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坐在飞往都柏林空港的颠簸客机上时，我对爱尔兰共和国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守财宝的彩虹小绿妖Leprechaun是来自那个岛国的传说之外——但那也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典故了。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于此时此刻毫无帮助，萧伯纳的话真假难辨，叶芝和贝克特诗主打现代、华丽和大欧罗巴共性，统统无济于事。
　　在爱尔兰航空回爱尔兰的班机上，除了我这位来自别的大洲的过路客以外，坐着的几乎全是本地人。客机刚刚掠过伯明翰，躁动难耐的心情便从座椅四面八方呼啦啦弥漫了过来。你们懂这种躁动：虽然悄无声息，却仿佛能听到周围每个人的心跳频率都加快了不止一倍。欧式理性与公共场合礼仪，像疯人院里的束身衣一般，紧锢住乘客们的身体、声带和面部表情，让爱尔兰旅人们一眼看去“尚属正常”。但这却绝非事实：包括邻座大叔解开衬衣领口的姿势、金发小女孩儿手指摆动的节奏、空姐推着过道车经过时的步幅……一切细节都指向某种故意不言明的躁动。
　　抬手看了眼手表：3月17日，星期五——丝毫无助于解惑。等到飞越圣乔治海峡时，邻座竟兀自哼起未听过的小曲来。上午11点24分，客机从名为Woodbrook的高尔夫俱乐部东岸进入都柏林大都会区，大略沿着M50高速一路曲行向北，画一遍都柏林全城的轮廓线，徐徐减速、出轮、着陆。起落架触地时的颠簸感，与满机爱尔兰乘客们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差不多同时响起。机身停稳、出舱口对接完毕后，又是一通震耳欲聋的喝彩。
　　实在无法理解这帮王尔德同乡们过于炽烈的亢奋心，不过阴雨天的阴郁感倒是一扫而空。
　　就这样稀里糊涂出了机场，搭出租车去市中心。一路基本通畅，但靠近利菲河北岸时就不行了：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远方鼎沸人声，像是在举办大型游行。车在Dorset街时已走不太动，七拐八拐地来到Parnell Square North的休雷恩市立现代艺术美术馆门口，停了下来。
　　“抱歉，奥康纳街的Lynams酒店，实在到不了。”壮得足以开16轮大卡车的司机，扭头过来腼腆致歉道。“走过去也近：从公园旁边叫Rotunda的医院走到头，左拐，看到公车站后，再右拐，沿路走一段就到了。临街的米色墙旧屋，一楼有家SPAR小超市，紧邻麦当劳，挺好找的。只不过……”
　　“不过怎么？”
　　“这种时候，住那地方可不太妙。”

　　打算再问时，却见沿街抄表的交警悠悠地凑过来。只好赶紧给了15欧元（含1欧元小费），下了车。
　　没什么行李，就几件换洗衣物、小包洗漱用品，统统收在小旅行包内，拎在手里。小雨转阴，不需要伞，按司机的指示一路走过去。尽管路面湿漉漉的，凹处时有积水，人倒是越来越多。开始时，只道是运气不佳，赶上工人大罢工了。发现所遇大部分路人，穿的都是暗色系外衣——绝非偶然。深灰色、深蓝色、黑色：这三种躺在沥青路面上便可充作迷彩的布色，是爱尔兰人外穿衣物中占绝对主流的色调，不分季节——里面鼓鼓囊囊像是塞了好几条毛衣棉裤似的，心里还暗自嘲笑都柏林人，认为他们的着装品位跟施瓦本农民一样土气。再往前走，开始见到成群结队穿绿色外衣、戴绿色礼帽，举着啤酒瓶叫个不停的青年和孩子。其中不少男士还专门戴上齐胸的马克思式假胡子，橙色，脖子系上国旗花纹长围巾，正面看去就跟彩虹小绿妖Leprechaun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圣帕特里克节，也不知道爱尔兰人竟会把这么个跟宗教联系极为紧密的日子定为自己国家的国庆日。心里只想着：“完了，狂欢节可比罢工日麻烦百倍！”
