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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日子里，常常想起一些陈年往事。由于大半生较长时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历史转折的时期，也曾亲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位卑人微，不可能了解高层决策的内情，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其中的波澜起伏，多少也有些耳闻。如今回过头去咀嚼这早已被人们淡忘的旧闻，并不奢望给治史者提供史料，只不过是对当年一同共事的逝者和生者的怀念罢了。
至今记忆犹新，也给我留下很多思考的，是1982年的秋天和冬天的两次采访。
一
1982年10月底，秋菊蟹肥的深秋，《光明日报》顾问、前总编辑杨西光同志亲自出马，来到安徽滁县进行农村调查。这也是我第一次随报社领导出差。
安徽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虽然从1979年起步，有个别地方甚至还要早些，但是这一自下而上的改革，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责难。我们在滁县调查时得知，邻近的省市和全国许多地方仍在观望，党内对这一关系中国农村今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同样存在尖锐的分歧。听说中央开会时斗争很激烈，有些领导同志对否定人民公社的“包产到户”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发言时激动地拍桌子。由此也可得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从杨西光同志深沉的目光和偶然流露的只言片语，多少也能领会他的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的思索。
改革开放之初，《光明日报》率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而引发了思想大解放，为改革开放作好了理论准备，杨西光同志功不可没。这次他来滁县，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调查，当然也是要在宣传與论上发挥作用。
这次调查的成果有两个：一是由《光明日报》理论部的方恭温同志写一篇理论文章。杨西光同志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将安徽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回答党内外的质疑和责难。
另外一个重头任务，落实在我的头上：全面报道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发生的巨大变化。杨西光同志等人离开滁县后，我便留在招待所里埋头整理采访记录，写了几天。由我执笔的题为《奇迹在这里出现》的长篇通讯，以大量事实多角度地肯定“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先在《安徽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接着，《光明日报》以《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为题，于1982年11月7日至24日连载。
二
我刚刚结束滁县之行，不久又匆匆来到安徽芜湖。
我来芜湖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一个绰号叫“傻子”的个体户，名叫年广久，他在自家住的巷口经营自己生产的瓜子，由于这种瓜子质优价廉，此人又懂得经营性质，以“傻子瓜子”为商标，生意越做越火，渐渐有了知名度，产品销路大增。为了争夺市场，年广久又独出心裁，率先降低价格，致使其他经营瓜子的商贩包括国营的果品公司也不得不降价销售，以争夺客户。
来到芜湖，正是岁末，快近年关了，街上的店铺比平日显得忙活起来，辛苦了一年的老百姓都在忙着置办年货。“文革”结束好几年了，虽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市场供应比以前好多了。而此前，过年必备的花生、瓜子，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是凭购货本或票证定量供应。所有这些商品都是国营商店销售，包括花生、瓜子在内，以公有制为特色的计划经济主宰着中国的经济命脉。
“傻子瓜子”有什么新闻价值呢？在今天看来，这根本算不上新闻。然而，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傻子瓜子”的出现，却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它不仅牵动着敏感的神经，而且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
在芜湖，每个尝过“傻子瓜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称赞瓜子炒得好，口感好，价格又便宜又实惠。然而，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品尝瓜子的同时，却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傻子瓜子”究竟姓“资”还是姓“社”呢？
来芜湖之前，我事先和市委宣传部的沐昌根同志取得联系，我们是老朋友。当我在市委招待所安顿下来，向他说明来意，打算采访报道“傻子瓜子”时，沐昌根除了表示全力支持外，也透露出内心的隐忧。
他说，前不久，当地的《芜湖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程明熙采写的一篇报道，对年广久自动降价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不料，这则报道一经发表，立即在芜湖市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广大市民纷纷称赞，并踊跃购买“傻子瓜子”；但是，有人尖锐地指出，这是为资本主义呐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反映。当即，一张大字报贴在闹市街头，据说大字报的作者是当地的一名干部。
大字报是一首打油诗：
傻子瓜子呆子报，
呆子报道傻子笑，
四项原则全不要，
如此报道实胡闹。
这张大字报很有代表性，它把“傻子瓜子”的出现提高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芜湖报》，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复杂化了。
不仅如此，有关部门对“傻子瓜子”经营者年广久的刁难也接踵而至：比如，不发给他营业执照，不允许他在巷口搭个遮风挡雨的棚子，随心所欲找他的茬儿罚款，等等。
我很快也体会到进一步采訪的举步维艰。本来，我很想听一听芜湖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对“傻子瓜子”，特别是对目前事态的看法，虽然一再登门拜访，我却碰了一鼻子灰，秘书们客客气气地告诉我，领导同志下乡了，有的说是到省里开会了，我也无法得到证实。很显然，芜湖市所有的领导不约而同回避了这次敏感的采访，却是耐人寻味的。
在同沐昌根、徐明熙同志的交谈中，逐渐了解了事件的复杂背景，我开始理解芜湖市领导为什么回避见我的苦衷。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毕竟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个体经营发展的政策，尤其是僱工问题，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法；而从历史教训中生活过来的人都深知，稍有不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帽子就会扣在头上，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三
