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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元一代，华戎之邦均为蒙元统治。这一“马上得天下”的少数游牧民族，在历经大一统初期实施的“废科举”“民分四等”等举措之后，渐察这些政策的贯彻并不利于自身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其时，吏治乏于整顿，整个社会漏弊横生。趋于此，为了缓和社会阶级及民族矛盾，自建朝以来久弃不用的科举取士制被重新得到重视与接纳，而兼管书画艺术的辅政机构——奎章阁的產生，其实质也是蒙元汉化政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对当时及后世的书画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奎章阁的产生及衍变进行考证与综合性论述，并就触及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蒙元时期的这一官方书画艺术机构有更深了解。
【关键词】：奎章阁；官方艺术机构；汉化政策；艺术鉴赏
追溯奎章阁的产生渊源，将涉及到元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关乎根本的一点，即蒙元汉化的进程。在整个元代社会背景下，蒙元汉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相关统治制度及政策的改变。从客观史实来看，科举取士制自隋产生以来就被寒门庶族奉为圭臬，但它在元代却经历了戊戌选试、延祐开科、至元废科、至正复科的曲折历程。这种现象的产生相较前代而言极其特殊、复杂，但又并非偶然：蒙元征服了中原地区，但在文化制度方面，因其自身受文明程度的局限，遂又出现被汉族文化征服的状况。蒙元汉化过程的持续极其漫长，这由蒙汉文化间的直接抵牾所致。而奎章阁这一当时的官方书画艺术机构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便恰恰处于这种蒙汉文化相对对立、蒙元汉化趋势又不可逆转的情形笼罩下。
天历二年（1329）二月，奎章阁初创于元大都兴圣殿，级别为正三品。后又下设隶属机构艺文监及群玉内司等。关于奎章阁的成立，于当时而言，堪称官方文艺界的重大盛宴。成立伊始，奎章阁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各二员，由要臣如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集贤学士赵世延、翰林直学士虞集、侍御史撒迪等兼职。其时，柯九思仅以典瑞院都事（秩从七品）一职事于朝廷。叙及此，奎章阁在其成立的背后，似乎就有着众多足以值得探讨的问题：时任翰林直学士的虞集及典瑞院都事的柯九思是此一机构的主要规划者，而在他们背后起着巨大支撑作用的当属元文宗及鲁国大长公主。事实是，虞集以其博学及深厚的侍奉经历，这足以使他具有参与奎章阁筹建的资历。然而柯九思官职仅一典瑞院都事，身份着实卑微，岂能担此大任？大长公主以其自身于书画的乐好，为奎章阁的成立营造了相适应的环境氛围。而文宗身为蒙元皇室，其立场足以使其自己排汉重蒙，但他又为何如此重视及支持奎章阁的设置与发展？奎章阁机构在其产生、衍变的过程中又潜伏着哪些实际的矛盾？如此云云，值得思考与探究。
据宗典《柯九思年谱》记载，泰定二年（1325），柯九思以善画竹而受知于怀王。此一史料极具研究价值：大德八年（1304），文宗出生。至大四年（1311），武宗驾崩，文宗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折点。当柯九思受知且时常出入于文宗潜邸，时值文宗以怀王身份居于南京。那么从文宗、柯九思此一特殊关系背景可知，文宗虽贵为蒙古皇族，但常年深居汉地，较前任几位皇帝而言，于汉文化耳濡目染，知之甚多；柯九思以其善画受知于怀王，与文宗亦师亦友，那么对文宗更进一步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之后文宗被拥为皇帝，继位大统后，柯九思对奎章阁这样一个考帝王之治、研究古今得失且兼管书画艺术的辅政机构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
由此，奎章阁经柯九思策划、虞集奏疏、文宗批允，其成立的条件似乎毕备。随后，天历二年（1329）三、四月间，虞集先后奉命作奎章阁铭、奎章阁记，以此正名。在此基础上，奎章阁机构成立且围绕其职正常运转。但是成立伊始，奎章阁又潜伏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是隐性的，且又具有不可调和性。到了至顺元年（1330），即奎章阁步入它的鼎盛期时，以柯九思荣迁奎章阁博士（正五品）为导火索，一片繁荣景况背后所隐藏的诸多问题最终相继爆发：
（至顺元年）正月廿六，虞集以「受创」不能入阁贺柯九思之荣上，致柯札乞代请假。
（至顺元年）二月奎章阁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虞集请辞。
（至顺元年）六月燕金鐵木儿嫉赵世延身兼三职（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
（至顺二年）八月御史台臣劾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枝，趋附权门，请罢黜之。」
（至顺三年）五月文宗将有上都避暑之行，柯九思乞补外。文宗慰抚之，谓已敕中书除外，中书竟格诏不行。
（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崩于上都，九思闻之，呜咽流涕，乃与陆友南归。
