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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待在农村，而要选择外出务工？通过对一个村庄的农民外出务工情况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的外出务工是农村社会和文化及其变化的结果。造成今天农民普遍化的外出务工，与中国当今农村社会文化的改变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农村的社会文化及其变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经历了解放后国家力量的洗礼之后，农村的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冲击下，更加显得脆弱不堪。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外出成为农民寻找新的表达空间和方式，其结果便导致了今天农民外出务工的普遍化情形。
关键词：农民工；外出原因；文化解释
一、前言
农民工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农民工，指凡是目前依旧保留农民身份即农业人口户籍性质的，被企事业单位招用从事二、三产业劳务，主要依靠劳务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是指异地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494）。关于中国农民工，近来是社会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因为其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意义深远。
二、文献回顾
对于中国农民工外出原因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
1、经济学视角
借鉴列文斯坦(E. G. Ravenstein) 在19 世纪末提出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之所以迁移，是因为人们通过搬迁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于是，在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则是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结果（孙立平，2004）。
因此，农民工的外出主要是来自经济上的思考，核心问题便是经济收入的驱动力，即农民工外出行为在“城市收入高”的拉力和“农村收入低”的驱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李强，2004)。
2、社会学角度
有些学者指出，农民如果想突破制度阻碍和结构屏障，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中上层，那么，对他们来说，家庭出身背景、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资历的积累、受雇于好单位等因素——现在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常规社会流动路径，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是个人的勤奋努力、社会网络、机遇、冒险、大胆、钻制度的空子等非常规因素（李培林、李炜，2007）。所以，不应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仅看作是在空间上的流动，而应当将其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因此，农民进入城市的具体方式是这种社会流动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孙立平，2004）。
还有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外出行为，中国的乡土社会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其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周晓虹，1998）。其实务工动机的变化除了受到年龄、婚姻状况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整个社区观念环境的影响。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田野实地调查的结果，分析农民外出务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希望能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建设有一定的启发。
三、田野资料
3.1 田野点介绍
本文的调查点是安徽省枞阳县一个名叫展望村的地方。枞阳县位于安徽省西部的长江北岸，历史悠久，西周时为宗子国；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县；晋代陶侃曾任枞阳令。1951年更名为湖东县，1955年7月1日，又改名为枞阳县，隶属于安庆地区；1988年9月起，隶属于安庆市（《枞阳县志》，1998）。
展望村位于县的东南圩区，这里作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地，主要的农作物为水稻、棉花和油菜，在沙土含量较多的田地里，也会种植花生和马铃薯，玉米的播种面积很小，一般集中在地势较高的坡地。现有六个生产队组成，笔者调查的资料主要来自其中的圩湾队，该队有住户41家，总人口为159人。
3.2 农民外出务工的现状
在笔者的调查中，外出务工现今已经成为这个地方农民的普遍做法，很多家庭中都出现了有几个成员同时外出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共41户家庭中，有39户家庭的成员，共计90人选择了外出务工，没有外出务工的67人中，因为年龄偏大或疾病等原因不适宜外出务工有28人，还有41人是小孩或是尚处于读书阶段的学生。外出务工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56%。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和学业的结束，这一比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外出务工的人基本上是男性居多，已婚的女性作为农业的主要劳力，每年到农忙时节，男人一般会从务工地回家，帮助妻子收割早稻和播种晚稻秧苗，共同度过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双抢”。但90年代中期以后，展望村外出务工的女性的逐渐增加，从目前统计的数据看，基本占到外出务工总人数的50%左右。同时，年轻的一辈对外出务工的选择更加“热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很多人是常年待在外地务工，过年才回家住一阵子，平日在村里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
另外，从外出务工的地域来看，主要以到江浙、上海等地务工的人数最多，尤其是苏州和常州两地，其中苏州一地便有23人，这与地理位置上的相邻以及长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相对发达有关。另外一部分民工是“离土不离乡”，他们在县城的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工作，其中，这样的民工有11人，在镇轮船维修厂工作的有8人，到县城里务工的有3人，这种情形在整个外出务工者中占少数。
四、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探讨
4.1贫困与尊严
尊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往往会用面子一词来概括，它代表受人们重视的一种声誉，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或是个人努力、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便成为一件和个人及其家庭尊严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黄光国、胡先缙等，2004:16）。所以，因贫困而失去尊严和面子，是许多中国人都想极力避免的事情。
