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流行，危害严重。面对瘟疫，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效能互补，达到了良好的救疗效果，促进了湖州现代城市文明的初步发展，但社会力量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也逐步被国有化。
关键词：瘟疫救疗；湖州；民国；国家；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72-04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江南瘟疫史的研究成果显著，但对于江南重镇湖州地区瘟疫传播及救疗情况的研究尚付阙如。那么，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的瘟疫传播情况是怎样的呢？作为国家力量代表的湖州地方政府和直接体现民生诉求的地方社会团体在瘟疫肆虐时又各自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关系或日趋紧密的互动互补机制？笔者试图在梳理地方档案和史志材料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野着手，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和解答，以求推动民国江南瘟疫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一、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情况概述
民国时期湖州频繁而密集的疫情，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甚至成为其落后于周边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根据湖州市档案馆所藏疫病档案和《湖州市卫士志》等方志材料的记载，对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和形成原因予以具体分析。
（一）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
按照瘟疫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流行程度、疫情描述，可将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制成表一和表二，予以简要直观的分析和概括。
注：1912年民国成立，但民国年间湖州关于瘟疫的确切记载是从1918年开始的。
从表一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瘟疫总数与瘟疫频度：在1918—1948年的短短30年间，湖州发生瘟疫的年份就多大19年，平均瘟疫频度51.3%，这表明瘟疫成为民国时期湖州最重大的灾害之一。
2.瘟疫指数分析：第一，民国时期湖州的瘟疫爆发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如以10年为期分段，1918-1927年发生3次，1928-1937年则发生6次，而在1938-1948年期间却发生了10起，瘟疫发生次数逐年增加，且增长迅速。第二，1928-1932年、1938-1948年这两个时间段是湖州瘟疫爆发的高峰。
表二：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流行情况
注：表中的“流行程度”系根据传染病学中的“散发、暴发、流行和大流行”的疫病分类办法划分。
从表二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1.瘟疫的爆发城镇重于乡村。民国时期的湖州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不仅存在着人类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且存在着致病的环境差异。湖州乡村人口密度低，流动人口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集聚程度不高，相对而言，瘟疫较少，规模不大。城镇则正好相反,是瘟疫的多发地带。
2.瘟疫分布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契合。瘟疫流行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民国时期，湖州的瘟疫爆发多集中于吴兴、南浔、安吉、菱湖等市镇，而这些市镇正是当时湖州人口最多,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城镇。
3.自然疫源地多为瘟疫多发地区。作为对湖州危害最深远的瘟疫，霍乱多经水传播。湖州吴兴、安吉、南浔等地水网密布,在这些地区长期多频度的爆发瘟疫显然与其水源丰富的自然疫源地密切相关。
