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实现其吞并中国、争霸世界的计划，公然违抗国际公法，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南洋地区，相继秘密地建立5支细菌部队，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的战争罪。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其总部设在北平(北京)城内，其分部遍布华北各地，山西尤多。而建立较早的，是继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而它的罪恶在新世纪的2001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才第一次全面被揭露出来。
　　 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沈阳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一批批有份量的资料、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使用细菌战的罪行。华北"731"---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的有关史料和论著，也在10年之后，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谢忠厚等学者以专论给予全面揭露。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论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的王选女士，带着华北"731"的课题，于2001年10月9日专程从日本来到山西省盂县，特邀本人也加入了细菌战的研究工作。在盂县的初步调查研究表明，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日本细菌战的重灾区，其罪魁祸首就是这支日军细菌部队。故本文就华北"731"---日军北支"甲"1855细菌战部队当年在华北犯下的罪行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控诉。
　　
　　一、隐蔽在北京城内的细菌战基地
　　
　　 细菌(生物)战是指使用细菌(生物)武器用于战争的行为。细菌(生物)武器是一种利用细菌(生物)病毒作战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此，禁止使用细菌(生物)武器，早已成为1925年日内瓦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披着"卫生防疫"外衣的特种部队，它担负着日军的防疫给水和对敌使用细菌战的双重任务。华北北支(甲)第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是日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迅即着手，并于1938年建立的，是隐蔽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庞大的细菌战基地。
　　 日本使用细菌战蓄谋已久。1918年日本即开始研究细菌战。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吞并中国、进兵南洋、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但遇到了资源缺乏和兵力不足的困难。因此，京都卫戍医院军医大尉石井四郎提出的"只能依靠细菌战"的谋略，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赏识和支持。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先后考察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1930年春，他回国后声称："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并提出"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当年即在京都田丁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并研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战的能力。"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军部于1933年批准石井四郎的要求，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及监狱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达敕令同意将上述细菌战基地迁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并予扩建，同时在长春兴建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并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前者对外称关东军第731部队，后者对外称满洲第100部队。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使用细菌战已经过六年充分准备，石井四郎说："细菌武器是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的方法检查过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是第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因此，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北京)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立即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据《井本日记》记载，"14年(1939年)秋，耗资21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成九成。"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地。