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及解放前的山西教育界名流时，少不了要提及郭象升的名字。已故史学家、原山西大学历史系郝树侯教授，以他的亲身经历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概况》一文中写道：“抗战前的山西省立教育学院从开办到结束（1925—1937），前后共12年……赵丕廉和郭象升（赵早年参加同盟会，和郭象升是山西大学堂中斋同学，宣统已酉科拔贡同年）是最有关系的主持者”，“赵、郭办这个学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对社会有所贡献，至少是家境贫寒有志向学的青年们一个向往的目标”。12年是郭象升在一个单位连续服务最长的一段历程。从起初的国民师范高师部，到后来并入山西大学，易名为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其中遇到不少波折，但先生始终没有离开。
　　 郭象升，字可阶，号允叔，晚号云舒、云叟，1881年生于今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周村镇。其祖父与父亲皆为清代举人，他兄弟四人，长兄郭象官持家经商，经营着祖辈在河南开封、洛阳、商丘及原晋城县城等地开设的多家商行，郭家几代可以说是当时晋城有名的商家富豪；二哥郭象恒、四弟郭象蒙曾分别作过潞城知县和解县县长，并皆为政清廉，平易近人，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先生排行老三，以苦心经营教育并卓有成就而享誉三晋。
　　 少年时先生受学于沁水名士贾耕门下，他天生聪颖，记忆过人，勤奋好学，不耻下问，深得恩师学问精华，被称之为“劬学之士”。清末学使汪贴书视学三晋，见其科考秀才时所作《崇奖名贤论》，便惊叹不已，备加赞赏，并当即批道：“一千八百人中得此一卷”！后在科考举人时，因其答卷试官不解，恐上杜撰之当，致使其乡试不第。但先生自幼立志从教，从此便到高平、浑源等地教书。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郭象升辞教再造，考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工国文学，并于同年主编山西首创期刊《晋学报》。他广积博览，古文名著，兼政并蓄，继承了桐城派古文家之精髓。1909年大学毕业，同年考取宣统已酉科拔贡，朝考一等，保荐硕学通儒，同时得“山西才子”之名。他谈吐出口成章，撰著挥笔成文，当时《全山西省天足总会公启》由其撰文，首获盛誉，后来许多重要文牍也都多请他代笔，如鸿篇巨制《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碑文》即出自他的手笔。自此他在教育与学术研究生涯中更进深入。
　　 郭象升自幼喜爱古文，后来曾著成《五朝古文类案叙例》、《古文家别集类案》等书，对唐、宋、元、明、清历代著名古文家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曾说自己所服膺的当代学者是孙诒让、皮锡瑞、章炳麟、刘师培、王国维五人，这也可以看出他学术思想的倾向”。“他对国学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于经史、诸子用功尤勤，著有《伪古文尚书说》、《尚书金腾考释》、《东都事略别鉴》、《老子史谈》、《庄子说》、《荀子说》等，著作繁富，在山西的文化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前面已经说过，郭象升自幼立志从教，以教书育人为其志向。大学毕业后，他继续从教，历任山西优级师范学堂教员、山西医学专门学堂监督、山西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他被选任第一届国会议员，并赴京任清史馆纂修。三年后离京返并，任山西省图书馆委员。1925年又重返校园，操持教业，先后任国民师范高师部文科主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兼山西善后常务委员）。1933年，遵部令教育学院并入山西大学，他仍为院长之职（兼山西文献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纂）。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尤其是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更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和基础。教育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先生实施教育的思考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心心相印。在他的一生中，也正是按照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而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特别是陶先生创立晓庄学校推行平民教育，对先生的影响至深。他等主持的教育学院，成为家境贫寒有志向学青年们的一个向往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民国初年，山西在全省推行普及（初等）小学义务教育，经过兴办国民师范和其它方式对教师的选拔、培训，数年之后，初小师资基本得到解决。国民师范在开设五年制全科和二部师范的基础上，又着手筹办高等师范部，更是适应了全省对高一级师资的迫切需求。对此又正如郝树侯教授所说：“赵丕廉也正是由于有郭象升，才来筹办高等师范并先开文科的。”
