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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穷游”是中国旅游者创造的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本土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自助旅行形式，穷游受到了青年人的热捧和媒体的关注。通过对穷游者和背包客进行生活史访谈以及对两者进行比较，文章探索了穷游者独特的自我认同和穷游兴起背后的社会原因。研究发现，穷游者多为中低收入阶层的青年，较长的旅行时间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因此尽量节约成本成为穷游者最好的选择。穷游者甚少在意旅行的休闲功能，而往往借助旅行反思自我，反思人生选择，他们的旅行可被视为吉登斯所言之“生活政治”的实践。文章指出，由中下收入阶层青年主导的穷游热既反映了社会文化价值日趋多元化，也反映了部分青年的生活危机和精神困惑。穷游的兴起也为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思旅游的本质和移动的权利问题提供了生动案例。
[关键词]穷游;背包客;自我认同;生活史;生活政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1-0124-12
Doi： 19765/j.cnki.1002-5006.2019.01.016
引言
中国旅游者创造了两个极为特别的本土概念：“驴友”和“穷游”。前者是音意皆妙的典范：在读音上，“驴友”谐音“旅游”;从意义上，“驴友”既隐喻该群体的品格像驴子般坚毅，又显示其群体内成员友情深厚的特点。中国背包客研究的现实土壤之一即是20世纪末“驴友”的诞生及其壮大[1] 。学者在将驴友与西方背包客概念对接的同时，也极力保留该词汇本身的意趣[2-3] 。与驴友在学界所受的关注迥异，尽管穷游在近几年来逐渐流行，但对穷游的研究却屈指可数。这些研究或把穷游者等同于节俭的背包客[4] ，或同义为经济型/廉价自助游[5-8] ，往往受限于“穷游与背包客/驴友/自助旅游者相似”这一分析思路，忽视穷游者独特的身份认同，从而缺乏对穷游者和穷游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的分析。对穷游这样一个土生土长且充满生命力的概念进行深入挖掘，不仅能借此探索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而且有可能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做出贡献。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现有研究中国穷游者的文献数量虽不多，但主题较广，主要涵盖了穷游者身份、行为特征、动机以及穷游流行成因4个方面。对于穷游者的身份，现有研究都指认在校大学生为主要人群之一[6，8-9] 。张镒和柯彬彬[4] 通过对有穷游经历者的调查，发现学生占到64.2%。但他们没有说明有穷游经历的旅游者的标准是填问卷前研究者根据标准筛选的，还是自我认同有此类经历即可填写，因而结论的有效性值得商榷。除大学生以外，还有研究指出穷游者中也多有工薪阶层[9] 和初入职场的上班族[6] 。就行为特征而言，张镒等[5] 选取96篇网络中带有穷游字眼的游记，利用特征词分析，归纳出穷游者的行为特征，但它们与背包客的5大特征[10] 极为相似，没有凸显穷游者特点。关于穷游动机，有研究经问卷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康体享乐、逃避放松、社交尊重、运动挑战4个主要动机[4] ，又在后续研究中指出大学生最主要的穷游动机是运动挑战[8] 。但是，这些动机均没有将穷游与其他旅行方式的动机区别开来，尤其是背包旅行。
除身份、行为及动机外，也有一些研究试图探索穷游兴起的社会背景。基于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李国征[6] 采取扎根理论方法总结出穷游热的的4个成因：年轻旅游者经济能力的限制、年轻旅游者旅游观念的转变、网络传媒的催化和高旅游物价的助推。但作者在文中多处以穷游者思想更为开放、审美对象更为广泛作为立论证据，却并未将穷游者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论证有欠严谨。上述4个因素与其说回答了作者想要描述的穷游热的成因，不如说解释了被访者为何选择穷游。蔡骐[7] 和姜兰花[9] 采用青年亚文化的视角解读穷游现象，使用“抵抗主流话语”阐释穷游者行为，指出互联网作为新媒体为经济条件有限的穷游一族“赋权”[7] ，并指出流行起来的穷游极有可能被商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然而，创立亚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讲究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反对抽象性论述[11] ，这两项研究却并未呈现具体方法，因此，“抵抗一收编”的范式是否真的适用于穷游者，需要收集更多经验材料后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涵盖了诸多主题，准确捕捉到了穷游者是经济资本相对匮乏的青年人，并意识到穷游在此时此地的中国兴起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在概念界定上，穷游始终与背包客/自助游纏绕在一起，穷游的独特内涵并未得到挖掘。把以上绝大部分研究中的穷游替换成背包客/驴友，分析结果极有可能同样适用。第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其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也就值得商榷。第三，多追溯西方背包客诞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将其作为穷游在中国发生的背景，而忽略当下中国的现实背景。因此，虽然穷游获得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12-13] ，与“穷游”密不可分的穷游网在2015年也有近6000万用户[14] ，但是穷游的核心特质以及穷游兴起背后的社会原因仍未得到有效解答。
2 路径突破：自我认同与自我叙事
本文旨在探索穷游的核心特质以及这一活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基于此研究目的，对穷游者的认同研究既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首先，认同既解释了同一又解释了差别：一个人内部的同一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构成了他/他们与别人的差别[15] ，也就是说，认同确立了边界。对中国背包客的最新研究表明[16] ，根据旅游行为特征去界定背包客不甚有效，中国背包客之所以是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有一致的身份认同，其认同的核心一是背包客群体内部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二是他们将自己标签化为非大众旅游者。因此，要探索穷游的特点，就要区分穷游与其他旅行方式，尤其是与背包旅行的区别。在自我认同的意义上，探访“认同自己为穷游者（而非背包客）”或者“认同自己为背包客（而非穷游者）”的旅行者，对研究穷游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其次，认同是人本体的支点，指涉个体如何认知自我、寻找归属和人生意义。它既是每个人面临的切身哲学命题，也是每个人选择如何生活的基石[15] 。因此，研究自我认同是研究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现代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使得自我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Giddensc17】指出，在传统社会，自我受限于外在、传统、习俗的规范，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也多半是代代相传，自主性和变动性都很有限。但现代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个体，自我和自我认同不再是被决定的，而是个体自主、自治的领域，生活方式也成为自主选择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旅行被发现与自我认同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旅游者在旅行中離开熟悉的空间和环境，体验陌生的文化或生活，通常会伴随着反思自身的过程[18] 。中外学者[19-21] 堵5注意到，以背包旅行为代表的非制度化旅行，与自我认同的建立、改变、重塑尤其相关。如余志远[19] 指出，背包客旅行时间较长，从而有充分时间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深入当地则有助于通过他人反观自我，探险的过程容易激发和暴露自我，因此，背包旅行之旅也被称为“成己之路”。Noy[20] 的研究表明，出外长途旅行的经历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以色列背包客对于自我和以色列社会的认知。而Cohen[21] 对于生活方式旅行者的研究指出，长途旅行对建构自我不一定起到积极作用，有些长途旅行者也会因旅行而愈发迷失自我。因此，旅行者认同自己为大众旅游者/背包客/穷游者，不仅仅指涉某一种旅行方式，更在于传递着与“我是谁”相关的一系列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自我叙事是研究自我认同最重要的途径。Giddens指出：“个体必须要以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连接起来，以便能够促使把被传递的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当地性的生活整合起来……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活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17] 换言之，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自我认同变为可协商的过程，个体通过不断重组自我叙事，以反思性的方式形成认同[22] 。正因如此，有关背包客自我认同的研究[19-21] ，都基于背包客的自我叙事。但需注意的是，强调自我叙事对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作用，是基于建构主义，而非实证主义和实在论（realism）的立场[23] 。例如，Elsrud[24] 通过对背包客自我叙事的分析指出，“关于危机和冒险的故事”可以被看做是独自旅行的“元叙事”。这个叙事，而不是这趟旅程客观上是否冒险，被看成是背包旅行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讲述者建构的探险故事，就是对其背包客身份的认同，这与讲述者事实上经历危险与否无关。在此研究语境中，要了解穷游，除了要在穷游者的自我叙事中剖析他们对自身地位及与他人（尤其是其他旅游者）关系的描述，还要关注穷游者是如何叙述和理解他们的旅行经历的。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来探索穷游者的认同。第一作者于2014年和2015年两赴云南，沿昆明一大理一丽江一香格里拉一线进行自助旅行，在青年旅舍等自助旅行者聚集之处与其接触，在交谈、熟识后表明研究者的身份，询问是否接受访谈。作者进入“田野”，与被访者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并创造共同情境，由此与被访人建立起协商进入的关系[25] ，有效降低了他们的防卫心理。研究者承诺访谈材料保密，在文章中对受访者使用化名，使得被访者能坦率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观点。第二作者长期浸身包括以上线路在内的国内外背包旅游目的地，熟悉驴友和穷游者话语，可以对他们的所言所行所思进行理解和辨析。
