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人民政协主管的文史资料工作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发展历程，成绩斐然，举世公认。它不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文化教育工作中产生了爱国育人的功效，而且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里起到了一个专业门类的存史资政作用。它的存在，大大丰富了历史学界的工作内容。它和当代世界一些著名大学流行的“口述历史”一样，已为从事史学的工作者所不可缺少。
　　 然而，对新生的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也有人存有异议，工作上不太重视，这就有必要重温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史资料工作的教导，从而不断提高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进行广泛的宣传。本文拟就文史资料工作“静”与“动”的辩证功能和作用，从一个侧面谈一些看法。
　　 1983年9月24日，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颖超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她在讲话中，对文史资料工作如何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新的局面，更好地发挥其扩大统一战线的作用，作过一次精辟的分析。
　　 邓颖超同志首先讲到人民政协工作包括了活动性的工作和静的工作两个方面，然后充分估价了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她说，文史资料工作“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它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转化为活动性的工作呢？除了在征集资料的时候要进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外，邓颖超同志还从会上发的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说：“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的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需要，一定要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
　　 这里讲到的罗翼群是国民党元老，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府参考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去世。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发表了罗的遗稿《回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并邀请罗的儿子、美国高能物理学专家罗祝年回国参加纪念活动。当罗祝年看到政府为其父落实政策，举行追悼会、安葬其骨灰，并发表所写的史料时，十分感动，多次流泪，表示：如果中国要搞核电站，只要需要他，一定回来帮助工作。以后，他还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写文章、诗词，抒发眷恋故国之情。
　　 这里讲的郭典三是黄花岗战役失败后，于辛亥革命时潜回潮汕参加武装起义牺牲的烈士；他的女儿郭丁梅继承父志，坚持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英勇殉难。广东省政协组编了专稿《一门双烈，两代丰碑》，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郭典三在美国的两个孙子郭延燊、郭延安看到后，写信表示：“从报上我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了自己的光荣家史，感到无比自豪。今后当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努力，发扬祖上遗留的优良传统，并争取早日回国，为祖父、姑母扫墓。”
　　 这两个例子说明，人们一旦了解了自己的“根”，懂得了自己和祖国的历史真实，认识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才能激发起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再以我省的文史资料来说，比如《忻口战役亲历记》出版后，中央军委军史编委会即派专人来与采编人员进行座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来函称：“这本书填补了我们的一个空白。”我省拍摄的《红军东渡》、《忻口战役》、《上党战役》、《临汾战役》、《晋中大捷》和《攻克太原》等影视片，都曾参阅了我们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以及资料专辑。再如我们发表了国民党早在正面战场抗日的“三亲”史料之后，国民党原高级将领李默庵本人和卫立煌、郝梦龄、武士敏等人的旧部和儿女，或来函或亲自到编辑部，表达他们的感动、感激之情，表示愿为祖国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出版的《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一书，也已摆在美国洛杉矶的书店里销售。《山西文史资料》，也已流传到港、澳、台和美国、日本等地，增进了交流。
　　 许许多多的事实说明，邓颖超同志所讲的“静”与“动”的关系，完全符合客观哲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相互辩证的关系，“静”中寓“动”，“动”出于“静”。首先对于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人来说，切不可妄自菲薄，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出息”，而要深信文史资料工作的深远意义以及不可忽视的政治效应。要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文史资料工作由“静”变“动”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教育工作尤其重要，更为需要。即以新中国成立的50多年来说，由于过去工作上的失误和十年动荡的影响，有些青年朋友对于祖国的历史不甚了了。还不能做到象填履历表上祖宗三代那样熟悉。因此，党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过要学点历史。然而，统编的史书，一般是祖国历史的系统大纲，可以学到基本常识。而“三亲”史料，则具体生动，情节细致，易于感人，确实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材料。这里还是引用邓颖超同志这次讲的一段话说明之。
　　 我再给你们讲个非常简单，也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深思的事情，就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作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件事情他的侄儿侄女都不知道，“文革”中人家提出来，他们来问我，这下对我们敲了警钟，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缺少历史的教育。一方面固然事情忙，另方面好像还用不着告诉他们。哪晓得告诉晚了，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跨党分子，毫不奇怪，但那些年轻的红卫兵就不理解：共产党还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有些秘密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国民党机关，后来国民党实行独裁，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主张抗日、主张团结、主张进步的分子，稍微看出点苗头的就要抓人。这些人的确不是他们的人，是我们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是我们派到国民党的机关去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是为了抗战救国，不是什么挖国民党的墙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这些同志不能再在国民党统治区呆下去了，我们只好赶紧把这些人疏散撤退。解放以后，这些人到了我们一些机关工作，在我们妇联的较多，结果在“文革”中这些人就挨整的厉害，“造反派”们甚至于说，妇联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党领导下的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竟说成这样！过去在国民党机关里隐藏有秘密共产党员的，“文革”中，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跟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所以就搞错了一些人。最大的案子是新疆的案子，你们听说了。盛世才拘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包括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叛徒”。实际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周恩来同志跟张治中这个老朋友交涉，要他把这部分人释放。当时张治中在新疆，是蒋介石派他去解决新疆问题的。他办了这件事，把这些人放了，都送回延安了。建国以后，这些同志散在各个部门。“文革”中红卫兵追问历史，噢，你是在新疆被捕过的，那都是叛徒。这个问题可费了大劲呢！我们的同志为这事挨整的不少。有的受了很大委屈，有的人得到保护就好一些。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不仅要“抢救”健在老一辈的历史，就是从民国成立以来，孙中山怎么当总统，他的总统为什么当不长？军阀怎么割据、混战？这些材料，恐怕对我们中、青年都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
　　 实践证明，文史资料不论是正面的内容还是反面的材料，也不论是经验性的资料还是教训方面的记录，只要写成文史资料，就都会由“静”起到“动”的作用。当然，对于一个文史资料工作者来说，一定要提高认识，热爱本职，认真求实，实事求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本职工作。
　　 最后，仍以周恩来同志的教导结束此文。周恩来同志不但首创了中国文史资料工作，而且生前十分关心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有时还对文史资料稿件进行订证、校阅。1965年4月，他在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专门就文史资料工作讲了话，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研究文史资料要有方向，要用历史知识启发教育现代”，“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举。”这应当成为一切文史资料工作者和撰稿人的行为准则。
　　 2003年4月13日于书斋
　　 （责编 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