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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延文博士，女，1972年出生在北京，现为《诗刊》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中直青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茅盾文学研究会会员、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
1995年开始，阎延文用长达10年的时间创作了160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和《青史青山》。她被海内外80余家报刊和电视台争相报道，她的作品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
怎样的智慧与激情，让一个诗意女性以十年青春投身史诗般的长篇创作?
怎样的身份与经历，让一个北方学者瞩目大陆文明边缘那段孤独的历史?
怎样的尝试与超越，让一个青年作家选择宏大的历史题材作为自我精神资源?
2006年5月，记者在阎延文家中对她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日常生活中，你怎样将诗歌与身边的时尚话语联系起来?
阎延文(以下简称阎)：从1995年开始在《诗刊》兼职，到1998年正式调入，十多年的时间，我都生活在诗歌这种最美的语言空间之中，我对我的工作充满激情。诗歌是语言的精华，纯粹而直接，诗歌意象往往有着阔大的诗意空间，我的小说创作因此受到很多启迪。
诗歌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曾经一度辉煌，90年代以后却在被边缘化中走向寂寞，但纯粹而率真的诗人群体，依然在静默淡然的状态下坚守着纯文学的理想，我喜欢诗人，我笔下的主人公都充满了诗性。
经常接触诗歌和诗人，能让我坚持用沉静的心态面对创作。诗歌与时尚无关，但充满语言张力的许多经典诗歌同样可以和大众进行交流和对话。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能尽己所能为诗人做一点事情，为诗歌经典的传播打造一个大众化的平台。
记：你怎样看待当代文坛中，长篇小说创作文学性和诗意逐渐消失的现状?你的创作实践留给诗意多大的空间?
阎：1994年下半年开始，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长篇小说的专题调查。那一年全国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一千部，这个让人震惊的数字表明长篇小说创作中，十年磨一剑，甚至一本书主义(一辈子只写好一本书)的理念，已经被急功近利的创作倾向所干扰。十几年前对于“长篇小说热”的沉思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是生命诗情的凝聚过程，而文学与商业化共舞，于文学本身，是带来一种表面繁华的狂欢还是诗意丧失的伤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忧虑。
我在创作过程中，也一再提醒自己要沉下来，要真正调动起对故事的感动和对人物的敬畏，所以我的创作始终保持一种不时尚的慢态势。因为创作题材的独特性，我需要挖掘许多历史空间中的空白点，我要求自己写每一段文字都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这样才对得起手中的笔。
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走向市场后，市场所发挥的筛选和桥梁作用。市场让很多纯文学的东西不再局限于一个小的创作审美群体，而是把作者和读者联系了起来，大众对文学有了更大的接受空间，这无疑也是市场化的积极意义之一。
记：相对来说，诗歌语言短小灵动，需要字字斟酌，长篇小说则动辄几十万字，你如何平衡这两种语言的矛盾风格?
阎：可以说，诗歌和小说的语言风格差距很大，有时候我也写电视剧本，剧本和小说的语言会更加平民化、口语化，故事发生以人物命运的展开为主，而诗歌则没有集中的对象性。而因为我的学术背景，创作最初，难以平衡的是小说和评论。写惯了评论，总觉得小说中摆脱不了一种逻辑概念的东西，总觉得叙述性多于人物本身，人物的动作性不够。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坚决不写评论。
相反，我可以比较迅速地从评论的语言框架中走出来，还得益于灵动的诗歌语言。诗歌中的动词和名词，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力度和速度，它们常常启发我在生活化的语言中找到灵感。
记：你理想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阎：对于我来说，创作才刚刚开始，言境界为时尚早。创作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合而为一的，要将文学创作与一个人精神气血的修炼融为一体，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每个人都不自觉在追求某种生命的最高点，如同《青史青山》中主人公连横所说，不会甘心仅仅做个纸上的诗人，诗歌要从胸中呕出来，从血液中流出来，才能做好人生这首大诗。我会在奋斗中不断走下去。
记：历史往往会被重构或者解构为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不少评论说你的作品具有历史美学品格，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你作品中表现出的宏大感情的根源在哪2t?你相信怎样的历史?你怎样处理客观历史与创作主体视角之间的矛盾冲突?