4.自然灾害多发地往往是瘟疫多发区。瘟疫的爆发往往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爆发多在春秋两季，这一时段也正是湖州水灾的多发时节。据《南浔镇志》记载：“湖州1941年8月，日全食，举首可见，室中晦暗燃灯烛，八月涝。”[1]189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的瘟疫爆发是频繁而严重的。仅据表一和表二的不完全統计，该地在民国年间就发生霍乱8次，脑膜炎5次，流脑4次，天花4次，疟疾、伤寒和麻疹各1次。这说明当时湖州的瘟疫爆发和传播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形成原因
瘟疫的爆发和流行不仅与自然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人文因素密不可分。结合表二分析，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瘟疫的频繁爆发和流行至少与以下几点因素密切关联。
1.湖州地理环境有利于病菌、寄生虫的发育及传染媒介昆虫的滋生。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城，亚热带季风盛行，年平均气温16.0℃。温暖湿润的气候为病菌微生物的繁殖、生长与传播提供了环境。
2.民国时期湖州市镇的卫生状况助长了病菌、寄生虫的繁殖、传播。民国年间，湖州地区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当时，南浔群众中流行这样的话：“露天茅坑遍地有，垃圾成山满地堆，蚊子苍蝇碰鼻子，贫病交迫苦难挨。”[1]214这深刻反应了民国南浔镇落后的卫生面貌。
3.民国时期湖州身处战乱中心，动荡的社会利于瘟疫的爆发和传播。从1912年至1949年，湖州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等几次大的战乱。战争带来的影响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政府的频繁更替不利于政令的施行；战时药物短缺不利于瘟疫的治疗；人口流动频繁阻碍了瘟疫爆发后的控制；战时环境的恶化更易于病菌的滋长。
4.人民卫生知识的缺乏和简陋的医疗条件使瘟疫的防治遇到困难。民国期间，知识分子虽然已有了一定医学卫生知识，但大部分民众仍迷信鬼神，一旦遇到瘟疫爆发便不知所措。解放前，南浔镇流行的传染病主要有血吸虫病、伤寒、霍乱、天花、疟疾、流脑等。当时仅有种牛痘及霍乱预防注射这几种预防方式[2]274。
二、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下的瘟疫救疗
就一地而言，一次严重瘟疫的爆发流行往往会引起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团体的共同关切和防治。探讨他们各自不同的对策，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湖州地方政府对瘟疫的应对
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湖州地方政府对卫生防疫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政策、法规、宣传、预防和诊疗等方面都起了引导和主力军的作用。在救疗方法上有传统的因素像种痘（人痘法）、注重环境卫生和避疫等，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方法：消毒、隔离、注射、报告、生死统计等，体现出湖州近代社会变动是中国传统医疗文化和西方近代医疗文明双重冲击的结果。
1.制度建设是实施救疗的重要保障。湖州政府在此阶段对防疫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县府会如何对待瘟疫呢？从一份题为《本县已发现传染病应如何广为防治案》的议案①内容中可以得知。该议案的内容是：“（一）普遍预防注射。（二）卫生宣传。（三）调查登记疫情。（四）调查登记疫情报导应如何案？决议：由警局、各学校、住户，如有传染病发现时，立即报告当地卫生机关，以便防救。（五）清洁检查应如何规划案？决议：分住户、商店、机关、公共场所四种进行。（六）如疫病蔓延时交通应如何受制案？决议：必要时拟采取适当办理执行之。（七）环境卫生应如何实施案？决议：关于公私厕所由警局登记调查，如认为有碍卫生者取缔之，垃圾处理由警局通饬保甲长切实□□□，清洁由警局晓示居民，勿得任意倾倒什物。（八）防疫经费应如何筹措案？决议：拟邀请本城各票友会串，举行义演三天，将取得额余金额拨充之。（九）关于义演未开始前是项经费应如何筹垫案？决议：在义演未开始前，临时向县府于人民捐献项下暂行拨垫，俟义演完毕筹得后，即行缴还之。”遍预防注射、卫生宣传、调查登记疫情、交通管制、整饬环境卫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是防治传染病发生和蔓延最为重要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急性传染病一旦被发现，卫生机构会很快将其扑灭。
2.设立卫生院是指导防疫的有效方式。民国时期，霍乱、流行性脑膜炎和疟疾在湖州经常性的暴发或流行，防治瘟疫成为政府公共卫生的重点。湖州吴兴的医事行政、保健和防疫等事项由吴兴县卫生院负责。这一时期该县在白雀乡瑶阶坝村已有卫生分所一处。在其他市镇，德清最早的医院为民国4年（1915）创办的模范医局。之后，武、德两县先后创办卫生院。政府对这些时疫医院也投入大量资金以保证防疫工作的落实。民国29年（1940），孝丰县长刘能超发起筹募建县卫生院舍基金，民国33年，浙闽分署拨给孝丰县修建费法币1983.4万元。民国36年，安吉县政府拨出建卫生院款40多万元[3]528。
