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大革命失败后，广西革命群众没有被反革命的残酷镇压所吓倒，左右江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兴起。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在斗争形势急速变化时刻，果断作出把党在南宁的武装转移到左右江地区举行起义的决策。起义前，左右江工农武装参加了消灭反动武装和平叛的战斗;起义时，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很多工农武装转编成红七、红八军正规部队;起义后，工农武装除了协同红七、红八军作战以外，还成为它们的主要后备力量。在反击帝国主义对龙州起义干涉破坏的斗争中，工农赤卫队发挥了先锋主力作用。红七军奉命北上，韦拔群把由右江地方武装组成的21师战斗人员全部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在敌人重兵进攻龙州城时，左江工农赤卫队和左江特委书记严敏率领的农军营在阻击敌人进攻掩护红八军主力突围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工农武装;革命高潮;后备力量;反帝斗争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3
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的广西，革命处在低潮。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汪精卫一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对工农革命运动残酷镇压，广西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几乎被摧残殆尽。在这紧要时期，年轻的邓小平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来到广西负责全面领导广西革命工作。如何尽快恢复广西革命局面，并把它推向高潮，邓小平不负众望，他根据广西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以非凡的无产阶级胆略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很快打开广西革命新局面，成功组织和发动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点燃了映红壮乡的熊熊革命烈火，领导广西广大人民群众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胜利举行，红七军、红八军的成功创建和发展壮大，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扩大，与当时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作出的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工农武装参加起义和斗争的正确决策，以及决策得到正确实施分不开;与壮乡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分不开。
一、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为起义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左右江地区是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诸因素，这里的广大人民长期受到法、美、英等帝国主义侵害和封建地主、土司的剥削和压迫，受到兵匪的骚扰和压榨。但左右江地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运动使他们形成了敢于反抗封建皇朝统治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精神，辛亥革命期间，他们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皇朝统治斗争，是最快响应辛亥革命的少数民族地区。
辛亥革命后，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农民运动杰出领
袖韦拔群，在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中，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他接受先进思想后，离开旧军队回到东兰，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參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回到东兰，他按照党的指示，一方面参照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成立农民协会和坚持武装斗争，一方面先后创办三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六百多人。参加培训的学员把革命火种带回各地，燎原的星火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武装斗争的烽火燃遍右江两岸、红水河畔。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广西笼罩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各地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但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克服各种难于想象的困难，仍然公开坚持用革命武装来反抗反革命武装，并越战越强。在1928年6月，右江地区各路农军不断组织暴动，先后攻打了凤山、果德、镇结、思林、向都、那马等县城，给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以有力反击，自觉执行 “八七”会议提出建立工农武装的方针，坚定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道路。
五四运动后，以高孤雁为代表的龙州革命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开展工农运动的革命主张。1926年，党派陈霁、易挽澜同志到龙州领导左江工农运动，使龙州成为当时西南边陲工农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1927年1月20日“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成立，陈霁、易挽澜分别担任办事处正副主任。易挽澜以龙州下冻为试点，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号召农民抗租抗税。在易挽澜的组织领导下，下冻农会发展很快，会员达2000多人。在龙州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左江地区各县陆续成立农会。正当大革命风起云涌，左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之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龙州的高孤雁、陈霁、易挽澜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反动派杀害。但是，左江革命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27年5月各县开始组建农军，到1929年初，雷平、养利、左县、万承、邕宁、龙茗、上思、龙州的农军总共发展到五千人之多。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攻打土豪城堡和县城，没收土豪粮食财产和反动政府物资钱粮分发给贫苦农民。