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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龚克数了数,自己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555天。近八年前,从天津大学校长一职离任时,龚克也做了一样的计算,他在那里工作了1642天。
在一个下雨的日子,他从北京只身来到与过往人生无甚交集的天津,并在该市最重要的两所大学里,种下自己的教育理念,使之生根发芽。
不少人知道他,除了因为两校校长的身份,更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直言改革主张。他曾直言,“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认为高校应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2018年年初,龚克离任南开大学校长。但他始终身体力行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对教育的思考和呼吁,从未停下。
三次主动选择
龚克的求学生涯,可以说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每一步都踩在了重要的时间点上。
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文革”开始,龚克和所有同学一样,停课闹革命。1970年,初中毕业的龚克,进入北京的798厂——该地后来以798艺术区闻名。这是一家军工厂,龚克被分配进微波车间,成为车工。
很快他就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是学徒,师傅让他们去王府井书店买金属切削手册,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书里涉及了几何、动力学的知识,他几乎一窍不通,也无法搞懂相关原理。1972年,厂里重新建立规章制度,在政治学习之余,年轻人请“文革”前的大学生给他们补课,讲授数学、物理的知识。龚克还曾多次申请当工农兵学员,但屡次失败。1977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选择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其有军工背景。1978年3月,即将满23岁的龚克,成为北京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本硕博三级学位制度建立。龔克看到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径,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找龚克谈话,告诉他成绩不错,现在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可以让他去。
于是,成绩优秀的龚克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公派出国的研究生。1983年,他前往奥地利的格拉茨技术大学,在通讯与电波专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他用四年半时间提前拿到了学位,并决定回国。
多年后,龚克回忆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说多年来自己其实只有过三次主动选择的机会,都在“文革”后求学的12年间。一次是考不考大学、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第二次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要不要考研,毕竟那时候大学毕业已是高学历,就业之路很广;第三次则是博士毕业时,要不要回国,回国后去哪里。
他后来回想,认为自己早早回国是十分正确的。一方面,他尽早进入并熟悉了国内的研究环境,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为日后在国内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1990年,35岁的龚克留在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90018这个工号将在未来的16年伴随他。
适应比能力更重要
留校任教的龚克,很快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成为讲师后不久,系里负责人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做学生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的传统,在1953年由校长蒋南翔首创,一些政治素质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他们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被称为“双肩挑”制度。
龚克因自己本科研究生期间都不在清华求学,不了解相关情况,婉拒了这一安排,但成了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工作两三年后,龚克成为电子工程系的副主任,他想管科研,但系主任则要求他管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他后来意识到,这其实都是系里对他的培养与考察,意在为他补上对清华缺失的那部分了解。之后,学校安排龚克到研究生院挂职,担任副院长兼研究生培养处处长。
1999年,44岁的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此时,距离他回国以博士后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才12年。
几年后,他再次遇到了一个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遇,与他早年科研的愿望有几分接近。他成为国家最早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之一——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筹)的首任主任,相应地,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清华信息学科群的建设和有关的科研工作。但不久后,新的调令来了。
龚克记得,那天自己刚从台湾出差回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教育部谈话,说可能会有工作调动。他从教育部得知,自己即将赴任天津大学校长一职,时间十分紧张,要随时准备上任。在此之前,龚克的人生与天津从未产生过交集,有关天津大学的情况,之前他只是偶有接触。
离开清华大学前,龚克是“双肩挑”干部,一直没有放弃科研工作,门下也还有博士生。2006年到天津大学后,龚克也招了一名博士,但很快他就发现,与原先在清华大学当副校长时不同,现在,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与这名博士生交流。为了不耽搁学生,只好送他去国外联合培养。此后,他再也没敢招过学生。
五年后,龚克接到新调令,前往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任校长。这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大学,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对龚克来说都是新难题。担任天津大学校长后,龚克全心投入到办学之中,大量看教育学领域的书,为自己补课。逐渐地,他把科研工作全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学校的掌门人。“你做了就要做好,要担起这个担子来,你面对着学校的百年历史,几十万校友,几万在校学生,必须拼命做。”龚克说,这份责任,使得他将自己人生的某一阶段,和一所学校联系在一起。
他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年轻人,也许有少数非常幸运的人,是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专业,也就是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而他则相反,他是干一行,继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他相信达尔文的话,能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甚至也不是最聪明的种群,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他觉得这种对需求的适应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学习能力、忍受困难的毅力、承受变化的压力,以及在这之后所培养起来的兴趣,是更为扎实的东西,就如同他以责任为驱动的工作生涯。
