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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uy）决定了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众多。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综述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研究提出三点期望：期以深化地方政府竞争关于公共物品供给和融资的研究，期以加大地方政府竞争规范研究的比重，期以地方政府竞争研究解决当前中国的热、难问题。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公共物品；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270-03
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从个别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应反思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1]。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化的课题。
一、基于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竞争的概念
1.地方政府竞争
竞争主要发生共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即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指市场主体依靠市场选择机制来进行实力较量和争夺资源的过程。所谓地方政府竞争通常是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辖区政府为了争夺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而在投资环境、政府管理、法律制度以及政治行动方面展开的竞争[2]。在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的地方政府已不再是农业社会时期那种垂直统治下“自给自足”型的封闭式政府，而是拥有相对独立地方利益和横向竞争压力的开放式政府[3]。于东山和娄成武将地方政府竞争定义为地方政府在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展开的对流动性稀缺资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网络化关系。
一个地方的产品市场竞争和非流动要素竞争的统一构成了地方竞争，非流动要素竞争是为了营造更好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塑造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地方政府“生产或提供”的非流动产品即公共物品的竞争和其他非流动要素的竞争一起构成非流动要素竞争，共同为产品市场提供竞争环境。所以地方政府竞争属于地方竞争中的非要素竞争，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着紧密的联系。
2.公共物品供给
在对公共物品提出经典定义之前，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及公共物品和产生了公共物品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失灵是因为公共物品的存在、约翰·穆勒意识到“免费搭车”的不同方面对公共物品探讨过。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给出了定义：集体消费品不因个人的消费而影响任何其他人对其的消费，每个人的消费量都等于该集体消费品的供给量，即该集体消费品具有非竞争性[3]。马斯格雷夫根据消费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划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认为公共物品应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完善了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
随着研究深入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大多数产品不符合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即并不满足排他性，如高速公路。巴泽尔从产权界定来区分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他认为人们不选择界定产权的物品属于公共物品。秦颖认为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无论公共物品的是从哪个角度定义的，但是其本质来说，公共物品的供给都必须由政府来完成，而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提供公共物品。由于居民具有“用脚投票”的偏好，地方政府竞争必然作用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
二、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1.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脉络
最早述及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是《国富论》，斯密从人们对资本税差异的反应和要素可移动性的角度对于政府间税收制度竞争的影响，将税收等公共物品和地方政府竞争关联起来。他认为土地是不懂要素而资本是流动要素，如果政府对所管辖的居民课以重税，则居民会随资本一起流动到其他课税轻、适宜经营事业和享受财富地区或者国家[4]。哈耶克则从建构社会和经济秩序问题论及“地方政府竞争”。哈耶克则认为地方政府具有私有企业不具备优势，但也比中央政府多一些强制行动的危险，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确保了居民在各地区自由发展的优点，并能提供次优解决方案[5]。
Tiebout在《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中提出“用脚投票”即满足7个假设的“TieboutModel”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地方政府竞争，他认为居民选择居住地区取决于地方政府提供服务和课税的组合，居民根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用脚投票”，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地区生活，从而显现帕累托状态[6]。依此而论，地方政府之间会因公共物品供给展开竞争。Apolte认为制度竞争优于单纯的政治选票竞争，制度竞争监督地区治理者并要求提高本地区的居民福利水平[7]。这样地方政府从制度竞争层面将公共物品供给联系起来。Albert Breton在《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提出政府本质上具有竞争性且其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政治体制的均衡和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税收价格的决定[8]。最早真正意义上使用了政府竞争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大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投向作为大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增长力量代表的中国身上。相当部分学者开始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的形成，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功不可没。深度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国的政府体制及行政划分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中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较快的发展。在中国较早提出地方政府竞争概念的是1990年樊纲、张曙光提出的“兄弟竞争”。“兄弟竞争”描述的是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的竞争和货币发行领域的竞争，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同时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同一领域的纵向竞争[9]。 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财政分权促成的地方政府竞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成果，钱颖一认为中央政府让渡给地方的财政权力，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具有西方国家联邦主义的特点；张维迎、粟树和认为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10]；钱海刚则认为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增加自己的预算外收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恶性竞争[11]；平新桥和白洁的研究也认为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规模进而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这样便会加重当地居民的负担，因此地方政府竞争表现的了消极一面[12]。何梦笔最早运用制度竞争框架分析中国体制转归紧进程，从此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便逐步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汪伟全把当代地方政府竞争演进历程划分为改革开放前、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主的地方政府竞争、以政策竞争为核心的地方政府竞争和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四个阶段。不同的学者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类及研究视角不尽一致，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梳理可以以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公共物品的提供的影响以及财政联邦制等为基点。亦可以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资源利用等理论为视角，基于笔者的研究方向，本文以公共物品供给为视角，在大量庞杂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中厘清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并对其评述。