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先了解潜在被访者的旅行情况，确定其为自助旅行者，但是研究者并未给出“背包客”“驴友”“穷游”等身份定义，被访者自己对身份的界定正是本研究的核心。按上文所述，“认同”既指涉相似，也指涉差别，因此本文的被访对象共分两类人群，表1为第一类，自我界定为穷游者（而非背包客）的旅行者;表2为第二类，自我定义为背包客（而非穷游者）的旅行者。有趣的是，大部分穷游者并不排斥背包客身份，但一些背包客对穷游则持排斥态度，下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进一步解读。比较这两类旅游者，既能了解“穷游者”身份的内涵和外延，也能拓宽我们对不同类型自助旅游者的认知。
质性研究在选取样本上注重典型性[26] ，且本研究需深度描述穷游者并解释穷游现象，因此，在选择样本时要照顾到每个个案须体现穷游或背包的重要特征[27] 。同时，基于“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28] 】，还要注意访谈对象之间的相异性，力图做到“发现同一个特征、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28] 。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一方面保证其含有核心特征（即自认为穷游者或者背包客），又在其他要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保持异质性，以挖掘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按照这些原则，本研究访谈了8位穷游者和5位背包客，每位访谈的时长从1.5～3小时不等。表1和表2简要列出了被访者的背景和生活状况。穷游者中有3位男性，5位女性，年龄从23～28岁不等，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毕业到大学不等，职业状况各有不同。背包客中有3位男性，2位女性，年龄从26-40岁，职业状况各异，但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穷游者。
本研究不仅聚焦于被访者的自我认同和旅行经历，还将他们自我叙事的话题引向其生活史，具体包含了他们过往的经历、生活现状和前景诉求。生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不仅是被访者所熟悉和便于谈论的，更可以帮助研究者充分理解被访者的动机[29] 。只有将旅行的意义放置于旅游者的整个生活史中，才有可能超越对旅游功能性的描述（放松/逃避/提高技能等）。生活史研究的意义更蕴含着以小见大的可能性，因为个人生活历程是宏观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的投射，个人生命历程因此有一种共性[29] 。只有通过了解穷游者的深层动机，理解他们的价值诉求，才有可能解释宏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变迁怎样对个人产生影响。需要结合生活史来探索穷游者的身份认同和旅游对于穷游者的意义。 对访谈文本的分析谨遵三层次的文本分析原则[29] ：第一，对语句字面意思的理解;第二，对言外之意的领会;第三，对被访者为何要做这样叙述的主观意图的分析。第三点要求研究者对被访者的叙述特点有一个总体把握和理解。因此在访谈时，研究者要留意被访者叙述时流露出的情绪和神态。在本研究中，得益于面对面访谈、研究者同为自助旅行者的身份和生活史探索3个方面的因素，被访者的言外之意和叙述的主观意图基本能通过双方互动的过程和文本的其他部分推导出来。同时，由于采访都经过被访者同意而录音，因此后期处理时有较好的再现效果，对模糊不清之处可一再求证。
4 研究发现
4.1 大学生、心怀“嬉皮梦”的青年和新生代農民工：穷游的核心力量
穷和游两字的组合极具颠覆性并充满张力。Smith[30] 曾指出：旅游=休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积极的地方认可。在中国的旅行传统中，也强调“穷家富路”[31] 。充足的金钱经常被认为是旅游的前提。但是，本文中自我认同为穷游者的旅游者，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自己在经济上弱势地位的直言不讳，并且指出这种弱势地位并不能阻碍他们旅行。
笔者在田野中遇到了数量众多的大学生，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符[6，8-9] ，而王亮正是其中的典型。他在大二暑假时徒步川藏线：“我出来的时候，都背着帐篷睡袋，一直都是搭帐篷过去的。”自从这次徒步经历后，他喜欢上旅行，几乎每个假期都在外面，但旅行所有花费均来自勤工俭学和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王亮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并不优渥，为了“玩儿”问父母要钱，他觉得理由不正当。有意思的是，飞梦虽然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还不错”，但是她也只能穷游。2012年大学毕业后，她迷恋上了长途旅行，经常一出门就是大半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种生活方式遭到了她父母的反对，因此再也不给她金钱资助。飞梦自称她的状态是流浪，具体方式就是穷游。旅行每到一处，她会向当地人和其他旅行者打听最便宜的住宿，只要比她落脚的地方更便宜，她就搬家，最多一地要搬三四次。飞梦说，她觉得嬉皮士是最了不起的人，“流浪”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也是在精神空间里的。流浪中的“自由自在”更代表了精神自由——反对物质主义，不被物质所束缚。由此，“穷游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另一位穷游者小妮也提到了羡慕嬉皮士，只是她并未接受大学教育，而是工作多年，为了全心全意旅行，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除了大学生和心怀嬉皮梦的穷游者外，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了第三类大量存在的穷游者——新生代农民工。2014年，笔者与张泉、赵海、李如和佩佩在虎跳峡的一间青年旅舍相遇，当时他们已经连续徒步了12个小时。“我们肯定是穷游，”张泉说，“今天早上4点就出发了，赶在6点之前经过虎跳峡景区收费亭，那里6点开门。”景区65元一张的门票相对他们每天每人50元的预算来说太贵。徒步12小时后，李如和佩佩两个女生在青年旅舍各要了一个40元的床位。张泉和赵海则在附近的野地搭帐篷睡了一晚。张泉等4人来自天南海北，2013年年底在一个“徒步去西藏”的陌陌吧里认识，越聊越投机，于是商量着一起辞职，徒步川藏线。2014年5月，4人各自辞去了工作，相约成都，打算徒步加搭车去西藏。
4人中，张泉年龄最大（28岁），初中辍学后辗转各地打工，后在深圳闯荡，从学徒做起，2007年自己开了成衣厂，资产达到数百万，雇佣十几个工人，颇为成功。但是2013年生意失败，又离了婚。辞职穷游前，他在一家餐馆打工，带着4岁的儿子生活。佩佩和李如均从高等技术职业学校毕业，之后离开家乡打工，辞职旅行前都已工作了六七年。赵海是4人中唯一的大学生，父母都在甘肃农村，2011年从动漫专业毕业后，在西安、北京、广州陆续干了几份工作，但都“做不久”。
张泉一行的出现进一步揭示了穷游群体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张泉一行绝非个案。在田野研究中，笔者遇到了更多和他们背景相似的长途自助旅游者，例如周宁。周宁高中肄业后就在服装厂打工。2010年辞职的时候，“只是想去家乡以外的大城市看看，放松一下”，没想到在青旅遇到了长途背包客，受他们启发，开始了一边打零工一边旅行的生活。张泉、周宁等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32] 。他们出生于1980年后，持有农业户口，较少接受大学教育，在世纪之交进入劳动力市场，流动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职业，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工作，在城市中有数年打工经历。在本研究中，这类穷游者在辞职之前的收入就不高，每月工资收入在1000—3000元左右，而且他们的工作通常不稳定，经常变换打工地点或工种。
上文指出，认同指出了同一与差别之间的关系，并且确立了边界[15] 。那么，如果穷游者内部构成认同，就一定会指出他们与背包客群体的差别。笔者的确在访谈中发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边界。首先，穷游者主动指出了他们与背包客的差别。小妮直言不讳道：“背包客圈子都知道，届丝都在东南亚，高富帅在欧美”。屌丝这一由网络兴起的流行语反映了社会底层青年对自己欠佳的生存状态的自嘲[33] ，在访谈中，自嘲为屌丝的穷游者不在少数。收入水平对背包客和穷游者选择目的地的影响最为明显。如表1和表2显示，多位背包客都有在发达国家自助旅行的经历，而穷游者的步伐被局限在消费水平较低的内地和东南亚地区。此外，收入还影响了穷游者和背包客在目的地的活动。例如，小妮说在尼泊尔滑翔要600元，够她10天的花费，所以不参加;但在背包客肖凯看来，滑翔是尼泊尔旅行的必须体验项目。
另一方面，穷游者所认识到的自己与背包客在收入上的差别，也被背包客群体所认识到。5位被访的背包客不约而同地指出，虽然他们的旅行也是量人为出，但是他们之所以觉得自己不是穷游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并不穷”。例如，李军为环游世界准备了30万;钱力也是在工作两年之后有了相当的积蓄，才辞职去实现骑行川藏线的梦想。火火是一名资深高中教师，她坦诚自己的收入水平使得她对于大多数国内的旅游地，能做到“说走就走”。这与张泉一行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节约费用的情况大不相同。亿嘉说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或许曾经穷游，那时候经济拮据，住青旅的多人间以节省开支，但自从开始工作，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年龄的增长，自己开始在意隐私，也注重休息的质量，所以选择单间，旅行时也会去尝试各种可能昂贵的美食，她称自己是“比较奢侈的背包客”。 穷游的兴起让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和旅行生活露出水面，而这中低收入人群绝不仅仅只有尚未工作的大学生或刚开始工作而积蓄不多的白领，即未来的中产阶层。我们必须注意到，穷游者还包括了一些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例如新一代农民工和羡慕着嬉皮士生活的“流浪者”。这些被以往的研究和主流新闻媒体所忽视的群体在总量上却不容忽视，例如新一代农民工总人数接近一亿[32]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是穷游得以迅速发展和未来得以进一步增长（或和背包并存）的重要支柱。
