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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借出的书
斗胆说尽人皆知的大实话：一个人要想看书的话，不一定非得去买。从某种意义上讲，书籍甚至算得上是一种公共品。这里指的不单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就算是私人收藏的书籍，同样也具有某种独有的特质。当一个人张口向朋友借用餐具或割草机之前，他八成已向对方借过十来本书（用于收藏的古董书自然另当别论）。虽然都是私有物品，但和书籍相比，餐具和割草机显然要更“私人”一些。更何况，因为书里的字都是事先印好的，所以对书的主人而言，真正属于他的并不是书里的文字，而不过是那一沓纸。再说了，如果一个人的选书品位能够以如此方式得到赏识，他该感到受宠若惊才对！
人们在借用这些物品时，通常都会讲好送还的时间。书却不一样，它可以延迟，也可以中断；它可能耗时漫长，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所以，出借人总是这样说：看完再还，不急！
这话自然是出自好意。可是，它却让书的命运从此踏上了自己的轨道。如果借书人患有拖延症，这本书就会变成压在他心中的重负。时钟开始嘀嗒作响：哎，该把书还回去啦！但从另一方面讲，借书人也许并不愿意逼自己太甚，更不愿被别人催促不休，而且说到底，不过就是一本书嘛，还能怎样？可是，如果不看就把书还回去，也终究不是办法。一来是因为借书人可能不等人问，就不自觉地说了实话；二来如果这样做，会让借书人显得很小气。其实这时候，出借人自己也已陷入了两难。书迟迟不还或许早让他怒火中烧，可他却刻意回避不问，以免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小气鬼。而且他毕竟亲口说过：不急！
于是，许多借出去的书就这样经年累月，守候在等待阅读的中间地带。还没看，不过，马上；还没还，等看完就还，一定！对借出去的书来说，最坏的情况是，借书人压根不准备再读它。而且为了不让自己太纠结，他刻意把书塞到了一个视线不及的角落。也许有一天，这些借来的书会被装进搬家用的纸箱，随其他家当一起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片大陆，最后被借书人昧着良心或出于大意，归入了自家的收藏。
再往后，当出借人和借书人都已相继故去，这本借出去的书却依然完好。可是，只有当它有一天在旧货市场上被卖掉——哪怕标价只有一角钱——它才能有机会洗刷身上的污点和耻辱。如今，它终于又有希望被人阅读啦！
直到有人把它借走。
被偷窃的书
想当年，在我刚进大学念书时，从书店里偷书还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叛逆行为。在一些圈子里，文字常常被看作是公共品。在这些人看来，文字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总是以商品和私有物——书籍的形式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为达到统治目的所采取的卑劣伎俩。面对这种伎俩，只能以不顺从的姿态作为回应。
那时候，我只偷过一本书。一场白费力气的行为表演，一次青春期后遗症式的愚蠢冒险。那本书是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记》。在被禁多年之后，它又重新出版上市，尽管围绕书的官司还没有了结。我觉得，对这样一本书下手实在再合适不过，况且它就摆在书店靠近门口的位置，高高地堆成一摞。
这次偷书行动虽然得了手，可我的內心却为此纠结不已。我草草读完了书，一心指望能通过阅读来弥补之前的过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于是我只好又花钱买了一本，还让店员开了发票，然后在离开书店时，悄悄把书放在了门口依然高耸的书堆上。一场行为主义风格的资本主义大批判，就这样狼狈地收了场。
可是到后来，在迷上收藏的几年里，我却屡屡陷入一种境地，让我不得不认真去思考偷书的问题。在我眼里，有些书和我的书架还有架上的藏书是那么相配（简直是天作之合），以致让我觉得，为了得到它们，就算做下犯法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现有的物权关系确实很不公平，不过这并非是对政治和社会全面思考后的认识，而是在我看来，我对这些书籍的权利诉求，要比旧书店或公共图书馆来得更迫切，更有根有据。
偷书贼是一类既有魅力又充满矛盾的人物。从一方面讲，他擅自窃取他人之物，这着实不妥，要是听任其发展那还了得？但另一方面，他是窃贼中的文化人，是精神世界里的罗宾汉。或许我们可以指望他们，为书籍的世界打造全新的物权关系，以取代单纯的商品所有权。最好的办法是按照读者的真实需求和内在素质来分配书籍，具体该怎样操作，则另当别论。
自从投身写作之后，我对偷书贼的浪漫幻想也渐渐消散。谁敢偷我的书，就是不尊重我的劳动，是贪图私利而害我吃亏。人类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终于建立起一套文化经济体制，好让人们至少有机会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假如没有“知识产权”的理念和司法实践，这条路就会被彻底堵死，所以务必要想办法保住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抵制“知识产权”盗窃，无论其存在的形式是哪一种。