于是，我决定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到群众中去，直接倾听群众的看法与评价。
一天晚上，我来到年广久的家，因为白天他很忙，要做生意。这是一个个子不高、长得精瘦的聪明人，一点也不傻，40多岁，很健谈。我从年广久那里得知，芜湖自古以来是长江中下游颇有名气的瓜子城，以盛产瓜子炒货而闻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政策导向，瓜子城的名声早已名存实亡，城市居民每年只能凭购货本在春节时每户买三两瓜子。而广大农村过去以生产“籽瓜”为生的农户，也不种“籽瓜”了，收入大大降低。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放开，城市经营瓜子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一改过去多年凭证供应瓜子的局面，不仅活跃了市场，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刺激了农民种“籽瓜”的积极性，农民仅出售“籽瓜”一项收入就相当可观。
我又走访了派出所和工商管理部门，对这两个部门，一是了解年广久是否奉公守法，如实纳税，另一个问题则是比较敏感的雇工问题，因为当时对个体经济的企业，雇多少工人算剥削，也是一个“姓资姓社” 的理论问题，我的心里也没有底。
工商行政管理与税务部门同志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们不仅以满意的口吻称赞年广久按时自动交管理费和税金，而且他们说，由于过去市面萧条，他们年年完不成税收任务，而现在税务部门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年广久是他们管片的纳税大户。
对派出所的采访也颇受启发。派出所的民警很坦诚地说，过去这一带有很多无业青年，由于没有正当职业，不免滋生事端，社会治安很不好。自从年广久搞起了瓜子作坊，招募这些无业青年干活，按劳取酬，有了固定收入，结果社会治安大为改观，过去经常寻衅闹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变了。
正是从调查中，我们总结出“傻子瓜子”的五大好处，一是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活跃了市场；二是促进了国营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增加了国家收入（税金和工商行政管理税）；四是创出了名牌产品；五是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社会财富。老百姓再也不用凭购货本或票证买瓜子、花生了。
我意识到，“傻子瓜子”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冲击了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独霸市场的局面，提出了个体经济能否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实问题。在如此严峻的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问题面前，人们感到迷惘、困惑，是不足为怪的。
我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理论，对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也从未研究过，但我多少懂一点老百姓朴素的经济学。对于“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歪理邪说，以及长期以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一套极左思潮，我从来就打心眼里反感。任何理论和主义，背离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管说得多么漂亮，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不可信的。因此，我相信有了这五条从调查中得出的理由，我们的报道是站得住脚的，不怕来自何方的批判与责难。
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芜湖市果品公司是当地独家经营瓜子加工的国营企业，生产的瓜子以“迎春瓜子”为商标。在“傻子瓜子”问世之前，由于独霸市场，“迎春瓜子”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贵。自从“傻子瓜子”打入市场，皇帝女儿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形势面前，芜湖市果品公司对国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产、供、销各个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以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入市场，从而使国营的“迎春瓜子”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这是改革的新气象，我为此走访了芜湖市果品公司的领导，参观了他们的车间和销售点，对“迎春瓜子”背后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了解。并且把“傻子瓜子”的报道定位在与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上，以个体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来展开对“傻子瓜子”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肯定。
这样，新闻的切入点就不是单纯地报道“傻子瓜子”，也避免了突出个体经济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是从实际出发，按照新闻事件的真相予以报道，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国情而注意到策略的把握。
1983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光明日报》在二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介绍“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以及因“傻子瓜子”而引发的一场尖锐的思想观念的撞击。
这便是涉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篇重头报道——《“傻子”和他的瓜子》。由《芜湖报》记者程明熙和我共同署名。
果然，这篇通讯尽管放在二版刊登，却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傻子瓜子”其人其事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四
《“傻子”和他的瓜子》这篇报道，也像一块石头，激起中南海的波浪，在最高领导层中引起极大关注，以至邓小平同志多次对此发表讲话，以平息由此引发的意见分歧。由此可见，“傻子瓜子”的报道，看似很小的题材，但是小小的瓜子却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的两条道路之争。
