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当地时间7月30日，电影史上绝对顶级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去世，享年89岁。英格玛·伯格曼，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
　　
　　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
　　
　　法国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第一次看伯格曼的电影时就说:“他已经做了我们做梦都想做的事。他写电影，就如同作家写书。不过他用的不是笔，而是摄影机。”
　　
　　欧洲电影大师费里尼则说:“这部电影（《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伯格曼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他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幻觉，这是一种深奥的幻觉主义，它能够以一种欢快的方式呈现问题重重、令人不安的现实。”
　　人们用尽了赞美之词来描绘伯格曼的形象。或许最贴切地界定伯格曼的电影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例如，当美国电影评论家萨缪尔斯于1971年9月10日终于获得伯格曼的采访许可时（伯格曼极少接受采访，晚年是例外），他的第一句话是:“伯格曼先生，我想从一个相当概括性的问题开始:如果要我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说明你在电影导演中的卓越地位的话，我会说，那是因为你创造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从别的艺术门类中那些伟大人物那里已经熟悉了这些事情，可是人们却很少在电影里做到这一点，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你的高度。”
　　
　　父亲与儿子
　　
　　英格玛·伯格曼于1918年7月14日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他父亲是一位路德派牧师，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宫廷牧师。母亲是一位上层阶级出身的小姐，任性而孤僻。伯格曼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沉重的家庭气氛曾让他几度想到投河自杀，父亲对他的管束严厉到近乎残忍的程度，动辄鞭打责骂，而冷漠的母亲见此也常视若无睹。
　　老伯格曼的宗教戒律与清教徒般的生活令青少年时期的伯格曼十分焦虑，他只有跟奶奶一起住在乡下时才感到童年的乐趣。成年以后，伯格曼与父亲的冲突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一回在老伯格曼指责儿子不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反而整天呆在电影院或剧院里时，伯格曼一气之下一拳将父亲击倒在地，结果是，父子之间好几年没有说话。
　　但老伯格曼为他儿子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题材。小时候，伯格曼的父亲经常用自行车带着他去厄普兰地区的乡村教堂布道。当他开始布道后，伯格曼就沉浸在教堂内部的象征世界之中，壁画、木刻生动而通俗地描绘了圣经故事。多年以后，伯格曼将其中一些早年记忆改编到《木刻画》的舞台剧之中，后来又成了电影《第七封印》的基本母题。其中有几个场景直接来自这些圣像画与宗教寓意画，例如骑士与黑衣死神对弈;苦修者的自我鞭笞游行;死亡之人在死神的率领下跳着轮舞翻过山岗……这些震撼人心的画面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创举，然而，它们却源于这位艺术家的童年记忆。
　　
　　一盏魔灯造就了一个天才
　　
　　伯格曼很早就对舞台与银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当他得到他最珍爱的一套玩具——一盏魔灯与一套木偶剧场玩具时，他才只有10岁。他为这些木偶演员们设计布景与道具，还为它们编写剧本。伯格曼对幻觉世界的爱好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对玩耍的一般热衷了。在他的整个成长岁月里，他把自己积蓄下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为他的魔灯和放映机买“电影”上了。这种所谓的“电影”不过是用于投影的透明画片罢了。正是这些画片，给了伯格曼无穷无尽的遐思与幻想。
　　上大学之后，伯格曼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文学与艺术。但他更多地投入了大学里的业余戏剧社团，而不是正规的学习。他写了关于斯特林堡（瑞典杰出戏剧家）的《通往天堂的钥匙》的学位论文，它读上去更像是一个经过编导的舞台剧拷贝。因此，他的学位论文根本没有获得通过。但他的大学岁月是无价的，因为它给了他机会去尝试他那编导方面的创造性天才，也引导他跟当时的瑞典电影制作者们有了最初的接触。
　　1944年伯格曼离开大学，在哈尔斯林堡城市剧院成为一名职业导演。剧院正处于艺术与经济的双重倒闭的边缘，但是在两年时间里，伯格曼就将它转变成一家非常成功的剧院。此后，他转移到了哥德堡城市剧院，在那里，他的影响同样深厚。1952年，他开始了在马尔莫城市剧院长达6年的导演生涯。那是现代欧洲最著名的剧院之一，他在那里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伯格曼时代”，以其精湛的室内剧演出及其从《浮士德》到《风流寡妇》的保留剧目而名声大噪。马尔莫城市剧院的许多演员后来都成了伯格曼电影的最受欢迎的诠释者。
　　
　　永无止境的创造力
　　
　　伯格曼的舞台剧导演生涯在1963年～1966年的三年中达到了顶峰，那时，他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戏剧院院长。如果从1938年他学生时代执导的第一部舞台剧算起，直到他于1966年辞去皇家戏剧院院长之职，伯格曼在27年中，一共执导了大约75部戏，还有大量电视剧与广播剧。这个数量的确是惊人的。
　　1966年伯格曼辞去皇家剧院院长之职，理由之一是想更多地投入到电影创作中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电影领域的成就，比起他对戏剧的贡献来，还要大得多。他的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国际声望，并且一下子跻身世界一流电影导演行列，甚至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电影史的面貌和电影媒介本身在众多艺术媒介中的地位。
　　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伯格曼几乎包揽了世界电影界的几乎所有重要奖项，奖牌的数量也一直随着他的年龄而增长。1983年，当以不可思议的创造力面世的《芬妮与亚历山大》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伯格曼宣布息影，不再涉足电影界。许多人认为那时已经65岁的他一定就此退休了。但是，他只是从电影界退居到电视剧的领域，并且重返舞台剧领域罢了。打那以后，他一直生活在僻静的法罗岛上，过着更为隐居式的生活。然而，他的多产却依然如故。即使在80高龄以后，他还每年为瑞典皇家剧院执导两部戏剧。
　　1985年3月，伯格曼魔术般地染指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在那里上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从而将剧院从艺术与经济的双重泥潭中挽救出来，使它重新恢复了生机。不可思议的是，他仍然像个初次执导的青年导演那样谦逊，甚至羞怯。在开幕日当晚，他独自一人在斯德哥尔摩街头游荡，当他返回剧院时，演出刚临近尾声。他在李尔王的扮演者卡尔·库勒的催促下，走到台上。观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伯格曼的谢幕至少达10次之多。
　　1996年1月，伯格曼又宣布从舞台退隐。这样，就只剩下他的最后一个领域了:电视。次年，电视剧《在小丑面前》播出。戛纳电影节一反常态，居然在这个世界顶级的电影节上上映一部“电视片”！由此可见电影界对伯格曼的顶礼膜拜。
　　如今，89岁高龄的大师在法罗岛悄然去世，留给电影界和世人的，除了他那些长达数页的电影名单，还有长久挥之不去的遗憾。唯有再看他的作品，才能再寻大师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