左江农民武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发展起来的左右江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革命低潮时期，运动和斗争不但没有停止或转入地下，反而更加蓬勃兴起，斗争士气更加高涨，斗争范围更加扩大，参加斗争群众不断增加。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说明，广西人民，壮乡群众，他们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砸碎困缚在身上的千年锁链，实现自身的解放和汇入解放全中国人民的斗争洪流。也就是他们不断地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反抗，才为在广西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后来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选择在左右江壮乡举行，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起义领导人看到了壮乡农民武装能够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看到壮乡人民群众会坚定拥护支持起义，他们才果断决定把兵运和农运结合起来，在祖国南疆举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大起义。
二、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把工农武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和成为总暴动”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1929年7月到广西后，他在对广西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决定通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加紧扩大工农武装，来加快推进广西革命的发展。在他的指导下，1929年8月、9月先后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广西农村工作草案大纲》等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等政治任务的同时，又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斗争更加深入。”这些文件为广西的农民武装斗爭制定了正确的发展策略，对指导左右江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后中共广西特委决定加强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选派雷经天率党员干部到右江地区恢复建立党组织和进一步加强领导工农运动。雷经天到达右江后，很快建立了右江工作委员会，建立各县党组织，发展党员，到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地区地方党员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百色起义后党员人数达1500多人。党组织恢复建立，党员队伍得到较快扩大，使党有更多的力量去领导工农运动，有更多的人员去组织创建和扩大工农武装。百色起义前，右江两岸、红水河畔的群众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整个右江地区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初步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对左江，特委选派何建南、麦锦汉等一批中共党员组成左江工作组，赴龙州恢复工农运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何建南、麦锦汉等人到龙州后，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和中共龙州党小组。在党小组和“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下冻农会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会员达2000多人。在组建农会的基础上，党小组把各乡的农民自卫队联合组成由党直接领导的农民赤卫大队。在“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卓有成效指导之下，龙州起义前，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龙茗等县，都相继恢复了农会，加入农会的农民达3万人之多，农民赤卫队发展到5000多人。
左右江党组织在对农民运动进一步加强领导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的左右江地区没有工业，只有其他行业工人，人数不多，并且大多集中在百色和龙州两个县城。虽然人数不很多，但工人阶级有彻底革命精神，是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因此，左右江的党组织还是十分注重在这两个县城开展工人运动。选派到左右江地区去的党员干部，根据工人的实际情况，组织成立了民船、苦力、五金、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的基层工会，百色、龙州各成立了12个行业和14个行业基层工会。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发挥工人的团结战斗作用，百色、龙州的党组织在起义前，又分别把基层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百色县工会联合会和龙州工人联合总会，百色有会员1000多人，龙州有2000多人。这些工会会员后来都成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很多会员成为工人赤卫队队员和红军战士。工会成立后，工人在党和工会的领导组织下，不断地与反动政府和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并且主动去发动其他阶层群众参加革命。在工会的推动下，百色、龙州两地的城市斗争迅速转入高潮，在两地起义举行之前，城区的掌控权实际已经掌握在工人手中。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与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制定的斗争方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正确执行这一方针，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把工农武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把兵运、农运、工运结合起来，把工农兵力量聚集起来，使起义不是简单的兵变，而是形成了正规部队与工农武装结合的起义力量，并以当时左右江的政治经济中心的百色、龙州为起义地点，以壮乡广大农村地区作为起义后进行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种结合实际开展斗争的方式，是具有开创性的武装夺取政权斗争方式。
三、迅速增加工农赤卫队武器装备，注重发挥和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