阎：在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之时，当它们将面对“戏说”剧和正剧的区分，我总是强调，它们应该是正剧。因为我选择了一段不可以被“戏说”的历史。历史小说有百分之九十是虚构的，都是一些虚构的人穿上了历史的服装，但虚构的意义有所不同，它们也是创作主体对创作原材料进行筛选后的视角与精神组合。选择台湾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选择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激荡碰撞的一个小角落来进行创作，我是要通过笔下的人物表达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历史是神圣的，我和我的人物们一起走进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处，我们一起挖掘出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我们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史为鉴。
记：对于汉民族来说，民族性更多地可以被理解为从典籍中流淌出来的一种文字表达，你怎样在作品中给民族性定位?
阎：我选择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交接处的一段边缘历史来写，时间跨度和跳跃性比较大，一个民族在开天辟地的拓荒史中所形成的坚韧而沉默的性格，也正是整个汉民族历史发展的缩影。一部小说，如果最后传达给读者的只是一群概念，那么创作就是失败的。我在讲述一些故事，用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台湾人民的真实苦难，和他们的一种孤儿心态。在某些历史阶段，他们没有母亲，这是一个民族灵魂当中充满悲情的记忆。如同我笔下的人物所说，保存一段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史学家，而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中一块特别深厚的根基，为了抵抗这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所有那些企图毁灭这个民族灵魂和记忆的暴力。台湾人民有着山一样的沉默和坚韧，这正是和中华民族宏大性格所一脉相承之处，历史并非个人可以言说和修改，我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和故事，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在诉说历史。
记：你写作的状态和速度怎样?
阎：我写得很激情，但速度不太快。有时要几天停笔，直到找到最好的语言感觉。我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返工的时候很多。比如《台湾风云》的初稿，几乎都被否定掉了。我会为了阅读的效果，把大段优美的描写和诗意的段落抹掉，不打碎读者的阅读连锁。
记：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明确的身份意识，或者说一种自觉而清醒的性别意识?你怎样确立创作过程中的性别视角和立场，如何看待男性中心话语，你觉得男 女两性之间是否存在性别距离?
阎：我选择的历史题材，使我不能太强烈地皈依于性别意识。因为历史本来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我不可能只写女性的体验。性别视角和立场，主要是通过情节、人物和结构体现的，比如，男女两性肯定存在距离，比如男人会对宫廷权谋津津乐道，女性作家却情愿写一些历史的人情、性情和眼泪。
记：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色调在里面，你作品中自己的色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阎：《台湾风云》更明亮豁朗一些，爱和恨都很透明，尤其是建台部分，春天的故事。《沧海神话》充满生命的苍凉，岁月流逝不可挽留，语调也暗一些。《青史青山》骨骼坚韧，浯言再次明亮起来。但这不是简单的春光，而是锋利的生命之光。这是我写作最艰难的一本书，压力难以想象。写作变成了一种突围，一种作战，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我坚持下来了。如果你听了这部小说，或者现在读了，就会感到人性的顽强，生命的坚忍，历史的公正，还有善与恶、罪与罚、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险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命运和内心，使小说中的四十多个人物都无可回避。有人说读了揪心、喘不过气来，最后才痛快淋漓。我追求的就是这种力度。
记：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中留给读者哪些思考和再创作的空间?
阎：陌生的台湾，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历史，走近他们，和他们一起哭泣，一起欢笑，一起反抗，再一起获得最终的自由。每个读者都可以得到一段完全独特的思考。
记：如何打破不同文化语境与理论话语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你觉得自己站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怎样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以及生活状态靠近?怎样看待文化差异?
阎：最近，华裔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引起海内外华人热切关注。应该说，李安导演的获奖，正表现了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和互补。他的叙事手段，人性挖掘，以及属于东方智慧的电影思维，都灌注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精神。李安得奖后在奥斯卡后台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他说自己虽导西片，但眼光和思路还是很中国的；作为中文电影的一分子，他感到非常骄傲。
我以为，这确实说出了这座奖杯的含金量，那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共振。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
我在写作中，也强调用中国文化解读历史。三部共140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仅书写两岸历史血缘的故事，更追求用中国文化的视角和思维，解读台湾三百年史。第一部《台湾风云》抒写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马关割台的历史壮剧；第二部《沧海神话》从16世纪末期到19世纪黎明，描绘中华先民拓荒台湾的人间神话第三部《青史青山》的主人公连横和莫那鲁道等人，则在空前的民族浩劫下，形成中华文化和民族气血的凝聚，凸现出中国人的热血骨骼。尤其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以毕生精力撰写《台湾通史》，是台湾近代史的一个奇迹。“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执著精神，使他在腥风血雨中书写了中华民族开台建台的名山青史，成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如铁书证。“青山青史未能忘”，只要青山还在，青史就永远不会被湮没，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
李安的获奖说明了一种文化现象，只有越尊重本民族文化的艺术家，才越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无论从事影视艺术还是文学创作，都应该以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国文化为骄傲，走进民族历史的神圣源头。我想，这就是今天在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中，人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那就是包容、借鉴，而不是排他。
记：你怎样在创作的虚幻世界和实际生活中把握平衡?