　　素来如此：在欧洲，罢工游行无论大小，多是在诉求形式。“需要发生的，发生便好”——无论公会、治安警察，还是特地前来参加游行的工人和围观者们，所抱持的大抵都是这种毫无惊喜可言的态度。罢工日会提前一周下发通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朗读宣言的顺序、示威牌上可写不可写的内容……一切早在开始之前，便已安排妥当。但狂欢却大不相同，无论在科隆、巴塞罗那、里约热内卢还是里斯本，狂欢的形而上层面，均与酒神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怀保持一致：惊喜、尽兴、无序。通过追溯历史记忆的方式，融入拥有共同源流的集体当中去，暂且释放或忘却个体繁琐无聊生活中积聚起来的压力，让来年有个盼头——节日的意义，照我看来无非如此。相比那些因为文静、孤僻、小众而快要被人遗忘掉的节日们（比如，国际矿石收音机日之类），狂欢节无疑是最能履行节日浪漫情怀的那位。但对于碰巧住在狂欢中心某间小旅馆中的外来客而言——如果急需睡眠的话——声嘶力竭、五光十色、通宵达旦的狂欢，跟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的地狱也没什么差别。

　　万幸，昨夜睡得算是充足。照眼前绿帽子军团们集结欢呼的态势，挤去奥康纳街，一时也不太可能。倒不如安下心来，凑到前面去看看狂欢花车和全情投入的路人们得了。
　　每到一处，我都期待能够发掘出当地民族性中不同于周遭所有的那部分特质。狂欢节四处皆有，但都柏林毕竟是都柏林，这儿的狂欢节，在形式之外，多半也应能体现出事关爱尔兰民族性的东西。我是指，将绿衣绿帽、国旗……一切具体的形式抛开之后，还剩下的某些东西。 　　全世界花车队的运作模式大体相同，令人怀疑是不是存在某条限定了行进速度、亮相礼仪、欢呼声浪、花车密度……宏观参数的法规。细节自然是不同的，比如巴西花车队素以华丽、繁复、奇幻拔群著称；科隆车队队长则热衷于提高向围观群众撒糖果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巴黎志愿者以无事献殷勤为行事标准，希望能马上开始一两段异国情缘；米兰花车夸张、大胆，时常拿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名家们开涮，可惜围观的意大利群众，往往只顾自己吃吃喝喝、聊天逗乐，不太拿精心准备的花车当一回事。
　　话虽如此，但爱尔兰花车队却实在是……极难描述。没错，就是极难描述——或者说是晦涩、抽象，难于理解。设计者们偏爱使用鲜艳大胆的颜色（草绿、天青、鹅黄、大红……彩虹色和撞色系亦是惯常搭配），且倾向于以尽量少的体块堆积来完成主题。比如，若要讽刺欧洲央行在政策上的不得力，西班牙人大概会精心造出一尊西装革履但丑态百出的巨大行长像，并朝它猛掷西红柿；德国人毫无疑问会展示碎掉了的欧元标志；轮到爱尔兰人时，他们会在一只贴满黄色绒毛的巨大圆盘上插一根长长的蓝鼻子，画好眼睛，再给它披上彩虹色的头巾，并在嘴上画一个大叉——其中蕴藏的政治隐喻形同灯谜，且难度高到不立即公布答案恐怕就再也无人知晓的地步。
　　也不是全盘抽象，这点反而更奇怪些——毫无疑问的统一组织当中，却缺乏一致性。往往在走过十几种无法形容的抽象物之后，突然跑出来一个色调阴沉、明显蒸汽朋克风格的精致花车，写实得仿佛从好莱坞科幻片场里直接搬过来似的：直升机、热气球、满是活塞和金属活动构件的旧式火车……如此认真负责了三五个回合后，又开始出现踩高跷、穿旧式凯尔特农民服装的传统文化方阵（说是方阵，人倒都很随便：交头接耳，走得东倒西歪，只不过踩着高跷而已）。接着就是一群群如捷克定格动画（准确点说，如史云梅耶导演的那些短片）中标本怪物一般的民间传说角色登场：无头骑士、喷火龙、玩偶熊、食人树……无论什么，全都一次性蹦出来一大群，装扮与其说是形象，毋宁说是滑稽。道具服装怎么看都令人觉得有些敷衍，套在戏服里的演员们大概也是临时找来的，还不如护栏外的围观群众敬业。比如踩高跷涂粉面扮男巫的几个家伙，走着走着就歪了方向，到路边贩啤酒热饮的街亭休憩去了（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休憩，游行快结束时还坐在那儿喝掺了酒的爱尔兰咖啡呢）。
　　接下来的方阵更不像话。所谓“万国方阵”，不过是每人撑开一面外国国旗，敷衍了事；“少女方阵”里尽是些穿着橙、绿、白衣的，谈不上性感的拉拉队员们在跳来跳去，除了服装颜色勉强能与国旗（以及国庆）扯上关系外，再看不出任何在更深文化层次上相关的端倪；“袜子方阵”来的正是一大群用五颜六色塑料制成的巨型袜子，随便倒扣在行进者身上了事；“杂技方阵”……除了一位骑在独轮车上玩抛球的小丑，或许算是有些真功夫外，其余随行人等，相比路人，无非穿得更绿些，脸上涂几道迷彩，直接拿普普通通的自行车充数了。