左右江的工农武装虽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在敌人严密封锁和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工农武装部队普遍存在武器弹药缺乏，战士没有受过较好军事训练，领导人员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不强等方面问题。邓小平到达广西后，他把增加农军武器装备，尽快提高战斗能力，作为主要重点工作。他通过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俞、李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争取到他们给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增加了这批武器装备后，战斗力迅速提高。1929年9月，邓小平根据广西政治形势的快速变化，果断作出把广西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农村地区，把党在南宁的武装转移到左右江地区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邓小平、张运逸率领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开往右江，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装运大量武器弹药开往左江。为了进一步增强左右江工农武装实力，邓小平和张运逸把从南宁带来的5000支步枪分发给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的农军和新成立的工人赤卫队，收缴地主豪绅武器，全部用来装备当地农军，并派出军事干部帮助训练。右江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赤卫队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经过较好过军事训练后，战斗力极大提高，在后来的百色起义中，他们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到达龙州后，很快把800支步枪和1万发子弹拨给工人自卫队和农民自卫队。为了把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结合起来，左江党组织把龙州工人自卫队与农民自卫队合并，成立有1000多人的左江赤卫大队。左江赤卫大队在经过俞作豫派来的军事干部训练后，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革命武装。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农赤卫队的战斗力，使他们能够在复杂残酷战斗中战胜强敌，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人非常重视在实战中锤炼队伍，根据斗争实际情况调集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参加消灭反动武装战斗。1929年10月28日右江农军配合第四警备大队，在百色、那坡、平马等地收缴反动的第三警备大队武装，俘虏700多人，缴枪700多支。在此前后，农军还先后攻占东兰县城、凤山县城，在农村围歼土豪武装，在城镇收缴商团武装，为百色起义扫除障碍。龙州工农武装在配合第五警备大队平定蒙志仁叛变的战斗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11月下旬，第五警备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二、四、五营叛变，在李明瑞、俞作豫指挥的平叛战斗中，何建南率领左江赤卫队和雷献廷领导的邕宁农军营一道，积极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左江赤卫队利用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对龙州城实行封锁，断绝城内粮草供应。经过几昼夜激战，消灭了大量叛军，扭转了左江地区局势，为龙州起义清除了障碍。在龙州起义之前，龙州赤卫队担负保卫龙州城的重任，邕宁县农军在第四第五警备大队离开南宁后，主力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游击斗争，牵制南宁之敌，一部分进驻左县，守卫通往龙州的交通要道。上金、凭祥、龙茗、雷平、万承的农军，1929年10月到12月在大量消灭本地区反动武装的同时还分别攻下了县城，1930年2月，万承、龙茗的农军配合右江镇结农军攻下了镇结县城，形成左右江工农武装配合作战的局势。农军的战斗胜利不但为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起义后创建扩大左江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起义胜利后，工农赤卫队全力配合红七、红八军清剿盘踞在革命根据地内的土匪、地主恶霸残余武装，较好地保卫根据地，保卫新生革命政权。 四、反帝斗争，工农赤卫队发挥了主力先锋作用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邓小平第二次到达龙州后，建议龙州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按照邓小平的提议，1930年2月8日至10日龙州总工会召开了龙州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到龙州检查指导工作，虽然很繁忙，但邓小平还是坚持参加会议，指导工会开展工作，并在2月9日向全体代表作了政治报告，号召龙州工人积极参加斗争，配合红八军进行战斗。龙州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总工会的新一届执委会带领赤卫队和工农群众没收反动资本家不义之财，逮捕破坏龙州起义的英国亚细亚公司“同合荣”商号老板，镇压了一批国民党反动官员，尤其是在反对法帝国主义干涉破坏龙州起义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龙州起义，极大震慑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他们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明目张胆地威胁新生的左江苏维埃政权，法越当局还下令断绝中越边境交通，多次派飞机入侵左江地区领空进行武装挑衅，法国驻龙州领事馆人员为当地土豪劣绅窝藏巨额財产和武器弹药。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嚣张气焰，邓小平在龙州部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反帝爱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赤卫队为先导，以红军为主力，工农群众为后盾，全力捣毁番鬼楼（天主教堂）。”数千群众在左江赤卫队带领下包围了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当场查抄出一批枪支弹药、收发报机、鸦片，以及龙州豪绅巨贾窝藏的财物及银元15万块、黄金数斤。
龙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唯一一次高举反帝旗帜的起义，它沉重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士气，通过毫无畏惧地英勇斗争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反帝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对邓小平开展的工作和领导的斗争，党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给予了这样的肯定和赞扬：“自小平同志达到后，你们的确相当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五、壮乡工农武装在斗争洗礼中成长成为红军主力部队