我毕竟是小人物，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傻子”和他的瓜子》这篇报道争论的内情。直到《邓小平文选》出版，我才从小平同志几次重要讲话中得知，年广久这个小人物和他的“傻子瓜子”当年涉及到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改革开放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时，小平同志说：“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说到此，小平同志点到了傻子瓜子，他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说明，“傻子瓜子”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并且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解决傻子瓜子，当然我无法揣测“解决”是什么含意。但小平同志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解决”傻子瓜子问题，允许他“经营一段”，而且从小平同志的语气中可以获悉，他认为傻子瓜子的出现不会伤害社会主义，也不用怕——大概是不用怕会出现资本主义吧。这是我的理解。
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如果“解决”傻子瓜子，其负面影响则是“会牵动人心不安”，“群众就说政策变了”，这当然是指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言。
1984年讲话之后，时隔八年，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小平同志再次提到“傻子瓜子”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了。
他说：“这次十一屆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讲到此，小平同志又一次提起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把对待“傻子瓜子”的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并列，视之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明确提出“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我想，至此，小平同志对“傻子瓜子”现象作了最权威的结论。
一言九鼎，中国的“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便是从个体经营的合法性为切入点，在经济体制上掀起了前所未见的改革，这是耐人寻味的。我有幸见证了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并为之贡献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绵薄之力，也是一生难得的机遇。
我最后一次见到年广久，大约是1984年秋天，他来北京申诉他的遭遇，据他所谈，的确有人正在“解决”他。我在报社接待室和他谈了近2个小时，我隐隐约约感到，斗争仍在继续，而且还是长期的……
世界的精彩在于它的多样性，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概莫能外。试看热带雨林，有顶天立地的各种乔木，有低矮的小树和灌木，也有柔韧的藤蔓、纤细的草本和奇异花卉，雨林中栖息着各种大大小小的飞禽走兽和虫蚁、微生物。生物的多样性使热带雨林充满勃勃生机，生命之树常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以拨乱反正的精神，理顺了被扭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理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正是多样性使得生活多采多姿，充满活力。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就。
不过，这仅仅是开始。中国农村改革的路还很长，城市化和全球化也遇到新问题。昨天成功的经验明天也许已经过时，三十年河东也可能变成河西。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是一个严峻的、必须面对的问题。
世界的精彩在于它的多样性。我以为，牢记这一点，中国就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出版社）
至今记忆犹新，也给我留下很多思考的，是1982年的秋天和冬天的两次采访。
一
1982年10月底，秋菊蟹肥的深秋，《光明日报》顾问、前总编辑杨西光同志亲自出马，来到安徽滁县进行农村调查。这也是我第一次随报社领导出差。
安徽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虽然从1979年起步，有个别地方甚至还要早些，但是这一自下而上的改革，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责难。我们在滁县调查时得知，邻近的省市和全国许多地方仍在观望，党内对这一关系中国农村今后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同样存在尖锐的分歧。听说中央开会时斗争很激烈，有些领导同志对否定人民公社的“包产到户”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发言时激动地拍桌子。由此也可得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从杨西光同志深沉的目光和偶然流露的只言片语，多少也能领会他的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的思索。
改革开放之初，《光明日报》率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而引发了思想大解放，为改革开放作好了理论准备，杨西光同志功不可没。这次他来滁县，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调查，当然也是要在宣传與论上发挥作用。
这次调查的成果有两个：一是由《光明日报》理论部的方恭温同志写一篇理论文章。杨西光同志要求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回答现实中的问题，将安徽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回答党内外的质疑和责难。
另外一个重头任务，落实在我的头上：全面报道滁县地区推广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发生的巨大变化。杨西光同志等人离开滁县后，我便留在招待所里埋头整理采访记录，写了几天。由我执笔的题为《奇迹在这里出现》的长篇通讯，以大量事实多角度地肯定“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先在《安徽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接着，《光明日报》以《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为题，于1982年11月7日至24日连载。
二
我刚刚结束滁县之行，不久又匆匆来到安徽芜湖。
我来芜湖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一个绰号叫“傻子”的个体户，名叫年广久，他在自家住的巷口经营自己生产的瓜子，由于这种瓜子质优价廉，此人又懂得经营性质，以“傻子瓜子”为商标，生意越做越火，渐渐有了知名度，产品销路大增。为了争夺市场，年广久又独出心裁，率先降低价格，致使其他经营瓜子的商贩包括国营的果品公司也不得不降价销售，以争夺客户。
来到芜湖，正是岁末，快近年关了，街上的店铺比平日显得忙活起来，辛苦了一年的老百姓都在忙着置办年货。“文革”结束好几年了，虽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市场供应比以前好多了。而此前，过年必备的花生、瓜子，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是凭购货本或票证定量供应。所有这些商品都是国营商店销售，包括花生、瓜子在内，以公有制为特色的计划经济主宰着中国的经济命脉。
