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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逢“五四”，岁岁谈民主，说实话，民主成了“五四”的一个符号，久之，人们便不大去想符号本身的意思，连《民主与科学》杂志编者也觉得今年纪念“五四”的稿子似应该挖掘点新意了。
上世纪初，维新思想家黄遵宪先生病重时叹曰：自己虽然名叫“遵宪”，却没有能够在祖国见到宪政。黄先生逝世百多年了，笔者仍常常想起他的话来。五四运动，是中国读书人掀起的爱国民主运动，缘起于一战后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给日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孪生兄弟，这哥俩又与科学、理性精神有不解之缘，所以在救国斗争中，“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也顺便被请进国门，做了一回客人。说他们“做了一回客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入籍扎根，且仅仅是这个古老国家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读书人的客人而已。说来，早在“五四”之前，少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就认识德先生了，并认定德、赛二先生能够帮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他们甚至说动了皇帝来批准德、赛二先生入籍。可是，神州大地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却无动于衷，这也不能怪谁，因为百姓们多不识字，何以能够接纳德、赛二先生呢？前面提到的那位黄遵宪是怀着遗憾离世的，他的朋友梁启超经过思考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新民。他说只有把我们愚昧、奴性的民众改造成为懂得权利义务思想的新型公民，德、赛二先生才能在中国真正入籍扎根，国家也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梁启超的思路对头，但“新民”如何“新”法？关键在于实践：治愚，就要让人人都识字。识字就要上学堂。劳苦大众终日为温饱挣扎，上学对他们来说是奢望。1911年，读书人把民众发动了起来，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历史学家以这次革命的口号——“反满”来对应民族主义；以革命后建立的政体——“共和”来对应民主主义，便容易地确定了这次革命的近代性质。但是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又仿佛回到了东汉末年！留学生鲁迅从城头不断变换的旗帜中看到了民国“内骨子依旧”的不变来，他笔下的民众代表阿Q是革命积极分子，却仅仅为了抢点东西而已，结果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为了改造国民性（也就是“治愚”），鲁迅决定放弃学医，选择当职业作家。然而话又说了回来：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如何会读他的书呢？梁启超的学生张东荪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改造其头脑。道理很简单：治愚，首在疗贫，前提条件是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不久前，笔者读到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又见李君如先生“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 的谈话，钦佩之余，难免感慨：德先生早就不是陌生人，须知新中国是在“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战歌中诞生的，怎么光阴到了21世纪，中国的思想家们又开始了“民主是个什么东西”的讨论！就好像一位用英文写作的人，一觉醒来，又从头学起了ABC，这一觉睡得何以致此呢？平心而论，造成思想的历程画圆圈，问题出在了几个层面。其一是建国后，我们很快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以为“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是坏东西。殊不知，当我们彻底“革了文化的命”，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国民经济（包括文化教育）崩溃的边缘。其二是百多年来，思想启蒙运动仍然停留在了少数读书人中间。“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这些东西没有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中去。老百姓不懂得“无代表，不纳税”的道理。往深了探究，则是20世纪激荡澎湃的革命并没有达到梁启超所谓“新民”的目的——那些黄土地上文盲半文盲的父老乡亲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尚是问题，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权利，政治民主等，就无从谈起。其三，世事沧桑，几经辗转，经济终于繁荣，权利话语兴起，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执政者中头脑清醒、有忧患意识的人们深悟“权为民所授”才是执政之源，于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呼声再起。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终于在“疗贫”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日益多元化，新的社会阶层在壮大。与过去所谓“读书人”阶层不同，中国的新社会阶层是驾驭着先进生产力，经济地位独立，不仅掌握自身命运而且越来越有能力主导社会发展的阶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介绍说：“新阶层”不只是指私营企业主，更有民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受聘于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体户、律师、会计师和自由职业人员，还有从国外回流的“海归”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新阶层的人数已超过1亿5000万人，占总人口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使用着全中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总量中占四成。这一快速扩大的崭新社会群体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建设。在今年的“两会”上，社会新阶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关注本企业、本行业的利益，而且更关注社会公共利益。人大、政协要有效监督国家财政税收问题提出来了；新闻立法要积极推进的意见也见诸报端。以专业的视角参政议政，是新阶层知识分子的优势。近年来，私有财产保护、物权法、非公有经济36条、新劳动法等法律条文的出台，都与这个群体的推动分不开。在此过程中，大批“海归”人士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由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愿意抛却为本阶层利益代言的狭隘立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专业和公益领域，为民众说话，为社会的进步建言献策。与此同时，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两亿农民变成了市民（即使他们暂时还被称作“农民工”），他们的文化水平已超过前辈，他们的公民意识在成长……
