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奇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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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一直都很微妙,起落波折不断,小心翼翼前行。但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一个特殊事件,曾神秘有效地启动了两岸关系非同一般的春回渐暖走势。1986年摄制的极具史诗般主题和油画般色彩气势恢宏的纪实性影片《血战台儿庄》,不仅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对改变海峡两岸的交往和沟通态势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蒋经国观看《血战台儿庄》后,为其触动,主动拉开了两岸公开互动的序幕。
  
  周恩来提议拍“台儿庄大捷”
  
  1938年1月,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开始强渡淮河。中国守军一次次奋起发动了阻击战和保卫战。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孤军进攻台儿庄,大战打响。近半个月的战斗由守城战发展为巷战,日军一度占领台儿庄三分之二的土地。4月5日,汤恩伯部挥师南下,与第二集团军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日军溃败,中国军队全线反击,激战至4月7日取得彻底胜利。对于眼睁睁看着大片国土沦丧的中国军民,台儿庄大捷犹如胜利在望的号角,尽管此时抗战才刚刚开始。李宗仁曾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精神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墙颓壁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第一快事。”
  据电影《血战台儿庄》当年拍摄的具体组织者、著名电影编导、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介绍,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宴会时,周恩来特地给电影界的同志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拍摄台儿庄大捷的事情不得不束之高阁。1982年,成荫对来自广西电影制片厂正在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说起这件事。因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属于国民党桂系。所以成荫希望陈敦德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拍摄“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可是,成荫不久突然辞世,遗愿未能实现。1985年就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陈敦德接过重担,并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老主席韦纯束及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但在当时的电影界,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很难完成这样一部战争大片,陈敦德就北上请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杨光远执导。
  两人一拍即合,杨光远还向陈敦德推荐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在《八一电影》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但该剧原作是以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为原型,根据成荫生前所述的周恩来的嘱托,结合改革开放形势及广西的情况,陈敦德决定重新创作,将田军利和费林军请到广西,提出让他们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为主线。并得到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当年参战的黄埔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将军的热情协助,李宗仁原秘书程思远也出任顾问给予积极指导。
  这样,《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经过多方研讨,在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摄制,影片上映。一时间震动海内外,不仅获得了“金鸡奖”的数项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李宗仁之子看片不到10分钟就热泪长流
  
  1985年夏末,李宗仁将军的唯一儿子李幼邻在美国得知中国大陆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
  飞机一落地,李幼邻就向来机场迎接他的陈敦德说:“我先不去宾馆,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
  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拗不过李幼邻的执着和迫切,陈敦德只好请示国家电影局的领导。
  在得到同意之后,李幼邻观看了《血战台儿庄》的“台词双片”(即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毛片)。看了不到10分钟,李幼邻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
  
  蒋经国观片后感慨地表示,对大陆的政策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1986年4月, 《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
  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形象出现在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铭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飞去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据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
  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这样,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
  台湾方面收到拷贝之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就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央全体常委人员观看。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不无感慨地说:“从这个影片看来,第一,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第二,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近40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大陆与台湾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程思远先生在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电影《血战台儿庄》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人们始料不及、甚为空前的。
  1987年春夏之交,时值卢沟桥事变50周年,全国开展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血战台儿庄》影片正是生逢其时,在内地广为公映。史诗般的主题。油画般的色彩,纪实性风格,成为这部影片的最大亮点。一时万民争看,轰动全国。而影片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则是拍摄者远远预料不到的。
  影片公映后,导演杨光远去加拿大访问,碰见一个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 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还有一次,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举行座谈,突然有两个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他们是专程前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得几乎要给他下跪。主要原因在于,池峰城因为后来打过内战,没有得到积极的评价,而在这部影片中他被刻画为英雄。
  影片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影片,《血战台儿庄》中华夏儿女全民抗战的鲜明主题和对国民党抗日的客观评价,使得这部影片必将在中国抗战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著名影评人陈宝光在点评影片的人物塑造时说:对蒋介石没有丑化,而是依据抗战初期的历史把握住了“抗日将领”的基调——他有偏袒嫡系的小心眼儿,但也有阻止日军猖狂攻势的决心和气魄,甚至在王铭章的遗像前潸然落泪。塑造台儿庄会战总指挥李宗仁,成功地刻画了他临危不乱、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比如,举荐、激将张自忠反映出他的知人之智,收留谁也不要的川军说明他的容人雅量,明知韩复榘凶多吉少却故意装糊涂透露出他的老于世故,委婉地请求蒋介石不要越俎代庖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
  这种种反响是杨光远始料不及的。杨光远说:“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了解到“国军”抗日真相
  
  《血战台儿庄》上映后,海内外华人给予了普遍赞誉。白崇禧将军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于1995年7月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长文论述抗日战争和徐州大会战,文中也专门谈到“《血战台儿庄》影片肯定国(民党)军将领贡献”。
  白先勇在文章中说:“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但因为蒋中正氏与广西将领李、白之间的矛盾,尤其1965年李宗仁返回中国大陆,台湾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史台儿庄大捷这一章,一向低调处理,台湾媒体对淞沪战争等役都曾大肆宣扬,反而对抗战中最重要的一役台儿庄会战则有意忽略,因为这一仗是李宗仁指挥得胜的。大肆赞扬李宗仁,国府立场尴尬……80年代后,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1987年(应为1986年——笔者注)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民党)军将领抗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民党)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民党)军将士英勇牺牲的形象。”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20多年前,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所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起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也为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找到一个共同的话语,那就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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