阎：创作时完全释放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我的写作时间一般是在深夜。当午夜时分，四周十分静谧的时候，思维便如燃烧一样跳跃起来。这时自己很容易突破实际生活的束缚，在写作中飞翔。那是很愉快的感受，也是心力气血的喷发。有时写完一段仿佛虚脱一样。比如鏖战八卦山，写到吴彭年以书生之身力斩日本少将，在生命最后一息，手捧大刀仰天长笑，向刘永福交令时，我自己的心也随之震动，停笔后久久不能平静，仿佛大病一场。
当然，走出创作的虚幻世界，我会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生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
记：你认为小说的情节、叙事和结构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你是如何处理的?
阎：我相信情节、叙事和结构，就像一个生命的有机体那样，不可也不能分割。理想的小说状态是三者彼此互动的。
《台湾风云》的时空结构是辐射的，以春帆楼事件为核心，发散到台湾建省和浴血保台；而《沧海神话》是网状的，由一代代人的命运编织起来，构成了一个复合式结构。《沧海神话》从明朝天启年一直写到辛亥革命，一部小说囊括三百年漫长的历史，就我所能及的阅读视野，中外小说都是很少见的。我感到这部小说有强烈的时间落差，一百年，三十年，五十年……一路倾泻下去，是非常先锋的结构。
大概因为我写过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想把电影思维引入小说时空。九代人的命运，不可能平铺直叙，但又不能打破读者的阅读惯性。我决定引入电影的镜头思维，以瀑布式的时间结构，去实现三百年的宏大时空。每一代人都有最典型的一组镜头，中间的时间就省略过去，直接组接下一组镜头。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思维方式。现在看来，读者比较喜欢这种结构。
记：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际文学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阎：为什么我还要以一种“割鱼”的办法去把历史割裂呢?这样写出的东西仍然不是有机的，我要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去还原那些人和那段历史。某天，与一个作家聊天，作家说的不算客气：你们这些评论家，不过是卖鱼的，把我们辛辛苦苦喂养和打捞上来的鱼按部位切割，分成头尾中段，它已经不是有机体了……我惊醒了。卖鱼的?我本来该是养鱼的呀。
记：你希望生活中发生奇迹幺?还有哪些梦想没有实现?
阎：我一直以为，奇迹是人创造的。我相信，思考并不断努力的人，心中的梦想会一步步实现。我的下一个梦想是写作“女性三部曲”和“英雄三部曲”，写出最像女人的女人和最像男人的男人，以及男人和女人共同缔造的历史。
记：你怎样看待生活和人性当中那些消极或者说让人绝望的部分?
阎：当你悲观失望的时候，往往离成功就不远了。再坚持一下，没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我感到最值得探讨的是，如何让文学成为人类栖息精神的花园。
记：你觉得自己的作品独特在哪里，或者说你最喜欢作品的哪一部分?
阎：宏大的文化和理性。
记：对你来说，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阎：写作就是生命本身，无所谓目的。
记：希望你的作品被什么样的人接受?
阎：热爱生活和文学的人。
记：怎样概括你的创作倾向?
阎：尽力书写民族的心灵史，和中国文化精神中最柔韧、最坚实的部分。
记：最喜欢的作者和作品是什么?
阎：《十字军骑士》、《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个写弱小的民族，如何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一个写孤独奋斗的音乐家，如何在失败、磨难中完成生命的升华。这两部的语言和思想同样有力，其间那丰富细腻的风光，深刻独特的人性，还有不可替代的民族风情，都让我感动流连。
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延文强调过好几次的两个字：敬畏。她说，要对纯文学的理想保持敬畏，对历史精神保持敬畏，对我们这个有着山一样坚韧性格的民族保持敬畏。
百万字的著作之中，充满着一个悲悯者温暖的气息，和一个历史书写者怆怀浩叹后的祈愿。一个懂得悲悯和敬畏的民族是会有力量而生生不息，而一个时刻保持悲悯和敬畏之心的创作者，无疑更有理由让人期待她更多更好的作品。
1995年开始，阎延文用长达10年的时间创作了160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沧海神话》和《青史青山》。她被海内外80余家报刊和电视台争相报道，她的作品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
怎样的智慧与激情，让一个诗意女性以十年青春投身史诗般的长篇创作?