3.注射疫苗是推进防疫工作的有力措施。1948年4月6日，吴兴县警察局乌青镇警察所代所长王承天向该县警察局局长呈报一份报告，请求县府派医生进行普遍的预防注射，以防止瘟疫的蔓延，内称：“查乌青两镇近日竟发现流行性脑炎，已殇六七岁之小孩二名（由西医师王松年证明），若不急施防治，其蔓延之祸将不堪设想。为防止危险计，恳请钧长迅予转请县卫生机关派医生莅临乌青普施防疫注射，以免流传而保民命。①”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虽然采取这些措施，但传染病仍时常发生。“解放前，练市镇城乡居民，患血吸虫病很多，由于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4]363
4.环境治理是杜绝传染病原的有利途径。民国初年，湖州各县在警察局内设卫生警察，管理环境卫生等事项，雇佣清道夫定期打扫街道，收集居民垃圾。卫生警察对于在河流中洗刷粪桶十分重视，如1947年吴兴县警察审讯了挑粪夫陈阿根，警察问陈阿根：“你是不是用了粪用粪桶挑水的？”陈阿根回答：“是的。”另一挑粪夫王阿二也受到审讯，警察问：“你今天粪桶在什么地方洗的？”王阿二回答说：“在河里洗的。”②政府对清洁街道也相当重视。1945年10月9日，吴兴县警察局张贴了一份强调城区清洁卫生的公告，内称：“为布告事，查清洁街道，攸关卫生，在本所未分派清道夫以前，务宜由各店各户先就门前临街扫除垃圾，以归一致，注重卫生。除派警督促外，合至布告，仰民众一体遵照，急□实行。倘敢故违，一经查觉，立予严惩不贷，其各□遵，毋违此布。”③
总之，湖州地方政府在当时对于传染病的预防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和政策，成为救疗行为的中坚力量。在各种纷繁的救疗活动中，其积极的政策无疑起到了强有力的引导示范和法律保障作用。
（二）地方社会力量的救疗举措
晚清以来，在瘟疫流行之年，湖州士绅等社会力量在呼吁官府进行救疗的同时，亦展开各种形式的救疗活动，如设立善堂，举办义诊，延聘医生，施诊给药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府力量的不足。
1.湖州各界积极防治瘟疫。在安吉县、孝丰县历史上，私营药店曾在防病治病中做出贡献，据《孝丰县志》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脑膜炎流行，中西医皆束手无策，中医师金文济潜心研制，用中药治之，无不立愈，营救数百人，用中药治愈脑膜炎自文济始”。湖州民间士绅尤其是医疗界、商界还常以结社的方式集合众人力量回馈社会。
2.教会医院发挥积极作用。湖州福音医院曾多次积极参与地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力促地方公共卫生事业之进步。1930年冬，湖州脑膜炎大行，福音医院受县长委托协助防治，派医师奔赴各个乡村，开设临时诊疗所。同年，该院始与湖郡三余社开设学生体格检验所，为学生做体格检查、种痘。1933年3月，湖州和长兴监狱斑疹伤寒流行，死亡累累，福音医院派医护人员前往防治，不久即扑灭，未传入社会。湖州福音医院还积极送医下乡，1935年7月，福音医院在织里三官殿开办织里卫生所，同时也在菱湖租赁民房开办菱湖卫生所[5]15,61。
卫生医疗机构和医疗情况对于公共卫生关系重大，湖州市自1945年出现具有卫生防疫功能的近代医院以来做了很多有利地方的工作。兹将1945-1949年吴兴县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义举列成表三。
表三： 1945-1949年吴兴县医疗卫生机构和设施
资料来源：湖州市卫生志。
(三)地方社会力量的国家化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一方面因政府初建，内忧外患，另一方面，因从封建国家走出来，故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力量成为湖州卫生防疫工作的主力军。福音，惠黎、视同、济民、大同等民办医院纷纷建立，在防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的防疫工作中，社会力量无疑是强势的一方。
随着国民政府对国家权力的掌握，社会力量开始不断萎缩，国有化进程加快，开始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1931年7月长兴设第一家民办公助的西医院——长兴医院，以此為标志政府在长兴地区的卫生救疗事业中逐渐成为领导力量。1940年，长兴县建成医务所调配该县卫生防疫工作。随着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对湖州地区的政治统治走向稳固，1946年长兴县成立防疫委员会专门管理该地防疫工作。官方不仅直接插手其管理和运营,而且把力量参透到民间组织充任领导人，1931年春由县长就曾担任过吴兴国医鉴定会的会长一职。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防疫卫生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略作总结:在民国初期防疫工作中,以地方绅士和民间医疗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救疗力量确实更为活跃。但是，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参透，这种活跃开始减弱。抗战胜利后，社会力量国有化加速，各地卫生院纷纷建立，民间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快速的同化。