1929年10月由邓小平、张运逸率领开往右江起义部队有1500人，到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时，全军人数扩大到5000多人。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张运逸在《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中写道：“在小平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韦拨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4]从张运逸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百色起义诞生的红七军，大部分是右江地方武装转为正规部队。右江地方工农武装除了在起义前和起义时，把装备好战斗力强的工农赤卫队转编成正规红军部队以外，起义后，他们还在正规部队扩大或转移时，把自己的优秀战士输送给正规部队。起义后仅8个月时间，部队在扩大和保卫根据战斗中发展扩大到万人之多。红七军得到如此快速发展壮大，是因为有大量壮乡优秀儿女投身到了红军队伍，成了坚强的红军战士。据1928年8月统计，只东兰、凤山两县参加红军的农民就有6000人之多。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红七军前委决定留韦拔群在右江坚持斗争。韦拔群把由右江地方武装组成的21师战斗人员全部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带21师的番号和74名干部战士回到右江再重建21师。为了尽快重建部队保卫革命根据地，韦拔群将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21师来，又帮助各县重建了赤卫军常备营。到1931年，21师又扩充到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共3000人的兵力。重建的红21师，灵活机动地与来围剿的两万多桂系军阀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战略上有效地策应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虽然在1932年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被敌人杀害，红军部队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由邓小平、张运逸、韦拔群等百色起义领导人点燃的右江革命烈火没有被扑灭，壮乡的工农武装斗争没有停止，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时期成立滇黔桂边解放军纵队，又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配合以刘邓大军为主力的挺进西南解放大军解放祖国大西南。
龙州起义成立的红八军，大多数人员也是由左江地方武装转编成。俞作豫率领开往左江的起义部队有1600人，到达龙州后，俞作豫通过收编和扩充，部队很快增加了2000人，使原来的第五警备大队从3个营扩大到6个营。但是，在1929年11月下旬，李明瑞命令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准备攻打南宁，副大队长蒙志仁率第二、四、五营行至左县时，胁迫部队回占龙州，公然叛变。留守龙州的第六营与叛军战斗，遭受重大损失。在此之前，第三营也在三连连长郑超鼓动下，赶走营长李仲陶，挟持部队开往靖西县城。这两起叛变事件，使第五警备大队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真正掌握在大队长俞作豫手上的部队只有第一营。龙州起义参加者开国将军吴西在《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建立》中写道：“红八军成立后，将部队编成两个纵队，共约三千多人。还成立了一个教导队，学员有一百余人。”[5]虽然吴西将军没写叛变事件和在与叛军战斗中，原计划参加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后来队伍又很快得到扩大的经过，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当时能够成为红军部队人员、除了有思想觉悟的青年工人农民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时的工农赤卫队转编成红军正规部队。正是因为有工农赤卫队做后备力量，起义部队才能够得到及时的人员补充，红八军才能够组建了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两个纵队。龙州起义后，还有相当部分的赤卫队和农军没有编入红八军系列，但是他们在配合红八军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好多关键性战斗成了主力部队。1930年3月20日，国民党桂系当局获悉红八军部分主力外出，龙州城防薄弱的情报后，立即派出两个团军队勾结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龙州。在保卫龙州城激战中，左江赤卫大队分别配合红八军两个营坚守东、西、北大门，阻击消灭向三座城门进攻的敌人。当年战斗参加者红八军营政工员吴西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战斗打响后，严敏同志（左江特委书记）从左县率领农民赤卫军一个营赶到，支援保卫桥头的战斗，他们打得非常顽强，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6]在数倍敌人的猖狂进攻下，为了减少部队的损失，经过与敌人激战一整天后，军长俞作豫决定弃守龙州，指挥部队向凭祥撤退，农军营和部分红八军坚守铁桥头掩护大部队撤退。守桥官兵在阻击敌人的激战中，子弹打光手榴弹打完后，他们与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战，最后包括农军营在内400多守桥官兵壮烈牺牲。没有在桥上撤退的部队涉水过江，尾随而至的敌人追到江边，左江赤卫大队副大队长邓生，为了掩护部队过江，他不停向敌人射击的同时，在沙丘上插起了一面红旗吸引敌人火力，减少了过江部队的压力。队伍全部撤过江后，他起身准备过江时中弹受重伤，后在养伤时被敌人杀害。由于受到数倍强敌进攻，红八军遭受重大损失，左江根据地也在敌人重兵围剿下丧失。但是，邓小平和红八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1947年8月17日，中共左江工委书记黄嘉率领左江游击队消灭驻守龙州大青山的国民党林警大队，举行大青山起义，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支队，在敌人的大后方开辟第二战场，消灭盘踞在左江和龙州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配合正面战场解放军进行战略大反攻，1949年12月，与南下解放大军一同解放左江地区，把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现友谊关），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报告广西全境解放。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汲取南昌起义重视依靠党掌握的武装部队作为起义主力军的经验，学习秋收起义重视依靠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为起义主要力量的方法，借鉴广州起义充分利用城市工人力量参与起义的方式来组织和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使起义有了强大的力量，使起义成功地胜利举行，并在起义胜利举行后，及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有28个县150多万人口、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和扩大红军队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地区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发展，它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上和人民军队创建历程中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蒋秋谨.永远的丰碑——龙州起义与红八军[A].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193