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命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其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如今，地下冷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日军还于1939年前后制定了"接管"北平协和医院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的计划，并于1941年12月9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分遣队(第一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第二分遣队(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在北平城内建立其本部的同时，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等16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各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此外，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还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设立了支部。石井四郎说："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
　　 与关东军第731细菌战部队相比较，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将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以改建，建立如此之快，扩展如此之广，表明了侵华日军在华北建立细菌战部队早有预谋和急于大规模使用细菌战的狂妄企图。
　　
　　二、遍布华北的细菌战部队体系
　　
　　 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包括本部及其管下的防疫给水分部(支部)、办事处，以及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班，形成了遍布华北各地细菌战部队体系。
　　 (一)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
　　 根据曾在第1855部队第三课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来北京时指正核实和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证，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本部设在今北京市先农坛的庆成宫大殿内。先农坛原为明、清帝王祭农神之场所。这支细菌战部队占领先农坛后，在大门口挂上了两块牌子，一是"同仁会华北中央防疫处"，一是"同仁会华北卫生研究所"，这表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是在"卫生防疫"招牌的掩护下进行的。其本部的任务是，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水，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分部及办事处的细菌战业务。
　　 本部也叫总务部，下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科及凿开班。
　　 总务部，部长告见享中佐，下设四个科：庶务科，统辖本部各科，负责经营、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经理科，负责制定预算，分配和自理经费，调配物资，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材料科，负责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之各种卫生材料等；计划科，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第一课，卫生检验课，实际上是研究细菌(生物)战剂的专门机构。初建时设在先农坛庆成宫后面日军新建造的一处平房里，有30多个房间，中间为走廊，互相连通，成"王"字形，当时称为"工"字厅。由小森源一少佐任课长，下设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七个室。1941年12月第一课迁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血清学检验室和防疫给水室分别搬进"A"字楼和"B"字楼，病理解剖室、细菌检验及培养室、昆虫室、结核病室、生理和化学实验室搬进"I"字楼。这里有日本工作人员30余名，均住在"C"字楼；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名。与此同时，该院内的协和医院也改名为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院。可见，日军防疫给水部与陆军医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战俘中村三郎(1954年8月21日)供词：1944年1月，我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过防疫给水训练，同年2月至3月在北京陆军病院东城分院(即第一科)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
　　 卫生部陆世 (1950年)《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天坛防疫处在天坛西南，日军在那里建筑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与病房外，工作室约有100余间。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说，"我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接管'北支甲'1855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6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第一号是杉田辛平，第二号是杉田昭子，第三号是杉田奉子，第五号是永排胜子，第六号是杉田佳子，第八号是岩谷文容。6管菌种经过培养试验以后，发现其中5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号的毒力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军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中央防疫处(1950年2月16日，防总字第154号)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文：查本处接收日人遗下菌种，前经检查研究均为鼠疫菌，业已具文报告。兹经继续研究该项菌苗6管，均为鼠疫菌种，其中5管为有毒性的。兹谨列具清单连同原物照片一并备文呈报，敬祈鉴核，谨呈。