其实，书籍本身就是一种防盗装置。它给文字套上了权威和官方化的外壳，即使不能彻底杜绝偷盗和剽窃，至少也能让偷窃更容易辨认。我曾在本书开篇中写到：书籍是文字世界里的房子。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句：书籍是文字的房子，也是文字的身份证。它标明了文字的所有权关系，也为文字的原创性提供了担保。
尽管有各种法律条款的保护，但偷盗文字的案件迄今仍时有发生。最受争议的一起大概要数1970年的柏林大学生盗版案。这些学生私自印刷了阿尔诺·施密特的小说《纸片的梦》，并拿到市场上售卖。当时的正版书售价是三百马克，而盗版书的标价却只有一百马克。与那个时代的常见情况一样，这一行为也被看作是一项有利于文字传播的公益活动。但实际上，它和“公益”毫不沾边，因为它让一位穷作家的收入严重受损。每一本盗版书的问世，都让正版书的销售少了一分机会。
被丢弃的书
近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曾有过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其实我并不需要它，也就是说，它本来很有可能被闲置。结果不然。因为有了这间屋，好多东西明知用不上，我却不肯把它们拿去送人或扔掉。比这更甚的是，这间地下室总是鼓动我，准确地讲是蛊惑我，把一些并不真正令我心仪的物什带回家，一样样积攒起来，直到被堆得满满当当。 在这些储藏物中，当然也有书。每当家里或办公室的书架没了地方，我都会拿下几本书，放进地下室。这些书有的我已经读过，但不想再放在身边；有些我一时还不想看，以后或许也不会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念大学时用过的所有教材，为杂志写专栏时点评过的经济学书籍，淘货时被打了眼的假古董书，还有副本、发票簿以及各种不中意的礼物，统统被我塞进了地下室。到最后，这些“次等”收藏品的规模大约是三个“毕利”（计算私人藏书量的通用标准）。
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除了把这些书存在地下室，我还能拿它们做什么。对这些旧物或无用之物来说，这间地下室就像是一家管理有方的收容所。可于我而言，它却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危险之地。有时候，我连续几周都不会下去一趟。一想到要面对那堆记录着失望和挫败的货色，我都会心生畏惧。话说，有谁愿意去参观一座品类齐全、展示个人失败史的博物馆呢？
后来，某年9月11日，“洪水”来了，不是从上面，而是从地下。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家的地下水泵就这样没来由地把整个地下室泡了汤，浸湿了屋里的各种家什，书架最下面一层自然也未能幸免。
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这种事，我一定会气得跳脚。说不定因為这次事故，我和那些让人伤心的藏书也会从此和好。可是，就在水灾前一个礼拜，我刚刚决定搬家。从那时起，我已经知道，我就要和地下室堆积的大部分物品分道扬镳了。
就在地下室淹水几个星期之后，我把堆在里面的一部分书扔掉了；一部分交给了废品收购商。
后来，又发生了更糟糕的事。就在我收拾完东西，眼看就要搬家时，我从地下室一处没被水淹的角落，发现了两只纸箱。我完全不记得，那里面竟然装满了书。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我在小镇教堂门口摆了一只书架，把各色书籍在上面一一码好，然后又在旁边贴了张纸条，对情况做了说明。
一个月后，当我把书架取回时，它已经空了，彻彻底底地空了。一时间，我的心情变得比之前更糟了。
被虐待的书
筋瘤并不是瘤，而是一种生长在关节部位的囊肿，里面包着胶冻状黏液。治疗筋瘤的一个土办法，是用一本厚实的书用力拍打患处，注意，不是用木板、锤子或卷起来的报纸，而是书。据说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让囊壁破裂，加速身体对黏液的吸收，另一方面，用书来拍打相对安全，不会给身体造成更大的损害。
除了治疗筋瘤，书籍也可以在其他时候充当重物之用，分量随人挑选，比如说制作树叶标本，把弄湿的纸币压平等等。这时候，书籍变成了材料，进一步说，是一种潜在的工具。
另外，人们还可以用书作为支撑物来防止摇晃，或用它让窗户保持固定的缝隙，以便空气流通；再有，人们还可以把书当作杯垫，或者在心理治疗时把它放在病人头顶，作为意念练习的辅助工具。当然，你也可以从书中扯下几页，以解某种难以启齿之急。
可是对那些提出、采纳和容忍这些建议的人来说，这些做法难免会让他们脸上无光。事态得多么危急，才会让一个人把书当成工具或者废料？依我看，这样做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恶人。一个人就算是长了筋瘤，也该想想其他法子，而不是拿本书去拍。
说到底，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标志着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觉得一篇文字写得太烂，可以讨厌它，也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索性撕掉它。但是，只要装装样子就好！对待书籍，我们还是该多些敬畏才是。