4.2 归期莫问，穷且弥坚：穷游的核心特征
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相较于背包客，穷游者不仅收入较低，而且旅行时间较长。“穷”游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旅行中一方面失去了原本就不高的穩定收入，另一方面却持续有支出，“节约每分钱”成了他们维持旅行唯一的、也是最佳的策略。
“旅行时间长于一般假期”是国际上界定背包旅游者的标准之一[10] ，但具体旅行时间多长才算背包客，则视不同国情而定。在中国的语境中研究背包客，经常会选择性地忽略“旅行时间长”这一个指标。有些对中国背包客的研究对这一点多有斟酌[1] ，有些则由于特定的研究问题，不考虑旅行时长[34] 。但是，从本研究来看，“旅行时间较长”恰恰是穷游的核心特征之一，穷游者的旅行短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正因为旅行时间长，当非学生决定穷游时，几乎必须辞去工作。旅行时，稳定收入的丧失和变动支出的持续，是导致“穷”游的根本原因。“一直在路上”导致他们必须“开源节流”，边打工边旅行、保持最低旅行开销成为他们的旅行常态。例如张泉一行和王亮徒步川藏线预计时长两三个月，飞梦、小妮和周宁边打工边旅行的生活已持续了两年多。当穷游者暂居大理时，每月租床铺的花费约为200元，这样的客栈被他们称为“秘密花园”。
虽然背包客钱力、李军和肖凯也为了进行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旅行而暂时辞去了工作，但是他们迥异于穷游者的是：第一，辞职前的经济状况均明显好于穷游者;第二，出发时就制定了旅程结束即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轨道的计划。例如，肖凯在新西兰进行为期一年的打工旅行，但旅程结束后就回归到稳定的生活——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而我们发现很多穷游者并不明确自己旅行的时限，有一些甚至在旅途中萌生了彻底放弃在城市中工作、定居的想法，过上了边旅行边打工的生活，例如飞梦、妮子和周宁。因此从访谈结果来看，旅行时间长、回归时间不固定且无长远计划，构成了穷游者与背包客在行为层面的最大差别。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表明了穷游者和背包客两个群体之间确实存在着认同差异，这并不表示穷游者和背包客是两个完全互相排斥的概念。在旅行理念和旅行行为上，背包客与穷游者多有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讲究量人为出、深入当地、吃苦耐劳、掌握旅程的自主权。飞梦曾说道：“我会想办法跟当地人交流，因为他们知道哪最好玩，哪最便宜……现在一般人按照那个旅游攻略走，其实还有更好的路线。你需要跟当地人交流。”小妮也说道：“我从来不去大城市，那些大城市都差不多，曼谷、首尔，都是大楼大商场，又贵。我也不去旅游景点。我喜欢待在小村庄里，一两个月，就在那里吃他们吃的东西，看他们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你把自己变成当地人，你才有收获。”
背包旅行在中国发展了将近20年，背包旅行的很多理念也极大地影响了穷游者，正因如此，被访的很多穷游者称，若要将自己的行为描述成背包游，也是恰当的，他们自己也并不排斥背包客的身份。更进一步地，在某些穷游者看来，由于背包旅行在国内的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打着背包游的旗号，却进行奢侈的旅行，热衷于购物、住豪华酒店等，穷游才是真正忠实地践行了背包客的理想类型——嬉皮士模样的漂泊者——的理念：“要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穷游者虽然穷，但是他们具备深入当地、勇于探险的个人能力，而相对低消费的生活方式，被看作是环境友好、回归质朴和实现精神自由的代表。因此，“穷”在“穷游”的语境中并没有任何自卑的意味，反而在主流文化中获得了正当性。
4.3 生活政治的实践：穷游的精神本质
背包客在出发时便决定旅程一结束就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轨道，他们对于“回家”的确定昭示了旅游活动与日常生活相比的次要地位。以往的研究注意到了中国的背包客在旅行中反思自我和人生，例如苗学玲[35] 以自己在旅行中成长的故事说明，反思性思维和旅行的结合，有利于旅行者变得成熟，将旅行的收获用于日常生活。但这种反思多半是旅行的“副产品”，而且反思的深度有赖于旅行者的体悟。本研究通过对穷游者生活史的考察，发现他们不太在意通过旅行得到放松和休闲;他们旅行的目的，就是对自我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
在所有被访的穷游者中，只有张泉坚持在到达拉萨之后就会回家，因为有儿子需要照顾，而且他也想重新开始事业。尽管张泉最终会返回，但是他的“出发”本身就意义重大。张泉说他在出发时与母亲起了剧烈冲突，母亲完全不能理解“出去玩”怎么能帮助他走出困境。在他母亲看来，挣钱才是第一位的，无法接受他几个月不工作的现实。但张泉非常肯定地告诉她，“只有出去走一趟，重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重新成功。”在一个多月的穷游中，张泉谈到自己的变化：“当跳出那个熟悉的圈子重新去看那些事（笔者注：事业和婚姻的失败），我发现很多是我性格里的因素造成的。我成功得太早了，二十几岁，那时太年轻，使得我盲目自信。”
张泉的故事表明，旅行的过程对“我是怎样的人”展开反思，与所受多久正规教育无直接关系。倒是他与母亲之间的冲突或可揭示两代人对于“自我”不同的观点，张泉的自我是Giddens意义上的“反思性的成就”[17] ，当人生中遇到问题时，他并没有去求助权威或者传统，而更倾向从自我人手，发掘问题，寻找答案;而在他母亲看来，旅游主要还是休闲性活动，没钱没闲的人，没有资格去旅行，旅行就是“出去玩”。张泉则反复强调自己穷游“是受苦，并不是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王亮和飞梦身上。虽然王亮觉得旅行帮助自己拓宽视野，绝不仅仅是“玩儿”，但是他知道在父母眼中，这就是游乐，所以不能向他们要旅费。飞梦的父母觉得她毕业之后一直在“玩儿”，并不认可她边旅行、边学手艺打工的生活方式。两代人之间关于旅行的不同观念折射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 在访谈中，笔者注意到穷游者的旅行多半与其所面临的人生危机有关。张泉面临的是事业和婚姻的失败，而赵海和李如都认为是当下的生活和工作“太无聊”。尽管大学毕业，赵海却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作为动漫专业的大专学生，他找到的最为对口的工作是为一个私人设计室晒图和影印，那也是他唯一一份超过一年的工作。赵海说：“干了一年多，实在受不了，太无聊，每天干同样的活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做久了觉得自己活着没什么意义，干什么都没劲。”李如在西门子的装配线上工作了5年，当过3次班长，也被“踢回去”3次。升迁很难，但犯再小的错，也会被惩罚。她做腻了，就申请调去仓库物流，想看看会有什么不同。“又做了一年，没什么新鲜的了。我做事很快，一天的活儿半天就干完了，就只能玩手机，偶尔被逮到，就要挨罚，特别没有意思。这样活着不是办法，我才26岁，总不能在西门子呆一辈子，那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佩佩的忧虑则略有不同。她身边的同事、以前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佩佩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又怀疑这种“标准的生活”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曾经，城市生活和工厂是农村青年的向往。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一份还不算差的收入并不等同于幸福生活。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悲剧震惊了中国，人们把目光投向那以惊人高速、日复一日循环着的生产线以及生产线上的年轻人。与自杀相比，赵海们的出走可以看作是对枯燥、机械生活的另一种反抗。相较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经济状况都有了明显上升，但他们对生活的预期也远高于父辈[32] 。其重要原因是，作为“半城市化”的人群，他们的参照系并不是父辈或同辈群体，而是城市居民，他们对自己所受的被排斥状况也更加敏感和愤怒[36] 。赵海、李如和佩佩的出走，是对既定的机械生活的反抗，也是期望寻找新的人生路径的可能。他们的穷游，是“生活政治”层面上的实践。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和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密切相关，是Giddens提出的一对孪生概念[17] 。解放政治被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17] 解放政治的两大因素：一是打破过去的枷锁从而改造未来（如工业革命），二是克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非合法性统治（如法国大革命）。剥削、不平等、压迫是解放政治关心的主题。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社会高速发展所造成的恶果（如生态污染等）以及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裹挟着其中的每一个人。解放政治已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在晚期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Giddens又提出了“生活政治”这个概念。
“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過程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7] 。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of chance），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策（life of decision）。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属于解放政治，但是具体选择哪份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生活中的何种位置，便是生活政治讨论的问题[37] 。同时，关于生活的决策不再由权威或者传统规定，而是行动的个体由自己通过反思和自由选择而做出。例如，在李如看来，周围的朋友结婚生子只是因为“年龄到了”或者“父母要求”，这是一种未反思的、遵照传统路径生活的模式，但是她觉得在结婚生子前，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足够成熟到可以为人妻、为人母，并且人也未必都要结婚生子，穷游的这段时间里，让她离开熟悉的环境，有独立自主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第二代农民工的穷游才是生活政治意义上的实践，飞梦、妮子、周宁等人甚至将穷游本身发展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周宁说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大城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她渐渐觉得，那未必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旅游）之前我所能看见的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你能看到的就是工作种类的不同，比如说我在工厂上班，这辈子都在工厂上班……但是出来之后，你突然间发现有人用十年做个摄影，然后十年之后，可能不做摄影了，可以开客栈玩玩。三五年之后，不想玩了，可以出去学做咖啡……就是你的生命变成一段一段的，不再是从一而终。”从这个意义上，穷游者不仅挑战了“穷家富路”，还挑战了“三十而立”“成家立业”这样的传统人生价值观。