在一个下雨的日子,他从北京只身来到与过往人生无甚交集的天津,并在该市最重要的两所大学里,种下自己的教育理念,使之生根发芽。
不少人知道他,除了因为两校校长的身份,更因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教育观念、直言改革主张。他曾直言,“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认为高校应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2018年年初,龚克离任南开大学校长。但他始终身体力行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对教育的思考和呼吁,从未停下。
三次主动选择
龚克的求学生涯,可以说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每一步都踩在了重要的时间点上。
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文革”开始,龚克和所有同学一样,停课闹革命。1970年,初中毕业的龚克,进入北京的798厂——该地后来以798艺术区闻名。这是一家军工厂,龚克被分配进微波车间,成为车工。
很快他就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是学徒,师傅让他们去王府井书店买金属切削手册,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书里涉及了几何、动力学的知识,他几乎一窍不通,也无法搞懂相关原理。1972年,厂里重新建立规章制度,在政治学习之余,年轻人请“文革”前的大学生给他们补课,讲授数学、物理的知识。龚克还曾多次申请当工农兵学员,但屡次失败。1977年听说要恢复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他选择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因为其有军工背景。1978年3月,即将满23岁的龚克,成为北京工业学院电子工程系“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本硕博三级学位制度建立。龔克看到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径,决定参加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的研究生招生负责人找龚克谈话,告诉他成绩不错,现在有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可以让他去。
于是,成绩优秀的龚克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公派出国的研究生。1983年,他前往奥地利的格拉茨技术大学,在通讯与电波专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他用四年半时间提前拿到了学位,并决定回国。
多年后,龚克回忆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说多年来自己其实只有过三次主动选择的机会,都在“文革”后求学的12年间。一次是考不考大学、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第二次是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要不要考研,毕竟那时候大学毕业已是高学历,就业之路很广;第三次则是博士毕业时,要不要回国,回国后去哪里。
他后来回想,认为自己早早回国是十分正确的。一方面,他尽早进入并熟悉了国内的研究环境,另一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为日后在国内的发展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1990年,35岁的龚克留在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90018这个工号将在未来的16年伴随他。
适应比能力更重要
留校任教的龚克,很快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成为讲师后不久,系里负责人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做学生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的传统,在1953年由校长蒋南翔首创,一些政治素质过硬、业务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他们一肩挑思想政治工作,一肩挑业务学习,被称为“双肩挑”制度。
龚克因自己本科研究生期间都不在清华求学,不了解相关情况,婉拒了这一安排,但成了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工作两三年后,龚克成为电子工程系的副主任,他想管科研,但系主任则要求他管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他后来意识到,这其实都是系里对他的培养与考察,意在为他补上对清华缺失的那部分了解。之后,学校安排龚克到研究生院挂职,担任副院长兼研究生培养处处长。
1999年,44岁的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此时,距离他回国以博士后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才12年。
几年后,他再次遇到了一个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遇,与他早年科研的愿望有几分接近。他成为国家最早筹建的国家实验室之一——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筹)的首任主任,相应地,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清华信息学科群的建设和有关的科研工作。但不久后,新的调令来了。
龚克记得,那天自己刚从台湾出差回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电话,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教育部谈话,说可能会有工作调动。他从教育部得知,自己即将赴任天津大学校长一职,时间十分紧张,要随时准备上任。在此之前,龚克的人生与天津从未产生过交集,有关天津大学的情况,之前他只是偶有接触。
离开清华大学前,龚克是“双肩挑”干部,一直没有放弃科研工作,门下也还有博士生。2006年到天津大学后,龚克也招了一名博士,但很快他就发现,与原先在清华大学当副校长时不同,现在,他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与这名博士生交流。为了不耽搁学生,只好送他去国外联合培养。此后,他再也没敢招过学生。
五年后,龚克接到新调令,前往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任校长。这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类大学,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对龚克来说都是新难题。担任天津大学校长后,龚克全心投入到办学之中,大量看教育学领域的书,为自己补课。逐渐地,他把科研工作全都放下了,一心一意做学校的掌门人。“你做了就要做好,要担起这个担子来,你面对着学校的百年历史,几十万校友,几万在校学生,必须拼命做。”龚克说,这份责任,使得他将自己人生的某一阶段,和一所学校联系在一起。
他拿自己的经历教育年轻人,也许有少数非常幸运的人,是喜欢什么,就选择什么专业,也就是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而他则相反,他是干一行,继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他相信达尔文的话,能生存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甚至也不是最聪明的种群,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他觉得这种对需求的适应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学习能力、忍受困难的毅力、承受变化的压力,以及在这之后所培养起来的兴趣,是更为扎实的东西,就如同他以责任为驱动的工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