（本文摘自《书情书》）
责编：马京京
斗胆说尽人皆知的大实话：一个人要想看书的话，不一定非得去买。从某种意义上讲，书籍甚至算得上是一种公共品。这里指的不单是图书馆里的藏书，就算是私人收藏的书籍，同样也具有某种独有的特质。当一个人张口向朋友借用餐具或割草机之前，他八成已向对方借过十来本书（用于收藏的古董书自然另当别论）。虽然都是私有物品，但和书籍相比，餐具和割草机显然要更“私人”一些。更何况，因为书里的字都是事先印好的，所以对书的主人而言，真正属于他的并不是书里的文字，而不过是那一沓纸。再说了，如果一个人的选书品位能够以如此方式得到赏识，他该感到受宠若惊才对！
人们在借用这些物品时，通常都会讲好送还的时间。书却不一样，它可以延迟，也可以中断；它可能耗时漫长，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所以，出借人总是这样说：看完再还，不急！
这话自然是出自好意。可是，它却让书的命运从此踏上了自己的轨道。如果借书人患有拖延症，这本书就会变成压在他心中的重负。时钟开始嘀嗒作响：哎，该把书还回去啦！但从另一方面讲，借书人也许并不愿意逼自己太甚，更不愿被别人催促不休，而且说到底，不过就是一本书嘛，还能怎样？可是，如果不看就把书还回去，也终究不是办法。一来是因为借书人可能不等人问，就不自觉地说了实话；二来如果这样做，会让借书人显得很小气。其实这时候，出借人自己也已陷入了两难。书迟迟不还或许早让他怒火中烧，可他却刻意回避不问，以免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小气鬼。而且他毕竟亲口说过：不急！
于是，许多借出去的书就这样经年累月，守候在等待阅读的中间地带。还没看，不过，马上；还没还，等看完就还，一定！对借出去的书来说，最坏的情况是，借书人压根不准备再读它。而且为了不让自己太纠结，他刻意把书塞到了一个视线不及的角落。也许有一天，这些借来的书会被装进搬家用的纸箱，随其他家当一起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片大陆，最后被借书人昧着良心或出于大意，归入了自家的收藏。
再往后，当出借人和借书人都已相继故去，这本借出去的书却依然完好。可是，只有当它有一天在旧货市场上被卖掉——哪怕标价只有一角钱——它才能有机会洗刷身上的污点和耻辱。如今，它终于又有希望被人阅读啦！
直到有人把它借走。
被偷窃的书
想当年，在我刚进大学念书时，从书店里偷书还是一种富有个性的叛逆行为。在一些圈子里，文字常常被看作是公共品。在这些人看来，文字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总是以商品和私有物——书籍的形式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为达到统治目的所采取的卑劣伎俩。面对这种伎俩，只能以不顺从的姿态作为回应。
那时候，我只偷过一本书。一场白费力气的行为表演，一次青春期后遗症式的愚蠢冒险。那本书是克劳斯·曼的《梅菲斯特升官记》。在被禁多年之后，它又重新出版上市，尽管围绕书的官司还没有了结。我觉得，对这样一本书下手实在再合适不过，况且它就摆在书店靠近门口的位置，高高地堆成一摞。
这次偷书行动虽然得了手，可我的內心却为此纠结不已。我草草读完了书，一心指望能通过阅读来弥补之前的过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于是我只好又花钱买了一本，还让店员开了发票，然后在离开书店时，悄悄把书放在了门口依然高耸的书堆上。一场行为主义风格的资本主义大批判，就这样狼狈地收了场。
可是到后来，在迷上收藏的几年里，我却屡屡陷入一种境地，让我不得不认真去思考偷书的问题。在我眼里，有些书和我的书架还有架上的藏书是那么相配（简直是天作之合），以致让我觉得，为了得到它们，就算做下犯法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现有的物权关系确实很不公平，不过这并非是对政治和社会全面思考后的认识，而是在我看来，我对这些书籍的权利诉求，要比旧书店或公共图书馆来得更迫切，更有根有据。
偷书贼是一类既有魅力又充满矛盾的人物。从一方面讲，他擅自窃取他人之物，这着实不妥，要是听任其发展那还了得？但另一方面，他是窃贼中的文化人，是精神世界里的罗宾汉。或许我们可以指望他们，为书籍的世界打造全新的物权关系，以取代单纯的商品所有权。最好的办法是按照读者的真实需求和内在素质来分配书籍，具体该怎样操作，则另当别论。
自从投身写作之后，我对偷书贼的浪漫幻想也渐渐消散。谁敢偷我的书，就是不尊重我的劳动，是贪图私利而害我吃亏。人类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终于建立起一套文化经济体制，好让人们至少有机会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假如没有“知识产权”的理念和司法实践，这条路就会被彻底堵死，所以务必要想办法保住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抵制“知识产权”盗窃，无论其存在的形式是哪一种。
