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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既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能力。在党员干部的为政能力中，政德是最重要的能力。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主基调”。中国自古以来都把官德作为为官从政、立身做人的规范和标准，官德与政德之义基本相同。早在夏朝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思想。西周以“六德”与“六行”作为选吏的法定标准。秦简《为吏之道》记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汉代的“四科取士”，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清代的“四格八法”等等，皆把官德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就传统官德的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以德配位、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廉勤勉、修身正己等要求，尽管其中存有君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官僚利益高于民众利益等局限性和弊端，但其中一些精华元素对当下进一步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仍有积极作用。可见，政德不单纯只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也是具化的行为规范，有其丰富内涵和文化因子。翻阅中华民族的华丽史册，尽管历史更替，时代变迁，但官德作为历朝历代所强调的为官从政规范和标准这一“主基调”一直没变。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生命线”。能力因其属性和内涵，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诸多类别，如一般的、特殊的，显性的、隐性的，认识的、操作的，等等。在各种能力中，最直观的是显性能力，也常常被用作评判一个人能力强弱的度量尺。比如，時下每每谈到某人能力如何，人们常以是否“会说、擅写、能干”而概括之，而往往忽略了忠诚、干净、担当、奉献、自律等政德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于党员干部而言，“会说、擅写、能干”是最直观、最显现的能力之一。只不过相对于这些显性能力，政德能力则显得较为内敛、隐性罢了。故简单地取显性能力强弱作为评判一个人能力强弱的标准，太过片面。“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被历史所铭记的无数不朽名臣，几乎都才高八斗，但更多的是他们出众的官德渲染了历史，而被载入史册，受到后人敬仰。譬如历史上，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的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千秋楷模，怒发冲冠、所向披靡的岳飞以“纯正不曲，精忠报国”而名留青史，聪颖好学、判案如神的包拯以“清廉正直，铁面无私”而为世楷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贯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培养造就了无数典范，譬如被群众所敬仰和铭记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农民群众的贴心人”沈浩等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一把好手，更是以崇高的德行折服了世人，用实际行动诠释政德、践行政德，照耀着一往无前的光明之路。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风向标”。“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远溯历史，笔者对汉太祖刘邦的用人之道感触颇深。其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不如张良，抚百姓供粮草不如萧何，领兵百战百胜不如韩信。但他极善用贤，张良、韩信、萧何等一大批贤能之士甘心追随，一道讨暴秦，诛强楚，统天下，建大汉。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古以来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正所谓官风正则民风纯，官德优则政治生态优。随着历史不断推演和进步，政德的这种主导地位愈加突显，“一把手”勤政廉政能带好一批干部，“一把手”慵懒腐败会带坏一批干部，一个地区党员干部的政德优劣可以影响甚至决定这个地区政治生态乃至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领导干部喜欢听好话，反感不同的意见、拒绝批评的声音，那么浮夸风必然盛行；如果领导干部喜欢搞山头、筑圈子，那么任人为亲必然盛行；如果领导干部喜欢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那么贪污腐败必然盛行。譬如，陈安众主政江西省萍乡市时，带出了当地“玩风很盛”的干部作风；陈明宪在湖南省交通厅带出了该系统“豪赌成风”的干部作风；陈思隆主政四川巴中市巴州区期间，带出了当地“红包风”的干部作风……这些歪风邪气的形成，尽管成因颇多，但主要原因正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政德低劣所致。透视自古“为政以德”“以德为先”的恒定和延续，蕴含着深厚的官德文化，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强大的历史文化魅力和浓厚的人文情怀。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放大镜”。政德具有放大效应，就好比政德是“指数”，其他为政能力是“底数”，政绩是“幂”。政德佳，其他为政能力强，定然能够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有序，群众安居乐业，政绩突出，造福一方，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反之，若政德低劣，其他为政能力平平，尚不足惧，而犹惧政德低劣，其他为政能力亦强之人。因其与党离心离德，与群众意愿背道而驰，能力越强，危害越大，甚至祸国秧民，具有毁灭性。正所谓“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翻阅历史，远有晋国大夫智宣子，错误地选择了多才少德的智伯为继承人，导致智氏家族遭受灭族之祸；再有“窃弄国柄，荼毒生民”的赵高，“结纳私党，忘仇斁伦”的秦桧，“欺上瞒下、贪黩无厌”的和珅等奸恶之臣，祸国殃民，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已成为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一贯方针和基本原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只有党员领导干部首先具备这一项重要能力，才能构筑起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丽日惠风的政治环境。
