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与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宣传的“自由” “平等”的教义不谋而合，甚至被写入了1793年宪法附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5年宪法所附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的文件中。孔子与伏尔泰的思想都是通过道德或法律的约束，得到整个社会相对的自由。儒学在伏尔泰这里被理想化了，儒学的背后势力实际是专制、愚昧的代表，但反观伏尔泰本人“天赋人权”和开明君主制思想，无一不是带有专制和愚昧的烙印。
三、伏尔泰的哲学思想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他推崇洛克阐述理性的观点，但他也认为单靠人类理性很难证明灵魂永生，所以宗教中相信人有不朽的灵魂，是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伏尔泰相信灵魂，相信上帝赋予物质生命力和情感。
《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并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象数则代表着人的命运，义理是将其改变，为人提供了证道的理论与操作方法。在儒家这里，人是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这是与伏尔泰理论的大相径庭之处，即儒家的理论具有客观有效性，不再需要单纯依靠上帝。
在1732年12月15日伏尔泰写给傅尔蒙的信中也阐述了他的理论：“我在信中唯一讨论的哲学话题，就是灵魂的非物质性这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可问题是世人把他看得太重，我不能严肃地去讨论它。我只能采取戏谑的手法，以防和我们的神学家、大主教发生正面冲突，这些人认为灵魂的灵性是毋庸置疑的，怀疑它的人统统得被烧死。”
由此，伏尔泰在不敢忤逆当初占上风的封建专制意愿的前提下提出了“天赋人权”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伏尔泰对笛卡尔和牛顿的物理学理论表示了认可。他指出笛卡尔抛弃了几何学的指南，接受了僵化思想的荼毒，所以，笛卡尔的哲学在伏尔泰看来只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在阐述灵魂的本质和上帝的存在、讨论物质和运动规律、探讨光的性质时，笛卡尔走了弯路，他承认观念天赋，发明了一些新元素，创立了一个新世界，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人。即便笛卡尔将形而上学的错误发挥到了极致，但伏尔泰仍旧肯定了笛卡尔是在摸索，是条理清晰且值得尊重的。而牛顿在每发现一个新的物质属性时，都管它称作造物主的秘密，“引力则恰恰相反，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它的效力，算出了它的比例。至于其原因，它在上帝身上。”
当时社会的一个角落，就是整个大环境仍旧笼罩在封建专制的阴云之下，无论是伏尔泰在神学家的眼皮底下想推动社会的进步，还是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意图投身于科学中，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披上唯心主义的外衣。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屈服下，才能为自己的事业谋求一个健康的环境。
西方的哲学追求的是揭示人生真相的最终奥义，所以西方哲学的表现形式显得高深莫测。而儒家的哲学更偏向于证道，找到直指真理的方法，所以更为简易。
四、伏尔泰的文艺美学思想
《哲学书简》中提到伏尔泰虽然对一部分英国喜剧抱有赞赏，但他并不愿意深究，并且认为翻译过来的喜剧就不再完整了。他认为唯一了解喜剧的方法是亲自去英国，了解英国的文化，进出剧院，试图去理解微妙的幽默、背后的含义和应景的台词。与此同时，他对悲剧持有高度的赞扬：“因为它涉及的只有高扬的激情、充满英雄气概的愚行，它们已被寓言或历史中的陈腐的谬误奉为神圣。”伏尔泰希望悲剧和喜剧有所区别，悲剧在他眼里是高贵的，是发人深省的，喜剧在他眼里是引人发笑的。而且他强烈抨击反映市民生活的叫作“流泪的喜剧”的新型剧种，批判拉肖赛推出的感伤喜剧。
伏尔泰赞同古典主义者的以下论点：美是能使人们愉快的理想化了的真理，而艺术则应该是对自然的理想化了的模仿。他在《哲学辞典》的一个条目中写道：“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只是使我们的感觉和精神充满愉快和喜悦的东西。”伏尔泰是最先向古典主义者美学发动进攻的人之一。他从根源上驳斥古典主义者关于美的理想的永恒性的理论，但新古典主义妨碍了伏尔泰思想上的进步。伏尔泰认为莎士比亚“具有雄强而丰富的天才，既自然，又雄伟，但是没有一点好的审美趣味，丝毫不懂得规则”，他推崇拉辛和高乃伊代表的“文明的艺术”，认为戏剧的理想境界在于拿莎士比亚的生动的人物和情节结合到拉辛的炉火纯青的诗的语言。
孔子的文艺美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实用性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但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根本、实在的。他说：“实用理性更有可能去调适情与理的关系，限制非理性的情感，使之不致对接受新事物构成大的障碍。实用理性更注重吸取历史经验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利益。”以乐感文化概括华夏美学的基质，这是李泽厚的卓识洞见，但是强调实用理性对乐感文化的塑造，是调适情理关系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显然指称儒家美学是一种实用理论。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总结道，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文艺界产生了一种极为消极的结果：它促使了根源上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古典主义运动，导致对权威的信仰以及传统教条的统治得到了更深一步的巩固。即使理性主义的号召对资产阶级文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毕竟法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是封建统治制度日落之前的回光返照。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8世纪初期，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现象不断产生，改变现状的诉求一天比一天更为紧迫。
五、结语
作为启蒙运动的最高领袖，伏尔泰在思想上还是保守的。在哲学上他坚信自然神论，尚未摆脱唯心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他提倡开明君主专制，对人民群众持轻视的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仍旧留恋古典主义传统，不仅仅是创作实践方面，包括用古典形式写史诗和悲剧，都瞧不起反映市民生活的被称之为“流泪的喜剧”的新型剧种。他珍视天赋，“一个人年龄越大，他就越珍视自然的天赋，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努力去获得和加之于某人身上。”他捍卫言论自由，“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也认为法律和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可以看到伏尔泰思想中的挣扎和矛盾，但在启蒙运动的那个年代，过于超前的思想是得不到推崇和认可的。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它与孔子的诸多理念呈现出不谋而合的默契，在思想理念上有超越阶级的进步。所以，人们应對他思想中的局限性表示理解，更要肯定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为那个时代带来的卓越成就。
（湖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尹远（1995-），女，湖北武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