　　 郭象升坚信“师不高，弟子拙”和“名师出高徒”的格言，认为培养师资的学校，不但要有好的教师，而且要招收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教师。1925年（民国14年）9月，高等师范国文系第一期招生开学，应聘教师均为学识渊博、且为郭先生所精心遴选的。随后学校所需的新聘教师，无论关系如何，只要是有成就能胜任者，都一一诚聘录用。如保定军校毕业的邢之述（著有《墨辩玄解》，并对《易经》有所研究）、清华研究生汪吟龙（有《文中子考信录》等著），均是受郭先生垂青而聘为国文系教授的。与先生素不相识的常乃德，由于先生对他在《大公报副刊》发表的《故都赋》很为赏识，便主动去拜会他，并约定来校授课。总之，只要郭先生了解和认定的施教高手，都要尽可能地聘任授课。对新聘的教师，他还要从谈话和所编写的讲义里琢磨其学识修养的功夫，对好的讲义列为丛书付印，以予鼓励。
　　 每次文科招生，国文、历史试卷郭先生都要亲自参与审阅，口试亲自询问，通过对试卷的实地审阅与面试交谈，郭先生进一步考核新生的素质水平，他还常常从打落的废卷中发现人才，好的一个不遗漏，差的便从无通融余地。
　　 高师部学生大部分出身贫寒，开学之后，为使负担不起教育费的青年学子不致于辍学，学校每月发给学生膳食费，每年发给制服、布鞋、参观津贴、全部讲义、部分课本，还有作文簿、笔记本等，就连入学时交纳的保证金，毕业时也会全部退还给学生，由此保证了学生学业的完成。
　　 对于教学，先生更是身体力行，亲自担任多种课程的讲授。每个班他都要去上课，全力以赴地讲学。他特别注重文科学生的写作训练，认为写作是文科生的首要实践。两周一次作文，专聘教师评卷，写作优异者，按规定给予奖励，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教育厅长曾赞美说：“我所遇到的教育学院毕业生，提起笔来，个个文通字顺，其它大学的毕业生，便不一定如此。”南京教育部官员来晋视察教育学院后，对学生的写作也颇加赞许，认为其它大学对待写作，没有像山西教育学院这样踏实的。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7年郭象升支持学生创办学术性杂志《采社》，以实践锻炼写作，并对这个杂志明确批示：“用新方法读古书每有创获，我们不要落后，多提倡多刊登这种论文。白话文反对不倒，现在政府用文言，将来一定是白话文。”可以说在山西郭先生是白话文写作的积极推动者。
　　 在注重学生写作训练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书法教育，学校对学生有一定的书写要求，他认为文章与书法可以观测其才学以至观测其成就。
　　 教育学院是为中等学校培养师资的，在他就任院长后，积极筹措和自助经费，创办了附属中学，并提出以私立学校的精神把附中办好，使学生有了一个良好的实习园地。
　　 郭象升为人正直，处事坚持真理，思想倾向进步。1910年，《晋阳公报》主笔王用宾，因揭露官军打伤交城、文水铲禁烟苗农民近百人的丑闻，巡抚丁宝铨因而查封《晋阳公报》，抓捕王用宾，郭象升一面声张公报的正义行动，一面挺身而出，护送王脱险。1926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郭象升积极策动阎锡山响应北伐军，并代为起草了雄壮有力的讨奉誓师辞。“五四”运动之后，革命声浪逐步高涨，教院学生有的公开、有的秘密地参加了革命的青年运动，凡因此被捕的，他都出面保释。学生张青巽（李雪峰）因发动太原学生反对会考，教育厅长竟调集军警把守国师校门，巡逻监视，对此郭先生极为气愤，并辞去教育厅委予的会考委员之职，以示抗议。他在兼任山西文献委员会常委、总纂期间，阎锡山批给经费10万元，让其编修实际上是为他个人树碑立传的《山西通志》，先生抱着对山西文化负责的态度最终未予动笔。1937年11月，日军入侵山西后太原沦陷，他返回原籍晋城乡间避居，次年春，日军探获他的住地，将其捉至北平，委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署长，被他坚决拒绝。汉奸苏体仁返晋主持伪政后，想利用他的声望笼络人心，强行委予伪山西省文化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他虽极力摆脱而不得，但实际不与其合作，仍抱着对山西文化负责的态度，只整理传统国粹，而从不参与奴化教育，更不领取伪政府所发薪金，以沉默进行反抗。伪省府欢送顾问日本某要员回国，想请郭出面饮酒赋诗，但他拒不赴约，实属可贵之精神。
　　 1941年10月9日，先生因突患感冒引起肺炎，并戒药忌医，不幸逝世。 （责编 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