怎样的身份与经历，让一个北方学者瞩目大陆文明边缘那段孤独的历史?
怎样的尝试与超越，让一个青年作家选择宏大的历史题材作为自我精神资源?
2006年5月，记者在阎延文家中对她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日常生活中，你怎样将诗歌与身边的时尚话语联系起来?
阎延文(以下简称阎)：从1995年开始在《诗刊》兼职，到1998年正式调入，十多年的时间，我都生活在诗歌这种最美的语言空间之中，我对我的工作充满激情。诗歌是语言的精华，纯粹而直接，诗歌意象往往有着阔大的诗意空间，我的小说创作因此受到很多启迪。
诗歌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曾经一度辉煌，90年代以后却在被边缘化中走向寂寞，但纯粹而率真的诗人群体，依然在静默淡然的状态下坚守着纯文学的理想，我喜欢诗人，我笔下的主人公都充满了诗性。
经常接触诗歌和诗人，能让我坚持用沉静的心态面对创作。诗歌与时尚无关，但充满语言张力的许多经典诗歌同样可以和大众进行交流和对话。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能尽己所能为诗人做一点事情，为诗歌经典的传播打造一个大众化的平台。
记：你怎样看待当代文坛中，长篇小说创作文学性和诗意逐渐消失的现状?你的创作实践留给诗意多大的空间?
阎：1994年下半年开始，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长篇小说的专题调查。那一年全国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一千部，这个让人震惊的数字表明长篇小说创作中，十年磨一剑，甚至一本书主义(一辈子只写好一本书)的理念，已经被急功近利的创作倾向所干扰。十几年前对于“长篇小说热”的沉思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是生命诗情的凝聚过程，而文学与商业化共舞，于文学本身，是带来一种表面繁华的狂欢还是诗意丧失的伤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忧虑。
我在创作过程中，也一再提醒自己要沉下来，要真正调动起对故事的感动和对人物的敬畏，所以我的创作始终保持一种不时尚的慢态势。因为创作题材的独特性，我需要挖掘许多历史空间中的空白点，我要求自己写每一段文字都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这样才对得起手中的笔。
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走向市场后，市场所发挥的筛选和桥梁作用。市场让很多纯文学的东西不再局限于一个小的创作审美群体，而是把作者和读者联系了起来，大众对文学有了更大的接受空间，这无疑也是市场化的积极意义之一。
记：相对来说，诗歌语言短小灵动，需要字字斟酌，长篇小说则动辄几十万字，你如何平衡这两种语言的矛盾风格?
阎：可以说，诗歌和小说的语言风格差距很大，有时候我也写电视剧本，剧本和小说的语言会更加平民化、口语化，故事发生以人物命运的展开为主，而诗歌则没有集中的对象性。而因为我的学术背景，创作最初，难以平衡的是小说和评论。写惯了评论，总觉得小说中摆脱不了一种逻辑概念的东西，总觉得叙述性多于人物本身，人物的动作性不够。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坚决不写评论。
相反，我可以比较迅速地从评论的语言框架中走出来，还得益于灵动的诗歌语言。诗歌中的动词和名词，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力度和速度，它们常常启发我在生活化的语言中找到灵感。
记：你理想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阎：对于我来说，创作才刚刚开始，言境界为时尚早。创作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合而为一的，要将文学创作与一个人精神气血的修炼融为一体，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每个人都不自觉在追求某种生命的最高点，如同《青史青山》中主人公连横所说，不会甘心仅仅做个纸上的诗人，诗歌要从胸中呕出来，从血液中流出来，才能做好人生这首大诗。我会在奋斗中不断走下去。
记：历史往往会被重构或者解构为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不少评论说你的作品具有历史美学品格，你的历史观是怎样的?你作品中表现出的宏大感情的根源在哪2t?你相信怎样的历史?你怎样处理客观历史与创作主体视角之间的矛盾冲突?
阎：在我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之时，当它们将面对“戏说”剧和正剧的区分，我总是强调，它们应该是正剧。因为我选择了一段不可以被“戏说”的历史。历史小说有百分之九十是虚构的，都是一些虚构的人穿上了历史的服装，但虚构的意义有所不同，它们也是创作主体对创作原材料进行筛选后的视角与精神组合。选择台湾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选择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激荡碰撞的一个小角落来进行创作，我是要通过笔下的人物表达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历史是神圣的，我和我的人物们一起走进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处，我们一起挖掘出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我们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史为鉴。
记：对于汉民族来说，民族性更多地可以被理解为从典籍中流淌出来的一种文字表达，你怎样在作品中给民族性定位?