（作者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处长）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主基调”。中国自古以来都把官德作为为官从政、立身做人的规范和标准，官德与政德之义基本相同。早在夏朝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思想。西周以“六德”与“六行”作为选吏的法定标准。秦简《为吏之道》记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汉代的“四科取士”，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清代的“四格八法”等等，皆把官德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就传统官德的内涵而言，主要包括以德配位、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廉勤勉、修身正己等要求，尽管其中存有君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官僚利益高于民众利益等局限性和弊端，但其中一些精华元素对当下进一步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仍有积极作用。可见，政德不单纯只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也是具化的行为规范，有其丰富内涵和文化因子。翻阅中华民族的华丽史册，尽管历史更替，时代变迁，但官德作为历朝历代所强调的为官从政规范和标准这一“主基调”一直没变。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生命线”。能力因其属性和内涵，根据不同标准，可分为诸多类别，如一般的、特殊的，显性的、隐性的，认识的、操作的，等等。在各种能力中，最直观的是显性能力，也常常被用作评判一个人能力强弱的度量尺。比如，時下每每谈到某人能力如何，人们常以是否“会说、擅写、能干”而概括之，而往往忽略了忠诚、干净、担当、奉献、自律等政德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于党员干部而言，“会说、擅写、能干”是最直观、最显现的能力之一。只不过相对于这些显性能力，政德能力则显得较为内敛、隐性罢了。故简单地取显性能力强弱作为评判一个人能力强弱的标准，太过片面。“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被历史所铭记的无数不朽名臣，几乎都才高八斗，但更多的是他们出众的官德渲染了历史，而被载入史册，受到后人敬仰。譬如历史上，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的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千秋楷模，怒发冲冠、所向披靡的岳飞以“纯正不曲，精忠报国”而名留青史，聪颖好学、判案如神的包拯以“清廉正直，铁面无私”而为世楷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贯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培养造就了无数典范，譬如被群众所敬仰和铭记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农民群众的贴心人”沈浩等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一把好手，更是以崇高的德行折服了世人，用实际行动诠释政德、践行政德，照耀着一往无前的光明之路。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风向标”。“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远溯历史，笔者对汉太祖刘邦的用人之道感触颇深。其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不如张良，抚百姓供粮草不如萧何，领兵百战百胜不如韩信。但他极善用贤，张良、韩信、萧何等一大批贤能之士甘心追随，一道讨暴秦，诛强楚，统天下，建大汉。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古以来官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正所谓官风正则民风纯，官德优则政治生态优。随着历史不断推演和进步，政德的这种主导地位愈加突显，“一把手”勤政廉政能带好一批干部，“一把手”慵懒腐败会带坏一批干部，一个地区党员干部的政德优劣可以影响甚至决定这个地区政治生态乃至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领导干部喜欢听好话，反感不同的意见、拒绝批评的声音，那么浮夸风必然盛行；如果领导干部喜欢搞山头、筑圈子，那么任人为亲必然盛行；如果领导干部喜欢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那么贪污腐败必然盛行。譬如，陈安众主政江西省萍乡市时，带出了当地“玩风很盛”的干部作风；陈明宪在湖南省交通厅带出了该系统“豪赌成风”的干部作风；陈思隆主政四川巴中市巴州区期间，带出了当地“红包风”的干部作风……这些歪风邪气的形成，尽管成因颇多，但主要原因正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政德低劣所致。透视自古“为政以德”“以德为先”的恒定和延续，蕴含着深厚的官德文化，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强大的历史文化魅力和浓厚的人文情怀。
政德是为政能力的“放大镜”。政德具有放大效应，就好比政德是“指数”，其他为政能力是“底数”，政绩是“幂”。政德佳，其他为政能力强，定然能够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有序，群众安居乐业，政绩突出，造福一方，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反之，若政德低劣，其他为政能力平平，尚不足惧，而犹惧政德低劣，其他为政能力亦强之人。因其与党离心离德，与群众意愿背道而驰，能力越强，危害越大，甚至祸国秧民，具有毁灭性。正所谓“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翻阅历史，远有晋国大夫智宣子，错误地选择了多才少德的智伯为继承人，导致智氏家族遭受灭族之祸；再有“窃弄国柄，荼毒生民”的赵高，“结纳私党，忘仇斁伦”的秦桧，“欺上瞒下、贪黩无厌”的和珅等奸恶之臣，祸国殃民，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已成为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一贯方针和基本原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只有党员领导干部首先具备这一项重要能力，才能构筑起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丽日惠风的政治环境。
（作者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