　　 附：清单一纸
　　 天坛防疫处原存接收日人遗下菌种清单：
　　 1.杉田寿平：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100%。
　　 2.杉田昭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80%。
　　 3.杉田奉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75%。
　　 4.永渊胜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100%。
　　 5.杉田佳子：有毒性鼠疫菌种，毒力为80%。
　　 6.岩谷义宏：无毒性鼠疫菌种。(此处姓名与陆世在所列姓名略有不同，原文如此。)
　　 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课长平野晟少佐，下设第一细菌生产、第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6个室。该课自初建至日本投降一直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战前由著名病毒学家汤飞凡教授主持，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加以扩建，成为大规模的细菌(生物)战剂生产机构。
　　 该课细菌(生物)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战俘长田友吉曾于1943年7月出差到北平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验训练。他在1954年11月1日的笔供中说："当时，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约有10个房间，其中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几名同事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有了这些霍乱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领土上培养散布细菌、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严重罪行。
　　 战俘中村三郎1954年8月21日的供词中说："听过北京防疫给水部长讲过细菌战问题，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菌设备，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
　　 卫生部陆世 在《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中证实："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有日军遗留下的11吨、12吨、13吨三个6公尺长的大消毒锅，是用来对培养菌种器具消毒的。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康延说：日军在投降后不但毁掉很多文件器材，并曾用坦克车大量地压毁或烧掉很多铝质培养箱。他还说，当日本人在这里时，有两个工人每天专门做刷煤油筒和揭筒盖的工作。每天有大批这样做好了的煤油筒，用卡车送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去。培养动物的小动物室的规模也是极大的，有4排房屋，共约70余间，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只甚至1000只老鼠。日军曾用麻袋大批运来血粉，作为细菌培养剂用，到现在为止，人民医院北面的地下，还曾埋有日军用剩下的血粉，下雨时还有腥臭味。"由此可见，第二课细菌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课长篠田统技师，下设生产室、研究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诊疗、资料、经理等科。初建时设在天坛和先农坛，1941年12月强占并迁入原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1928年，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除地下室外，共有3层，有房60多间，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强占后，该所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主要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
　　 《人民日报》1950年登载了原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1945年4月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篠田队做卫生二等兵；这就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第三课设在北京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工作是：(1)大量生产跳蚤；(2)大量生产鼠疫菌；(3)结合跳蚤和鼠疫菌；(4)从飞机上撒布的工作等。在该所的地下室内，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室、疟疾研究所；二楼全层是跳蚤培养室。
　　 第三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产)、第二工作室(苍蝇的生产、疟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产)、小动物(鼠)室等。
　　 在工作时间内，总是在门内加锁，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毕后回到营房，关于工作内容的话，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过：星期天到外边去，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也不要照实回答。