人们对贫困的定义和标准，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其内涵也在发生着改变。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商品化所带来的冲击，在现今的村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村里的家庭现在兴起了一股房屋装修和家电购买的热潮，这些都成为家庭的“必须品”，在访谈中，很多人的理由是“人家都买了，我家没有怎么行？”人们往往注重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在象征的意义。商品的消费也是社会地位生产的过程，在特定的情景中，商品就可能脱离商品状态而获得一种象征性意义。
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和农民在维持自身尊严的压力在逐渐增加。随着外出人数和收入的增多，贫困的衡量尺度也在节节攀升，而且变化的频率很快。所以，要想避免陷入丧失生活尊严的处境中，一个家庭中有更多的人外出找钱以提供经济上的支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是在贫困与尊严的社会文化压力下的必然结果。贫困是一个文化上的指标，对于一个努力生活以避免跌入低层或被边缘化的家户来说，维持一个公认的有尊严的生活是其努力的目标，为此他们可以投入更多的家庭成员进入外出务工的行列。从这一层面上，贫困的意义在于缺少当地文化所认定的“生活必需品”（M.费瑟斯通，2000）。
4.2 农村社会网络的淡化
农民将他们的关系网络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对他们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关系是法国人类学家莫斯所说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它为个人提供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阎云翔，2000）。如今这种关系网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渗透和现代传媒的侵蚀，破坏了村庄本身的共同体意识。农民日益被整个社会所吞噬，越来越认同与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村庄的世界，相应的是脱离村庄对自己的控制。农民之间的联系急剧减弱，村庄共同体的意识解体迅速”（贺雪峰，2007：47）。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村内关系大量为商品关系所侵蚀，以前的村内关系充满温情脉脉的色彩，互助、帮工、伴工是主要的特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村内关系都商品化了，农村家庭之间原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乐天，2005：376）。
在市场化经济大潮推动下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下，赚钱的能力被人们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那些外出务工很快赚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农民，在村里常被周围的人称作“能人”或是“有本事的人”。当村庄的公共舆论被财富的内容所决定时，村庄事件和节庆的必然会发生改变，日益不能引起农民心灵上的反应和感情上的共鸣。村庄意识和村民的联系逐渐降低，其后果是人际交往越来越被弱化了。传统的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文化与活动，要么被现代社会宣传为愚昧、落后，要么被市场经济所吞噬（贺雪峰，2007）。
4.3家庭结构的变迁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不仅限于生育的功能；同时由家庭延伸而出的家族，担负着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复杂的作用（费孝通，2003：34）。解放后党政权力机构渗透到每一个自然村，直至每家每户。同时，国家政权组织更横向伸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在这方面，封建王朝要求的基本上只是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而党政体制则通过革命改组社会，通过计划经济控制贸易和生产，并通过党组织控制意识形态（黄宗智，2006：321）。而作为农民私人的家庭生活领域，从解放后到家庭责任制实行的这段时间中，国家的干预同样是空前的（阎云翔，2006:176）。
改革带来的乡村经济格局的改变动摇了村内家庭保持稳定的基础，引起了农民家庭的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家庭成员的职业和部分家庭居住地，二是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代沟的加深也使家庭中老人的生活发生了问题。与以前相比，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老年人更容易“落伍”，他们与年轻人更缺乏共同语言。一些识时务的老人提出了“多吃饭，少管事”的生活态度，少数老人干脆主动选择与已婚的子女分灶吃饭（张乐天，2005:209）。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家的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这一系列因素在支持着孝道的推行，在50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有这些机制都受到极大的冲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最终埋葬了孝道，而当代农村青年已经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赡养老人的问题（阎云翔，2006：208）。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产生的直接结果，便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对自我的关注日趋明显，核心家庭的数量和重要性日渐增加，外出务工成为核心家庭建立和生存的基础。
4.4个体主义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力量的触角从每家每户向上抽回，今天生产队干部的权力，只剩下集体经济时代的一枝半叶。同时，自由市场经济和农民家庭决策的部分恢复，也显示了国家权力的横向收缩。同时，农村的生活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以前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家庭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生活失去了国家的全面指导，又与以前的家庭历史相脱节，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现在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而解放前的家族关系和解放后的集体组织都大大萎缩了（黄宗智，2006：322）。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村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村落和家庭关系经过国家的变革和影响以后，其力量已经削弱了很多，而随着新的市场经济逻辑和消费因素的倾入，更加显得脆弱不堪，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环境下，对自我权利的关注成为许多年轻人普遍的价值观。重视个人的意识在部分农民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农民中却表现为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主义（张乐天，2005:282）。
务农经历的相对缺失和外出到城市务工成为现今年轻农民普遍的生活情形，而这种生活方式与上一辈农民是有着很大不同，导致了两代农民工对农村有着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情。生活经历的变化产生了价值观的改变。 在很多年轻农民的观念中，农村的生活不仅逐渐变得乏味无趣，与他们外出所经历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很多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远离农村，城市成为他们寻找新的表达空间和方式。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国家的改造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原来的许多标准和评判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