阎：我选择了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交接处的一段边缘历史来写，时间跨度和跳跃性比较大，一个民族在开天辟地的拓荒史中所形成的坚韧而沉默的性格，也正是整个汉民族历史发展的缩影。一部小说，如果最后传达给读者的只是一群概念，那么创作就是失败的。我在讲述一些故事，用这些故事告诉读者台湾人民的真实苦难，和他们的一种孤儿心态。在某些历史阶段，他们没有母亲，这是一个民族灵魂当中充满悲情的记忆。如同我笔下的人物所说，保存一段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史学家，而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中一块特别深厚的根基，为了抵抗这个民族发展过程中所有那些企图毁灭这个民族灵魂和记忆的暴力。台湾人民有着山一样的沉默和坚韧，这正是和中华民族宏大性格所一脉相承之处，历史并非个人可以言说和修改，我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和故事，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在诉说历史。
记：你写作的状态和速度怎样?
阎：我写得很激情，但速度不太快。有时要几天停笔，直到找到最好的语言感觉。我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返工的时候很多。比如《台湾风云》的初稿，几乎都被否定掉了。我会为了阅读的效果，把大段优美的描写和诗意的段落抹掉，不打碎读者的阅读连锁。
记：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明确的身份意识，或者说一种自觉而清醒的性别意识?你怎样确立创作过程中的性别视角和立场，如何看待男性中心话语，你觉得男 女两性之间是否存在性别距离?
阎：我选择的历史题材，使我不能太强烈地皈依于性别意识。因为历史本来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我不可能只写女性的体验。性别视角和立场，主要是通过情节、人物和结构体现的，比如，男女两性肯定存在距离，比如男人会对宫廷权谋津津乐道，女性作家却情愿写一些历史的人情、性情和眼泪。
记：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色调在里面，你作品中自己的色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阎：《台湾风云》更明亮豁朗一些，爱和恨都很透明，尤其是建台部分，春天的故事。《沧海神话》充满生命的苍凉，岁月流逝不可挽留，语调也暗一些。《青史青山》骨骼坚韧，浯言再次明亮起来。但这不是简单的春光，而是锋利的生命之光。这是我写作最艰难的一本书，压力难以想象。写作变成了一种突围，一种作战，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我坚持下来了。如果你听了这部小说，或者现在读了，就会感到人性的顽强，生命的坚忍，历史的公正，还有善与恶、罪与罚、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阴险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深入到每个人物的命运和内心，使小说中的四十多个人物都无可回避。有人说读了揪心、喘不过气来，最后才痛快淋漓。我追求的就是这种力度。
记：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中留给读者哪些思考和再创作的空间?
阎：陌生的台湾，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历史，走近他们，和他们一起哭泣，一起欢笑，一起反抗，再一起获得最终的自由。每个读者都可以得到一段完全独特的思考。
记：如何打破不同文化语境与理论话语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你觉得自己站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怎样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以及生活状态靠近?怎样看待文化差异?
阎：最近，华裔导演李安获得奥斯卡大奖，引起海内外华人热切关注。应该说，李安导演的获奖，正表现了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和互补。他的叙事手段，人性挖掘，以及属于东方智慧的电影思维，都灌注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精神。李安得奖后在奥斯卡后台记者会上用华语致谢，表明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中华文化，强调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这种表述非常令人感动。他说自己虽导西片，但眼光和思路还是很中国的；作为中文电影的一分子，他感到非常骄傲。
我以为，这确实说出了这座奖杯的含金量，那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共振。奥斯卡获奖不仅是李安导演艺术的成功，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的一次凯旋。
我在写作中，也强调用中国文化解读历史。三部共140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仅书写两岸历史血缘的故事，更追求用中国文化的视角和思维，解读台湾三百年史。第一部《台湾风云》抒写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马关割台的历史壮剧；第二部《沧海神话》从16世纪末期到19世纪黎明，描绘中华先民拓荒台湾的人间神话第三部《青史青山》的主人公连横和莫那鲁道等人，则在空前的民族浩劫下，形成中华文化和民族气血的凝聚，凸现出中国人的热血骨骼。尤其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以毕生精力撰写《台湾通史》，是台湾近代史的一个奇迹。“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执著精神，使他在腥风血雨中书写了中华民族开台建台的名山青史，成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如铁书证。“青山青史未能忘”，只要青山还在，青史就永远不会被湮没，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
李安的获奖说明了一种文化现象，只有越尊重本民族文化的艺术家，才越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无论从事影视艺术还是文学创作，都应该以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国文化为骄傲，走进民族历史的神圣源头。我想，这就是今天在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中，人们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那就是包容、借鉴，而不是排他。
记：你怎样在创作的虚幻世界和实际生活中把握平衡?