[2]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左右江根据地（上）[A].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251
[3]张云逸.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A].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关键词：工农武装;革命高潮;后备力量;反帝斗争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3
大革命失败后不久的广西，革命处在低潮。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汪精卫一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对工农革命运动残酷镇压，广西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几乎被摧残殆尽。在这紧要时期，年轻的邓小平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来到广西负责全面领导广西革命工作。如何尽快恢复广西革命局面，并把它推向高潮，邓小平不负众望，他根据广西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以非凡的无产阶级胆略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很快打开广西革命新局面，成功组织和发动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点燃了映红壮乡的熊熊革命烈火，领导广西广大人民群众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胜利举行，红七军、红八军的成功创建和发展壮大，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扩大，与当时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作出的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工农武装参加起义和斗争的正确决策，以及决策得到正确实施分不开;与壮乡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分不开。
一、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为起义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左右江地区是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诸因素，这里的广大人民长期受到法、美、英等帝国主义侵害和封建地主、土司的剥削和压迫，受到兵匪的骚扰和压榨。但左右江地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运动使他们形成了敢于反抗封建皇朝统治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精神，辛亥革命期间，他们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皇朝统治斗争，是最快响应辛亥革命的少数民族地区。
辛亥革命后，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广西农民运动杰出领
袖韦拔群，在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中，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他接受先进思想后，离开旧军队回到东兰，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參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回到东兰，他按照党的指示，一方面参照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成立农民协会和坚持武装斗争，一方面先后创办三届农民运动讲习班，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六百多人。参加培训的学员把革命火种带回各地，燎原的星火使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武装斗争的烽火燃遍右江两岸、红水河畔。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广西笼罩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各地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但是，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克服各种难于想象的困难，仍然公开坚持用革命武装来反抗反革命武装，并越战越强。在1928年6月，右江地区各路农军不断组织暴动，先后攻打了凤山、果德、镇结、思林、向都、那马等县城，给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以有力反击，自觉执行 “八七”会议提出建立工农武装的方针，坚定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道路。
五四运动后，以高孤雁为代表的龙州革命青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开展工农运动的革命主张。1926年，党派陈霁、易挽澜同志到龙州领导左江工农运动，使龙州成为当时西南边陲工农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1927年1月20日“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成立，陈霁、易挽澜分别担任办事处正副主任。易挽澜以龙州下冻为试点，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号召农民抗租抗税。在易挽澜的组织领导下，下冻农会发展很快，会员达2000多人。在龙州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左江地区各县陆续成立农会。正当大革命风起云涌，左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之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龙州的高孤雁、陈霁、易挽澜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反动派杀害。但是，左江革命人民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27年5月各县开始组建农军，到1929年初，雷平、养利、左县、万承、邕宁、龙茗、上思、龙州的农军总共发展到五千人之多。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攻打土豪城堡和县城，没收土豪粮食财产和反动政府物资钱粮分发给贫苦农民。左江农民武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受中国共产党影响发展起来的左右江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革命低潮时期，运动和斗争不但没有停止或转入地下，反而更加蓬勃兴起，斗争士气更加高涨，斗争范围更加扩大，参加斗争群众不断增加。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说明，广西人民，壮乡群众，他们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砸碎困缚在身上的千年锁链，实现自身的解放和汇入解放全中国人民的斗争洪流。也就是他们不断地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反抗，才为在广西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后来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选择在左右江壮乡举行，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起义领导人看到了壮乡农民武装能够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看到壮乡人民群众会坚定拥护支持起义，他们才果断决定把兵运和农运结合起来，在祖国南疆举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大起义。