　　 据卫生部陆世 《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日军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篠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证明该所作为大量培养蚤种场所，图上注明："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作战时二、三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2.47万瓦(24.7公斤)。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1600瓦(1.6公斤)。"此外，同一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该所老工人门子华、高文元说，篠田部队占据该所时，二层楼是不许任何中国人上去的。在上二层楼的楼梯顶端，安了两扇门，日常总是锁着。日本人上去时，也要脱了衣服，按电铃后，才许进去。每逢有大卡车开到所里时，卡车都是严密遮盖，而且开进大门后，日本兵就马上关起大门，并把中国人都堵在后院，连下班都不许出去。该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来时，也是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严密戒备。楼里平时温度很高，每年只7月份停烧暖气锅炉1个月。院子里有用洋灰灌围起的3块直径6米的圆草地。日本兵嘱咐中国工人不许靠近，说草地里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许多干血块碾成血粉，按着该部队残留下的研究图表的说明，血粉是养跳蚤的一种饲料。高文元曾负责喂几千只白鼠、灰鼠、仓鼠、兔子等物。他还到车站接过一批山东老鼠，到北京各区公所收集过大量的苍蝇。
　　 伊藤影明原在第二课，后来调入第三课，他证实："起初一个阶段，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到了1944年人员也增加了许多，不少下士官和军官(如军医大尉、中尉)从本部调转到该部，最终达到50名左右，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可见，第1855部队自1944年进入大量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的阶段。伊藤影明的这一证言发表在《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第2期上。
　　 (二)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分部
　　 如前所述日军为便于就近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细菌战分部(支部)和办事处及分遣队。据昭和19年(1944年)9月30日制成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记录了13个分部(支部)和办事处的负责人：
　　 天津办事处，军医大尉立石五郎。
　　 塘沽办事处，军医大尉黑川正治。
　　 石门(石家庄)办事处，军医少佐田山吉政。
　　 济南分部，军医大尉大玄洞。
　　 太原分部，军医少佐近藤吉雄。
　　 张家口分部，军医大尉川锅里吉管。
　　 青岛办事处，军医中尉铃木武夫。
　　 运城办事处，军医大尉松尾梅雄。
　　 郑州分部，军医少佐上村秀胜。
　　 开封办事处，军医大尉广濑一部。
　　 新乡办事处，军医中尉濑户丰。
　　 碓山分遣队，军医少尉田村节彦。
　　 太原分部(支部)和济南分部(支部)均建立于1938年，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部。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建立于1938年5月间，地址在太原市西羊市街12号，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合并。内部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部长，前期为军医少佐近藤，后期为军医少佐桥本。其他主要成员有：庶务室，科长卫生大尉福井，卫生少尉近藤安作；诊疗室，科长军医大尉笠，军医大尉野口龙雄、内田、波川；药剂中尉武居；卫生准尉宫川奎海。此外，有下士官16名左右，兵40余名，军属10余名。它虽然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但事实上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令。石井四郎曾于1942年8月至1944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分部的细菌战活动。据汤浅谦(1953年1月31日)笔供：太原防疫给水部属于北京防疫给水部并受其命令，但事实上曾经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示。在石井四郎来太原后，我听说曾接受石井的命令，实验过冻伤及研究霍乱。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班，在运城兵团作战时共同前进，担当防疫及给水任务。我直接参加1945年5月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运城防疫给水班前进到侠县南方北曲村，给各队给水。听说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1944年河南作战时，和第一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侠县等地。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支部)，地址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对外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1875部队"，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分部。它直属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统辖，又配属华北日军第二军作战，1938年11月第十一军接防后即配属该军作战。据竹内丰(1953年2月2日)笔供，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组织系统有：庶务班，负责支部之统辖、经营、联络等业务；卫生材料班，负责配备、供应各班所需器械、药品及消耗品等；计划班，负责根据军作战要求，制定支部计划等业务；卫生研究班，负责理化学实验以及当地卫生学方面和各项研究和有关毒气的业务；给水凿井班，负责野战及驻地之检水、饮用水灭菌、用水消毒及给水等业务，以及开凿野战用井及战斗部队给水业务；防疫班，负责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以及其他预防瘟疫等业务、生菌制造班，负责研究制造细菌战用的各种瘟疫生菌；经理班，负责筹集支部所需物资，并负责工资、给养等业务。
　　 济南市人民检查署于1954年5月24日呈报的调查报告，揭露了济南支部研制细菌武器和活人实验的罪行。