“生活政治”的提出，道出了生活在后传统性世界的每个人或主动或被迫面对的问题：我是谁？我怎样面对世界？我该如何生活？生活政治的核心是个人选择，尤其是在不同生活方式的主张之间做出决定。赵海和李如对工作意义的怀疑，佩佩对于家庭生活的追问，周宁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实际上都触及“我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穷游在中国的兴起，根植于中下阶层的青年人发出“我该如何生活”的疑问。
对穷游者来说，旅程既可以是手段，即穷游是为了回答“该如何生活”的困惑;也可以是目的，即穷游作为一种能实现自由的生活方式。对有些穷游者而言，甚至还不清楚它是手段还是目的，例如赵海、佩佩等打算“边走边想”：旅程是开放性的，而人生也从以前的封闭式变成了开放的系统。然而对于背包客来说，旅行更多地被当成手段。如肖凯、亿嘉和火火都说，旅行让他们领略美景美食，体会不同的文化，更谦卑更独立，回归之后有一个“更好的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对李军和钱力而言，这段旅程就是实现梦想，当旅程走完，梦想实现，自然就要回归日常生活。
穷游者和背包客对待旅行的方式并无高低之别。就像两者的概念有交叉一样，旅行在两者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也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对穷游者还是对背包客而言，旅行都参与到他们的自我认同的建构和重塑中。不同之处在于，回归时间不明、生活漂泊无定的穷游者的出现，昭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是由经济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群体所提出并实践的，这是他们对自身处境和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 4.4 文化多元与精神困境：穷游的社会动因
“穷游”的兴起让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消费和旅行生活露出水面，“穷游”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流行起来，正是因为有他们作为基础。本文揭示了青年穷游者的旅行是“生活政治”层面的实践，是自我对“应该如何生活”的追问。穷游者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反映出新一代青年主动、大胆的特质[38] ，反映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日趋多元化。虽然“流浪”的生活未必富裕、稳定，未必导致向上的阶层流动，但在穷游者看来，是幸福而有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对所有的被访者来说，穷游都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旅行方式而言，他们可以选择积累更多的钱进行休闲旅行，维持穷家富路的理念。就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可以在城市中找份工作，安定下来，像千千万万打工者一样。但是，穷游者主动选择了这种非休闲性质的艰苦旅程，有些甚至选择了一种朴素的另类生活方式。在这样的选择背后，是对自我和人生价值的反思。因此，穷游的兴起无疑昭示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这是年轻一代反思幸福和成功的标准化定义，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答案的过程。
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下层收入青年所面对的精神困境，必须承认这种精神困境是他们进行穷游的重要动因。新生代农民工被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虽然很多人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但是并未在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由于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他们也无法再回去务农。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打工者经常陷于生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上的流浪状态[36] 。赵海和李如对打工生活的描述，就是这种流浪心理的典型反应。
因此，并不是所有放弃稳定生活的穷游者，都是因为主动追求自由的生活。很多情况下，驱使他们反思人生和质疑传统生活方式的动力，是在打工生涯中经历的挫折和不平等，如李如描述她升迁之难，这是为什么笔者将赵海们的出走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同时，还要看到，除张泉外，被访的穷游者多属于年轻的未婚者，以往的研究显示，当新生代农民工婚育之后，家庭压力进一步增大，在城市中生活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活机会也会进一步受到限制[39] 。虽然赵海等人现在还能选择穷游一段时间来“重新思考人生”，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或许连穷游的机会也会失去。
在穷游兴起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赋予青年人的更多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也要看到其中暴露出来的中低阶层青年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生活政治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解放政治时代的结束[40] 。本研究强调穷游者是中低收入旅游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解放政治的问题——就无法不被重视。阶层时时刻刻和对移动权利的限制捆绑在一起。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对缺少积蓄且没有稳定工作的穷游者而言，很难获得发达国家的签证。周宁本来计划着申请新西兰的打工签证，但是诸多限制（包括30岁以下，高中学历，雅思成绩，一定的经济基础）使得这件事可能最终只能是一个“梦想”。但是这份签证对于肖凯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拿過高薪的背包客来说，并不成问题。穷游者的案例正是提醒我们，生活政治中也包含着解放政治的问题，两者在后传统时代是相互渗透的[40] 。个人的权利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而这种结构性因素未必是导向公平和公正的，要彻底追求生活政治，必要关心解放政治。
5 结论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第一次深入而细致地刻画了穷游者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他们中有第二代农民工、大学生、出身中产家庭但追求自由生活的青年人。穷游者以中低收入阶层的青年为主，他们虽然经济地位不高，但是与“屌丝”这样鄙视性的自嘲不同，“穷游”是一个较为积极的身份认同。穷游者将自己视为吃苦耐劳、勇于探险的旅行者，在生活中不迷恋物质、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穷游者在旅行中之所以需要尽量节约，除了因为他们收入不高外，还因为他们旅行时间较长，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中低收入的长途自助旅行者的大量出现，值得旅游研究者和从业者投入进一步关注。
其次，基于生活史的探索，本研究深入剖析了穷游者为何以及如何将穷游当成反思自我的手段或成就生活方式的目的。穷游者不仅挑战了类似“穷家富路”的传统旅游观，还挑战了“三十而立”这样的传统人生观。穷游者的旅行实践启发研究者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再思旅游之本质。旅游既可以是由金钱和休闲时间保障下的、以消费行为为主导的休闲;也可以与金钱和休闲时间无关，而被当成反思自我、重建生活的实践。
再次，穷游在当下中国的兴起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中下阶层青年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密切相关。文化多元（外驱力）和精神困境（内驱力）在穷游兴起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拉”和“推”两个角色。传统的旅游研究视野中，因为多将旅游者视为消费者，消费能力较弱的人群往往被忽视，而社会学呼吁建立公平、公正社会机制的立场，则重新将这些被忽视的人群纳入研究者视野。虽然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青年能够积极主动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部分穷游者中弥漫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代表的中下层青年，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处处限制了他们移动的自由，而这种限制显然未必公正。访谈中有很多穷游者抱怨因为有些景点门票太贵而只能放弃，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高票价是合理的，也不认为自己因此失去进入的机会是不公平的。穷游的兴起是启发研究者在中国的背景下思考移动者的权利[41] 问题、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并置考量的一大契机。