二、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把工农武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和成为总暴动”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1929年7月到广西后，他在对广西各方面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决定通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加紧扩大工农武装，来加快推进广西革命的发展。在他的指导下，1929年8月、9月先后召开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广西农村工作草案大纲》等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等政治任务的同时，又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斗争更加深入。”这些文件为广西的农民武装斗爭制定了正确的发展策略，对指导左右江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后中共广西特委决定加强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选派雷经天率党员干部到右江地区恢复建立党组织和进一步加强领导工农运动。雷经天到达右江后，很快建立了右江工作委员会，建立各县党组织，发展党员，到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地区地方党员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百色起义后党员人数达1500多人。党组织恢复建立，党员队伍得到较快扩大，使党有更多的力量去领导工农运动，有更多的人员去组织创建和扩大工农武装。百色起义前，右江两岸、红水河畔的群众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整个右江地区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初步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对左江，特委选派何建南、麦锦汉等一批中共党员组成左江工作组，赴龙州恢复工农运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何建南、麦锦汉等人到龙州后，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和中共龙州党小组。在党小组和“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下冻农会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会员达2000多人。在组建农会的基础上，党小组把各乡的农民自卫队联合组成由党直接领导的农民赤卫大队。在“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卓有成效指导之下，龙州起义前，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龙茗等县，都相继恢复了农会，加入农会的农民达3万人之多，农民赤卫队发展到5000多人。
左右江党组织在对农民运动进一步加强领导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的左右江地区没有工业，只有其他行业工人，人数不多，并且大多集中在百色和龙州两个县城。虽然人数不很多，但工人阶级有彻底革命精神，是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因此，左右江的党组织还是十分注重在这两个县城开展工人运动。选派到左右江地区去的党员干部，根据工人的实际情况，组织成立了民船、苦力、五金、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的基层工会，百色、龙州各成立了12个行业和14个行业基层工会。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发挥工人的团结战斗作用，百色、龙州的党组织在起义前，又分别把基层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百色县工会联合会和龙州工人联合总会，百色有会员1000多人，龙州有2000多人。这些工会会员后来都成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很多会员成为工人赤卫队队员和红军战士。工会成立后，工人在党和工会的领导组织下，不断地与反动政府和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并且主动去发动其他阶层群众参加革命。在工会的推动下，百色、龙州两地的城市斗争迅速转入高潮，在两地起义举行之前，城区的掌控权实际已经掌握在工人手中。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与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制定的斗争方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正确执行这一方针，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把工农武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把兵运、农运、工运结合起来，把工农兵力量聚集起来，使起义不是简单的兵变，而是形成了正规部队与工农武装结合的起义力量，并以当时左右江的政治经济中心的百色、龙州为起义地点，以壮乡广大农村地区作为起义后进行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种结合实际开展斗争的方式，是具有开创性的武装夺取政权斗争方式。
三、迅速增加工农赤卫队武器装备，注重发挥和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