三、瘟疫侵袭下湖州社会的自我革新
回顾历史，瘟疫的流行往往伴随较大的社会生活变动，进而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唯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推得文化的前进，历史上所给我们的例子也不少，13世纪鼠疫的流行发明海港检疫的制度，麻疯的流行设立了隔离医院。”[6]77近代湖州瘟疫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促进了医疗技术的革新、防疫政策和防疫措施的近代化。
（一）瘟疫促使公共卫生事业进步
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始设卫生科，标志着卫生已纳入官方职能。1912-1937年间，政府对于时疫的应对，分为“救疫”和“防疫”两种办法。1946年7月增设防疫委员。这种机构设置也决定了当时防疫的总方向。一方面，采取调查、隔离、消毒、检疫等措施；另一方面，注重环境卫生和宣传教育。在“救疫”方面，虽然一直没有设立永久性医院，但政府除了和各医院协调收容病人外，还筹设和资助时疫医院和防疫医院。城市公共卫生有了很大发展，从1912到1949年，湖州卫生事业，已达到较高程度。
（二）瘟疫促使医疗技术的提高
民国初期，湖州医疗技术并不发达。安吉县开业中医80人，文化程度大多较低，西医仅11人（医师4人、医士3人、护士和助产士个2人）。长兴县只能土法种痘预防天花。面对瘟疫肆虐然医疗不足的境遇，湖州社会发挥了其自我恢复功能。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卫生院在湖州各县相继建立。政府为进一步提高卫生院的医疗技术防治瘟疫，加大了对卫生院的资金投入。如，民国31年，安吉县政府拨给卫生院设备费2000元，民国33年浙闽分署拨给小凤仙卫生院设备费1936元。随着治疗技术的提高，湖州各地防疫工作进步显著。1946年长兴县卫生院门诊天花患者5人，死亡1人，接种牛痘4278人，次年续种260人。
（三）瘟疫促使卫生意识的增强
1945年11月13日，吴兴县召开公共卫生座谈会，落实城市卫生工作的措施：处理垃圾、整理厕所、卫生宣传和其他内容等。①然而，在执行过程中阻力重重。随着卫生知识的普及，人民对居住环境开始有新的要求并主动介入环境卫生治理。1947年2月22日（农历一九四七年二月初二），爱山镇第十保居民向县警察局请求取缔停泊在苕梁桥南堍的粪船暨垃圾船，理由是：“窃查该南堍河埠为附近居民洗食冲衢，数达千余。值此天痘流行之疫，关于饮料尤须清洁，查该项有碍卫生之船只，历来有案指定停泊僻处……免碍民饮料之患，攸关公共卫生……”②虽然，天花流行与饮水卫生并无关系。但无论爱山镇居民出于何种目，都说明他们已懂得这些船只有碍公共卫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面对瘟疫频发的严峻挑战，湖州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使瘟疫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湖州的公共卫生领域逐步向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演进。也正是在这一演进中，国家干预机制和社会自发力量在湖州地区的瘟疫救疗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互补的状况：政府在制定法律，舆论宣传及市政建设方面起重要的引导作用。社会力量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医疗组织，举办义诊弥补政府救疗的不足。同时，社会力量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也逐步带有了明显的国家化色彩。
参考文献：
[1]南浔退休工人协会.南浔镇志[Z].湖州：1986年铅印本：189.
[2]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3]安吉县志[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练市镇志[M].江苏：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63
[5]湖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湖州市卫生志[M].香港: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93：61.
[6]卫生教育周刊医政周刊选辑[Z].上海：中国卫生教育出版社，1935.