综上，本文对穷游的研究揭示了穷游者的身份认同，并首次以生活史的方法研究旅游现象，将穷游放置于穷游者的生活历程和生活机会中进行考察，以穷游为例重思了旅游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本质，并且提出要重视不同阶层和社会背景下的移动者权利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广范围内有效，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例如，本研究的确没有发现前往发达国家的穷游者，但这是否与研究的田野地在国内有关？再者，未来的研究中是否会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流浪的中国漂移者[42] ，他们的背景与动机是否还会与本研究中的穷游者类似？又如，若将穷游在中国的兴起放置于世界旅游市场的大环境下考察并与其他地区的背包客[10] /生活方式旅行者[21] /新流浪者[43] 进行比较，又会有何异同？这些都是有待后续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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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穷游;背包客;自我认同;生活史;生活政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1-0124-12
Doi： 19765/j.cnki.1002-5006.2019.01.016
引言
中国旅游者创造了两个极为特别的本土概念：“驴友”和“穷游”。前者是音意皆妙的典范：在读音上，“驴友”谐音“旅游”;从意义上，“驴友”既隐喻该群体的品格像驴子般坚毅，又显示其群体内成员友情深厚的特点。中国背包客研究的现实土壤之一即是20世纪末“驴友”的诞生及其壮大[1] 。学者在将驴友与西方背包客概念对接的同时，也极力保留该词汇本身的意趣[2-3] 。与驴友在学界所受的关注迥异，尽管穷游在近几年来逐渐流行，但对穷游的研究却屈指可数。这些研究或把穷游者等同于节俭的背包客[4] ，或同义为经济型/廉价自助游[5-8] ，往往受限于“穷游与背包客/驴友/自助旅游者相似”这一分析思路，忽视穷游者独特的身份认同，从而缺乏对穷游者和穷游文化产生的社会土壤的分析。对穷游这样一个土生土长且充满生命力的概念进行深入挖掘，不仅能借此探索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而且有可能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做出贡献。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现有研究中国穷游者的文献数量虽不多，但主题较广，主要涵盖了穷游者身份、行为特征、动机以及穷游流行成因4个方面。对于穷游者的身份，现有研究都指认在校大学生为主要人群之一[6，8-9] 。张镒和柯彬彬[4] 通过对有穷游经历者的调查，发现学生占到64.2%。但他们没有说明有穷游经历的旅游者的标准是填问卷前研究者根据标准筛选的，还是自我认同有此类经历即可填写，因而结论的有效性值得商榷。除大学生以外，还有研究指出穷游者中也多有工薪阶层[9] 和初入职场的上班族[6] 。就行为特征而言，张镒等[5] 选取96篇网络中带有穷游字眼的游记，利用特征词分析，归纳出穷游者的行为特征，但它们与背包客的5大特征[10] 极为相似，没有凸显穷游者特点。关于穷游动机，有研究经问卷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康体享乐、逃避放松、社交尊重、运动挑战4个主要动机[4] ，又在后续研究中指出大学生最主要的穷游动机是运动挑战[8] 。但是，这些动机均没有将穷游与其他旅行方式的动机区别开来，尤其是背包旅行。
除身份、行为及动机外，也有一些研究试图探索穷游兴起的社会背景。基于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李国征[6] 采取扎根理论方法总结出穷游热的的4个成因：年轻旅游者经济能力的限制、年轻旅游者旅游观念的转变、网络传媒的催化和高旅游物价的助推。但作者在文中多处以穷游者思想更为开放、审美对象更为广泛作为立论证据，却并未将穷游者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论证有欠严谨。上述4个因素与其说回答了作者想要描述的穷游热的成因，不如说解释了被访者为何选择穷游。蔡骐[7] 和姜兰花[9] 采用青年亚文化的视角解读穷游现象，使用“抵抗主流话语”阐释穷游者行为，指出互联网作为新媒体为经济条件有限的穷游一族“赋权”[7] ，并指出流行起来的穷游极有可能被商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然而，创立亚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讲究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反对抽象性论述[11] ，这两项研究却并未呈现具体方法，因此，“抵抗一收编”的范式是否真的适用于穷游者，需要收集更多经验材料后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涵盖了诸多主题，准确捕捉到了穷游者是经济资本相对匮乏的青年人，并意识到穷游在此时此地的中国兴起有其特殊的现实背景，但也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在概念界定上，穷游始终与背包客/自助游纏绕在一起，穷游的独特内涵并未得到挖掘。把以上绝大部分研究中的穷游替换成背包客/驴友，分析结果极有可能同样适用。第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其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也就值得商榷。第三，多追溯西方背包客诞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将其作为穷游在中国发生的背景，而忽略当下中国的现实背景。因此，虽然穷游获得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12-13] ，与“穷游”密不可分的穷游网在2015年也有近6000万用户[14] ，但是穷游的核心特质以及穷游兴起背后的社会原因仍未得到有效解答。
2 路径突破：自我认同与自我叙事
本文旨在探索穷游的核心特质以及这一活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基于此研究目的，对穷游者的认同研究既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首先，认同既解释了同一又解释了差别：一个人内部的同一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构成了他/他们与别人的差别[15] ，也就是说，认同确立了边界。对中国背包客的最新研究表明[16] ，根据旅游行为特征去界定背包客不甚有效，中国背包客之所以是一个群体，是因为他们有一致的身份认同，其认同的核心一是背包客群体内部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二是他们将自己标签化为非大众旅游者。因此，要探索穷游的特点，就要区分穷游与其他旅行方式，尤其是与背包旅行的区别。在自我认同的意义上，探访“认同自己为穷游者（而非背包客）”或者“认同自己为背包客（而非穷游者）”的旅行者，对研究穷游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其次，认同是人本体的支点，指涉个体如何认知自我、寻找归属和人生意义。它既是每个人面临的切身哲学命题，也是每个人选择如何生活的基石[15] 。因此，研究自我认同是研究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现代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使得自我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Giddensc17】指出，在传统社会，自我受限于外在、传统、习俗的规范，生活方式（或生活风格）也多半是代代相传，自主性和变动性都很有限。但现代的自我认同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作为具有反思性的个体，自我和自我认同不再是被决定的，而是个体自主、自治的领域，生活方式也成为自主选择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旅行被发现与自我认同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旅游者在旅行中離开熟悉的空间和环境，体验陌生的文化或生活，通常会伴随着反思自身的过程[18] 。中外学者[19-21] 堵5注意到，以背包旅行为代表的非制度化旅行，与自我认同的建立、改变、重塑尤其相关。如余志远[19] 指出，背包客旅行时间较长，从而有充分时间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深入当地则有助于通过他人反观自我，探险的过程容易激发和暴露自我，因此，背包旅行之旅也被称为“成己之路”。Noy[20] 的研究表明，出外长途旅行的经历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以色列背包客对于自我和以色列社会的认知。而Cohen[21] 对于生活方式旅行者的研究指出，长途旅行对建构自我不一定起到积极作用，有些长途旅行者也会因旅行而愈发迷失自我。因此，旅行者认同自己为大众旅游者/背包客/穷游者，不仅仅指涉某一种旅行方式，更在于传递着与“我是谁”相关的一系列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自我叙事是研究自我认同最重要的途径。Giddens指出：“个体必须要以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连接起来，以便能够促使把被传递的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当地性的生活整合起来……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秩序的叙述，为有限的生活历程提供了赋予一致性的手段。”[17] 换言之，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自我认同变为可协商的过程，个体通过不断重组自我叙事，以反思性的方式形成认同[22] 。正因如此，有关背包客自我认同的研究[19-21] ，都基于背包客的自我叙事。但需注意的是，强调自我叙事对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作用，是基于建构主义，而非实证主义和实在论（realism）的立场[23] 。例如，Elsrud[24] 通过对背包客自我叙事的分析指出，“关于危机和冒险的故事”可以被看做是独自旅行的“元叙事”。这个叙事，而不是这趟旅程客观上是否冒险，被看成是背包旅行的核心价值所在。也就是说，讲述者建构的探险故事，就是对其背包客身份的认同，这与讲述者事实上经历危险与否无关。在此研究语境中，要了解穷游，除了要在穷游者的自我叙事中剖析他们对自身地位及与他人（尤其是其他旅游者）关系的描述，还要关注穷游者是如何叙述和理解他们的旅行经历的。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来探索穷游者的认同。第一作者于2014年和2015年两赴云南，沿昆明一大理一丽江一香格里拉一线进行自助旅行，在青年旅舍等自助旅行者聚集之处与其接触，在交谈、熟识后表明研究者的身份，询问是否接受访谈。作者进入“田野”，与被访者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并创造共同情境，由此与被访人建立起协商进入的关系[25] ，有效降低了他们的防卫心理。研究者承诺访谈材料保密，在文章中对受访者使用化名，使得被访者能坦率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观点。第二作者长期浸身包括以上线路在内的国内外背包旅游目的地，熟悉驴友和穷游者话语，可以对他们的所言所行所思进行理解和辨析。
