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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创造“八个第一”
中国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秦商排在三帮之首。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创造了商业奇迹的“八个第一”。
“天下第一商帮”。陕西商帮是以省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人集团。西安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200多年，先后经历周、秦、汉、唐的21个政权，是13个王朝古都。具有丰富商业经验的秦商，抓住朝廷实行的“开中制”政策，最早输粟换引——“运粮大军”，成为天下第一商帮。
第一条。边疆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需要大量茶叶来化解食牛羊肉、喝奶酪的油腻，所需程度是“不得茶，则困以病”。明朝政府机智地实行“茶马交易”特殊政策，让秦商用紫阳茶换取少数民族战马，形成安边强国的基本国策。
第一条盐马古道。陕西定边盐池是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明朝政府在陕西边地实行“盐马交易”政策，定边商民纷纷驮盐上路，到伊蒙草原各地，从草原换取战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
第一个“合伙股份制”。陕西关中农民输粮换引、进城经商时，个体家族的力量十分微薄，承担的经营压力十分巨大。秦商动员亲戚乡党，联合各家共同走上输粮道路，形成明清时期合伙股份制。“合伙股份制”发展到完善的程度，包括：万金帐的融资制度；委托经营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经理人的“记名开股”制度；“驻中间，拴两头”的企业经营制度；岗位培训的学徒制度；店规号规的企业内部制度；“镖期”的资金流通制度等。这些类似今日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制度，在没有任何外来借鉴的条件下独立创造，比西方股份制公司制度早了三百余年。
第一个契约股份制。清代初年，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在自贡创造了以“年限井”为主要内容的契约股份制企业制度。包括：“出山约”联合投资制度；按24小时划分的“日分”股票制度；股份买卖契约交割制度；投资风险有限责任制度；“陕西大关”委托经营制度；“厂规”企业管理制度。契约股份制比西方的股份制早了一百年，是陕西商人对世界经济史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一个贸易中介形式。明清时期，秦商承担着沟通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秦商携货到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贸易，风俗不谙，言语不通，自办货栈，寄货造饭。当地人发现代办商务有利可图，就与秦商联合举办汉藏合璧的青海“歇家”和康藏“锅桩”，作为秦商居停货物、传达语言、沟通买卖、谈判交易的中介组织和经纪人。
“天下第一名酒”。秦商来自酒的故乡，贵州没有好酒，唯一的“洋河大曲”酒品低劣。在茅台镇办“协兴”盐号的秦商高绍棠，为酒所困，回到故乡找来凤翔柳林镇酿酒的名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来到茅台镇，利用赤水河的水和茅台优质高粱九次勾兑，创造了品质优异的“茅台酒”。
“天下第一会馆”。明清时期，秦商赴外地做生意，为了联乡谊，敬神庥，议商事，保太平，促进客地的贸易事业，在各地建造了作为贸易根据地和异乡故园的会馆。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行一句话：“天下会馆数陕西”，山陕商人是全国建造会馆最早、最多的商帮。
陕西商帮生意精神
秦商的生意精神，可以从“老店规”里看出：“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钱财竭。”老秦商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提高到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
以智求财，深谋远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他们从大处着眼，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不欺不诈，按质论价。有道是“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秦商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秦商的货物品质优良，购销两旺，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秦商抓住贸易自由的政策机遇，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抓住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抓住“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帮集团。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秦商敢于冒险，走遍大半个中国，开银号、设当铺、放高利贷，贩运川丝、夏布、药材，敢做敢为。艰苦的自然环境，挡不住秦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来荣耀与财富。
重名轻利，优越自负。秦商将名节看得比利润重要，为利毁誉，乃秦商所不取。他们尊重商人操守，不为利益违法、投机取巧，不伤商人名誉，表现出秦商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精神。秦商自负根源于祖宗辉煌历史，千年帝都的光环使秦商骨子里去不掉帝王意识、皇家派头的优越感。
不辞劳苦，坚忍不拔。清代乾隆年间，秦商欲修筑成都“陕西会馆”，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不许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秦商毅然回到故乡，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表现出秦商的敬业精神。
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秦商热心公益事业，具有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与其他各地商贾不同，秦商富贵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乐于为乡亲父老施舍积德、修建寺庙。有人称，秦商有“一大二土”，一大是“资本大”；二土是“穿棉布衣，戴瓜皮帽。”
秦商衰落根源探究
作为中国第一商帮，秦商为啥最先衰落？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家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成为全国著名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
清末，战乱多发、征粮派饷、“劝富分输”，是秦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当时国库空虚，入陕清军每年900余万两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清军实行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富商为保平安只得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秦商为解救父老乡亲，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使资本存量耗散余尽，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盐商，在两淮盐场不能和徽商竞争；在陕西本土市场，却又被晋商占领。茶商，出于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生意大不如前。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贩运江南、楚豫土布到大西北，本是秦商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出现“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水烟，陕西烟商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
此外，陕西商帮抱团意识不够，经常“窝里斗”，眼高手低，小产业看不上，大产业做不起来，形成有商无帮的局面。秦商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从乡下来又回乡下去，最终没有融入城市的主流人群，始终徘徊在城乡的边缘。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农守财，这条无法摆脱的心路，注定了没有前途的历史命运。
无论如何，陕西商帮横跨明清两个朝代，在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创造了驰名天下的第一商帮，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必定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精神动力。陕西商帮，饱经沧桑、久经风霜，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中华儿女依然怀念——自古商帮出秦商。