左右江的工农武装虽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但在敌人严密封锁和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工农武装部队普遍存在武器弹药缺乏，战士没有受过较好军事训练，领导人员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不强等方面问题。邓小平到达广西后，他把增加农军武器装备，尽快提高战斗能力，作为主要重点工作。他通过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俞、李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争取到他们给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增加了这批武器装备后，战斗力迅速提高。1929年9月，邓小平根据广西政治形势的快速变化，果断作出把广西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农村地区，把党在南宁的武装转移到左右江地区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邓小平、张运逸率领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开往右江，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装运大量武器弹药开往左江。为了进一步增强左右江工农武装实力，邓小平和张运逸把从南宁带来的5000支步枪分发给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的农军和新成立的工人赤卫队，收缴地主豪绅武器，全部用来装备当地农军，并派出军事干部帮助训练。右江农民自卫军和工人赤卫队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经过较好过军事训练后，战斗力极大提高，在后来的百色起义中，他们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到达龙州后，很快把800支步枪和1万发子弹拨给工人自卫队和农民自卫队。为了把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结合起来，左江党组织把龙州工人自卫队与农民自卫队合并，成立有1000多人的左江赤卫大队。左江赤卫大队在经过俞作豫派来的军事干部训练后，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革命武装。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农赤卫队的战斗力，使他们能够在复杂残酷战斗中战胜强敌，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人非常重视在实战中锤炼队伍，根据斗争实际情况调集工人赤卫队、农民自卫军参加消灭反动武装战斗。1929年10月28日右江农军配合第四警备大队，在百色、那坡、平马等地收缴反动的第三警备大队武装，俘虏700多人，缴枪700多支。在此前后，农军还先后攻占东兰县城、凤山县城，在农村围歼土豪武装，在城镇收缴商团武装，为百色起义扫除障碍。龙州工农武装在配合第五警备大队平定蒙志仁叛变的战斗中同样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11月下旬，第五警备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二、四、五营叛变，在李明瑞、俞作豫指挥的平叛战斗中，何建南率领左江赤卫队和雷献廷领导的邕宁农军营一道，积极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左江赤卫队利用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发动群众对龙州城实行封锁，断绝城内粮草供应。经过几昼夜激战，消灭了大量叛军，扭转了左江地区局势，为龙州起义清除了障碍。在龙州起义之前，龙州赤卫队担负保卫龙州城的重任，邕宁县农军在第四第五警备大队离开南宁后，主力一部分在本地坚持游击斗争，牵制南宁之敌，一部分进驻左县，守卫通往龙州的交通要道。上金、凭祥、龙茗、雷平、万承的农军，1929年10月到12月在大量消灭本地区反动武装的同时还分别攻下了县城，1930年2月，万承、龙茗的农军配合右江镇结农军攻下了镇结县城，形成左右江工农武装配合作战的局势。农军的战斗胜利不但为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起义后创建扩大左江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起义胜利后，工农赤卫队全力配合红七、红八军清剿盘踞在革命根据地内的土匪、地主恶霸残余武装，较好地保卫根据地，保卫新生革命政权。 四、反帝斗争，工农赤卫队发挥了主力先锋作用
为了更好地团结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邓小平第二次到达龙州后，建议龙州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按照邓小平的提议，1930年2月8日至10日龙州总工会召开了龙州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到龙州检查指导工作，虽然很繁忙，但邓小平还是坚持参加会议，指导工会开展工作，并在2月9日向全体代表作了政治报告，号召龙州工人积极参加斗争，配合红八军进行战斗。龙州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总工会的新一届执委会带领赤卫队和工农群众没收反动资本家不义之财，逮捕破坏龙州起义的英国亚细亚公司“同合荣”商号老板，镇压了一批国民党反动官员，尤其是在反对法帝国主义干涉破坏龙州起义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龙州起义，极大震慑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他们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明目张胆地威胁新生的左江苏维埃政权，法越当局还下令断绝中越边境交通，多次派飞机入侵左江地区领空进行武装挑衅，法国驻龙州领事馆人员为当地土豪劣绅窝藏巨额財产和武器弹药。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嚣张气焰，邓小平在龙州部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反帝爱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赤卫队为先导，以红军为主力，工农群众为后盾，全力捣毁番鬼楼（天主教堂）。”数千群众在左江赤卫队带领下包围了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当场查抄出一批枪支弹药、收发报机、鸦片，以及龙州豪绅巨贾窝藏的财物及银元15万块、黄金数斤。
龙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唯一一次高举反帝旗帜的起义，它沉重打击了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士气，通过毫无畏惧地英勇斗争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反帝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对邓小平开展的工作和领导的斗争，党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给予了这样的肯定和赞扬：“自小平同志达到后，你们的确相当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五、壮乡工农武装在斗争洗礼中成长成为红军主力部队