2.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政府制度竞争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税收等公共物品也首次与地方政府竞争有机的联系了起来，继斯密以后，斯蒂格勒（Stigler）和特里希（Ricard·W·Tresch），维克塞尔、林达尔也相继从公共物品的思路对政府的竞争进行了研究，而明确的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详细论述则应该是蒂布特（Tiebout）。Albert Breton在《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中，最早真正意义上使用了政府竞争的概念。Tiebout认为在满足假设前提下，居民可以在地方之间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引致居民地区或者城市间流动的原因，当一个地方或者城市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能容纳的居民数量达到了最佳状态，多余的居民就会向提供给公共物品更为充裕的地方流动，与此同时，资本随着居民流动，政府为挽留现有流动要素和吸引流动要素的流入，政府会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居民选择成本和收益之间形成均衡，而政府也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和税收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在地方政府的竞争下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时会有一部分居民抱怨现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也有一部分满足现状。Tiebout承认现实并不完全满足模型的全部假设，但他认为在假设的前提下模型是具有理论价值的。因此居民会在地区之间进行“用脚投票”，以满足他们对现有公共物品感到不满的偏好，在经济制度作用下，而地方政府提供给的公共物品最终和居民的需求偏好最终实现均衡状态。用脚投票机制会激励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促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进而完成帕累托改进。
Stigler和Ricard·W·Tresch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掌握更多辖区居民的偏好信息，地方政府之间会因公众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投票而存在竞争[13]。Stigler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同时由于政府部门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导致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再分配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也因此会给未来政府带来巨大的费用[14]。Ricard·W·Tresch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问题，中央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居民的偏好，而且各级政府掌握的信息程度还有差异，从而提出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质疑，奠定了财政分权理论基础[15]。Musgrave通过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独立自主权，能够在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标。Tresch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为达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风险厌恶型社会倾向于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责任。Cremeretal根据合同的完全性与否设立了两个公共品供给模型，得出不同等级政府对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优势所在。Wallace·Oates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描述公共物品供给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关系时，他认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相比，前者府更了解当地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更能准确地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16]。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优于中央政府。
Qian and Weingast，1996基于对中国分权改革实践的剖析，提出“维护市场型的经济联邦制”，期望借助分权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经济约束。而后，Qian and Roland精确化此观点。认为地方政府竞争通过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大小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单独研究并不多。并且中国财政分权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与西方财政分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央政府。所以西方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基于此国内关于此领域的研究手法也与西方有所不同。
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周黎安把为实现地方政府利益而产生的竞争称为政治竞标赛，分析了和讨论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一种零和博弈；政治竞标赛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税费优惠、改善公共物品供给和制度优化，但从公共利益视角看，这三种手段都有利有弊。刘汉屏、刘锡田的《地方政府竞争：分权、公共物品与制度创新》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因，认为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体现着地方政府的竞争优势。
周作韩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中用修正蒂博特的理论模型，考虑了原蒂博特的理论模型隐含着假定的制度前提，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明确的分权制，地方政府的竞争仅仅在于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对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他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本身所提供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它们又是一种全国性公共物品。他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会使中央政府政策指令得不到执行，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时有敲诈投资者的动机，地方政府竞争导致落后地区制度变迁越落后。 对地方政府关于公共物品竞争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大部分学者基于实证分析，探讨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平新乔和白洁（2006）对此问题专门予探讨并得出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负效应。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之间的相互效应并不明显，比如贾智莲、卢洪友（2010）认为财政分权与政府偏好对增进地方政府教育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没有明显帮助的结论。
三、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评述