年年逢“五四”，岁岁谈民主，那位对中国人来说早就不陌生，却久久不能入籍扎根的德先生，正在一步一步地变客人为主人！这不就是我们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新意话题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世纪初，维新思想家黄遵宪先生病重时叹曰：自己虽然名叫“遵宪”，却没有能够在祖国见到宪政。黄先生逝世百多年了，笔者仍常常想起他的话来。五四运动，是中国读书人掀起的爱国民主运动，缘起于一战后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给日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孪生兄弟，这哥俩又与科学、理性精神有不解之缘，所以在救国斗争中，“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也顺便被请进国门，做了一回客人。说他们“做了一回客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入籍扎根，且仅仅是这个古老国家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读书人的客人而已。说来，早在“五四”之前，少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就认识德先生了，并认定德、赛二先生能够帮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他们甚至说动了皇帝来批准德、赛二先生入籍。可是，神州大地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却无动于衷，这也不能怪谁，因为百姓们多不识字，何以能够接纳德、赛二先生呢？前面提到的那位黄遵宪是怀着遗憾离世的，他的朋友梁启超经过思考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新民。他说只有把我们愚昧、奴性的民众改造成为懂得权利义务思想的新型公民，德、赛二先生才能在中国真正入籍扎根，国家也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梁启超的思路对头，但“新民”如何“新”法？关键在于实践：治愚，就要让人人都识字。识字就要上学堂。劳苦大众终日为温饱挣扎，上学对他们来说是奢望。1911年，读书人把民众发动了起来，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历史学家以这次革命的口号——“反满”来对应民族主义；以革命后建立的政体——“共和”来对应民主主义，便容易地确定了这次革命的近代性质。但是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又仿佛回到了东汉末年！留学生鲁迅从城头不断变换的旗帜中看到了民国“内骨子依旧”的不变来，他笔下的民众代表阿Q是革命积极分子，却仅仅为了抢点东西而已，结果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为了改造国民性（也就是“治愚”），鲁迅决定放弃学医，选择当职业作家。然而话又说了回来：文盲众多的老百姓如何会读他的书呢？梁启超的学生张东荪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改造其头脑。道理很简单：治愚，首在疗贫，前提条件是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不久前，笔者读到俞可平先生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又见李君如先生“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 的谈话，钦佩之余，难免感慨：德先生早就不是陌生人，须知新中国是在“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战歌中诞生的，怎么光阴到了21世纪，中国的思想家们又开始了“民主是个什么东西”的讨论！就好像一位用英文写作的人，一觉醒来，又从头学起了ABC，这一觉睡得何以致此呢？平心而论，造成思想的历程画圆圈，问题出在了几个层面。其一是建国后，我们很快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以为“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是坏东西。殊不知，当我们彻底“革了文化的命”，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国民经济（包括文化教育）崩溃的边缘。其二是百多年来，思想启蒙运动仍然停留在了少数读书人中间。“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这些东西没有深入到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中去。老百姓不懂得“无代表，不纳税”的道理。往深了探究，则是20世纪激荡澎湃的革命并没有达到梁启超所谓“新民”的目的——那些黄土地上文盲半文盲的父老乡亲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尚是问题，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权利，政治民主等，就无从谈起。其三，世事沧桑，几经辗转，经济终于繁荣，权利话语兴起，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执政者中头脑清醒、有忧患意识的人们深悟“权为民所授”才是执政之源，于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呼声再起。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终于在“疗贫”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日益多元化，新的社会阶层在壮大。与过去所谓“读书人”阶层不同，中国的新社会阶层是驾驭着先进生产力，经济地位独立，不仅掌握自身命运而且越来越有能力主导社会发展的阶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介绍说：“新阶层”不只是指私营企业主，更有民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受聘于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个体户、律师、会计师和自由职业人员，还有从国外回流的“海归”人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新阶层的人数已超过1亿5000万人，占总人口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使用着全中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总量中占四成。这一快速扩大的崭新社会群体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建设。在今年的“两会”上，社会新阶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仅关注本企业、本行业的利益，而且更关注社会公共利益。人大、政协要有效监督国家财政税收问题提出来了；新闻立法要积极推进的意见也见诸报端。以专业的视角参政议政，是新阶层知识分子的优势。近年来，私有财产保护、物权法、非公有经济36条、新劳动法等法律条文的出台，都与这个群体的推动分不开。在此过程中，大批“海归”人士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由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愿意抛却为本阶层利益代言的狭隘立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专业和公益领域，为民众说话，为社会的进步建言献策。与此同时，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两亿农民变成了市民（即使他们暂时还被称作“农民工”），他们的文化水平已超过前辈，他们的公民意识在成长……
年年逢“五四”，岁岁谈民主，那位对中国人来说早就不陌生，却久久不能入籍扎根的德先生，正在一步一步地变客人为主人！这不就是我们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新意话题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