关键词：瘟疫救疗；湖州；民国；国家；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72-04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江南瘟疫史的研究成果显著，但对于江南重镇湖州地区瘟疫传播及救疗情况的研究尚付阙如。那么，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的瘟疫传播情况是怎样的呢？作为国家力量代表的湖州地方政府和直接体现民生诉求的地方社会团体在瘟疫肆虐时又各自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合作关系或日趋紧密的互动互补机制？笔者试图在梳理地方档案和史志材料的基础上，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野着手，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和解答，以求推动民国江南瘟疫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一、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情况概述
民国时期湖州频繁而密集的疫情，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甚至成为其落后于周边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根据湖州市档案馆所藏疫病档案和《湖州市卫士志》等方志材料的记载，对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和形成原因予以具体分析。
（一）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
按照瘟疫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流行程度、疫情描述，可将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时空分布情况制成表一和表二，予以简要直观的分析和概括。
注：1912年民国成立，但民国年间湖州关于瘟疫的确切记载是从1918年开始的。
从表一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瘟疫总数与瘟疫频度：在1918—1948年的短短30年间，湖州发生瘟疫的年份就多大19年，平均瘟疫频度51.3%，这表明瘟疫成为民国时期湖州最重大的灾害之一。
2.瘟疫指数分析：第一，民国时期湖州的瘟疫爆发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如以10年为期分段，1918-1927年发生3次，1928-1937年则发生6次，而在1938-1948年期间却发生了10起，瘟疫发生次数逐年增加，且增长迅速。第二，1928-1932年、1938-1948年这两个时间段是湖州瘟疫爆发的高峰。
表二：民国时期湖州瘟疫流行情况
注：表中的“流行程度”系根据传染病学中的“散发、暴发、流行和大流行”的疫病分类办法划分。
从表二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1.瘟疫的爆发城镇重于乡村。民国时期的湖州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之间不仅存在着人类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且存在着致病的环境差异。湖州乡村人口密度低，流动人口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集聚程度不高，相对而言，瘟疫较少，规模不大。城镇则正好相反,是瘟疫的多发地带。
2.瘟疫分布重心与人口分布重心契合。瘟疫流行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民国时期，湖州的瘟疫爆发多集中于吴兴、南浔、安吉、菱湖等市镇，而这些市镇正是当时湖州人口最多,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城镇。
3.自然疫源地多为瘟疫多发地区。作为对湖州危害最深远的瘟疫，霍乱多经水传播。湖州吴兴、安吉、南浔等地水网密布,在这些地区长期多频度的爆发瘟疫显然与其水源丰富的自然疫源地密切相关。
4.自然灾害多发地往往是瘟疫多发区。瘟疫的爆发往往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爆发多在春秋两季，这一时段也正是湖州水灾的多发时节。据《南浔镇志》记载：“湖州1941年8月，日全食，举首可见，室中晦暗燃灯烛，八月涝。”[1]189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的瘟疫爆发是频繁而严重的。仅据表一和表二的不完全統计，该地在民国年间就发生霍乱8次，脑膜炎5次，流脑4次，天花4次，疟疾、伤寒和麻疹各1次。这说明当时湖州的瘟疫爆发和传播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民国时期湖州瘟疫的形成原因
