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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奇,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闻名遐迩的学者,是鲁迅与郭沫若的好朋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写出了具有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的短篇小说《最初之课》,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26年郑伯奇回国后,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的工作,曾试图把鲁迅、郭沫若这两位伟大作家联合起来合办一个文艺刊物,向黑暗势力反攻。虽经双方同意,后因故未成事实。这期间,他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上海艺术剧社社长,发表了小说《宽城子大将》,剧作《抗争》、《牺牲》和电影剧本《时代的女儿》、《泰山鸿毛》、《盐湖》、《到西北去》等作品。受鲁迅委托,他筹备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他还参加过“左翼戏剧家联盟”、“自由大同盟”等团体,主编了《文艺生活》、《新小说》等刊物。抗战中郑伯奇回到西安,编辑了《救亡》周刊和《每周文艺》。由于其影响和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西北文联”和“陕西省文联”的副主席,并负责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领导工作。
我和郑伯奇是在1959年9月认识的。那时我正在西安读书,偶然写了一篇《评“文学的基本知识”》的文章,慕名寄给了郑老,没想到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并约我晤面。到作协后,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那时他已60岁开外,文质彬彬,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和《延河》编辑部的同志一道研究我的文章,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以后我每次写的文章都寄给他,他总是精批细改,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的一些作品在《人民文学》和《光明日报》发表后,他更是鼓励有加,嘱咐我戒骄戒躁,更上一层楼。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文革”中他对我的一次谈话,虽经数十年,我仍时时在心,刻刻不忘。
1968年7月,我到西安拜访郑老。那时,郑伯奇和许多30年代的老作家一样,惨遭迫害,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等,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即使这样,当我到西安甜水井11号郑宅时,郑老还是把我迎进客厅,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欢迎!欢迎来看老朽。”我赶忙说:“先生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岂敢有忘!”说到“文革”,先生说:“还是少说为佳,保持沉默吧!”当我告诉他天津一家出版社在《鲁迅杂文选》上关于郑伯奇的一条注释中诬陷他曾恶毒攻击鲁迅时,先生只是淡淡地说:“还是随遇而安,保持沉默为好。”“怎么还保持沉默?岂不等于自己默认。”先生说:“近观世态动向,转觉沉默为佳,因为原书编释者的态度既属抹煞有关人物,自己跳出来表白,未免愚蠢可笑。”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老知识分子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心情是多么沉重,欲言犹止,悲愤填膺。他还告诉我:“一位哲人说过,‘无声的太阳,是用自己的光辉来讲话;平静的大海,是用广阔无边来显示;沉默的高山,是用巍峨壮观来表达;辽阔的蓝天,从不大呼小叫,但它的高远却无法可测;广袤的大地,虽然寂静无声,但其深厚博大却是众所周知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学问、是聪明人的魅力所在。在沉默中镇定,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战斗,在沉默中取胜……鲁迅就多次提到过沉默,‘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他的名言。周总理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样,他很注意审时度势,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所以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听说连毛主席都佩服他。”当我谈到一些人说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等等时,先生愤慨地说:“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一些政治骗子的言论。这伙骗子之所以如此叫嚣,就是要使人民成为无知的阿斗、痴呆的木偶、学舌的鹦鹉,跟着他们的指挥棒人云亦云,任其摆布,任其凌辱。当然现在还不能说他们不对,因为正是‘造反有理’的年代。如果和那些蛊惑人心的混蛋斗,必然反受其害。我相信到一定时候,党中央、毛主席会出来说话的,历史会给人民一个公道的。你现在无事,做一个运动中的逍遥派吧!抓紧时间读点书,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搞文学的一定要做到:做人堂堂正正,办事踏踏实实,待人诚诚恳恳。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易,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不错了。记得明朝一位叫夏完淳的诗人,虽只活了16岁,但留下了‘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14个字,说得多好啊,愿赠送给你,以作共勉。”