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先了解潜在被访者的旅行情况，确定其为自助旅行者，但是研究者并未给出“背包客”“驴友”“穷游”等身份定义，被访者自己对身份的界定正是本研究的核心。按上文所述，“认同”既指涉相似，也指涉差别，因此本文的被访对象共分两类人群，表1为第一类，自我界定为穷游者（而非背包客）的旅行者;表2为第二类，自我定义为背包客（而非穷游者）的旅行者。有趣的是，大部分穷游者并不排斥背包客身份，但一些背包客对穷游则持排斥态度，下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进一步解读。比较这两类旅游者，既能了解“穷游者”身份的内涵和外延，也能拓宽我们对不同类型自助旅游者的认知。
质性研究在选取样本上注重典型性[26] ，且本研究需深度描述穷游者并解释穷游现象，因此，在选择样本时要照顾到每个个案须体现穷游或背包的重要特征[27] 。同时，基于“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28] 】，还要注意访谈对象之间的相异性，力图做到“发现同一个特征、现象在不同调查单位中的不同存在形式”[28] 。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一方面保证其含有核心特征（即自认为穷游者或者背包客），又在其他要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方面保持异质性，以挖掘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潜在信息。按照这些原则，本研究访谈了8位穷游者和5位背包客，每位访谈的时长从1.5～3小时不等。表1和表2简要列出了被访者的背景和生活状况。穷游者中有3位男性，5位女性，年龄从23～28岁不等，受教育程度从初中毕业到大学不等，职业状况各有不同。背包客中有3位男性，2位女性，年龄从26-40岁，职业状况各异，但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穷游者。
本研究不仅聚焦于被访者的自我认同和旅行经历，还将他们自我叙事的话题引向其生活史，具体包含了他们过往的经历、生活现状和前景诉求。生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不仅是被访者所熟悉和便于谈论的，更可以帮助研究者充分理解被访者的动机[29] 。只有将旅行的意义放置于旅游者的整个生活史中，才有可能超越对旅游功能性的描述（放松/逃避/提高技能等）。生活史研究的意义更蕴含着以小见大的可能性，因为个人生活历程是宏观社会变迁和社会文化的投射，个人生命历程因此有一种共性[29] 。只有通过了解穷游者的深层动机，理解他们的价值诉求，才有可能解释宏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变迁怎样对个人产生影响。需要结合生活史来探索穷游者的身份认同和旅游对于穷游者的意义。 对访谈文本的分析谨遵三层次的文本分析原则[29] ：第一，对语句字面意思的理解;第二，对言外之意的领会;第三，对被访者为何要做这样叙述的主观意图的分析。第三点要求研究者对被访者的叙述特点有一个总体把握和理解。因此在访谈时，研究者要留意被访者叙述时流露出的情绪和神态。在本研究中，得益于面对面访谈、研究者同为自助旅行者的身份和生活史探索3个方面的因素，被访者的言外之意和叙述的主观意图基本能通过双方互动的过程和文本的其他部分推导出来。同时，由于采访都经过被访者同意而录音，因此后期处理时有较好的再现效果，对模糊不清之处可一再求证。
4 研究发现
4.1 大学生、心怀“嬉皮梦”的青年和新生代農民工：穷游的核心力量
穷和游两字的组合极具颠覆性并充满张力。Smith[30] 曾指出：旅游=休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的收入+积极的地方认可。在中国的旅行传统中，也强调“穷家富路”[31] 。充足的金钱经常被认为是旅游的前提。但是，本文中自我认同为穷游者的旅游者，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自己在经济上弱势地位的直言不讳，并且指出这种弱势地位并不能阻碍他们旅行。
笔者在田野中遇到了数量众多的大学生，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符[6，8-9] ，而王亮正是其中的典型。他在大二暑假时徒步川藏线：“我出来的时候，都背着帐篷睡袋，一直都是搭帐篷过去的。”自从这次徒步经历后，他喜欢上旅行，几乎每个假期都在外面，但旅行所有花费均来自勤工俭学和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王亮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并不优渥，为了“玩儿”问父母要钱，他觉得理由不正当。有意思的是，飞梦虽然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还不错”，但是她也只能穷游。2012年大学毕业后，她迷恋上了长途旅行，经常一出门就是大半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种生活方式遭到了她父母的反对，因此再也不给她金钱资助。飞梦自称她的状态是流浪，具体方式就是穷游。旅行每到一处，她会向当地人和其他旅行者打听最便宜的住宿，只要比她落脚的地方更便宜，她就搬家，最多一地要搬三四次。飞梦说，她觉得嬉皮士是最了不起的人，“流浪”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也是在精神空间里的。流浪中的“自由自在”更代表了精神自由——反对物质主义，不被物质所束缚。由此，“穷游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另一位穷游者小妮也提到了羡慕嬉皮士，只是她并未接受大学教育，而是工作多年，为了全心全意旅行，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除了大学生和心怀嬉皮梦的穷游者外，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了第三类大量存在的穷游者——新生代农民工。2014年，笔者与张泉、赵海、李如和佩佩在虎跳峡的一间青年旅舍相遇，当时他们已经连续徒步了12个小时。“我们肯定是穷游，”张泉说，“今天早上4点就出发了，赶在6点之前经过虎跳峡景区收费亭，那里6点开门。”景区65元一张的门票相对他们每天每人50元的预算来说太贵。徒步12小时后，李如和佩佩两个女生在青年旅舍各要了一个40元的床位。张泉和赵海则在附近的野地搭帐篷睡了一晚。张泉等4人来自天南海北，2013年年底在一个“徒步去西藏”的陌陌吧里认识，越聊越投机，于是商量着一起辞职，徒步川藏线。2014年5月，4人各自辞去了工作，相约成都，打算徒步加搭车去西藏。
4人中，张泉年龄最大（28岁），初中辍学后辗转各地打工，后在深圳闯荡，从学徒做起，2007年自己开了成衣厂，资产达到数百万，雇佣十几个工人，颇为成功。但是2013年生意失败，又离了婚。辞职穷游前，他在一家餐馆打工，带着4岁的儿子生活。佩佩和李如均从高等技术职业学校毕业，之后离开家乡打工，辞职旅行前都已工作了六七年。赵海是4人中唯一的大学生，父母都在甘肃农村，2011年从动漫专业毕业后，在西安、北京、广州陆续干了几份工作，但都“做不久”。
张泉一行的出现进一步揭示了穷游群体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张泉一行绝非个案。在田野研究中，笔者遇到了更多和他们背景相似的长途自助旅游者，例如周宁。周宁高中肄业后就在服装厂打工。2010年辞职的时候，“只是想去家乡以外的大城市看看，放松一下”，没想到在青旅遇到了长途背包客，受他们启发，开始了一边打零工一边旅行的生活。张泉、周宁等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32] 。他们出生于1980年后，持有农业户口，较少接受大学教育，在世纪之交进入劳动力市场，流动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职业，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工作，在城市中有数年打工经历。在本研究中，这类穷游者在辞职之前的收入就不高，每月工资收入在1000—3000元左右，而且他们的工作通常不稳定，经常变换打工地点或工种。
上文指出，认同指出了同一与差别之间的关系，并且确立了边界[15] 。那么，如果穷游者内部构成认同，就一定会指出他们与背包客群体的差别。笔者的确在访谈中发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边界。首先，穷游者主动指出了他们与背包客的差别。小妮直言不讳道：“背包客圈子都知道，届丝都在东南亚，高富帅在欧美”。屌丝这一由网络兴起的流行语反映了社会底层青年对自己欠佳的生存状态的自嘲[33] ，在访谈中，自嘲为屌丝的穷游者不在少数。收入水平对背包客和穷游者选择目的地的影响最为明显。如表1和表2显示，多位背包客都有在发达国家自助旅行的经历，而穷游者的步伐被局限在消费水平较低的内地和东南亚地区。此外，收入还影响了穷游者和背包客在目的地的活动。例如，小妮说在尼泊尔滑翔要600元，够她10天的花费，所以不参加;但在背包客肖凯看来，滑翔是尼泊尔旅行的必须体验项目。
另一方面，穷游者所认识到的自己与背包客在收入上的差别，也被背包客群体所认识到。5位被访的背包客不约而同地指出，虽然他们的旅行也是量人为出，但是他们之所以觉得自己不是穷游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并不穷”。例如，李军为环游世界准备了30万;钱力也是在工作两年之后有了相当的积蓄，才辞职去实现骑行川藏线的梦想。火火是一名资深高中教师，她坦诚自己的收入水平使得她对于大多数国内的旅游地，能做到“说走就走”。这与张泉一行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节约费用的情况大不相同。亿嘉说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或许曾经穷游，那时候经济拮据，住青旅的多人间以节省开支，但自从开始工作，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年龄的增长，自己开始在意隐私，也注重休息的质量，所以选择单间，旅行时也会去尝试各种可能昂贵的美食，她称自己是“比较奢侈的背包客”。 穷游的兴起让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和旅行生活露出水面，而这中低收入人群绝不仅仅只有尚未工作的大学生或刚开始工作而积蓄不多的白领，即未来的中产阶层。我们必须注意到，穷游者还包括了一些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例如新一代农民工和羡慕着嬉皮士生活的“流浪者”。这些被以往的研究和主流新闻媒体所忽视的群体在总量上却不容忽视，例如新一代农民工总人数接近一亿[32]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是穷游得以迅速发展和未来得以进一步增长（或和背包并存）的重要支柱。
4.2 归期莫问，穷且弥坚：穷游的核心特征
在研究中笔者还发现，相较于背包客，穷游者不仅收入较低，而且旅行时间较长。“穷”游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旅行中一方面失去了原本就不高的穩定收入，另一方面却持续有支出，“节约每分钱”成了他们维持旅行唯一的、也是最佳的策略。