经过文献搜索对比发现，国内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以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地方债务等关键词居多，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类文献做出了评述。尤其国内，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经常结伴出现，原因是学者们认为财政分权促使了地方政府竞争，所以学者偏好用财政分权替代地方政府竞争，研究与经济增长和公共物品供给，更有学者就财政分权为视角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文献做了综述。然而，公共物品供给作为公共部门即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逻辑上应该更关注公共物品供给。起码从文献数量上说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还有深化研究的必要。
上述呈现的基于公共物品供给为视角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虽然国内外都有相当的文献研究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尤其是国外的理论是比较完善的，如蒂博特（Tiebout，1956）最先就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作了关联性研究，并得出地方政府竞争会激励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理论上证明了，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国情的特殊性，使得国外的理论并不完全实用中国，国内虽然也有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地方政府竞争和公共物品供给做了研究，如周作韩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中用修正蒂博特的理论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本身所提供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然而中国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的供给的研究比较晚，还不成熟，需要继续深化地方政府竞争关于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竞争和公共物品融资竞争是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主要竞争，税收是供给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也是企业的成本和负担，与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相反的效应。然而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关于公共物品融资如税收的文献甚少。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融资是一个非常值得学者投入时间研究的课题，而且空间大。
参考文献：
[1] 宋晓梧.把地方政府竞争看作中国模式优势不可取[N].中国经济导报，2011.
[2] 汪伟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演进历程与现实特征[J].晋阳学刊，2008，（6）.
[3] 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
[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 啥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Tbie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56.
[7] 庞明礼.地方政府竞争研究评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
[8] Albert Breton.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9] 樊纲，张曙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10] 张维迎，粟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J].经济研究，1998，（12）.
[11] 钱海刚.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J].财政研究，2009，（3）.
[12] 平新桥，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
[13] George Stigler.Tenable Range of Fun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Federal Expenditure Police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M].
Washinton D.C1.Joint Ecomomic Committee.1957.
[14] 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15] Ricard·W.Tresch.Public Finance[M].Business Publication.Inc.1981.
[16] Oates，WallaceE，FiscalFederalism.NewYork：HarcourtBrace.1972.
[责任编辑 魏 杰]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公共物品；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270-03
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从个别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应反思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1]。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化的课题。
一、基于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竞争的概念
1.地方政府竞争
竞争主要发生共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即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指市场主体依靠市场选择机制来进行实力较量和争夺资源的过程。所谓地方政府竞争通常是指除中央政府以外的辖区政府为了争夺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而在投资环境、政府管理、法律制度以及政治行动方面展开的竞争[2]。在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的地方政府已不再是农业社会时期那种垂直统治下“自给自足”型的封闭式政府，而是拥有相对独立地方利益和横向竞争压力的开放式政府[3]。于东山和娄成武将地方政府竞争定义为地方政府在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展开的对流动性稀缺资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网络化关系。
一个地方的产品市场竞争和非流动要素竞争的统一构成了地方竞争，非流动要素竞争是为了营造更好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塑造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地方政府“生产或提供”的非流动产品即公共物品的竞争和其他非流动要素的竞争一起构成非流动要素竞争，共同为产品市场提供竞争环境。所以地方政府竞争属于地方竞争中的非要素竞争，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着紧密的联系。
2.公共物品供给
在对公共物品提出经典定义之前，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及公共物品和产生了公共物品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失灵是因为公共物品的存在、约翰·穆勒意识到“免费搭车”的不同方面对公共物品探讨过。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给出了定义：集体消费品不因个人的消费而影响任何其他人对其的消费，每个人的消费量都等于该集体消费品的供给量，即该集体消费品具有非竞争性[3]。马斯格雷夫根据消费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划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认为公共物品应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完善了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
随着研究深入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大多数产品不符合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定义，即并不满足排他性，如高速公路。巴泽尔从产权界定来区分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他认为人们不选择界定产权的物品属于公共物品。秦颖认为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无论公共物品的是从哪个角度定义的，但是其本质来说，公共物品的供给都必须由政府来完成，而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提供公共物品。由于居民具有“用脚投票”的偏好，地方政府竞争必然作用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
二、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1.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脉络