当我提到刘少奇遭遇到迫害时,先生说:“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不能保护自己:一部人民制定的宪法不起作用,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对人民的蔑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了郑老的教诲,我如沐春风,如饮甘霖,心情无比舒畅,更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的春天来到了,郑老用他的笔,写出了回忆创造社的史料,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的空白。他没有忘记我这个年轻人,邀我去西安做客。正当我动身前往时,却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我深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无限悲痛,郑老虽然离我们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我和郑伯奇是在1959年9月认识的。那时我正在西安读书,偶然写了一篇《评“文学的基本知识”》的文章,慕名寄给了郑老,没想到先生立即给我回信,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并约我晤面。到作协后,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那时他已60岁开外,文质彬彬,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和《延河》编辑部的同志一道研究我的文章,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以后我每次写的文章都寄给他,他总是精批细改,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我的一些作品在《人民文学》和《光明日报》发表后,他更是鼓励有加,嘱咐我戒骄戒躁,更上一层楼。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文革”中他对我的一次谈话,虽经数十年,我仍时时在心,刻刻不忘。
1968年7月,我到西安拜访郑老。那时,郑伯奇和许多30年代的老作家一样,惨遭迫害,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等,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即使这样,当我到西安甜水井11号郑宅时,郑老还是把我迎进客厅,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欢迎!欢迎来看老朽。”我赶忙说:“先生对我的大恩大德,我岂敢有忘!”说到“文革”,先生说:“还是少说为佳,保持沉默吧!”当我告诉他天津一家出版社在《鲁迅杂文选》上关于郑伯奇的一条注释中诬陷他曾恶毒攻击鲁迅时,先生只是淡淡地说:“还是随遇而安,保持沉默为好。”“怎么还保持沉默?岂不等于自己默认。”先生说:“近观世态动向,转觉沉默为佳,因为原书编释者的态度既属抹煞有关人物,自己跳出来表白,未免愚蠢可笑。”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老知识分子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心情是多么沉重,欲言犹止,悲愤填膺。他还告诉我:“一位哲人说过,‘无声的太阳,是用自己的光辉来讲话;平静的大海,是用广阔无边来显示;沉默的高山,是用巍峨壮观来表达;辽阔的蓝天,从不大呼小叫,但它的高远却无法可测;广袤的大地,虽然寂静无声,但其深厚博大却是众所周知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学问、是聪明人的魅力所在。在沉默中镇定,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战斗,在沉默中取胜……鲁迅就多次提到过沉默,‘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他的名言。周总理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样,他很注意审时度势,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所以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同志。听说连毛主席都佩服他。”当我谈到一些人说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等等时,先生愤慨地说:“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一些政治骗子的言论。这伙骗子之所以如此叫嚣,就是要使人民成为无知的阿斗、痴呆的木偶、学舌的鹦鹉,跟着他们的指挥棒人云亦云,任其摆布,任其凌辱。当然现在还不能说他们不对,因为正是‘造反有理’的年代。如果和那些蛊惑人心的混蛋斗,必然反受其害。我相信到一定时候,党中央、毛主席会出来说话的,历史会给人民一个公道的。你现在无事,做一个运动中的逍遥派吧!抓紧时间读点书,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搞文学的一定要做到:做人堂堂正正,办事踏踏实实,待人诚诚恳恳。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易,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不错了。记得明朝一位叫夏完淳的诗人,虽只活了16岁,但留下了‘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14个字,说得多好啊,愿赠送给你,以作共勉。”当我提到刘少奇遭遇到迫害时,先生说:“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不能保护自己:一部人民制定的宪法不起作用,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对人民的蔑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了郑老的教诲,我如沐春风,如饮甘霖,心情无比舒畅,更加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的春天来到了,郑老用他的笔,写出了回忆创造社的史料,填补了现代文学史的空白。他没有忘记我这个年轻人,邀我去西安做客。正当我动身前往时,却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我深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无限悲痛,郑老虽然离我们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高风亮节,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