以上事件信息非常明确：柯九思荣迁，这对有师友之交的虞集而言，入阁恭贺应在情理之中，但史料却记载虞集以“受创”而不至。随后不到一月时间，又出现虞集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侍书学士撒迪一同请辞事件。先不论虞集等“集体请辞“是否真有退隐之心，单从虞集以七朝老臣之资，尚知利害，上奏隐退来看，这足以表明此时阁内利害关系已经凸显。而再从大学士赵世延受嫉、柯九思遭劾等史料进行分析，奎章阁已成为权利角逐及宫廷矛盾的焦点。在此情形下，只有这一机构的实际赞助人及庇佑者——文宗的极力调和，奎章阁才得以勉强维持它外表看似稳定的局面。所以，以至顺三年（1332）文宗驾崩为转折点，奎章阁实质上因失去了最强有力的后盾而渐渐走向衰落。
至顺三年（1332）始，奎章阁繁闹的书画雅集活动从此陷入了沉寂。阁中最重要的书画人物虞集于这一年谢病辞归临川老家，柯九思也流寓吴中。至顺三年以后，奎章阁机构虽看似并未发生大的改变，且维持了数年之久。至元六年（1340），朝中大臣议罢奎章阁及附属机构艺文监，当时担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及顺帝经筵官的康里巎巎对此力保，奎章阁由此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机构“存设如初”，职能勉强和以前一致。再到至正九年（1349），因“皇太子春秋日长，宜亲师就传以知学”，遂立端本堂，其职能已替代宣文阁，但此时的端本堂的编制、官位品级及影响力已远不及宣文阁，更无法与奎章阁相提并论。
从柯九思殊遇文宗、奎章阁成立及发展、虞集等集体请辞、柯九思荣迁及遭劾、文宗的驾崩和后来康里巎巎力举奎章阁等，这些成为我们探究奎章阁机构产生、衍变过程中一条最有力的线索。自古以来，政教设施大都因人而设，亦因人而废。奎章阁能得以产生，很大程度上赖于柯九思、虞集的策划与组建，更离不开文宗皇室的支持与庇佑，这一点极其关键，它足以证明艺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奎章阁后期，其机构职能虽因蒙汉文化的抵牾而日渐式微，但是汉族传统文艺却在奎章阁的推动下，在蒙元上层建筑中扎稳了它的思想根基。奎章阁机构的兴废历程，为后人探求元代官方书画活动情况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依据。
参考文献：
[1]谭国亮. 虞集的书法实践及奎章阁的书事活动[J].中国书法，2017（07）.
[2]万新华. 柯九思的书画艺术与鉴藏活动[J].中华书画家，2015（02）.
[3]崔树强 刘莹.康里子山与奎章阁及其在元代书史中的地位[J].中国书法，2017（07）.
[4]赵利光. 元顺帝奎章阁改宣文阁考辨[J].中国书法，2017（07）.
[5]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04.
[6]邱江宁.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
[7]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M].辅仁印制實业有限公司1981.01.
[8]黄惇.中国书法史 元明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04.
作者简介： 龙 军（1987～），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非遗理论；
刘光平（1978～），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非遗理论。
【关键词】：奎章阁；官方艺术机构；汉化政策；艺术鉴赏
追溯奎章阁的产生渊源，将涉及到元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关乎根本的一点，即蒙元汉化的进程。在整个元代社会背景下，蒙元汉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相关统治制度及政策的改变。从客观史实来看，科举取士制自隋产生以来就被寒门庶族奉为圭臬，但它在元代却经历了戊戌选试、延祐开科、至元废科、至正复科的曲折历程。这种现象的产生相较前代而言极其特殊、复杂，但又并非偶然：蒙元征服了中原地区，但在文化制度方面，因其自身受文明程度的局限，遂又出现被汉族文化征服的状况。蒙元汉化过程的持续极其漫长，这由蒙汉文化间的直接抵牾所致。而奎章阁这一当时的官方书画艺术机构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便恰恰处于这种蒙汉文化相对对立、蒙元汉化趋势又不可逆转的情形笼罩下。
天历二年（1329）二月，奎章阁初创于元大都兴圣殿，级别为正三品。后又下设隶属机构艺文监及群玉内司等。关于奎章阁的成立，于当时而言，堪称官方文艺界的重大盛宴。成立伊始，奎章阁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各二员，由要臣如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集贤学士赵世延、翰林直学士虞集、侍御史撒迪等兼职。其时，柯九思仅以典瑞院都事（秩从七品）一职事于朝廷。叙及此，奎章阁在其成立的背后，似乎就有着众多足以值得探讨的问题：时任翰林直学士的虞集及典瑞院都事的柯九思是此一机构的主要规划者，而在他们背后起着巨大支撑作用的当属元文宗及鲁国大长公主。事实是，虞集以其博学及深厚的侍奉经历，这足以使他具有参与奎章阁筹建的资历。然而柯九思官职仅一典瑞院都事，身份着实卑微，岂能担此大任？大长公主以其自身于书画的乐好，为奎章阁的成立营造了相适应的环境氛围。而文宗身为蒙元皇室，其立场足以使其自己排汉重蒙，但他又为何如此重视及支持奎章阁的设置与发展？奎章阁机构在其产生、衍变的过程中又潜伏着哪些实际的矛盾？如此云云，值得思考与探究。