最早述及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是《国富论》，斯密从人们对资本税差异的反应和要素可移动性的角度对于政府间税收制度竞争的影响，将税收等公共物品和地方政府竞争关联起来。他认为土地是不懂要素而资本是流动要素，如果政府对所管辖的居民课以重税，则居民会随资本一起流动到其他课税轻、适宜经营事业和享受财富地区或者国家[4]。哈耶克则从建构社会和经济秩序问题论及“地方政府竞争”。哈耶克则认为地方政府具有私有企业不具备优势，但也比中央政府多一些强制行动的危险，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确保了居民在各地区自由发展的优点，并能提供次优解决方案[5]。
Tiebout在《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中提出“用脚投票”即满足7个假设的“TieboutModel”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地方政府竞争，他认为居民选择居住地区取决于地方政府提供服务和课税的组合，居民根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用脚投票”，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地区生活，从而显现帕累托状态[6]。依此而论，地方政府之间会因公共物品供给展开竞争。Apolte认为制度竞争优于单纯的政治选票竞争，制度竞争监督地区治理者并要求提高本地区的居民福利水平[7]。这样地方政府从制度竞争层面将公共物品供给联系起来。Albert Breton在《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提出政府本质上具有竞争性且其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政治体制的均衡和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税收价格的决定[8]。最早真正意义上使用了政府竞争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大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投向作为大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增长力量代表的中国身上。相当部分学者开始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的形成，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功不可没。深度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国的政府体制及行政划分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中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较快的发展。在中国较早提出地方政府竞争概念的是1990年樊纲、张曙光提出的“兄弟竞争”。“兄弟竞争”描述的是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的竞争和货币发行领域的竞争，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同时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同一领域的纵向竞争[9]。 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财政分权促成的地方政府竞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成果，钱颖一认为中央政府让渡给地方的财政权力，使得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具有西方国家联邦主义的特点；张维迎、粟树和认为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10]；钱海刚则认为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增加自己的预算外收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恶性竞争[11]；平新桥和白洁的研究也认为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规模进而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这样便会加重当地居民的负担，因此地方政府竞争表现的了消极一面[12]。何梦笔最早运用制度竞争框架分析中国体制转归紧进程，从此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便逐步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汪伟全把当代地方政府竞争演进历程划分为改革开放前、以地方保护主义为主的地方政府竞争、以政策竞争为核心的地方政府竞争和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四个阶段。不同的学者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类及研究视角不尽一致，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梳理可以以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公共物品的提供的影响以及财政联邦制等为基点。亦可以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政策、资源利用等理论为视角，基于笔者的研究方向，本文以公共物品供给为视角，在大量庞杂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中厘清较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并对其评述。
2.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政府制度竞争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税收等公共物品也首次与地方政府竞争有机的联系了起来，继斯密以后，斯蒂格勒（Stigler）和特里希（Ricard·W·Tresch），维克塞尔、林达尔也相继从公共物品的思路对政府的竞争进行了研究，而明确的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详细论述则应该是蒂布特（Tiebout）。Albert Breton在《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中，最早真正意义上使用了政府竞争的概念。Tiebout认为在满足假设前提下，居民可以在地方之间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引致居民地区或者城市间流动的原因，当一个地方或者城市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能容纳的居民数量达到了最佳状态，多余的居民就会向提供给公共物品更为充裕的地方流动，与此同时，资本随着居民流动，政府为挽留现有流动要素和吸引流动要素的流入，政府会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居民选择成本和收益之间形成均衡，而政府也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和税收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在地方政府的竞争下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时会有一部分居民抱怨现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也有一部分满足现状。Tiebout承认现实并不完全满足模型的全部假设，但他认为在假设的前提下模型是具有理论价值的。因此居民会在地区之间进行“用脚投票”，以满足他们对现有公共物品感到不满的偏好，在经济制度作用下，而地方政府提供给的公共物品最终和居民的需求偏好最终实现均衡状态。用脚投票机制会激励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促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进而完成帕累托改进。
Stigler和Ricard·W·Tresch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掌握更多辖区居民的偏好信息，地方政府之间会因公众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投票而存在竞争[13]。Stigler认为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同时由于政府部门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导致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再分配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也因此会给未来政府带来巨大的费用[14]。Ricard·W·Tresch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问题，中央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居民的偏好，而且各级政府掌握的信息程度还有差异，从而提出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质疑，奠定了财政分权理论基础[15]。Musgrave通过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独立自主权，能够在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标。Tresch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为达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风险厌恶型社会倾向于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责任。Cremeretal根据合同的完全性与否设立了两个公共品供给模型，得出不同等级政府对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优势所在。Wallace·Oates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描述公共物品供给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关系时，他认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相比，前者府更了解当地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更能准确地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16]。地方政府竞争作用下，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优于中央政府。