“旅行时间长于一般假期”是国际上界定背包旅游者的标准之一[10] ，但具体旅行时间多长才算背包客，则视不同国情而定。在中国的语境中研究背包客，经常会选择性地忽略“旅行时间长”这一个指标。有些对中国背包客的研究对这一点多有斟酌[1] ，有些则由于特定的研究问题，不考虑旅行时长[34] 。但是，从本研究来看，“旅行时间较长”恰恰是穷游的核心特征之一，穷游者的旅行短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正因为旅行时间长，当非学生决定穷游时，几乎必须辞去工作。旅行时，稳定收入的丧失和变动支出的持续，是导致“穷”游的根本原因。“一直在路上”导致他们必须“开源节流”，边打工边旅行、保持最低旅行开销成为他们的旅行常态。例如张泉一行和王亮徒步川藏线预计时长两三个月，飞梦、小妮和周宁边打工边旅行的生活已持续了两年多。当穷游者暂居大理时，每月租床铺的花费约为200元，这样的客栈被他们称为“秘密花园”。
虽然背包客钱力、李军和肖凯也为了进行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旅行而暂时辞去了工作，但是他们迥异于穷游者的是：第一，辞职前的经济状况均明显好于穷游者;第二，出发时就制定了旅程结束即回到正常生活和工作轨道的计划。例如，肖凯在新西兰进行为期一年的打工旅行，但旅程结束后就回归到稳定的生活——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而我们发现很多穷游者并不明确自己旅行的时限，有一些甚至在旅途中萌生了彻底放弃在城市中工作、定居的想法，过上了边旅行边打工的生活，例如飞梦、妮子和周宁。因此从访谈结果来看，旅行时间长、回归时间不固定且无长远计划，构成了穷游者与背包客在行为层面的最大差别。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表明了穷游者和背包客两个群体之间确实存在着认同差异，这并不表示穷游者和背包客是两个完全互相排斥的概念。在旅行理念和旅行行为上，背包客与穷游者多有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讲究量人为出、深入当地、吃苦耐劳、掌握旅程的自主权。飞梦曾说道：“我会想办法跟当地人交流，因为他们知道哪最好玩，哪最便宜……现在一般人按照那个旅游攻略走，其实还有更好的路线。你需要跟当地人交流。”小妮也说道：“我从来不去大城市，那些大城市都差不多，曼谷、首尔，都是大楼大商场，又贵。我也不去旅游景点。我喜欢待在小村庄里，一两个月，就在那里吃他们吃的东西，看他们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你把自己变成当地人，你才有收获。”
背包旅行在中国发展了将近20年，背包旅行的很多理念也极大地影响了穷游者，正因如此，被访的很多穷游者称，若要将自己的行为描述成背包游，也是恰当的，他们自己也并不排斥背包客的身份。更进一步地，在某些穷游者看来，由于背包旅行在国内的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打着背包游的旗号，却进行奢侈的旅行，热衷于购物、住豪华酒店等，穷游才是真正忠实地践行了背包客的理想类型——嬉皮士模样的漂泊者——的理念：“要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穷游者虽然穷，但是他们具备深入当地、勇于探险的个人能力，而相对低消费的生活方式，被看作是环境友好、回归质朴和实现精神自由的代表。因此，“穷”在“穷游”的语境中并没有任何自卑的意味，反而在主流文化中获得了正当性。
4.3 生活政治的实践：穷游的精神本质
背包客在出发时便决定旅程一结束就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轨道，他们对于“回家”的确定昭示了旅游活动与日常生活相比的次要地位。以往的研究注意到了中国的背包客在旅行中反思自我和人生，例如苗学玲[35] 以自己在旅行中成长的故事说明，反思性思维和旅行的结合，有利于旅行者变得成熟，将旅行的收获用于日常生活。但这种反思多半是旅行的“副产品”，而且反思的深度有赖于旅行者的体悟。本研究通过对穷游者生活史的考察，发现他们不太在意通过旅行得到放松和休闲;他们旅行的目的，就是对自我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
在所有被访的穷游者中，只有张泉坚持在到达拉萨之后就会回家，因为有儿子需要照顾，而且他也想重新开始事业。尽管张泉最终会返回，但是他的“出发”本身就意义重大。张泉说他在出发时与母亲起了剧烈冲突，母亲完全不能理解“出去玩”怎么能帮助他走出困境。在他母亲看来，挣钱才是第一位的，无法接受他几个月不工作的现实。但张泉非常肯定地告诉她，“只有出去走一趟，重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重新成功。”在一个多月的穷游中，张泉谈到自己的变化：“当跳出那个熟悉的圈子重新去看那些事（笔者注：事业和婚姻的失败），我发现很多是我性格里的因素造成的。我成功得太早了，二十几岁，那时太年轻，使得我盲目自信。”
张泉的故事表明，旅行的过程对“我是怎样的人”展开反思，与所受多久正规教育无直接关系。倒是他与母亲之间的冲突或可揭示两代人对于“自我”不同的观点，张泉的自我是Giddens意义上的“反思性的成就”[17] ，当人生中遇到问题时，他并没有去求助权威或者传统，而更倾向从自我人手，发掘问题，寻找答案;而在他母亲看来，旅游主要还是休闲性活动，没钱没闲的人，没有资格去旅行，旅行就是“出去玩”。张泉则反复强调自己穷游“是受苦，并不是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王亮和飞梦身上。虽然王亮觉得旅行帮助自己拓宽视野，绝不仅仅是“玩儿”，但是他知道在父母眼中，这就是游乐，所以不能向他们要旅费。飞梦的父母觉得她毕业之后一直在“玩儿”，并不认可她边旅行、边学手艺打工的生活方式。两代人之间关于旅行的不同观念折射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 在访谈中，笔者注意到穷游者的旅行多半与其所面临的人生危机有关。张泉面临的是事业和婚姻的失败，而赵海和李如都认为是当下的生活和工作“太无聊”。尽管大学毕业，赵海却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作为动漫专业的大专学生，他找到的最为对口的工作是为一个私人设计室晒图和影印，那也是他唯一一份超过一年的工作。赵海说：“干了一年多，实在受不了，太无聊，每天干同样的活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做久了觉得自己活着没什么意义，干什么都没劲。”李如在西门子的装配线上工作了5年，当过3次班长，也被“踢回去”3次。升迁很难，但犯再小的错，也会被惩罚。她做腻了，就申请调去仓库物流，想看看会有什么不同。“又做了一年，没什么新鲜的了。我做事很快，一天的活儿半天就干完了，就只能玩手机，偶尔被逮到，就要挨罚，特别没有意思。这样活着不是办法，我才26岁，总不能在西门子呆一辈子，那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佩佩的忧虑则略有不同。她身边的同事、以前的同学纷纷结婚生子，佩佩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又怀疑这种“标准的生活”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曾经，城市生活和工厂是农村青年的向往。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一份还不算差的收入并不等同于幸福生活。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悲剧震惊了中国，人们把目光投向那以惊人高速、日复一日循环着的生产线以及生产线上的年轻人。与自杀相比，赵海们的出走可以看作是对枯燥、机械生活的另一种反抗。相较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经济状况都有了明显上升，但他们对生活的预期也远高于父辈[32] 。其重要原因是，作为“半城市化”的人群，他们的参照系并不是父辈或同辈群体，而是城市居民，他们对自己所受的被排斥状况也更加敏感和愤怒[36] 。赵海、李如和佩佩的出走，是对既定的机械生活的反抗，也是期望寻找新的人生路径的可能。他们的穷游，是“生活政治”层面上的实践。
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和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密切相关，是Giddens提出的一对孪生概念[17] 。解放政治被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17] 解放政治的两大因素：一是打破过去的枷锁从而改造未来（如工业革命），二是克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非合法性统治（如法国大革命）。剥削、不平等、压迫是解放政治关心的主题。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社会高速发展所造成的恶果（如生态污染等）以及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裹挟着其中的每一个人。解放政治已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在晚期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Giddens又提出了“生活政治”这个概念。
“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過程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7] 。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of chance），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策（life of decision）。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属于解放政治，但是具体选择哪份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生活中的何种位置，便是生活政治讨论的问题[37] 。同时，关于生活的决策不再由权威或者传统规定，而是行动的个体由自己通过反思和自由选择而做出。例如，在李如看来，周围的朋友结婚生子只是因为“年龄到了”或者“父母要求”，这是一种未反思的、遵照传统路径生活的模式，但是她觉得在结婚生子前，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足够成熟到可以为人妻、为人母，并且人也未必都要结婚生子，穷游的这段时间里，让她离开熟悉的环境，有独立自主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这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第二代农民工的穷游才是生活政治意义上的实践，飞梦、妮子、周宁等人甚至将穷游本身发展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周宁说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大城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她渐渐觉得，那未必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旅游）之前我所能看见的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你能看到的就是工作种类的不同，比如说我在工厂上班，这辈子都在工厂上班……但是出来之后，你突然间发现有人用十年做个摄影，然后十年之后，可能不做摄影了，可以开客栈玩玩。三五年之后，不想玩了，可以出去学做咖啡……就是你的生命变成一段一段的，不再是从一而终。”从这个意义上，穷游者不仅挑战了“穷家富路”，还挑战了“三十而立”“成家立业”这样的传统人生价值观。