　　 该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据查悉计有：
　　 负责人有3个：第一任是柳田大佐，第二任是金子(金久保，1940年时)少佐，第三任是大森上尉(队长，至日本投降)。
　　


　　 组织机构及人数：
　　 1.庶务室：管理经济开支，主任是铃木中尉，该室有五六人。
　　 2.经理室：主任是吉村少尉，该室工作人员3名。
　　 3.准备室：主任日人，中尉级，姓名不详，该室有3人工作。
　　 4.理化研究室：主任渡边鼎中尉，工作人员3名。
　　 5.灭菌室：主任岩赖中尉。
　　 6.细菌试验室：主任是岩赖，内分三个作业室。第一作业室，培养大便、小便、痰，抽血检查一般细菌；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第三作业室，动物解剖，显微镜检查。该室工作人员八九人。
　　 7.防疫队：队长姓名不详，任务是给中国人注射防疫针，有时配合陆军医院及警备队赴外县工作，该部共有日人百名，中国人有二三十名。
　　 经查该部罪行：
　　 1.据阎铿文、张森及李鸿庆等人供称：日本北支那济南防疫给水部(即柳田部队)，先部队长是柳田少校，地址设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内设六七个作业室，专门研究细菌。伤寒(日文吉福斯)、霍乱(苛里拉)、赤痢(塞哥德)病菌及副伤寒血清、百日咳血清。并记得由北京来将校人员三次参观，说是北京防疫总部派来的，后在队长室坐不久即走了。后把药箱三五箱不定，移到汽车上运至车站送北京。但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
　　 2.在细菌第一作业室内设有显微镜、孵卵器两个、电气离心器两个、电器油灯架一个，是培养大小便、痰用的。第二作业室，组织切片机一套，动物实验器一套。第三作业室有孵卵器两个，显微镜两个。灭菌室有干燥灭菌器一个、菌锅一个、压气消毒器一个、镏锅一个。动物室饲养兔、鼠、荷兰猪、羊、牛等，是供解剖室抽血之用。
　　 3.民国30年(1914年)，日本人在济南由领事馆下令，所有日人一律打防疫针，吃水统由防疫给水部检查后由日本部队供给。然后不久，在济南市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发生过霍乱大流行。据说，日本人在泰安招来很多苦工，每天5角钱，吃得很好，每日打针，然后派到别处，其中有一个留在小屋内解剖了。同时，有一次，他们把纬八路一些妓女带去进行抽血化验。关于他们生产的细菌，以后都向外空运，大部运往东北。他们用人试验是在山东省立医院(陆军医院)。据张森讲，有一次用人试验过，当时天气很热，是在六七月间，将菌注射到身体内部后，进行解剖(具体情况不详)。据公安局了解，防疫给水部内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很少，工作很机密，不准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试验细菌，白天工作很少，夜间工作忙，每天晚上用小卧车往里拉人，都是从新华院日本特务机关要来的。
　　 (三)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细菌战班
　　 日军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为野战之需要，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细菌战班，其人数不等，少则十余人，多时达三四十人。驻山东第四十三军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1942年4月8日第五十九师团编成的同时，作为军事秘密而密令编成的。从1943年1月起扩张了防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年9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年4月13日，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令防疫给水班准备细菌战。设有：制备培养器室、培养细菌室、检索细菌室、小鼠室、检查水质室、整备培养器材料室等部门。按编制，设有班长1人(军医军官)，下士官2人，卫生兵8人，应有11人。但实际上，有班长1人，附军医军官1人，下士官2人，卫生兵25名到30名。其细菌战剂生产能力，在1942年12月至1944年4月，小鼠室有老鼠15只，培养细菌室一回可能培养300件细菌；在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培养细菌室孵卵器增为2个，每天可以培养500件细菌，最多一天可以培养800件细菌。
　　 1942年12月1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期间，一直在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任检查助手、书记等职务的下士官林茂美，1954年7月8日写下如下证言：
　　 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预防、防止师团内的传染病，且担任防疫给水，实质上，实行过师团内给水的事实完全没有，称谓师团的检便、检查，普遍地与培养生菌有关，是准备细菌战的特殊机关。当时师团曾下过命令，不让暴露防疫给水班名称，公开对外的叫"2350部队"冈田大队。
　　 根据林茂美笔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组织系统：
　　 在泰安(1942年12月1日至1944年4月)：
　　 班长 中尉冈田春树；附班长少尉大久保昇(军医部兼职)。
　　 事务 曹长下士官林茂美；军曹下士官小池。吉林美上等兵以下2名。
　　 药室 军曹下士官小池。冈田上等兵。
　　 检查水质 曹长林茂美；军曹小池。渡边兵长以下2名。
　　 细菌室 曹长林茂美。加藤兵长以下12名。
　　 培养室 曹长林茂美。冈村兵长以下8名。
　　 在济南市太马二路(1944年4月至1945年7月)：
　　 业务区分差不多和泰安防疫给水班一样。人员最少是20名，最高是25名，从事培养细菌的。1945年2月左右，编成特别警备队后，防疫给水班卫生兵复归到原队。1945年3月，叫济南中学校五年级学生(日本人)10名替代防疫给水班卫生兵服务。对他们教育1个月后，在防疫给水班雇用了3个月。
　　


　　三、披着"防疫给水"外衣的杀人魔鬼部队
　　
　　 华北北支(甲)第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在华北方面军军医部长统一指挥下，与陆军病院直接地配合行动，同时又在日本陆军大本营的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下，与第731、"荣"字第1644、"波"字第8604等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因而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战略支点。华北的广大乡村是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其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因此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别于东北和南方地区，其方法十分原始而又极其隐蔽，散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往往疫病传染猖獗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它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