瘟疫的爆发和流行不仅与自然因素息息相关，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人文因素密不可分。结合表二分析，民国时期，湖州地区瘟疫的频繁爆发和流行至少与以下几点因素密切关联。
1.湖州地理环境有利于病菌、寄生虫的发育及传染媒介昆虫的滋生。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城，亚热带季风盛行，年平均气温16.0℃。温暖湿润的气候为病菌微生物的繁殖、生长与传播提供了环境。
2.民国时期湖州市镇的卫生状况助长了病菌、寄生虫的繁殖、传播。民国年间，湖州地区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当时，南浔群众中流行这样的话：“露天茅坑遍地有，垃圾成山满地堆，蚊子苍蝇碰鼻子，贫病交迫苦难挨。”[1]214这深刻反应了民国南浔镇落后的卫生面貌。
3.民国时期湖州身处战乱中心，动荡的社会利于瘟疫的爆发和传播。从1912年至1949年，湖州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等几次大的战乱。战争带来的影响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政府的频繁更替不利于政令的施行；战时药物短缺不利于瘟疫的治疗；人口流动频繁阻碍了瘟疫爆发后的控制；战时环境的恶化更易于病菌的滋长。
4.人民卫生知识的缺乏和简陋的医疗条件使瘟疫的防治遇到困难。民国期间，知识分子虽然已有了一定医学卫生知识，但大部分民众仍迷信鬼神，一旦遇到瘟疫爆发便不知所措。解放前，南浔镇流行的传染病主要有血吸虫病、伤寒、霍乱、天花、疟疾、流脑等。当时仅有种牛痘及霍乱预防注射这几种预防方式[2]274。
二、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下的瘟疫救疗
就一地而言，一次严重瘟疫的爆发流行往往会引起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团体的共同关切和防治。探讨他们各自不同的对策，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湖州地方政府对瘟疫的应对
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湖州地方政府对卫生防疫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政策、法规、宣传、预防和诊疗等方面都起了引导和主力军的作用。在救疗方法上有传统的因素像种痘（人痘法）、注重环境卫生和避疫等，也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方法：消毒、隔离、注射、报告、生死统计等，体现出湖州近代社会变动是中国传统医疗文化和西方近代医疗文明双重冲击的结果。
1.制度建设是实施救疗的重要保障。湖州政府在此阶段对防疫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县府会如何对待瘟疫呢？从一份题为《本县已发现传染病应如何广为防治案》的议案①内容中可以得知。该议案的内容是：“（一）普遍预防注射。（二）卫生宣传。（三）调查登记疫情。（四）调查登记疫情报导应如何案？决议：由警局、各学校、住户，如有传染病发现时，立即报告当地卫生机关，以便防救。（五）清洁检查应如何规划案？决议：分住户、商店、机关、公共场所四种进行。（六）如疫病蔓延时交通应如何受制案？决议：必要时拟采取适当办理执行之。（七）环境卫生应如何实施案？决议：关于公私厕所由警局登记调查，如认为有碍卫生者取缔之，垃圾处理由警局通饬保甲长切实□□□，清洁由警局晓示居民，勿得任意倾倒什物。（八）防疫经费应如何筹措案？决议：拟邀请本城各票友会串，举行义演三天，将取得额余金额拨充之。（九）关于义演未开始前是项经费应如何筹垫案？决议：在义演未开始前，临时向县府于人民捐献项下暂行拨垫，俟义演完毕筹得后，即行缴还之。”遍预防注射、卫生宣传、调查登记疫情、交通管制、整饬环境卫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是防治传染病发生和蔓延最为重要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急性传染病一旦被发现，卫生机构会很快将其扑灭。
2.设立卫生院是指导防疫的有效方式。民国时期，霍乱、流行性脑膜炎和疟疾在湖州经常性的暴发或流行，防治瘟疫成为政府公共卫生的重点。湖州吴兴的医事行政、保健和防疫等事项由吴兴县卫生院负责。这一时期该县在白雀乡瑶阶坝村已有卫生分所一处。在其他市镇，德清最早的医院为民国4年（1915）创办的模范医局。之后，武、德两县先后创办卫生院。政府对这些时疫医院也投入大量资金以保证防疫工作的落实。民国29年（1940），孝丰县长刘能超发起筹募建县卫生院舍基金，民国33年，浙闽分署拨给孝丰县修建费法币1983.4万元。民国36年，安吉县政府拨出建卫生院款40多万元[3]528。