五、结论
通过对农民工外出的分析，我们看到，农村的社会文化在国家的改造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原有的乡村文化逻辑还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外出务工农民的逐渐增多，它几乎都被打上了商品化的烙印，其意义已是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下转第78页)
关键词：农民工；外出原因；文化解释
一、前言
农民工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农民工，指凡是目前依旧保留农民身份即农业人口户籍性质的，被企事业单位招用从事二、三产业劳务，主要依靠劳务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是指异地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494）。关于中国农民工，近来是社会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因为其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发展意义深远。
二、文献回顾
对于中国农民工外出原因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
1、经济学视角
借鉴列文斯坦(E. G. Ravenstein) 在19 世纪末提出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之所以迁移，是因为人们通过搬迁可以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于是，在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则是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结果（孙立平，2004）。
因此，农民工的外出主要是来自经济上的思考，核心问题便是经济收入的驱动力，即农民工外出行为在“城市收入高”的拉力和“农村收入低”的驱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李强，2004)。
2、社会学角度
有些学者指出，农民如果想突破制度阻碍和结构屏障，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中上层，那么，对他们来说，家庭出身背景、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资历的积累、受雇于好单位等因素——现在制度安排所设置的常规社会流动路径，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是个人的勤奋努力、社会网络、机遇、冒险、大胆、钻制度的空子等非常规因素（李培林、李炜，2007）。所以，不应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仅看作是在空间上的流动，而应当将其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因此，农民进入城市的具体方式是这种社会流动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孙立平，2004）。
还有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外出行为，中国的乡土社会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其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周晓虹，1998）。其实务工动机的变化除了受到年龄、婚姻状况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整个社区观念环境的影响。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田野实地调查的结果，分析农民外出务工的社会文化因素，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希望能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建设有一定的启发。
三、田野资料
3.1 田野点介绍
本文的调查点是安徽省枞阳县一个名叫展望村的地方。枞阳县位于安徽省西部的长江北岸，历史悠久，西周时为宗子国；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县；晋代陶侃曾任枞阳令。1951年更名为湖东县，1955年7月1日，又改名为枞阳县，隶属于安庆地区；1988年9月起，隶属于安庆市（《枞阳县志》，1998）。
展望村位于县的东南圩区，这里作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地，主要的农作物为水稻、棉花和油菜，在沙土含量较多的田地里，也会种植花生和马铃薯，玉米的播种面积很小，一般集中在地势较高的坡地。现有六个生产队组成，笔者调查的资料主要来自其中的圩湾队，该队有住户41家，总人口为159人。
3.2 农民外出务工的现状
在笔者的调查中，外出务工现今已经成为这个地方农民的普遍做法，很多家庭中都出现了有几个成员同时外出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共41户家庭中，有39户家庭的成员，共计90人选择了外出务工，没有外出务工的67人中，因为年龄偏大或疾病等原因不适宜外出务工有28人，还有41人是小孩或是尚处于读书阶段的学生。外出务工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56%。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和学业的结束，这一比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外出务工的人基本上是男性居多，已婚的女性作为农业的主要劳力，每年到农忙时节，男人一般会从务工地回家，帮助妻子收割早稻和播种晚稻秧苗，共同度过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双抢”。但90年代中期以后，展望村外出务工的女性的逐渐增加，从目前统计的数据看，基本占到外出务工总人数的50%左右。同时，年轻的一辈对外出务工的选择更加“热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很多人是常年待在外地务工，过年才回家住一阵子，平日在村里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
另外，从外出务工的地域来看，主要以到江浙、上海等地务工的人数最多，尤其是苏州和常州两地，其中苏州一地便有23人，这与地理位置上的相邻以及长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相对发达有关。另外一部分民工是“离土不离乡”，他们在县城的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工作，其中，这样的民工有11人，在镇轮船维修厂工作的有8人，到县城里务工的有3人，这种情形在整个外出务工者中占少数。
四、农民外出务工的原因探讨
4.1贫困与尊严
尊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往往会用面子一词来概括，它代表受人们重视的一种声誉，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或是个人努力、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便成为一件和个人及其家庭尊严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黄光国、胡先缙等，2004:16）。所以，因贫困而失去尊严和面子，是许多中国人都想极力避免的事情。
人们对贫困的定义和标准，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其内涵也在发生着改变。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商品化所带来的冲击，在现今的村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村里的家庭现在兴起了一股房屋装修和家电购买的热潮，这些都成为家庭的“必须品”，在访谈中，很多人的理由是“人家都买了，我家没有怎么行？”人们往往注重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在象征的意义。商品的消费也是社会地位生产的过程，在特定的情景中，商品就可能脱离商品状态而获得一种象征性意义。
