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关系而言，强智不仅需要懂得美国、懂得中国发展的兼具学识和见识的学者和专家，更需要中国国内凝聚人才的对美智库共同体的出现和相互合作。
　　
　　大国之间的交往，“智力导航”极为关键。智库作为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体，在中美交流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基辛格曾言，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之间的区别，是学者可以有相对充分的时间思考问题，而决策者则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做出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的相关研究，往往可以弥补政策制定的不足。但是，优秀的智库不能光做领袖的“外脑”，它们还应该是嵌入决策程序的“全能的影武者”，能够在政府需要时提供干练人才，能够在政府受到质疑时塑造共识，带动公众参与政策辩论，实现真正的民主与科学决策。要完成这些任务，智库本身的建设和战略规划能力的增强也非常重要。
　　在中美历史交往中，我们看到了“智力导航”的重要。兰德公司当初的一系列主张与中国交往的报告，最终影响了美国的舆论，开启了尼克松访华的大门。中美建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中国入世，还是时下G2概念与中美软实力的对比，都引起了双方智库热烈的讨论，思想界的交锋和交流一直影响着两国政治家的认知和彼此政策的出台。
　　在近年来的中美全面交流中，我们也看到了两国智库之间的不少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两国智库数量对比悬殊。据美国统计，中国智库只有70家，不及美国近1800家的零头，也落后于阿根廷、印度等新兴国家，被排在“十大智库国家”之外。有人可能认为美国人夸大其词，但笔者觉得大致可信。别的不说，比起美国从已逝去的费正清到现在三十出头便十分活跃的四代“中国通”而言，中国研究美国的人数相对较少，人员分散更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在影响力方面，双方差距更大。虽然有学者认为，双方参与国内决策方式“各有所长”，中国智库甚至可以避免美国那种时刻处于“知识紧张”的状态而享受研究过程，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中方智库对美国的影响力。有人曾感叹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仅仅花费了大约4亿美元，便在中国学术界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现在活跃在中国知识界的学术带头人，几乎无一例外都得到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即便不去多加考虑福特案例，美国智库在中国主办的学术会议不计其数是事实，而中国在美国主办的学术会议则不成规模也是事实。美方几个大型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都在中国设有常驻机构，触角之广，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中国“走出去”的“孔子学院”之类机构因侧重点不同，尚无法承担中国智库角色。
　　当今中美关系的全面交往和复杂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界人士提供了其施展智慧的舞台。“时势”可以造出许多“英雄”。前不久，“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的出现和其举办“全球智库峰会”的例子可以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反思。中国民间智库已踟躇前行，但方向何在?
　　强国须先强智。对中美关系而言，强智不仅需要懂得美国、懂得中国发展的兼具学识和见识的学者和专家，更需要中国国内凝聚人才的对美智库共同体的出现和相互合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和大的战略动作，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我国对美交往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凭借自己拥有的知识资源、人脉资源，不时剖析时政、指点迷津，为政府提供相关政策咨询。这方面最具突破性的进展便是已有知名学者受邀给我国政治局领导人授课，而国家有关对美外交部门如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建立了定期的会商机制，加强了与高级智囊人士、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咨询及委托研究活动。我们很多优秀学者都参与了撰写内参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注意影响对美舆论导向。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催生了一些明星学者，而前不久《环球时报》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学者意见“两极化”的追踪，也让我们听到了中国学界的不同声音。中国学人作为一个人文整体正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