“傻子瓜子”有什么新闻价值呢？在今天看来，这根本算不上新闻。然而，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初，“傻子瓜子”的出现，却是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新闻。它不仅牵动着敏感的神经，而且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
在芜湖，每个尝过“傻子瓜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称赞瓜子炒得好，口感好，价格又便宜又实惠。然而，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品尝瓜子的同时，却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 “傻子瓜子”究竟姓“资”还是姓“社”呢？
来芜湖之前，我事先和市委宣传部的沐昌根同志取得联系，我们是老朋友。当我在市委招待所安顿下来，向他说明来意，打算采访报道“傻子瓜子”时，沐昌根除了表示全力支持外，也透露出内心的隐忧。
他说，前不久，当地的《芜湖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程明熙采写的一篇报道，对年广久自动降价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不料，这则报道一经发表，立即在芜湖市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广大市民纷纷称赞，并踊跃购买“傻子瓜子”；但是，有人尖锐地指出，这是为资本主义呐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反映。当即，一张大字报贴在闹市街头，据说大字报的作者是当地的一名干部。
大字报是一首打油诗：
傻子瓜子呆子报，
呆子报道傻子笑，
四项原则全不要，
如此报道实胡闹。
这张大字报很有代表性，它把“傻子瓜子”的出现提高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芜湖报》，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和复杂化了。
不仅如此，有关部门对“傻子瓜子”经营者年广久的刁难也接踵而至：比如，不发给他营业执照，不允许他在巷口搭个遮风挡雨的棚子，随心所欲找他的茬儿罚款，等等。
我很快也体会到进一步采訪的举步维艰。本来，我很想听一听芜湖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对“傻子瓜子”，特别是对目前事态的看法，虽然一再登门拜访，我却碰了一鼻子灰，秘书们客客气气地告诉我，领导同志下乡了，有的说是到省里开会了，我也无法得到证实。很显然，芜湖市所有的领导不约而同回避了这次敏感的采访，却是耐人寻味的。
在同沐昌根、徐明熙同志的交谈中，逐渐了解了事件的复杂背景，我开始理解芜湖市领导为什么回避见我的苦衷。不能责怪这些基层干部，毕竟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个体经营发展的政策，尤其是僱工问题，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法；而从历史教训中生活过来的人都深知，稍有不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帽子就会扣在头上，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三
于是，我决定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到群众中去，直接倾听群众的看法与评价。
一天晚上，我来到年广久的家，因为白天他很忙，要做生意。这是一个个子不高、长得精瘦的聪明人，一点也不傻，40多岁，很健谈。我从年广久那里得知，芜湖自古以来是长江中下游颇有名气的瓜子城，以盛产瓜子炒货而闻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政策导向，瓜子城的名声早已名存实亡，城市居民每年只能凭购货本在春节时每户买三两瓜子。而广大农村过去以生产“籽瓜”为生的农户，也不种“籽瓜”了，收入大大降低。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放开，城市经营瓜子的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一改过去多年凭证供应瓜子的局面，不仅活跃了市场，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刺激了农民种“籽瓜”的积极性，农民仅出售“籽瓜”一项收入就相当可观。
我又走访了派出所和工商管理部门，对这两个部门，一是了解年广久是否奉公守法，如实纳税，另一个问题则是比较敏感的雇工问题，因为当时对个体经济的企业，雇多少工人算剥削，也是一个“姓资姓社” 的理论问题，我的心里也没有底。
工商行政管理与税务部门同志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们不仅以满意的口吻称赞年广久按时自动交管理费和税金，而且他们说，由于过去市面萧条，他们年年完不成税收任务，而现在税务部门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年广久是他们管片的纳税大户。
对派出所的采访也颇受启发。派出所的民警很坦诚地说，过去这一带有很多无业青年，由于没有正当职业，不免滋生事端，社会治安很不好。自从年广久搞起了瓜子作坊，招募这些无业青年干活，按劳取酬，有了固定收入，结果社会治安大为改观，过去经常寻衅闹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变了。
正是从调查中，我们总结出“傻子瓜子”的五大好处，一是作为国营经济的补充，活跃了市场；二是促进了国营商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增加了国家收入（税金和工商行政管理税）；四是创出了名牌产品；五是解决了一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社会财富。老百姓再也不用凭购货本或票证买瓜子、花生了。
我意识到，“傻子瓜子”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冲击了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独霸市场的局面，提出了个体经济能否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实问题。在如此严峻的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问题面前，人们感到迷惘、困惑，是不足为怪的。
我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理论，对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也从未研究过，但我多少懂一点老百姓朴素的经济学。对于“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歪理邪说，以及长期以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一套极左思潮，我从来就打心眼里反感。任何理论和主义，背离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管说得多么漂亮，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不可信的。因此，我相信有了这五条从调查中得出的理由，我们的报道是站得住脚的，不怕来自何方的批判与责难。