Qian and Weingast，1996基于对中国分权改革实践的剖析，提出“维护市场型的经济联邦制”，期望借助分权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经济约束。而后，Qian and Roland精确化此观点。认为地方政府竞争通过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大小影响公共产品的提供。
国内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单独研究并不多。并且中国财政分权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与西方财政分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央政府。所以西方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基于此国内关于此领域的研究手法也与西方有所不同。
在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周黎安把为实现地方政府利益而产生的竞争称为政治竞标赛，分析了和讨论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一种零和博弈；政治竞标赛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税费优惠、改善公共物品供给和制度优化，但从公共利益视角看，这三种手段都有利有弊。刘汉屏、刘锡田的《地方政府竞争：分权、公共物品与制度创新》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因，认为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体现着地方政府的竞争优势。
周作韩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中用修正蒂博特的理论模型，考虑了原蒂博特的理论模型隐含着假定的制度前提，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明确的分权制，地方政府的竞争仅仅在于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对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进行分析，他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本身所提供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它们又是一种全国性公共物品。他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会使中央政府政策指令得不到执行，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时有敲诈投资者的动机，地方政府竞争导致落后地区制度变迁越落后。 对地方政府关于公共物品竞争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大部分学者基于实证分析，探讨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平新乔和白洁（2006）对此问题专门予探讨并得出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负效应。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之间的相互效应并不明显，比如贾智莲、卢洪友（2010）认为财政分权与政府偏好对增进地方政府教育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没有明显帮助的结论。
三、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评述
经过文献搜索对比发现，国内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以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地方债务等关键词居多，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类文献做出了评述。尤其国内，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经常结伴出现，原因是学者们认为财政分权促使了地方政府竞争，所以学者偏好用财政分权替代地方政府竞争，研究与经济增长和公共物品供给，更有学者就财政分权为视角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文献做了综述。然而，公共物品供给作为公共部门即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逻辑上应该更关注公共物品供给。起码从文献数量上说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还有深化研究的必要。
上述呈现的基于公共物品供给为视角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虽然国内外都有相当的文献研究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尤其是国外的理论是比较完善的，如蒂博特（Tiebout，1956）最先就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作了关联性研究，并得出地方政府竞争会激励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理论上证明了，地方政府竞争，有利于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国情的特殊性，使得国外的理论并不完全实用中国，国内虽然也有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地方政府竞争和公共物品供给做了研究，如周作韩在《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中用修正蒂博特的理论模型，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本身所提供的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然而中国关于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的供给的研究比较晚，还不成熟，需要继续深化地方政府竞争关于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竞争和公共物品融资竞争是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主要竞争，税收是供给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也是企业的成本和负担，与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相反的效应。然而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关于公共物品融资如税收的文献甚少。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融资是一个非常值得学者投入时间研究的课题，而且空间大。
参考文献：
[1] 宋晓梧.把地方政府竞争看作中国模式优势不可取[N].中国经济导报，2011.
[2] 汪伟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演进历程与现实特征[J].晋阳学刊，2008，（6）.
[3] 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
[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 啥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Tbieout.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56.
[7] 庞明礼.地方政府竞争研究评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
[8] Albert Breton.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M].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9] 樊纲，张曙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10] 张维迎，粟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J].经济研究，1998，（12）.
[11] 钱海刚.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J].财政研究，2009，（3）.
[12] 平新桥，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2）.
[13] George Stigler.Tenable Range of Fun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Federal Expenditure Police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M].
Washinton D.C1.Joint Ecomomic Committee.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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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