1929年10月由邓小平、张运逸率领开往右江起义部队有1500人，到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时，全军人数扩大到5000多人。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张运逸在《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中写道：“在小平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三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韦拨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4]从张运逸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百色起义诞生的红七军，大部分是右江地方武装转为正规部队。右江地方工农武装除了在起义前和起义时，把装备好战斗力强的工农赤卫队转编成正规红军部队以外，起义后，他们还在正规部队扩大或转移时，把自己的优秀战士输送给正规部队。起义后仅8个月时间，部队在扩大和保卫根据战斗中发展扩大到万人之多。红七军得到如此快速发展壮大，是因为有大量壮乡优秀儿女投身到了红军队伍，成了坚强的红军战士。据1928年8月统计，只东兰、凤山两县参加红军的农民就有6000人之多。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红七军前委决定留韦拔群在右江坚持斗争。韦拔群把由右江地方武装组成的21师战斗人员全部补充到北上的主力部队，自己只带21师的番号和74名干部战士回到右江再重建21师。为了尽快重建部队保卫革命根据地，韦拔群将东兰、凤山、都安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21师来，又帮助各县重建了赤卫军常备营。到1931年，21师又扩充到四个团和两个独立营共3000人的兵力。重建的红21师，灵活机动地与来围剿的两万多桂系军阀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战略上有效地策应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虽然在1932年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被敌人杀害，红军部队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由邓小平、张运逸、韦拔群等百色起义领导人点燃的右江革命烈火没有被扑灭，壮乡的工农武装斗争没有停止，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时期成立滇黔桂边解放军纵队，又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更大规模的进攻，配合以刘邓大军为主力的挺进西南解放大军解放祖国大西南。
龙州起义成立的红八军，大多数人员也是由左江地方武装转编成。俞作豫率领开往左江的起义部队有1600人，到达龙州后，俞作豫通过收编和扩充，部队很快增加了2000人，使原来的第五警备大队从3个营扩大到6个营。但是，在1929年11月下旬，李明瑞命令俞作豫率领第五警备大队准备攻打南宁，副大队长蒙志仁率第二、四、五营行至左县时，胁迫部队回占龙州，公然叛变。留守龙州的第六营与叛军战斗，遭受重大损失。在此之前，第三营也在三连连长郑超鼓动下，赶走营长李仲陶，挟持部队开往靖西县城。这两起叛变事件，使第五警备大队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真正掌握在大队长俞作豫手上的部队只有第一营。龙州起义参加者开国将军吴西在《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建立》中写道：“红八军成立后，将部队编成两个纵队，共约三千多人。还成立了一个教导队，学员有一百余人。”[5]虽然吴西将军没写叛变事件和在与叛军战斗中，原计划参加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后来队伍又很快得到扩大的经过，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当时能够成为红军部队人员、除了有思想觉悟的青年工人农民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时的工农赤卫队转编成红军正规部队。正是因为有工农赤卫队做后备力量，起义部队才能够得到及时的人员补充，红八军才能够组建了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两个纵队。龙州起义后，还有相当部分的赤卫队和农军没有编入红八军系列，但是他们在配合红八军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好多关键性战斗成了主力部队。1930年3月20日，国民党桂系当局获悉红八军部分主力外出，龙州城防薄弱的情报后，立即派出两个团军队勾结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龙州。在保卫龙州城激战中，左江赤卫大队分别配合红八军两个营坚守东、西、北大门，阻击消灭向三座城门进攻的敌人。当年战斗参加者红八军营政工员吴西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战斗打响后，严敏同志（左江特委书记）从左县率领农民赤卫军一个营赶到，支援保卫桥头的战斗，他们打得非常顽强，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6]在数倍敌人的猖狂进攻下，为了减少部队的损失，经过与敌人激战一整天后，军长俞作豫决定弃守龙州，指挥部队向凭祥撤退，农军营和部分红八军坚守铁桥头掩护大部队撤退。守桥官兵在阻击敌人的激战中，子弹打光手榴弹打完后，他们与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战，最后包括农军营在内400多守桥官兵壮烈牺牲。没有在桥上撤退的部队涉水过江，尾随而至的敌人追到江边，左江赤卫大队副大队长邓生，为了掩护部队过江，他不停向敌人射击的同时，在沙丘上插起了一面红旗吸引敌人火力，减少了过江部队的压力。队伍全部撤过江后，他起身准备过江时中弹受重伤，后在养伤时被敌人杀害。由于受到数倍强敌进攻，红八军遭受重大损失，左江根据地也在敌人重兵围剿下丧失。但是，邓小平和红八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没有熄灭，1947年8月17日，中共左江工委书记黄嘉率领左江游击队消灭驻守龙州大青山的国民党林警大队，举行大青山起义，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左江支队，在敌人的大后方开辟第二战场，消灭盘踞在左江和龙州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配合正面战场解放军进行战略大反攻，1949年12月，与南下解放大军一同解放左江地区，把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现友谊关），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报告广西全境解放。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委，汲取南昌起义重视依靠党掌握的武装部队作为起义主力军的经验，学习秋收起义重视依靠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为起义主要力量的方法，借鉴广州起义充分利用城市工人力量参与起义的方式来组织和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使起义有了强大的力量，使起义成功地胜利举行，并在起义胜利举行后，及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有28个县150多万人口、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和扩大红军队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南地区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发展，它在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上和人民军队创建历程中谱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蒋秋谨.永远的丰碑——龙州起义与红八军[A].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193
[2]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左右江根据地（上）[A].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251
[3]张云逸.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A].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