中国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秦商排在三帮之首。明清时期，陕西商帮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创造了商业奇迹的“八个第一”。
“天下第一商帮”。陕西商帮是以省籍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人集团。西安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200多年，先后经历周、秦、汉、唐的21个政权，是13个王朝古都。具有丰富商业经验的秦商，抓住朝廷实行的“开中制”政策，最早输粟换引——“运粮大军”，成为天下第一商帮。
第一条。边疆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需要大量茶叶来化解食牛羊肉、喝奶酪的油腻，所需程度是“不得茶，则困以病”。明朝政府机智地实行“茶马交易”特殊政策，让秦商用紫阳茶换取少数民族战马，形成安边强国的基本国策。
第一条盐马古道。陕西定边盐池是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明朝政府在陕西边地实行“盐马交易”政策，定边商民纷纷驮盐上路，到伊蒙草原各地，从草原换取战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盐马古道——定边盐马古道。
第一个“合伙股份制”。陕西关中农民输粮换引、进城经商时，个体家族的力量十分微薄，承担的经营压力十分巨大。秦商动员亲戚乡党，联合各家共同走上输粮道路，形成明清时期合伙股份制。“合伙股份制”发展到完善的程度，包括：万金帐的融资制度；委托经营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经理人的“记名开股”制度；“驻中间，拴两头”的企业经营制度；岗位培训的学徒制度；店规号规的企业内部制度；“镖期”的资金流通制度等。这些类似今日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制度，在没有任何外来借鉴的条件下独立创造，比西方股份制公司制度早了三百余年。
第一个契约股份制。清代初年，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在自贡创造了以“年限井”为主要内容的契约股份制企业制度。包括：“出山约”联合投资制度；按24小时划分的“日分”股票制度；股份买卖契约交割制度；投资风险有限责任制度；“陕西大关”委托经营制度；“厂规”企业管理制度。契约股份制比西方的股份制早了一百年，是陕西商人对世界经济史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一个贸易中介形式。明清时期，秦商承担着沟通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秦商携货到青藏高原、康藏高原贸易，风俗不谙，言语不通，自办货栈，寄货造饭。当地人发现代办商务有利可图，就与秦商联合举办汉藏合璧的青海“歇家”和康藏“锅桩”，作为秦商居停货物、传达语言、沟通买卖、谈判交易的中介组织和经纪人。
“天下第一名酒”。秦商来自酒的故乡，贵州没有好酒，唯一的“洋河大曲”酒品低劣。在茅台镇办“协兴”盐号的秦商高绍棠，为酒所困，回到故乡找来凤翔柳林镇酿酒的名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来到茅台镇，利用赤水河的水和茅台优质高粱九次勾兑，创造了品质优异的“茅台酒”。
“天下第一会馆”。明清时期，秦商赴外地做生意，为了联乡谊，敬神庥，议商事，保太平，促进客地的贸易事业，在各地建造了作为贸易根据地和异乡故园的会馆。明清时期，中国商界流行一句话：“天下会馆数陕西”，山陕商人是全国建造会馆最早、最多的商帮。
陕西商帮生意精神
秦商的生意精神，可以从“老店规”里看出：“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钱财竭。”老秦商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提高到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
以智求财，深谋远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老陕商具有“关陇军人”气魄，比较善于研究市场变化的规律，他们从大处着眼，首先取得战略优势。
不欺不诈，按质论价。有道是“货真价实好为商，假冒伪劣难久长”。秦商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布匹行，秦商的货物品质优良，购销两旺，素有“关中贾来价更高”之称。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秦商抓住贸易自由的政策机遇，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抓住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抓住“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帮集团。
不畏艰险，闯荡天涯。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生活艰苦，秦商敢于冒险，走遍大半个中国，开银号、设当铺、放高利贷，贩运川丝、夏布、药材，敢做敢为。艰苦的自然环境，挡不住秦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家乡挣来荣耀与财富。
重名轻利，优越自负。秦商将名节看得比利润重要，为利毁誉，乃秦商所不取。他们尊重商人操守，不为利益违法、投机取巧，不伤商人名誉，表现出秦商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精神。秦商自负根源于祖宗辉煌历史，千年帝都的光环使秦商骨子里去不掉帝王意识、皇家派头的优越感。
不辞劳苦，坚忍不拔。清代乾隆年间，秦商欲修筑成都“陕西会馆”，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不许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秦商毅然回到故乡，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表现出秦商的敬业精神。
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秦商热心公益事业，具有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与其他各地商贾不同，秦商富贵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乐于为乡亲父老施舍积德、修建寺庙。有人称，秦商有“一大二土”，一大是“资本大”；二土是“穿棉布衣，戴瓜皮帽。”
秦商衰落根源探究
作为中国第一商帮，秦商为啥最先衰落？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家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成为全国著名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
清末，战乱多发、征粮派饷、“劝富分输”，是秦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当时国库空虚，入陕清军每年900余万两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清军实行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富商为保平安只得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秦商为解救父老乡亲，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使资本存量耗散余尽，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盐商，在两淮盐场不能和徽商竞争；在陕西本土市场，却又被晋商占领。茶商，出于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生意大不如前。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贩运江南、楚豫土布到大西北，本是秦商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出现“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水烟，陕西烟商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
此外，陕西商帮抱团意识不够，经常“窝里斗”，眼高手低，小产业看不上，大产业做不起来，形成有商无帮的局面。秦商多为农民进城经商，从乡下来又回乡下去，最终没有融入城市的主流人群，始终徘徊在城乡的边缘。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以农守财，这条无法摆脱的心路，注定了没有前途的历史命运。
无论如何，陕西商帮横跨明清两个朝代，在长达5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创造了驰名天下的第一商帮，造就一代又一代声闻天下的巨商大贾，必定有其绵延相继、世代立足、抵抗衰变的精神动力。陕西商帮，饱经沧桑、久经风霜，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销声匿迹，中华儿女依然怀念——自古商帮出秦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