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和农民在维持自身尊严的压力在逐渐增加。随着外出人数和收入的增多，贫困的衡量尺度也在节节攀升，而且变化的频率很快。所以，要想避免陷入丧失生活尊严的处境中，一个家庭中有更多的人外出找钱以提供经济上的支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是在贫困与尊严的社会文化压力下的必然结果。贫困是一个文化上的指标，对于一个努力生活以避免跌入低层或被边缘化的家户来说，维持一个公认的有尊严的生活是其努力的目标，为此他们可以投入更多的家庭成员进入外出务工的行列。从这一层面上，贫困的意义在于缺少当地文化所认定的“生活必需品”（M.费瑟斯通，2000）。
4.2 农村社会网络的淡化
农民将他们的关系网络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对他们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中，关系是法国人类学家莫斯所说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它为个人提供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阎云翔，2000）。如今这种关系网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渗透和现代传媒的侵蚀，破坏了村庄本身的共同体意识。农民日益被整个社会所吞噬，越来越认同与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村庄的世界，相应的是脱离村庄对自己的控制。农民之间的联系急剧减弱，村庄共同体的意识解体迅速”（贺雪峰，2007：47）。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村内关系大量为商品关系所侵蚀，以前的村内关系充满温情脉脉的色彩，互助、帮工、伴工是主要的特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村内关系都商品化了，农村家庭之间原有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乐天，2005：376）。
在市场化经济大潮推动下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下，赚钱的能力被人们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那些外出务工很快赚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农民，在村里常被周围的人称作“能人”或是“有本事的人”。当村庄的公共舆论被财富的内容所决定时，村庄事件和节庆的必然会发生改变，日益不能引起农民心灵上的反应和感情上的共鸣。村庄意识和村民的联系逐渐降低，其后果是人际交往越来越被弱化了。传统的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文化与活动，要么被现代社会宣传为愚昧、落后，要么被市场经济所吞噬（贺雪峰，2007）。
4.3家庭结构的变迁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不仅限于生育的功能；同时由家庭延伸而出的家族，担负着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复杂的作用（费孝通，2003：34）。解放后党政权力机构渗透到每一个自然村，直至每家每户。同时，国家政权组织更横向伸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在这方面，封建王朝要求的基本上只是征税和维持治安的权力，而党政体制则通过革命改组社会，通过计划经济控制贸易和生产，并通过党组织控制意识形态（黄宗智，2006：321）。而作为农民私人的家庭生活领域，从解放后到家庭责任制实行的这段时间中，国家的干预同样是空前的（阎云翔，2006:176）。
改革带来的乡村经济格局的改变动摇了村内家庭保持稳定的基础，引起了农民家庭的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家庭成员的职业和部分家庭居住地，二是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代沟的加深也使家庭中老人的生活发生了问题。与以前相比，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老年人更容易“落伍”，他们与年轻人更缺乏共同语言。一些识时务的老人提出了“多吃饭，少管事”的生活态度，少数老人干脆主动选择与已婚的子女分灶吃饭（张乐天，2005:209）。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家的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这一系列因素在支持着孝道的推行，在50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有这些机制都受到极大的冲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最终埋葬了孝道，而当代农村青年已经从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赡养老人的问题（阎云翔，2006：208）。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产生的直接结果，便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对自我的关注日趋明显，核心家庭的数量和重要性日渐增加，外出务工成为核心家庭建立和生存的基础。
4.4个体主义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力量的触角从每家每户向上抽回，今天生产队干部的权力，只剩下集体经济时代的一枝半叶。同时，自由市场经济和农民家庭决策的部分恢复，也显示了国家权力的横向收缩。同时，农村的生活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以前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家庭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生活失去了国家的全面指导，又与以前的家庭历史相脱节，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现在离群孤立，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而解放前的家族关系和解放后的集体组织都大大萎缩了（黄宗智，2006：322）。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村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村落和家庭关系经过国家的变革和影响以后，其力量已经削弱了很多，而随着新的市场经济逻辑和消费因素的倾入，更加显得脆弱不堪，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环境下，对自我权利的关注成为许多年轻人普遍的价值观。重视个人的意识在部分农民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农民中却表现为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主义（张乐天，2005:282）。
务农经历的相对缺失和外出到城市务工成为现今年轻农民普遍的生活情形，而这种生活方式与上一辈农民是有着很大不同，导致了两代农民工对农村有着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情。生活经历的变化产生了价值观的改变。 在很多年轻农民的观念中，农村的生活不仅逐渐变得乏味无趣，与他们外出所经历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很多人都选择了外出务工，远离农村，城市成为他们寻找新的表达空间和方式。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国家的改造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原来的许多标准和评判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
五、结论
通过对农民工外出的分析，我们看到，农村的社会文化在国家的改造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原有的乡村文化逻辑还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外出务工农民的逐渐增多，它几乎都被打上了商品化的烙印，其意义已是今非昔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下转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