“生活政治”的提出，道出了生活在后传统性世界的每个人或主动或被迫面对的问题：我是谁？我怎样面对世界？我该如何生活？生活政治的核心是个人选择，尤其是在不同生活方式的主张之间做出决定。赵海和李如对工作意义的怀疑，佩佩对于家庭生活的追问，周宁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实际上都触及“我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穷游在中国的兴起，根植于中下阶层的青年人发出“我该如何生活”的疑问。
对穷游者来说，旅程既可以是手段，即穷游是为了回答“该如何生活”的困惑;也可以是目的，即穷游作为一种能实现自由的生活方式。对有些穷游者而言，甚至还不清楚它是手段还是目的，例如赵海、佩佩等打算“边走边想”：旅程是开放性的，而人生也从以前的封闭式变成了开放的系统。然而对于背包客来说，旅行更多地被当成手段。如肖凯、亿嘉和火火都说，旅行让他们领略美景美食，体会不同的文化，更谦卑更独立，回归之后有一个“更好的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对李军和钱力而言，这段旅程就是实现梦想，当旅程走完，梦想实现，自然就要回归日常生活。
穷游者和背包客对待旅行的方式并无高低之别。就像两者的概念有交叉一样，旅行在两者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也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对穷游者还是对背包客而言，旅行都参与到他们的自我认同的建构和重塑中。不同之处在于，回归时间不明、生活漂泊无定的穷游者的出现，昭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是由经济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群体所提出并实践的，这是他们对自身处境和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 4.4 文化多元与精神困境：穷游的社会动因
“穷游”的兴起让数量庞大的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消费和旅行生活露出水面，“穷游”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流行起来，正是因为有他们作为基础。本文揭示了青年穷游者的旅行是“生活政治”层面的实践，是自我对“应该如何生活”的追问。穷游者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反映出新一代青年主动、大胆的特质[38] ，反映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日趋多元化。虽然“流浪”的生活未必富裕、稳定，未必导致向上的阶层流动，但在穷游者看来，是幸福而有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对所有的被访者来说，穷游都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旅行方式而言，他们可以选择积累更多的钱进行休闲旅行，维持穷家富路的理念。就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可以在城市中找份工作，安定下来，像千千万万打工者一样。但是，穷游者主动选择了这种非休闲性质的艰苦旅程，有些甚至选择了一种朴素的另类生活方式。在这样的选择背后，是对自我和人生价值的反思。因此，穷游的兴起无疑昭示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这是年轻一代反思幸福和成功的标准化定义，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答案的过程。
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下层收入青年所面对的精神困境，必须承认这种精神困境是他们进行穷游的重要动因。新生代农民工被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虽然很多人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但是并未在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由于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他们也无法再回去务农。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打工者经常陷于生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上的流浪状态[36] 。赵海和李如对打工生活的描述，就是这种流浪心理的典型反应。
因此，并不是所有放弃稳定生活的穷游者，都是因为主动追求自由的生活。很多情况下，驱使他们反思人生和质疑传统生活方式的动力，是在打工生涯中经历的挫折和不平等，如李如描述她升迁之难，这是为什么笔者将赵海们的出走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同时，还要看到，除张泉外，被访的穷游者多属于年轻的未婚者，以往的研究显示，当新生代农民工婚育之后，家庭压力进一步增大，在城市中生活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活机会也会进一步受到限制[39] 。虽然赵海等人现在还能选择穷游一段时间来“重新思考人生”，但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或许连穷游的机会也会失去。
在穷游兴起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赋予青年人的更多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也要看到其中暴露出来的中低阶层青年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生活政治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解放政治时代的结束[40] 。本研究强调穷游者是中低收入旅游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解放政治的问题——就无法不被重视。阶层时时刻刻和对移动权利的限制捆绑在一起。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对缺少积蓄且没有稳定工作的穷游者而言，很难获得发达国家的签证。周宁本来计划着申请新西兰的打工签证，但是诸多限制（包括30岁以下，高中学历，雅思成绩，一定的经济基础）使得这件事可能最终只能是一个“梦想”。但是这份签证对于肖凯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拿過高薪的背包客来说，并不成问题。穷游者的案例正是提醒我们，生活政治中也包含着解放政治的问题，两者在后传统时代是相互渗透的[40] 。个人的权利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而这种结构性因素未必是导向公平和公正的，要彻底追求生活政治，必要关心解放政治。
5 结论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第一次深入而细致地刻画了穷游者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他们中有第二代农民工、大学生、出身中产家庭但追求自由生活的青年人。穷游者以中低收入阶层的青年为主，他们虽然经济地位不高，但是与“屌丝”这样鄙视性的自嘲不同，“穷游”是一个较为积极的身份认同。穷游者将自己视为吃苦耐劳、勇于探险的旅行者，在生活中不迷恋物质、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穷游者在旅行中之所以需要尽量节约，除了因为他们收入不高外，还因为他们旅行时间较长，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中低收入的长途自助旅行者的大量出现，值得旅游研究者和从业者投入进一步关注。
其次，基于生活史的探索，本研究深入剖析了穷游者为何以及如何将穷游当成反思自我的手段或成就生活方式的目的。穷游者不仅挑战了类似“穷家富路”的传统旅游观，还挑战了“三十而立”这样的传统人生观。穷游者的旅行实践启发研究者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再思旅游之本质。旅游既可以是由金钱和休闲时间保障下的、以消费行为为主导的休闲;也可以与金钱和休闲时间无关，而被当成反思自我、重建生活的实践。
再次，穷游在当下中国的兴起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中下阶层青年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密切相关。文化多元（外驱力）和精神困境（内驱力）在穷游兴起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拉”和“推”两个角色。传统的旅游研究视野中，因为多将旅游者视为消费者，消费能力较弱的人群往往被忽视，而社会学呼吁建立公平、公正社会机制的立场，则重新将这些被忽视的人群纳入研究者视野。虽然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青年能够积极主动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部分穷游者中弥漫的失落感和无力感。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代表的中下层青年，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处处限制了他们移动的自由，而这种限制显然未必公正。访谈中有很多穷游者抱怨因为有些景点门票太贵而只能放弃，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高票价是合理的，也不认为自己因此失去进入的机会是不公平的。穷游的兴起是启发研究者在中国的背景下思考移动者的权利[41] 问题、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并置考量的一大契机。
综上，本文对穷游的研究揭示了穷游者的身份认同，并首次以生活史的方法研究旅游现象，将穷游放置于穷游者的生活历程和生活机会中进行考察，以穷游为例重思了旅游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本质，并且提出要重视不同阶层和社会背景下的移动者权利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广范围内有效，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例如，本研究的确没有发现前往发达国家的穷游者，但这是否与研究的田野地在国内有关？再者，未来的研究中是否会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流浪的中国漂移者[42] ，他们的背景与动机是否还会与本研究中的穷游者类似？又如，若将穷游在中国的兴起放置于世界旅游市场的大环境下考察并与其他地区的背包客[10] /生活方式旅行者[21] /新流浪者[43] 进行比较，又会有何异同？这些都是有待后续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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