　　“唔，就这样，也能算是主游行队伍么？”看到这里，我不觉自语道。心里想着，或许在都柏林的某个别处，正有更加正式、华丽，能够完完全全彰显出凯尔特人历史和文化的狂欢游行，正在同步进行着。
　　“算的，算的。国庆节嘛，就这样应付应付得了。”碰巧站我身边的某位日本游客样的老人，突然开口，回应了我的絮叨。
　　“这么说每年如此？”

　　“每年如此。我是看了二十多年了，每年如此。”
　　多聊了两句，老人说自己祖籍福建，偷渡过来，结婚换的身份，目前经营一家小型亚超……如此这般，各地差不多都能听来的相似故事。
　　说着说着，雨又渐渐开始下，花车方阵仿佛无穷无尽，大家的情绪也一如既往，不甚高昂。我辞了老人，挤入人群，连连踩脚，连连说着抱歉，向着不远处的奥康纳街艰难挺进。
　　Lynams不多一会儿就到了，果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临街酒店。前台坐着一位身材小得不能再小的女士，四十岁左右，戴眼镜，看一本当期的《格兰塔》杂志。
　　“来了？”听到门铃响，她放下杂志问道。
　　“不看狂欢节？”我把少少的东西搁在她面前，取出钱包。
　　“是教士帕特里克的忌日，不该叫狂欢节。”她接过我递去的信用卡。“你知道是什么典故的，不是么？”
　　我摇摇头，但她也懒得跟我解释。于是便默默办完手续，去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很糟，外面吵。我躺在旧式带雕花的木床上，仰躺，看天花板上挂着的、装饰繁复的水晶吊灯，心里无法不想着这狂欢节，或者教士帕特里克的忌日。
　　旁观过狂欢节，大概不能再算作对爱尔兰一无所知了。要是此刻身边突然有不相干的人过来问上一句“喂，爱尔兰怎么样？”虽不知具体该怎么答，脑中无数的画面之上，却似乎莫名其妙地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橙色细纱：这个国家，天生具有那类仅为16世纪海盗们所独有的豁达开朗，却又同时遭受生不逢时、无处冒险的约束——要用人物来作比喻的话，该是阴差阳错一辈子生活在陆地上的巴巴罗萨·海雷丁。悲壮谈不上，但花车和方阵、纪念驯服的狂欢，却不像是凯尔特人历史记忆在所谓“故国”这一概念上，可被完全接受的缅怀。
　　在客机上时，那样的狂欢、喝彩、期待，都是真的；游行队伍多年来的漫不经心，本质上不算认真在干的态度，也是真的。凯尔特人是凯尔特人，故国是故国，使徒帕特里克是使徒帕特里克……我似乎在狂欢的橙色中读出了三者间的决裂。而今，爱尔兰人后裔分布于世界各地，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不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接近1亿，而爱尔兰共和国全国的登记人口，也不过四百多万而已。那感觉，像是大部分同胞都漂泊在外。至于都柏林的3月17日，则类似于明知无法召还的召还。各地群起的响应，无非隐隐祈望能够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中，寻觅昔日荣光、狂热、自由及共鸣。

　　许多年以后，再去都柏林时，我还是选择住在Lynams，并且知道那位读《格兰塔》女士的名字，但她早已不在那家酒店做事了——即使七年前的那次，也只是代班而已。
　　最后还是由她给我讲了教士帕特里克的故事：这位圣徒是在威克洛上的岸，凯尔特人本来打算将这个传异教的人处以石刑，他却机智地道出三位一体的真义，不止救了自己的性命，也令岛上居民认清了基督神学体系的高明，最终纷纷过来受了他的洗礼，云云。
　　“祖先们太愚钝，或者太聪明。”她递给我一盘土豆派，还有热乎乎的大块炸鱼。“不过，你说的有点没错：凯尔特人是凯尔特人，故国是故国，帕特里克是帕特里克……但爱尔兰始终是爱尔兰——所谓三位一体，就这么回事。”
　　“是橙色的感觉吧。”我挑了一柄叉子。
　　“没有更合适的了。”她迅速递上一满杯的Guinness黑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