3.注射疫苗是推进防疫工作的有力措施。1948年4月6日，吴兴县警察局乌青镇警察所代所长王承天向该县警察局局长呈报一份报告，请求县府派医生进行普遍的预防注射，以防止瘟疫的蔓延，内称：“查乌青两镇近日竟发现流行性脑炎，已殇六七岁之小孩二名（由西医师王松年证明），若不急施防治，其蔓延之祸将不堪设想。为防止危险计，恳请钧长迅予转请县卫生机关派医生莅临乌青普施防疫注射，以免流传而保民命。①”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虽然采取这些措施，但传染病仍时常发生。“解放前，练市镇城乡居民，患血吸虫病很多，由于缺医少药，死亡率很高。”[4]363
4.环境治理是杜绝传染病原的有利途径。民国初年，湖州各县在警察局内设卫生警察，管理环境卫生等事项，雇佣清道夫定期打扫街道，收集居民垃圾。卫生警察对于在河流中洗刷粪桶十分重视，如1947年吴兴县警察审讯了挑粪夫陈阿根，警察问陈阿根：“你是不是用了粪用粪桶挑水的？”陈阿根回答：“是的。”另一挑粪夫王阿二也受到审讯，警察问：“你今天粪桶在什么地方洗的？”王阿二回答说：“在河里洗的。”②政府对清洁街道也相当重视。1945年10月9日，吴兴县警察局张贴了一份强调城区清洁卫生的公告，内称：“为布告事，查清洁街道，攸关卫生，在本所未分派清道夫以前，务宜由各店各户先就门前临街扫除垃圾，以归一致，注重卫生。除派警督促外，合至布告，仰民众一体遵照，急□实行。倘敢故违，一经查觉，立予严惩不贷，其各□遵，毋违此布。”③
总之，湖州地方政府在当时对于传染病的预防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和政策，成为救疗行为的中坚力量。在各种纷繁的救疗活动中，其积极的政策无疑起到了强有力的引导示范和法律保障作用。
（二）地方社会力量的救疗举措
晚清以来，在瘟疫流行之年，湖州士绅等社会力量在呼吁官府进行救疗的同时，亦展开各种形式的救疗活动，如设立善堂，举办义诊，延聘医生，施诊给药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府力量的不足。
1.湖州各界积极防治瘟疫。在安吉县、孝丰县历史上，私营药店曾在防病治病中做出贡献，据《孝丰县志》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脑膜炎流行，中西医皆束手无策，中医师金文济潜心研制，用中药治之，无不立愈，营救数百人，用中药治愈脑膜炎自文济始”。湖州民间士绅尤其是医疗界、商界还常以结社的方式集合众人力量回馈社会。
2.教会医院发挥积极作用。湖州福音医院曾多次积极参与地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力促地方公共卫生事业之进步。1930年冬，湖州脑膜炎大行，福音医院受县长委托协助防治，派医师奔赴各个乡村，开设临时诊疗所。同年，该院始与湖郡三余社开设学生体格检验所，为学生做体格检查、种痘。1933年3月，湖州和长兴监狱斑疹伤寒流行，死亡累累，福音医院派医护人员前往防治，不久即扑灭，未传入社会。湖州福音医院还积极送医下乡，1935年7月，福音医院在织里三官殿开办织里卫生所，同时也在菱湖租赁民房开办菱湖卫生所[5]15,61。
卫生医疗机构和医疗情况对于公共卫生关系重大，湖州市自1945年出现具有卫生防疫功能的近代医院以来做了很多有利地方的工作。兹将1945-1949年吴兴县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义举列成表三。
表三： 1945-1949年吴兴县医疗卫生机构和设施
资料来源：湖州市卫生志。
(三)地方社会力量的国家化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一方面因政府初建，内忧外患，另一方面，因从封建国家走出来，故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力量成为湖州卫生防疫工作的主力军。福音，惠黎、视同、济民、大同等民办医院纷纷建立，在防疫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的防疫工作中，社会力量无疑是强势的一方。
随着国民政府对国家权力的掌握，社会力量开始不断萎缩，国有化进程加快，开始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1931年7月长兴设第一家民办公助的西医院——长兴医院，以此為标志政府在长兴地区的卫生救疗事业中逐渐成为领导力量。1940年，长兴县建成医务所调配该县卫生防疫工作。随着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对湖州地区的政治统治走向稳固，1946年长兴县成立防疫委员会专门管理该地防疫工作。官方不仅直接插手其管理和运营,而且把力量参透到民间组织充任领导人，1931年春由县长就曾担任过吴兴国医鉴定会的会长一职。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防疫卫生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略作总结:在民国初期防疫工作中,以地方绅士和民间医疗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救疗力量确实更为活跃。但是，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参透，这种活跃开始减弱。抗战胜利后，社会力量国有化加速，各地卫生院纷纷建立，民间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快速的同化。