据宗典《柯九思年谱》记载，泰定二年（1325），柯九思以善画竹而受知于怀王。此一史料极具研究价值：大德八年（1304），文宗出生。至大四年（1311），武宗驾崩，文宗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折点。当柯九思受知且时常出入于文宗潜邸，时值文宗以怀王身份居于南京。那么从文宗、柯九思此一特殊关系背景可知，文宗虽贵为蒙古皇族，但常年深居汉地，较前任几位皇帝而言，于汉文化耳濡目染，知之甚多；柯九思以其善画受知于怀王，与文宗亦师亦友，那么对文宗更进一步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之后文宗被拥为皇帝，继位大统后，柯九思对奎章阁这样一个考帝王之治、研究古今得失且兼管书画艺术的辅政机构的影响是极其明显的。
由此，奎章阁经柯九思策划、虞集奏疏、文宗批允，其成立的条件似乎毕备。随后，天历二年（1329）三、四月间，虞集先后奉命作奎章阁铭、奎章阁记，以此正名。在此基础上，奎章阁机构成立且围绕其职正常运转。但是成立伊始，奎章阁又潜伏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是隐性的，且又具有不可调和性。到了至顺元年（1330），即奎章阁步入它的鼎盛期时，以柯九思荣迁奎章阁博士（正五品）为导火索，一片繁荣景况背后所隐藏的诸多问题最终相继爆发：
（至顺元年）正月廿六，虞集以「受创」不能入阁贺柯九思之荣上，致柯札乞代请假。
（至顺元年）二月奎章阁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虞集请辞。
（至顺元年）六月燕金鐵木儿嫉赵世延身兼三职（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
（至顺二年）八月御史台臣劾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枝，趋附权门，请罢黜之。」
（至顺三年）五月文宗将有上都避暑之行，柯九思乞补外。文宗慰抚之，谓已敕中书除外，中书竟格诏不行。
（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崩于上都，九思闻之，呜咽流涕，乃与陆友南归。
以上事件信息非常明确：柯九思荣迁，这对有师友之交的虞集而言，入阁恭贺应在情理之中，但史料却记载虞集以“受创”而不至。随后不到一月时间，又出现虞集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侍书学士撒迪一同请辞事件。先不论虞集等“集体请辞“是否真有退隐之心，单从虞集以七朝老臣之资，尚知利害，上奏隐退来看，这足以表明此时阁内利害关系已经凸显。而再从大学士赵世延受嫉、柯九思遭劾等史料进行分析，奎章阁已成为权利角逐及宫廷矛盾的焦点。在此情形下，只有这一机构的实际赞助人及庇佑者——文宗的极力调和，奎章阁才得以勉强维持它外表看似稳定的局面。所以，以至顺三年（1332）文宗驾崩为转折点，奎章阁实质上因失去了最强有力的后盾而渐渐走向衰落。
至顺三年（1332）始，奎章阁繁闹的书画雅集活动从此陷入了沉寂。阁中最重要的书画人物虞集于这一年谢病辞归临川老家，柯九思也流寓吴中。至顺三年以后，奎章阁机构虽看似并未发生大的改变，且维持了数年之久。至元六年（1340），朝中大臣议罢奎章阁及附属机构艺文监，当时担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及顺帝经筵官的康里巎巎对此力保，奎章阁由此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机构“存设如初”，职能勉强和以前一致。再到至正九年（1349），因“皇太子春秋日长，宜亲师就传以知学”，遂立端本堂，其职能已替代宣文阁，但此时的端本堂的编制、官位品级及影响力已远不及宣文阁，更无法与奎章阁相提并论。
从柯九思殊遇文宗、奎章阁成立及发展、虞集等集体请辞、柯九思荣迁及遭劾、文宗的驾崩和后来康里巎巎力举奎章阁等，这些成为我们探究奎章阁机构产生、衍变过程中一条最有力的线索。自古以来，政教设施大都因人而设，亦因人而废。奎章阁能得以产生，很大程度上赖于柯九思、虞集的策划与组建，更离不开文宗皇室的支持与庇佑，这一点极其关键，它足以证明艺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奎章阁后期，其机构职能虽因蒙汉文化的抵牾而日渐式微，但是汉族传统文艺却在奎章阁的推动下，在蒙元上层建筑中扎稳了它的思想根基。奎章阁机构的兴废历程，为后人探求元代官方书画活动情况提供了大量实质性的依据。
参考文献：
[1]谭国亮. 虞集的书法实践及奎章阁的书事活动[J].中国书法，2017（07）.
[2]万新华. 柯九思的书画艺术与鉴藏活动[J].中华书画家，2015（02）.
[3]崔树强 刘莹.康里子山与奎章阁及其在元代书史中的地位[J].中国书法，2017（07）.
[4]赵利光. 元顺帝奎章阁改宣文阁考辨[J].中国书法，2017（07）.
[5]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M].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04.
[6]邱江宁.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
[7]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M].辅仁印制實业有限公司1981.01.
[8]黄惇.中国书法史 元明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04.
作者简介： 龙 军（1987～），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非遗理论；
刘光平（1978～），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非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