　　 它在研制细菌武器时，采用活人实验和活体解剖。据保留下来的资料，初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
　　 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将实验利用的活人称作"猿"。据平川喜一1944年12月写的证词：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带来了三次共17人，直接带到第三课(静生所)。押运的有翻译广田(军属)和我(特别警戒)两人。带到第三课后，给俘虏注射细菌。解剖设在第二课进行。同年夏天，上述连续三次活人实验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麻袋里，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
　　 第1855部队济南分部利用活人培养细菌武器和活体解剖的罪行极为严重。据竹内丰1954年11月笔供说：1943年8月1日至31日，被派到济南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用了11名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制造了16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活菌，于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共连续三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军官用汽车运走。木村军医大尉为了作细菌感染力试验，将八路军俘虏做了活体解剖。据韩国人崔亨振于1989年7月21日在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一文揭露，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当中文翻译)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据韩国人崔亨振的记载：日军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的"军医们还对离部队8公里远的一个村子50多户200多名村民进行了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沾有霍乱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经过15天左右因霍乱死了20人后，就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的过程。据此来推算，仅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为研制细菌武器进行人体实验，就杀死了俘虏2800-3500名，这还不包括在附近农村进行细菌实验杀死的和平居民在内。
　　 中村三郎供认，1944年1月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三天即参与解剖抗日战俘8人，他先后参与和亲手解剖斩杀了抗日军人和居民46人。汤浅谦供认，于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山西省潞安日陆军病院期间，训练研究细菌战的卫生兵400余人，参与和亲手演习外科手术即活体解剖抗日战俘和居民19人，从传染病患者身上采取新菌(主要肠伤寒、A型副伤寒、B型副伤寒)进行培养保存，一方面送太原给水部作细菌战研究，另一方面供给潞安三十六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制造最强毒力菌。他在证词中说："非常多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手术，也许是几万人。当时只觉得在杀一条狗，那种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仅华北方面日军就有40-50万人，下面约有20所陆军医院。"
　　 种村文三1954年8月31日供认：为了实验细菌效力，1938年八九月至日本投降期间，在河南商邱县瓜地里及山西潞安城附近村庄的井内、水池内、厕所内、水缸内和脏土堆里，先后投入伤寒菌达12次之多。据群众控诉，因此传染杀害和平居民320余人。
　　 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据现有保留下来的资料记载，1938年至1944年间，进行细菌战70次左右，抗日军民染病死亡达数十万人。仅举15例：
　　 1.据《新华日报》1938年3月29日记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日军将施放毒菌屠杀陕北和晋冀鲁区域的民众，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抗议和制止。
　　 2.据《新华日报》1938年9月22日记载，日军不时遭游击队袭击，故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致疫病流行，势颇猖獗，8月份1个月，民众死亡已达四五万。
　　 3.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38年10月11日致电武汉办事处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称：日军在豫北道清路两侧地区滥施霍乱及疟疫病菌，内黄、博爱等县尤剧，每村均有百数十人传染。
　　 4.据孙 工编《沦陷区惨状记》记载，日军在濮阳城内向井中投放病菌，由井内淘得小瓷瓶甚多，经查明为伤寒菌。
　　 5.据佟愚恒的控诉，1940年日军占据大清河畔一个村庄，散布霍乱菌后自行撤离，致该村及大清河两岸村庄以至冀中十分区根据地流行霍乱。日军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利用水罐汲水将毒菌投放到井里。
　　 6.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1941年2月7日快邮代电，称：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出价1元，预定收买10万只，闻系用作繁殖鼠疫菌，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撒放。