三、瘟疫侵袭下湖州社会的自我革新
回顾历史，瘟疫的流行往往伴随较大的社会生活变动，进而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唯有实际的需要才能推得文化的前进，历史上所给我们的例子也不少，13世纪鼠疫的流行发明海港检疫的制度，麻疯的流行设立了隔离医院。”[6]77近代湖州瘟疫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促进了医疗技术的革新、防疫政策和防疫措施的近代化。
（一）瘟疫促使公共卫生事业进步
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始设卫生科，标志着卫生已纳入官方职能。1912-1937年间，政府对于时疫的应对，分为“救疫”和“防疫”两种办法。1946年7月增设防疫委员。这种机构设置也决定了当时防疫的总方向。一方面，采取调查、隔离、消毒、检疫等措施；另一方面，注重环境卫生和宣传教育。在“救疫”方面，虽然一直没有设立永久性医院，但政府除了和各医院协调收容病人外，还筹设和资助时疫医院和防疫医院。城市公共卫生有了很大发展，从1912到1949年，湖州卫生事业，已达到较高程度。
（二）瘟疫促使医疗技术的提高
民国初期，湖州医疗技术并不发达。安吉县开业中医80人，文化程度大多较低，西医仅11人（医师4人、医士3人、护士和助产士个2人）。长兴县只能土法种痘预防天花。面对瘟疫肆虐然医疗不足的境遇，湖州社会发挥了其自我恢复功能。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卫生院在湖州各县相继建立。政府为进一步提高卫生院的医疗技术防治瘟疫，加大了对卫生院的资金投入。如，民国31年，安吉县政府拨给卫生院设备费2000元，民国33年浙闽分署拨给小凤仙卫生院设备费1936元。随着治疗技术的提高，湖州各地防疫工作进步显著。1946年长兴县卫生院门诊天花患者5人，死亡1人，接种牛痘4278人，次年续种260人。
（三）瘟疫促使卫生意识的增强
1945年11月13日，吴兴县召开公共卫生座谈会，落实城市卫生工作的措施：处理垃圾、整理厕所、卫生宣传和其他内容等。①然而，在执行过程中阻力重重。随着卫生知识的普及，人民对居住环境开始有新的要求并主动介入环境卫生治理。1947年2月22日（农历一九四七年二月初二），爱山镇第十保居民向县警察局请求取缔停泊在苕梁桥南堍的粪船暨垃圾船，理由是：“窃查该南堍河埠为附近居民洗食冲衢，数达千余。值此天痘流行之疫，关于饮料尤须清洁，查该项有碍卫生之船只，历来有案指定停泊僻处……免碍民饮料之患，攸关公共卫生……”②虽然，天花流行与饮水卫生并无关系。但无论爱山镇居民出于何种目，都说明他们已懂得这些船只有碍公共卫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面对瘟疫频发的严峻挑战，湖州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使瘟疫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湖州的公共卫生领域逐步向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演进。也正是在这一演进中，国家干预机制和社会自发力量在湖州地区的瘟疫救疗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互补的状况：政府在制定法律，舆论宣传及市政建设方面起重要的引导作用。社会力量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医疗组织，举办义诊弥补政府救疗的不足。同时，社会力量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也逐步带有了明显的国家化色彩。
参考文献：
[1]南浔退休工人协会.南浔镇志[Z].湖州：1986年铅印本：189.
[2]南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浔镇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3]安吉县志[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练市镇志[M].江苏：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63
[5]湖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湖州市卫生志[M].香港:香港大时代出版社，1993：61.
[6]卫生教育周刊医政周刊选辑[Z].上海：中国卫生教育出版社，1935.