其实，书籍本身就是一种防盗装置。它给文字套上了权威和官方化的外壳，即使不能彻底杜绝偷盗和剽窃，至少也能让偷窃更容易辨认。我曾在本书开篇中写到：书籍是文字世界里的房子。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句：书籍是文字的房子，也是文字的身份证。它标明了文字的所有权关系，也为文字的原创性提供了担保。
尽管有各种法律条款的保护，但偷盗文字的案件迄今仍时有发生。最受争议的一起大概要数1970年的柏林大学生盗版案。这些学生私自印刷了阿尔诺·施密特的小说《纸片的梦》，并拿到市场上售卖。当时的正版书售价是三百马克，而盗版书的标价却只有一百马克。与那个时代的常见情况一样，这一行为也被看作是一项有利于文字传播的公益活动。但实际上，它和“公益”毫不沾边，因为它让一位穷作家的收入严重受损。每一本盗版书的问世，都让正版书的销售少了一分机会。
被丢弃的书
近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曾有过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其实我并不需要它，也就是说，它本来很有可能被闲置。结果不然。因为有了这间屋，好多东西明知用不上，我却不肯把它们拿去送人或扔掉。比这更甚的是，这间地下室总是鼓动我，准确地讲是蛊惑我，把一些并不真正令我心仪的物什带回家，一样样积攒起来，直到被堆得满满当当。 在这些储藏物中，当然也有书。每当家里或办公室的书架没了地方，我都会拿下几本书，放进地下室。这些书有的我已经读过，但不想再放在身边；有些我一时还不想看，以后或许也不会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念大学时用过的所有教材，为杂志写专栏时点评过的经济学书籍，淘货时被打了眼的假古董书，还有副本、发票簿以及各种不中意的礼物，统统被我塞进了地下室。到最后，这些“次等”收藏品的规模大约是三个“毕利”（计算私人藏书量的通用标准）。
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除了把这些书存在地下室，我还能拿它们做什么。对这些旧物或无用之物来说，这间地下室就像是一家管理有方的收容所。可于我而言，它却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危险之地。有时候，我连续几周都不会下去一趟。一想到要面对那堆记录着失望和挫败的货色，我都会心生畏惧。话说，有谁愿意去参观一座品类齐全、展示个人失败史的博物馆呢？
后来，某年9月11日，“洪水”来了，不是从上面，而是从地下。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家的地下水泵就这样没来由地把整个地下室泡了汤，浸湿了屋里的各种家什，书架最下面一层自然也未能幸免。
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这种事，我一定会气得跳脚。说不定因為这次事故，我和那些让人伤心的藏书也会从此和好。可是，就在水灾前一个礼拜，我刚刚决定搬家。从那时起，我已经知道，我就要和地下室堆积的大部分物品分道扬镳了。
就在地下室淹水几个星期之后，我把堆在里面的一部分书扔掉了；一部分交给了废品收购商。
后来，又发生了更糟糕的事。就在我收拾完东西，眼看就要搬家时，我从地下室一处没被水淹的角落，发现了两只纸箱。我完全不记得，那里面竟然装满了书。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我在小镇教堂门口摆了一只书架，把各色书籍在上面一一码好，然后又在旁边贴了张纸条，对情况做了说明。
一个月后，当我把书架取回时，它已经空了，彻彻底底地空了。一时间，我的心情变得比之前更糟了。
被虐待的书
筋瘤并不是瘤，而是一种生长在关节部位的囊肿，里面包着胶冻状黏液。治疗筋瘤的一个土办法，是用一本厚实的书用力拍打患处，注意，不是用木板、锤子或卷起来的报纸，而是书。据说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让囊壁破裂，加速身体对黏液的吸收，另一方面，用书来拍打相对安全，不会给身体造成更大的损害。
除了治疗筋瘤，书籍也可以在其他时候充当重物之用，分量随人挑选，比如说制作树叶标本，把弄湿的纸币压平等等。这时候，书籍变成了材料，进一步说，是一种潜在的工具。
另外，人们还可以用书作为支撑物来防止摇晃，或用它让窗户保持固定的缝隙，以便空气流通；再有，人们还可以把书当作杯垫，或者在心理治疗时把它放在病人头顶，作为意念练习的辅助工具。当然，你也可以从书中扯下几页，以解某种难以启齿之急。
可是对那些提出、采纳和容忍这些建议的人来说，这些做法难免会让他们脸上无光。事态得多么危急，才会让一个人把书当成工具或者废料？依我看，这样做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恶人。一个人就算是长了筋瘤，也该想想其他法子，而不是拿本书去拍。
说到底，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标志着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如果觉得一篇文字写得太烂，可以讨厌它，也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索性撕掉它。但是，只要装装样子就好！对待书籍，我们还是该多些敬畏才是。
（本文摘自《书情书》）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