　　 7.据《晋察冀日报》1941年4月6日记载，日军进扰冀西赞皇到竹里村一带时，曾放霍乱病菌于村郊，自年至今该村患病者达60余人，每日死亡均二三人以上，附近村庄之传染亦极严重。
　　 8.据国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2年3月中旬(第2号)疫情旬报，称：绥远、宁夏、陕西、山西四省发现鼠疫，自2月14日至3月2日，五原死亡205人，河西死亡82人，磴口第五乡死亡21人，陕西府谷县村民俞二安全家14口三日内死亡13口。
　　 9.据国民政府卫生署1942年6月13日(三一防字第9846号)快邮代电，称：去年12月底日军在河西澄口等地派细菌队40人散布鼠疫菌。本年1月26日至3月12日，鼠疫蔓延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22处，鼠疫发现区有五原、临河、包头、安北、伊盟、惠德成南岸、准格尔旗等61处。套内死亡287人，伊盟死亡已达100人以上。
　　 10.据菊地修一口供：1942年9月中旬到9月下旬之间，参加独立混成第3旅团于五台地区制造无人区，奉旅团之命，卫护第一军派遣来的细菌组人员，到五台县苏子坡散布细菌老鼠2只，居民12名患病，死亡者3名；卫护细菌组人员于五台县东长畛和麻子岗，各放出细菌鼠2只，患病居民60余名，死亡者30余名。
　　


　　 11.据河北省军区卫生部1950年2月23日整理的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1943年春季，日军在灵寿县上、下石门村、吕生庄、西岔头、万司言一带投放鼠疫菌，上、下石门村200多户，每天病死40-60人；万司言村70多户，每天有10-20人病死；当时第八区队一个团部、四个连有80人左右染病，死亡36人。
　　 12.据住冈义一笔供：1942年2月，独立第4混成旅团以破坏太谷、榆社、和顺、昔阳4县八路军根据地为目的进行扫荡，大队本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10人散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我的小队和中队一起占领山西榆社、和顺县境和龙门村、官池堂、阳乐庄等村，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杖、面板、桌子等食器，又向水缸、水井及附近河中投放伤寒、霍乱菌。
　　 13.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于1943年上半年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伪北平《新民报》报道，截止到10月底，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路倒死亡92人。长田友吉1954年10月30日供认：1943年8月上旬，根据西村防疫给水部本村军医大佐的命令，200名华北卫生部下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队员，及50名西村防疫给水部、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病理试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共250人，于北京市内对市民进行检索霍乱菌，强制检查了尸体750具，把重患者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屠杀了中国人民300名。
　　 14.据林茂美1954年7月28日证言：1943年9月到10月，在山东省鲁西地区霍乱作战(称谓"北支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作战的目的是散布霍乱菌，大量杀戮中国人民和为准备攻击苏联作日军抵抗试验。参战部队有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长第五十三旅团一部，独立步兵第41、42、43、44大队；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109、110、111大队；师团工兵；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师团防疫给水班，共3500余人。还有第十二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蒙疆坦克队、航空部队的一部分、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据矢崎贤三1954年笔供：在鲁西霍乱作战中，独立步兵44大队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的堤防决溃，并将霍乱菌撒在卫河里边，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第3中队长将南馆陶北方约距5公里远的堤防决溃。第2中队决溃了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同时，第5中队和机枪中队又用铁锹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破坏，掘成宽50公分、高50公分、长5米的决口。决堤后，由于泛滥洪水的冲撞，又将由决口150米长的一段堤防决溃。因此，滔滔的洪水就奔向解放区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在南馆陶附近150平方公里，从临清县尖冢镇附近到河北省威县、清河县一带225余平方公里，从临清县临清到武城县、故城县、德县、景县一带500余平方公里，总计875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从1943年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之间，杀害了227500名中国和平农民。据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日军在连续降雨河水大涨之时，于临清大石桥等处将运河掘口，又在鸡泽县将滏阳河掘口，并破坏漳河河堤，致使洪水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受灾县30多个，灾民40余万人。并自9月发现霍乱流行，10月上旬开始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在全区蔓延。巨鹿县霍乱病死者达3000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来村、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余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人；邱县梁儿庄300户死去400人，有20余户死绝；清河县黄金庄村死了200人。