阎：创作时完全释放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我的写作时间一般是在深夜。当午夜时分，四周十分静谧的时候，思维便如燃烧一样跳跃起来。这时自己很容易突破实际生活的束缚，在写作中飞翔。那是很愉快的感受，也是心力气血的喷发。有时写完一段仿佛虚脱一样。比如鏖战八卦山，写到吴彭年以书生之身力斩日本少将，在生命最后一息，手捧大刀仰天长笑，向刘永福交令时，我自己的心也随之震动，停笔后久久不能平静，仿佛大病一场。
当然，走出创作的虚幻世界，我会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生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
记：你认为小说的情节、叙事和结构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你是如何处理的?
阎：我相信情节、叙事和结构，就像一个生命的有机体那样，不可也不能分割。理想的小说状态是三者彼此互动的。
《台湾风云》的时空结构是辐射的，以春帆楼事件为核心，发散到台湾建省和浴血保台；而《沧海神话》是网状的，由一代代人的命运编织起来，构成了一个复合式结构。《沧海神话》从明朝天启年一直写到辛亥革命，一部小说囊括三百年漫长的历史，就我所能及的阅读视野，中外小说都是很少见的。我感到这部小说有强烈的时间落差，一百年，三十年，五十年……一路倾泻下去，是非常先锋的结构。
大概因为我写过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想把电影思维引入小说时空。九代人的命运，不可能平铺直叙，但又不能打破读者的阅读惯性。我决定引入电影的镜头思维，以瀑布式的时间结构，去实现三百年的宏大时空。每一代人都有最典型的一组镜头，中间的时间就省略过去，直接组接下一组镜头。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思维方式。现在看来，读者比较喜欢这种结构。
记：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际文学创作的契机是什么?
阎：为什么我还要以一种“割鱼”的办法去把历史割裂呢?这样写出的东西仍然不是有机的，我要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去还原那些人和那段历史。某天，与一个作家聊天，作家说的不算客气：你们这些评论家，不过是卖鱼的，把我们辛辛苦苦喂养和打捞上来的鱼按部位切割，分成头尾中段，它已经不是有机体了……我惊醒了。卖鱼的?我本来该是养鱼的呀。
记：你希望生活中发生奇迹幺?还有哪些梦想没有实现?
阎：我一直以为，奇迹是人创造的。我相信，思考并不断努力的人，心中的梦想会一步步实现。我的下一个梦想是写作“女性三部曲”和“英雄三部曲”，写出最像女人的女人和最像男人的男人，以及男人和女人共同缔造的历史。
记：你怎样看待生活和人性当中那些消极或者说让人绝望的部分?
阎：当你悲观失望的时候，往往离成功就不远了。再坚持一下，没有什么是不能战胜的。我感到最值得探讨的是，如何让文学成为人类栖息精神的花园。
记：你觉得自己的作品独特在哪里，或者说你最喜欢作品的哪一部分?
阎：宏大的文化和理性。
记：对你来说，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阎：写作就是生命本身，无所谓目的。
记：希望你的作品被什么样的人接受?
阎：热爱生活和文学的人。
记：怎样概括你的创作倾向?
阎：尽力书写民族的心灵史，和中国文化精神中最柔韧、最坚实的部分。
记：最喜欢的作者和作品是什么?
阎：《十字军骑士》、《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个写弱小的民族，如何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一个写孤独奋斗的音乐家，如何在失败、磨难中完成生命的升华。这两部的语言和思想同样有力，其间那丰富细腻的风光，深刻独特的人性，还有不可替代的民族风情，都让我感动流连。
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延文强调过好几次的两个字：敬畏。她说，要对纯文学的理想保持敬畏，对历史精神保持敬畏，对我们这个有着山一样坚韧性格的民族保持敬畏。
百万字的著作之中，充满着一个悲悯者温暖的气息，和一个历史书写者怆怀浩叹后的祈愿。一个懂得悲悯和敬畏的民族是会有力量而生生不息，而一个时刻保持悲悯和敬畏之心的创作者，无疑更有理由让人期待她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