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芜湖市果品公司是当地独家经营瓜子加工的国营企业，生产的瓜子以“迎春瓜子”为商标。在“傻子瓜子”问世之前，由于独霸市场，“迎春瓜子”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不仅质量差，而且价格贵。自从“傻子瓜子”打入市场，皇帝女儿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形势面前，芜湖市果品公司对国营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产、供、销各个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以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入市场，从而使国营的“迎春瓜子”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这是改革的新气象，我为此走访了芜湖市果品公司的领导，参观了他们的车间和销售点，对“迎春瓜子”背后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了解。并且把“傻子瓜子”的报道定位在与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上，以个体经济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来展开对“傻子瓜子”这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与肯定。
这样，新闻的切入点就不是单纯地报道“傻子瓜子”，也避免了突出个体经济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是从实际出发，按照新闻事件的真相予以报道，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国情而注意到策略的把握。
1983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光明日报》在二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介绍“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以及因“傻子瓜子”而引发的一场尖锐的思想观念的撞击。
这便是涉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篇重头报道——《“傻子”和他的瓜子》。由《芜湖报》记者程明熙和我共同署名。
果然，这篇通讯尽管放在二版刊登，却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傻子瓜子”其人其事广为传播，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四
《“傻子”和他的瓜子》这篇报道，也像一块石头，激起中南海的波浪，在最高领导层中引起极大关注，以至邓小平同志多次对此发表讲话，以平息由此引发的意见分歧。由此可见，“傻子瓜子”的报道，看似很小的题材，但是小小的瓜子却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的两条道路之争。
我毕竟是小人物，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傻子”和他的瓜子》这篇报道争论的内情。直到《邓小平文选》出版，我才从小平同志几次重要讲话中得知，年广久这个小人物和他的“傻子瓜子”当年涉及到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改革开放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时，小平同志说：“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说到此，小平同志点到了傻子瓜子，他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说明，“傻子瓜子”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并且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解决傻子瓜子，当然我无法揣测“解决”是什么含意。但小平同志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解决”傻子瓜子问题，允许他“经营一段”，而且从小平同志的语气中可以获悉，他认为傻子瓜子的出现不会伤害社会主义，也不用怕——大概是不用怕会出现资本主义吧。这是我的理解。
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如果“解决”傻子瓜子，其负面影响则是“会牵动人心不安”，“群众就说政策变了”，这当然是指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言。
1984年讲话之后，时隔八年，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小平同志再次提到“傻子瓜子”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了。
他说：“这次十一屆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讲到此，小平同志又一次提起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把对待“傻子瓜子”的政策和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并列，视之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明确提出“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我想，至此，小平同志对“傻子瓜子”现象作了最权威的结论。
一言九鼎，中国的“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便是从个体经营的合法性为切入点，在经济体制上掀起了前所未见的改革，这是耐人寻味的。我有幸见证了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并为之贡献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绵薄之力，也是一生难得的机遇。
我最后一次见到年广久，大约是1984年秋天，他来北京申诉他的遭遇，据他所谈，的确有人正在“解决”他。我在报社接待室和他谈了近2个小时，我隐隐约约感到，斗争仍在继续，而且还是长期的……
世界的精彩在于它的多样性，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概莫能外。试看热带雨林，有顶天立地的各种乔木，有低矮的小树和灌木，也有柔韧的藤蔓、纤细的草本和奇异花卉，雨林中栖息着各种大大小小的飞禽走兽和虫蚁、微生物。生物的多样性使热带雨林充满勃勃生机，生命之树常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以拨乱反正的精神，理顺了被扭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理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正是多样性使得生活多采多姿，充满活力。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就。
不过，这仅仅是开始。中国农村改革的路还很长，城市化和全球化也遇到新问题。昨天成功的经验明天也许已经过时，三十年河东也可能变成河西。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是一个严峻的、必须面对的问题。
世界的精彩在于它的多样性。我以为，牢记这一点，中国就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