　　 15.据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口供：1944年11月，命令第八十七旅团长吉武秀哉指挥步兵3个大队和12军配属的1个骑兵联队及1个防疫给水班，攻击林县及 县东方地区的八路军，步兵部队在撤出南部地区时，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庄里散布了霍乱菌，后来我曾接到军医部长长野武治关于"在林县有100名以上居民患霍乱病，死亡人数很多"的报告。
　　
　　四、惨痛的历史不能忘记
　　
　　 上述史实表明，日军驻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纯粹是一支披着"防疫给水"外衣而以细菌武器惨杀人类的魔鬼部队，它愈接近灭亡，就愈加疯狂。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发生转变，日本大本营开始策划大规模细菌战。鲁西霍乱作战和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就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准备大规模细菌战的预演。1944年底，日本已四面楚歌，为了挽救败局，急于动用细菌武器这张王牌，规定月产鼠疫跳蚤：关东军150公斤，华北20公斤，华中30公斤，华南10公斤，南方军60公斤，日本国内30公斤；并计划1945年发动一次最大规模的战略性细菌战。由于中国军队反攻，美国进攻日本本土，苏军闪击占领满洲，日本被迫投降，这一毁灭人类的罪恶计划才被制止。
　　 这支魔鬼部队深知违反国际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在日本投降时彻底毁灭罪证，大部分伪造身份潜逃回日本，只有小部分被俘。这些日军战俘分别在我国沈阳和太原受审，均供出了这支魔鬼部队细菌战的暴行，也供出了其毁灭罪证的事实。
　　 华北第1855细菌战部队本部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在证词中说："到8月15日，战事结束了。那天正午的无线电广播20分钟后，队长篠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夜，通宵达旦。在后园里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了，培养跳蚤的煤油筒1万个被卡车运走。战争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同年12月，队长篠田、军医大尉高冈满和军佐技师尾崎繁雄三人脱离了军籍，穿起西服，蓄起头发，扮成日侨，搭乘陆艇回到日本；前兵曹长时冈孝也转到了步兵部队，同年11月混入其他部队回国。
　　


　　 驻山东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曹长林茂美供认：1945年8月19日，奉师团长的命令，和军医部横田曹长将永久保存的文件师团卫生史、防疫给水班检查簿及培养细菌等有关文件全部烧毁。
　　 山西潞安日陆军病院军医大尉种村文三供认：1945年8月16日8时，在山西长治潞安站听了日本投降的报告，8月18日，我命令将医院内的各种书籍完全烧毁，并将医院设立以来的(1940年5月)历史行动证据烧去。主要有：医院历史1册，卫生录2册，命令录6册，北支那陆军医院编成规则1册，陆军将校实役停名簿3册，战时卫生勤务令2册。10月1日至10月2日，在太原按司街第三赤十医院，正准备回国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太原支部长桥本军医少佐以下86人被揭发为战犯。为了防止这一揭发，我命令将86名被揭发者侵华以来的行动事前记载及战时名簿改写成虚伪的，隐匿他们侵略以来的罪恶(共改写2日)。桥本在1946年4月和临汾陆军医院一同归国，其他人在1945年12月26日和潞安医院一同归国。
　　 1950年卫生部陆世 《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和夏绰琨《关于日军占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撤退情形见闻》，证实了第1855细菌战毁灭罪证的事实。陆文说："日本投降后，该部队把中国工人都赶了出去，秘密烧毁各项文件、器具，拆毁各项设备。在投降后的10天内，门子华被叫回去修理水泵，看见日本兵正把他们安装的圩楼绿色玻璃都打碎了埋到地下，换上普通玻璃。日本人走了以后，该所还发现了七八个一尺多高的大玻璃瓶，里面都满装着苍蝇一类的东西。该所在修理水管时，曾在地下挖出20多个破煤油筒和烧过的大麦和老鼠。"夏文说："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篠田队闻讯惊慌，大肆烧毁其机要文件，据四邻看见，焚烧有三天三夜，火烟未息。同年10月中旬，某奉命接收静生所，一进大门，便见庭院中间有一大坑，面积可有1亩，坑内尚有焚烧灰烬、破碎玻璃及破煤油筒等物。日共约10人，正在移土填埋此坑；待进楼中查视，则楼房上层各室皆空空如也，有日兵数名，正用喷雾器喷刷墙壁；中层各室，除图书室外，余亦多是空空；下层各室，多满积静生所原有物品。"
　　


　　 为隐瞒日军细菌战的历史，日军第731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和"波"字第8604部队的总头子石井四郎等人不仅下令毁灭罪证，更与美军直接交易。美国为了独占日本的细菌战经验，竟然对石井四郎等3000名细菌战犯"不作战犯罪追究"。美军细菌战专家到日本进行调查，写了报告书，也隐瞒日军细菌战的真相，宣称："日本绝对没有能够把细菌武器实用化"。这一肮脏交易，日军细菌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军细菌战历史被隐瞒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目前，由于多方正义人士的努力，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真相被揭露出来，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片面性了解。当年具体经办日、美交易的美军代表默里·桑德斯上校也回忆说："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
　　 隐瞒日军的细菌战，包藏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石井四郎多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目前，日本右翼猖獗，一再挑起教科书事件，小泉首相正式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细菌(生物)武器又在研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后患已见端倪。望世人提高警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责编 征敏)
　　 (题图为原731部队俯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